古城会这出戏中，张飞定要杀关羽，从结义弟兄这一点上不能饶他。如果无这点特殊关系，也许张飞不至于那样怒不可遏、不共戴天。

    当时，背叛或者投降，并不是很了不起的事。最著名的例子，便是吕布。他一杀义父丁原，再杀也是他拜为义父的董卓，张飞与他对阵时，骂他是三姓家奴，算是责备得厉害的了。

    再譬如刘备，投吕布时，对付过曹操；奔曹操后，回过头来共除吕布；在曹操旗下效力时，讨伐袁术；依托袁绍时，又与曹操为敌。不到十年期间，变幻莫测，这一切似乎和叛降了无关系，只不过被看作权术罢了。至于曹操属下的文臣武将，很多都是从对立阵营被曹操招降纳叛来的。如张辽原事吕布，如徐晃是杨奉部下，如张郃为袁绍旧臣，如庞德乃马超袍泽，如文聘曾事刘表……至于贾诩到曹操手下，已三易其主；至于许攸，则是官渡战役中背袁投曹，并献计立功的。这些人，谁也没有觉得他们的行为有什么荒谬的地方。

    关羽降后，在许都，曹操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地礼遇优渥，有收买笼络之心不计在内，其余将领对关羽也是敬服的。只有一个例外，那是蔡阳，后来被关羽祭了刀。种种迹象表明，放下武器投降，或者背叛原先的主子，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

    在西方人的观念中，生命价值是高于一切的，如果确实再战斗下去只有死亡一途。缴枪投降，按日内瓦公约，作为战俘要求敌方以人道主义待之，是极其正常的。按照关羽被围土山的情况，他这样做是无可非议的。但中国人讲究气节，讲究到偏执的程度。若从这个角度来看，关羽哪怕有一丝动摇，都属于叛卖背主行为。应该杀身成仁，马革裹尸，誓死抵抗，同归于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凡曾在白区工作过的，都被打成叛徒，便是这种极端偏执的结果。那当然是荒唐的，可一时间却成了十分正经的革命行动。

    所以《三国演义》对关羽降曹这一节操问题，颇费周章。因为写小说的时候，中国已经到了被礼教束缚得快要窒息的地步。连妇女都“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地被钉在贞节牌坊上了，何况反臣贼子、叛兵降将乎？于是把东汉建安年间不是太当回事的事，弄得严重化了。可下笔时踌躇了，若是痛批狠揭，声讨问罪，必有损关羽的正面人物形象。若是只字不提，也难说得过去。于是想出了一个降汉不降曹的似乎义正词严的借口。这当然是自欺欺人，汉即操，操即汉也。

    为什么后来的中国人就格外地不能宽容呢？礼教窒息得人无一点思想自由，而不能自由思想的人，必失去大度，便趋向极端。于是，人与人的践踏厮杀都是置之死地而后快。引狼入室，为虎作伥，不择手段，疯狂报复，汉奸便成了中华民族的特产。

    越是这样口诛笔伐，甚至史书上辟贰臣传，绑在耻辱柱上以儆效尤，现实生活中的汉奸呈越来越多之势。偏执过了头，实际倒是在客观上起到增加汉奸总数量的作用；而汉奸多了，也希望更多的人都是汉奸。这样互为因果，便是中国人的无穷无尽受摧残折磨的痛苦之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