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的口头语，挺有耐人寻味之处。

    譬如说一个人傻，后面要加一个语缀，叫“帽”，而且还得是儿化韵，是一种无敌意的调侃，一种轻度的嘲嘘。写在书面上，就是“傻帽儿”。我看好多文章里，也是这样的写法。但我对此进行过颇为“傻帽”似的考证，认为这个“帽”，其实应该是“冒”才对。“冒”是动词，就是冒傻气的意思。把它颠倒过来，就成了动名词的“傻冒”了。

    我不是北京土著，此说是否正确，尚祈有识之士指教。

    傻冒，是人人都免不了的。“大智若愚”，极聪明的人也难例外，何况我们平头百姓呢？最近上演的美国影片《阿甘正传》，就是美国傻冒。因此，北京人说谁傻冒，并不意味着这个被说的人，是个白痴，是个呆子，是个地道的傻子，智商真的成了问题。不过是某个正常人，在办某一件事时，犯了某种程度的糊涂。这个糊涂，其实是带引号的。也就是该说的而在某种情况下不该说，偏偏从他嘴里说出来了；该做的而在某种状态下不该做，偏偏在他手下做出来了，这就叫冒傻气。一言而蔽之，是那种不识时务，不知深浅，不懂好歹，不够聪明的产物。尽管成了聪明人的话柄，但不等于是什么了不得的错误。

    有一次，一位作家向我谈起她的一次傻冒经历，让我好笑了一顿。她是个急公好义的人，也是个性格直率的人，而且还是两句好话一架，便找不到东南西北的人。我有时管她叫女堂·吉诃德，因为，凡具有这种西班牙骑士风格的人，最容易办出傻冒的事情来。

    她的两个朋友，都是编辑，而且是挺不错的编辑。我们姑且称之为甲和乙吧，甲女来向这位作家诉苦，说乙女也太不像话了，具体的缘由，我也记不得了。可能是乙女处境艰难时，甲女给过从精神到物质的无私和大力的支援。后来，乙女的日子好过了，反过来说甲女当时那样做，纯系居心不良，是寒碜她，是出她的洋相，是用大度和慷慨来表示自己的优越、幸福、美满等等。甲女气坏了，我认识的这位作家，听说以后也气坏了。这简直岂有此理，她那堂·吉诃德的性子上来了，放下笔，跑去编辑部，找到这位乙女，拍案痛斥了一番。

    故事还没有完，我的这位作家朋友接着告诉我，过了不久，在一次文学集会上，她看到甲女和乙女又亲昵地坐在了一起，咬着耳朵讲话，显得亲密无间，情同姐妹。可她走过去的时候，那位乙女，不但不理会她，还丢给她一张刚从冰箱里拿出来、没有解冻的脸。

    “这就是仗义执言的结果了！谁让我干这傻冒事情呢？”她摇头叹息再三。

    听她讲这故事的，还有一位文学同行，也是个蛮可爱、蛮老实、蛮不会掉枪花的人，一个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的人。这种比较不灵活，认死理的老学究，也是容易做出傻冒事，说出傻冒话来的人。他说有一次参加某人的作品讨论会，就有过刚才那位女作家的类似经历。

    他说：凡恭逢这样的盛事，大家心里有数，与会者吃了，喝了，还拿了，就应本着灶王爷上天的精神，尽量锦上添花，制造一些已经轰动不起来的轰动效应。明白人都知道，这时候该说什么和不该说什么，而且还懂得，无论你说什么和不说什么，都不会改变已成的事实和既定的局面。旧时，过年写门上贴的对联，有一副很有名的对子，曰：“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所谓“洞明”，所谓“练达”，其实就是不冒傻气，不说傻话，不办傻事。

    这位先生讲得头头是道，照理，他不该冒傻气才对。可是主人和主持人，也就是开作品讨论会的那位作家，和一位主持会议的文学界前辈，甚是担心，若全是清一色的溢美之词，一边倒的连篇好话，显得有点假。主人就把他拉到一旁，对他说：“老兄，有褒有贬，才叫讨论，你无论如何要讲一些不足之处才是，拜托了！”

    他见那张脸上，是充满了诚心诚意的，便在说了九个指头的成绩以后，不客气地讲出了一个指头的不足。说到这里，他总结了：“我也不是谦虚，我讲的这些，虽说不上真知灼见，但对于那位作家的今后创作，总是不无裨益的吧？”

    “结果怎么样呢？”我们很关切地问。

    这位同行一脸苦笑：“从此，那位作家，见我如同路人，像从来不曾认识过一样。而且，再也没人约我参加作品讨论会了。”好像此言不谬，京城如今开这类会，都不大邀请作家，而是评论家和记者和副刊编辑们的场面了。

    接下来，这两位转过头来问我：“你年纪一把，想必会有城府一些，要老到一些的了？”

    我连忙说：“二位过奖了！”其实，年龄不是决定的因素，可能会因为钉子碰多了，要聪明些，少犯傻。但绝不犯傻，是难保证的。说来惭愧，尽管时常给自己敲警钟，但人是感情动物，对任何事，任何人，都做到心如古井，而永远无动于衷，是很难的。

    几年前，也是一位编辑，因为和出版社的矛盾，受到排挤，连刊物都岌岌乎危哉。于是我们大家为之呐喊，为之呼吁，总算境遇得到改善。后来，从差点无立锥之地的窘状，发展到小有规模的格局，我们当然也为之高兴。这样，来往也就多了些，交情也就深了些。

    有一次，我碰到一位作家，向我表示了对这位编辑的愤怒，说他改动了他的一篇小说，达七十几处，并且说，如不同意他的改动，就不给选登，把他给气坏了。于是，我也觉得这位编辑太过分了。第一，这小说既然在别的刊物发表过了，已成定论，何必大改；第二，如果真有不足之处，求其更加完善，也应由作家自己改动为佳，不能如此越俎代庖；第三，这种改法，是老师改学生作文似的居高临下的霸道，是谁都难以接受的。可能，我在电话里要讨还一点公正的语气，说得重了些，此后，这家刊物，这位编辑，便和我彻底“拜拜”了。

    我说：“这就是我的一次不必要犯傻的后果，我也不怪人，谁让我多管闲事呢？”

    “以后，他们之间呢？”

    “应该还有来往吧！我想——”

    鲁迅先生有篇《聪明人，奴才和傻子》的名作，就把那个忍不住要打抱不平的人，叫做傻子，只有傻子，才办傻事。一个路过的聪明人，听了住在潮湿阴暗屋里的人，陈述他的痛苦处境之后，表示了慰问，并一洒同情之泪走了。但这位傻乎乎的先生，一定要用实际行动，为诉苦的这个人改善境遇。从墙上给他捅一个窟窿，好使他有阳光，有新鲜空气。结果，为人解除厄难的傻冒，反而倒了霉，生活就这样惩罚乱冒傻气的人。

    这个寓言，我从小读过，虽然我不赞成那个聪明人的滑头、世故、假惺惺的，口惠而实不至的嘴上功夫，可也不想做那种堂·吉诃德式的人物。活了大半辈子以来，也不少冒傻，谈不上悟，但觉得人类要是全都聪明得只顾自己的话，这世界也够可怕的。

    因为，有时候，真正的声音，倒可能从那些不考虑自己利害得失的傻人嘴里听到。所以，冒一点傻，吃一点亏，也许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