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都生活的那段日子，董竹君除了管理家务之外，还得经常陪伴丈夫到亲朋好友家去应酬。他们所谓的应酬，无非就是打牌吃饭，并无其他意义可言。这些事情，对于董竹君来说就是坐食山空，浪费时间。
董竹君通晓应酬之法，却无应酬之心。那些同行的太太们给她取了一个名字叫“夏心慌”，因为她总是掐准时间去，吃了饭就回，来去匆匆，根本就不愿与她们抽烟打牌，这些行为在她们看来就是“心慌慌”的表现。
她们那些茶余饭后的事情，不过是讲究穿着、时髦和八卦之类的，这些事情董竹君都不感兴趣。当你对他人评头论足的时候，或许别人也正在背后对你说三道四，这世上根本没有不透风的墙，也没有遮得住的秘密。
董竹君不想每日在乌烟瘴气中待着，总有一日这个家庭会不成样子，即使这个社会暂时是这般，她也要接受新思想，学会独立，并依靠自己的力量做一些改变。
于是，她想到了创业！创业谈何容易，正如夏之时反对董竹君那般，她一个女人家怎么老是想着做男人做的事情。可董竹君认为，首先她是一个独立的人，她本该依靠自己的努力为自己的独立做一些事情，若是成功了将会带动更多的女人一同独立起来，这是她的愿望！
何为“女权”？一个女子的独立权利当从女子职业这些问题谈起，只有一个女子能够在经济上独立，她才有可能获得平等的权利，不再是家庭的附属品。思前想后，董竹君决定为女子和贫穷下层人家做一些实事，即创办女子织袜厂和黄包车公司。
她想要创业，可创业资金在丈夫夏之时手中，想从夏之时手中拿到创业的钱可不是容易的事情。想当初她为女儿的学业费用跟夏之时已经有诸多的不合，加之他赌钱和吸鸦片等需要钱，他又怎会把钱用在那些实业上呢？
董竹君创办实业的初衷是让女子也有赚钱的本事，减轻家庭负担，提高在家中的地位，一改四川闭塞的陋习风气。再者，她创办黄包车公司，着实不忍看见那些面包车夫像她父亲曾经在上海拉黄包车那般艰辛，还得担忧一家生计，不外乎是车租太高，赚钱太难。
当然董竹君不可能把初衷告诉夏之时，若是他真心想创办实业造福百姓，当初就不会把锦江公学关闭。至此，她唯有告诉夏之时，她创办实业的原因是想增加家庭的收入，况且这种小作坊即使是失败了也不会亏多少，同时，当时丝袜在四川这种地方还是少见，物以稀为贵，肯定能赚大钱。至于出租黄包车，亦是有利可图，毕竟当时市场上出租黄包车的租金太高，若是他们把租金定合理，肯定也能赚钱。
只要能赚钱，夏家收入增加，夏之时脸上也是增光，玩得更是尽兴，此时，他不再反对他的妻子在外面像一个男人那般艰苦拼搏创业。而董竹君则认为，吃这些苦都是乐的，这不单单是自己的经济独立，更是诸多女性的经济独立，她终是为女权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实事！
1924年，董竹君迅速着手创办女子织袜厂和黄包车公司。织袜厂门市部设在东胜街，起名为“福祥女子织袜厂”，聘请师傅教那些前来工作的贫苦女子织袜。
自董竹君开始创办实业，她就有借口拒绝一切无意义的应酬，专心把心思放在创业上面。她叮嘱那些女工，要努力认真地工作，唯有赚到钱，才能拥有更多的自由，即使不为自由，也能为一家温饱做一些事。
织布机的声音日夜不息，极其有规律，董竹君的孩子在她教导之下，个个爱好学习，每日清晨读书声不断，两声相映成趣，尽显朝气。可是，夏之时除了给董竹君提供资金之外，从不插手创业的事情，所有的艰辛由董竹君一人承担，他则和一群所谓的知己好友在屋内打牌吸大烟。
1926年，董竹君决定用开办女子织袜厂赚的资金在桂花巷租房子创办“飞鹰黄包车公司”。当她创办这个公司时，她的双亲自告奋勇愿协助她经营，毕竟她的父亲拉了大半辈子的黄包车还是相当有经验的。
董竹君看着双亲起早晚睡，为公司做事尽心尽力，一方面心疼她的双亲，另一方面她又充满动力，告诉自己必须要成功。
董竹君的经商之道以做实业必须保证员工的福利为标准，员工有了动力，生意自然会好起来。例如她开的黄包车公司，首先教导车夫先要保重自己的身体，并以承担车夫负伤的医药费用。除此之外，她还给予员工良好的保障，免除他们的后顾之忧，车夫若是付不起车租可以分期付款，车的修理费和制服费都由公司出。
在开办实业那段期间，董竹君每日除了专心处理公司业务之外，还要尽心管理家务，侍候丈夫和孩子起居，几乎成了女强人。如此繁忙，她会不累吗？可是即使再累她都愿意，因为她看着公司和家庭充满朝气，就感到十分欣慰。
值得研究的是董竹君对孩子的新式教育，纵使夏之时日日约朋友到家里面打牌抽烟，但她从来不让孩子去靠近烟盘和麻雀牌。这些陋习她没有，更不能让孩子染上！
董竹君爱清洁的习惯打小就养成，小时候她家里虽然穷，家具也没几件，可是她的母亲每日都把地板擦得干干净净的，再者就是她在日本生活的那些年，早就养成了爱好整洁干净的好习惯。回国之后，她以身示范，把这些爱好清洁卫生的习惯传出来，夏家的人都愿意接受她拟定的家庭规章，过上有条有理、充满朝气的生活。
在董竹君艰苦创业期间，夏之时除了日夜打牌、抽大烟之外，还企图东山再起，于是天天与一些同样是政治失意的政客商讨大事。在夏之时刚刚失去兵权时，董竹君是希望她的丈夫能沉着积累力量，他日东山再起。可在夏之时第一次创办锦江公学时，董竹君看到了比东山再起更有意义的事情，如今她不希望她的丈夫整日幻想着再握兵权。
若是如今的夏之时再登政坛，则有可能多了一个争权夺利、危害国家、剥夺百姓的军阀。再则，那些所谓会帮助夏之时重回政坛的政客，实际上不过是想借夏之时的力量为自己谋取高位罢了。正所谓天时地利人和都不具备，他想重回政坛是痴人说梦。
董竹君认为，现在夏之时能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创办实业，为社会的发展做一些贡献。若是他决心创办实业，那些政客定会敬他是辛亥革命的元老而资助他，毕竟他创办实业，并不会与那些政客产生利益冲突。创办实业，惠及社会，何乐而不为？然而，夏之时并不是这般想，纵使董竹君如何劝说也是无用。
夏之时看着董竹君一次次与他作对，在他眼里就是在挑战他作为一个丈夫的权威。她年纪轻轻，懂得什么，他可是从刀山枪头一路走过来的，他深知社会在变，可是他放不下他的门第观念，舍不得他的官僚架子。
董竹君一心一意脚踏实地创办实业，而夏之时盼望东山再起的时机亦到了！
早在1925年，孙中山先生不幸逝世，国民党右派势力以蒋介石为首勾结帝国主义，破坏孙中山先生主张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1926年，段祺瑞勾结帝国主义酿造“三一八”惨案。次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实行“清党”政策，造成“四一二”大屠杀。
董竹君在偏远的成都眼看着1927年发生的反革命政变，这场政变残酷屠杀共产党人，致使北伐大革命失败，第一次国共合作也就此结束！
国事混乱，社会动荡，董竹君想到了国家，想到了人民，也想到了家人的前途。她迷茫，这日子到底该如何过？
1928年，夏之时认为国家局势如此，正是自己东山再起的机会，于是他决定当年春天去江南一带了解南京政府以及其他军政界的情况，以图再返军界。董竹君十分支持夏之时离开四川前往江南，即使不支持他东山再起，她也想夏之时离开这个闭塞且封建气息浓重的地方，去江南接受新思潮的影响，至少还能让他不再如此意志消沉。
夏之时在去上海之前，先从成都回到合江。回合江的时候，他带着身有婚约的大侄女去上海。大侄女去上海实则为逃婚，夏家刚开始是很满意这件门当户对的婚事，后来因王家败落，夏家竟想悔婚。离婚期仅十日的时候，夏家推脱大侄女患病需去上海医治。夏家欺贫爱富到这一点，着实让董竹君心寒。
1928年秋，夏之时去上海已半年，董竹君独自在夏家创办实业，照看一家大小。生性耿直的她，一腔古道热血在心头，遇见不平的事情，定会尽力去主持公道，这并不是因为她是在世观音，恰恰相反，她只是世间的一介平凡女子，想做一些不平凡的世俗道义事情罢了。
那年秋天，她救了女子高中国语教师文老太太的遗腹子文兴哲。文兴哲方年十八，在中学闹学潮被军警抓去要枪毙。在这场“二一六”惨案中，不少师生成为枪头鬼，当时文兴哲能脱离枪头，并非念他年纪小，而是军警想利用他招出更多人。
董竹君非常同情这批爱国青年，遂把文兴哲一家收留在夏家，并利用自己的势力帮助他们度过劫难。
当时的社会军阀林立，各自称霸一方。文兴哲在夏家住的那段日子，经常与董竹君谈论共产主义。这慷慨激昂的言论，在董竹君心中，更加坚定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个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