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前的恋爱观：“不能把日后的幸福寄托在婚姻上，绝不能。”过去我错了，总想着今后找个好对象，过一辈子幸福生活。错了，大错特错了。今后的幸福，必须寄托在自己的本领上，这才是关键的。“婚姻真的幸福，当然好了；如果不幸呢？束手无策、愁苦一辈子吗？当然不能。我有了本领，如果能写东西，那我一辈子也不会苦恼了，我将永远幸福，永远有伴儿。”回头读这样的日记，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恋爱问题并没有、也不可能成为我大学时代的主要内容，但是，它不可抗拒地来到了我的生活中，使我烦恼、不安。“最近心神不宁，与此事有很大的关系。我觉得近年来，我的思想、我的行为都不太对头，我在迅速地走着下坡路。”“别的女同学不是也挺好的吗？她们也有感情，有的也到了这个年纪，为什么她们都能够学习，惟独我不行？何况我还是个党员呢？”“大概是属于多血质吧，想象力太丰富了，老是东拉西扯地想各种事。”回想那段时间，我简直不知该如何是好，一会儿这么想，一会儿又那么想，思来想去，也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办？比如在一则日记中记道：“到了一定的年龄，谈恋爱再也不会感到可耻了，我今年26岁，在这个问题上不必着急也不能太大意，做个有心人，生活需要有心人。”“有个志同道合的伴侣，对自己的事业会有很大帮助的。”两天以后的日记我又如此写道：“要安心！”“尽管年龄一天天地大了，但在校期间必须安心，学习机会是难得的，决不能为了生活中的事而耽误了学习，那是不应该的。”也许是老师和我谈过一次话或者几次话，他们希望我树立正确的恋爱观，其实，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正确的恋爱观，我十分茫然。“什么叫正确的恋爱观，我实在不懂。生活中有许多事情，我不懂，也不会处理。”后来，我恋爱了，那一年我27岁，是第一次，恋爱的对象后来成了我的丈夫。情感萌动的时候，我是这样记录的：“是的，我至今尚不知道什么叫做爱情？我为什么要爱上别人？如果我喜欢一个人，却不能常见面，甚至几乎见不到面，但是，我却很想见他，也不知道他有无此心，也许没有。在这种情况下，我该怎么办呢？采取主动吗？写信吗？但好像因为我是女的，这样不行呀！可是，不主动也许会失去机会的。我真为难，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没有勇气写信，却又找不到好的机会，即使偶尔见面，也形同路人，最多点点头，打个招呼。”过了几天：“离放假越来越近了，那事儿毫无进展，一个多星期没有见面了，我也不知道这究竟是不是爱情，如果是，我应该主动表示，这没有什么可耻的。爱情中并不一定非男方先主动，女方也应该有主动权，有主动的勇气。”“但是，我很矛盾，其一我不知道这种爱情是否正常；其二，我不了解他有没有对象，所以，我进退维谷。其实，关键还是怕羞，怕他讲出去。如果我勇敢点，不怕后果，我完全可以采取主动。”又一天：“信写完3天了，还没有勇气邮出去，可怕的问题实在太多了，主要是怕信落到别人手里，张扬开去。考虑得也实在太多了，怕信被别人拆了；又怕他们系的人太随便，可以看私；还怕信寄不到他手里。怕这怕那，怕个没完。既怕，就不敢去打听消息，似乎只有听天由命了。但这不是我的性格，我应该争取。‘幸福不是毛毛雨，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我应该为自己争取幸福，争得人生的机会和真谛。”“因此，鼓足勇气把信寄出去，明天或者后天。”“胆小如鼠，战战兢兢，今天不敢寄，挨到明天；明天不敢寄，挨到后天；后天又不敢寄，又不知拖了几天，我终于鼓足勇气走进了学校的收发室，我问收发室的老师：‘体育系77级是几号信箱？’”“收发室的老师认识我，她看了我一眼，我心慌意乱，差一点儿逃走。老师平静地说：‘是2号信箱。’”“我终于没有逃走，颤抖着手将信投进了2号信箱。不是因为激动，而是因为害怕，但不管怎么说，我迈出了人生新的一步。”那时，我们俩都算是学校的好学生，我们的认识开始于一次全国性的高校篮球比赛。作为三好学生的徐阳生，是篮球队长，他被指定为要在比赛期间的某一次大会上发言，介绍自己的先进事迹。他写了一份稿子，校宣传部和团委的老师对我说：“你帮他做一下文字上的修改。”我来到校团委，徐阳生坐在对面，中间是老师，徐阳生说了一些他的情况，我记录下来，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校宣传部和团委的老师，等于是我们的红娘。至今，我们仍然保留着当年以及后来分居时的许多信件。其中，第一封我是这样写的：阳生同学：您好！接到这封信您也许会感到奇怪。自上次修改发言稿和您接触后，总也抹不去您在我心上留下的印象，如今这个印象越来越深。我一直想和您谈谈，但我们接触的机会太少了，而且每次总是匆匆而过，甚至不常见面。现在要放寒假了，更没有这样的机会了。所以，我想请您春节后能提前一二天来校报到，也许我们可以抽空谈谈，或者您上我们家来玩儿。我家就住在苏州（红旗西路），家里人不多，父母都是干部，哥哥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如您愿意，我会很高兴的。如果您愿意来，最好寒假里来一封信，让我有个准备。来信可寄：吴县县委办公室范万钧转我收。如果您没有空儿来，我也相信您不会将此事张扬出去的。祝好！范小青1981年1月24日作为学生干部，我们恐怕从来都没有做过违反校规的事情，但是，到了要谈恋爱的时候，却顾不得校规校纪了，不做好学生也罢了，当然也不敢明目张胆的，始终是“地下工作者”。徐阳生给我写的信，信封上的落款总是千变万化的，“本市缄”是最多的。也有冒充小天写“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范寄”，有时候写错了，写成“北京大学中文系”。还有“南京大学中文系”、“无锡市委组织部”、“江阴县委宣传部”、“市文联”、“南京《青春》编辑部”、“苏州市教育局”等等。并且每次几乎都变换字体，表示出这些寄给我的信，不是出自同一个人之手。但这也一样引起了同学们的猜疑，他们想，怎么会有这么多人给我来信呢？我给他的信也用如此的花招，但是，我不会变换字迹，所以，只能请我的父亲和母亲替我写信封。我也曾经请一个最要好的惟一知道我秘密的女同学方惠珍帮我写过信封。方惠珍毕业后分回无锡县，两年后，我去参加她的婚礼，后来，我们的联系就越来越少了。不知道她现在还记不记得我。今天回想起来，父母亲的爱和同学的友情，是多么温馨感人哪！等到终于熬到可以将这一段感情公开的时候，那就是毕业分配了，结果被分在两地，隔江相望，这是否带有一点受惩罚的意思。我们是1982年1月毕业的，2月参加工作。徐阳生回盐城，在盐城中学当老师。2月20日，我的父母亲给他写了一封信：阳生：接读来信，知道你走上工作岗位之后，一切顺利，甚慰。但由于工作比较繁重，望注意劳逸结合，工作中要防止受伤（注：他是做体育老师），这样我们才能放心。小青工作很忙、很繁重，由于她自行车的车技还不熟，目前，仍是挤公共汽车上下班，很辛苦。我手术后恢复很慢，因此，至今仍未能起床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心里焦急得很，估计天暖起来，我会慢慢好的，望放心。小青的爸爸工作很忙，又要照顾我，也很疲劳。知道你爸爸妈妈都有病，望他们自己保重，不要过累，尤其是你妈妈的病，我们这儿也有人生过这种病，他们有一种药，随身带着，以便发作时随时服用。因此，希望你妈妈在去医院检查时，问明有无这种药，可以随身携带，以防万一。你在家里要尽力照顾他们，减少爸爸妈妈的负担。你的来信，使我们得到安慰，刚走上社会，望一切小心。关于工作调动的事，再隔一段时间，我们想办法，估计问题不大的，望放心。关于婚姻大事，希望你能与父母商量，四五月份有空来苏再议。小青很想念你们全家，让我代她致意你们。向爸爸妈妈问安！祝：进步！冯石麟匆草于病床1982年2月20日阳生：看到你集中精力、安心工作我们很高兴。刚刚走上工作岗位，你就能严格要求自己，这是很重要的第一步。但也要注意适当休息、劳逸结合，不要过分疲劳。有机会望你到苏州来玩儿。向你的爸爸妈妈问好！范万钧附笔1982年2月20日下午过了26年，重读这封信，心被拨动了，往事和往日的情感奔涌出来，我的眼睛湿润了。于是，似乎真有了“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的感觉。正是热恋时候，一江水哪里能够冲得淡那份浓得不能再浓的情，一道天堑哪里能阻挡得了爱的冲击力。在情书飞来飞去的两年后，我们终于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因为分居两地，结婚便多些麻烦，先是徐阳生从苏北赶来苏州，将苏州的新房布置一番。也难得两个人一起上街购买些生活用品，因为双方都才工作两年，积蓄不多，经济不宽裕，便更多了一份挑挑拣拣的乐趣和烦恼；家具是早就预订好的，主要是买一些配件，如台灯啦什么的。印象最深的，当时已经开始流行落地台灯，但因物以稀为贵，苦于囊中羞涩，不敢问津。徐阳生在家托人自做了一台落地台灯，在商店，我们为它配置了一个粉红色的灯罩，略有点香气，便也柔情万种了。按规矩正式的婚宴是要办在男方家的，结婚那天，苏州新房里的许多东西，都被我们包包扎扎地带上了，准备再在先生家的房间里布置一下，但是，那个粉红色的灯罩却无法包，我们只得腾出一只手来，小心翼翼地提着它，给它特殊的待遇。然后，一大早坐上通往盐城的长途汽车。颠簸了十多个小时，终于到达。那里结婚的宴席已经摆好，客人快到了，我们顾不上休息，赶紧将带来的东西一一置放好。因为新房在苏州，公公婆婆这边就没有置办新房家具，用的是公公婆婆的旧家具，色彩不太鲜明，于是，我们那只粉红色的灯罩，便成了新房里的主角，放在了最显眼的位置上，进来看新房的客人对它都赞不绝口。几天以后，我们再返回苏州，又把带来的东西一一带回，包括那个无法包扎、只能拿在手里的粉红色的灯罩。它的艳丽色彩，又将土灰的车厢，点缀得有了几分意趣。突然，有一位乘客问：“难道苏州没有灯罩吗？”我无法回答。这句话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永远不会消失。对于乘客的提问，我不知道如何回答，当年回答不出，现在仍然回答不出。过了几年，那台自做的落地台灯就坏了，也没有再请人修理。后来条件好了，商品也日益丰富，我们可以到商店里随意挑选台灯，那台落地灯，就被闲置了。但是，那个粉红色的灯罩却又继续用了许多年。因为我喜欢它的颜色，也因为它可以套在任何一个台灯上。在色彩淡雅的房间里，它点缀着我们的生活，也一直让我记得，在结婚那一天，它曾跟随着我们过长江，走了很长很长的一段路。又过了许多年，家里几经搬迁，也增添了许多新家具，灯饰自然换过几回了。在各种新型的漂亮的台灯面前，旧了的粉红色的灯罩终于失去了它最后的魅力和最后的利用价值，我们把它处理掉了。但是，有些东西是永远也处理不掉的，比如，我对粉红色灯罩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