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七则 1974年1月20日 和一个同学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怄气，弄得大家心里都不高兴。 事过以后，冷静地想一想，发现当时的态度太粗暴了，太不利于团结了。 我是今年才转到本班的，对同学的情况不十分了解，当俞志华同学抱歉地对我说我的一样东西被她弄丢了的时候，我心里一惊，感到很突然，一时想不通便认为她说的不是实话，而蛮横地非让她拿出来不可，结果，她委屈地哭了。大家也都很尴尬。 我气冲冲地回到家里，心里仍是不能平静。 晚上，几个同学到我们家，谈起俞志华同学，大家都说她是一个老实人，平时不讲假话，待人和气。听到这里，我心里不由得愣了一下：“那是怎么回事呢？难道……” 夜深了，我打开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实践论》，清晰而闪光的字体，立即跃入我的眼帘：“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是真理，不是依主观上的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 对了，今天的事情我就是依了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了，结果，产生了不仅不正确而且是错误的认识，对搞好团结有了妨碍。这也是唯心论的先验论对我的毒害，此时此刻，我感到万分内疚、难过和愤恨。明天，我一定要真心诚意地向俞志华同学道歉，向她检讨。 今天的事情给了我极大的教育，它告诉我，必须好好地读马列和毛主席著作，不断地批判、清除头脑中的种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彻底改造世界观，这样才能做一名无产阶级的革命者。 关于日记的补充： 1.俞志华弄丢的东西是一本糖纸集，里边有我多年来精心收集的各种糖纸，大约有上千种。在从前，我们很少吃糖，好的糖纸是非常难觅的。我曾经在很长的时间内，走路时目光永远是看着地面的，就是为了能够捡到精美的糖纸。所以，别说在当时，就是到了今天，想起那本糖纸集，我仍然心疼。 现在我真的不知道当时的认识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但我相信第二天我一定向俞志华承认了我的态度问题，请求她原谅，她也一定很感动。 2.俞志华同学得了胃癌，搏斗了几年，动过手术，最后，终于没有战胜病魔，于1997年去世了。吴江的同学给我打来电话，我正在外地出差，没能参加她的追悼会。回来以后，吴江的同学又打来电话，告诉我，那一天去了很多同学，大家哭得很厉害。 我默然。 1974年3月2日 在全校第一个带头贴出坚决要求上山下乡干革命决心书的骆利群同学，确是一位好同学。她之所以有如此高的觉悟、这么大的决心，一定是和她自己平时努力学习，抓紧世界观的改造分不开的。 如果按照分配方案，她是家里的长女，只有一个弟弟，父母工作又很忙，理应留在城里，有些人也曾经这样劝过她。但是，她想的不是这些，她胸怀着世界革命风云，眼望着全球革命形势，为了祖国，为了革命，想的不是留在城里找个好工作，贪图享乐，而是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经受锻炼，去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一切力量。她不怕别人讽刺、讥笑、打击，不怕别人中伤，用坚强的决心、革命的行动给了孔老二和林彪一记响亮的耳光！也教育了一些糊涂虫、自私鬼。 为什么骆利群同学有这么高的觉悟、这么大的决心，而我却差得远呢？她的决心和行动在我的头脑中敲响了警钟，引起了我的深思。我深深地感到应该深思了，更应该迎头赶上了。 关于日记的补充： 1.骆利群是我的同学、邻居、好朋友，许多年来，老同学、老邻居的感情都先后地淡漠了，但我和骆利群的感情一直没有淡漠，我们仍然住在一个大院里，虽然不是每天见面，但只要我们想见面，马上就能实现。我有时候请教她，就给她打个电话，她会指点我该怎么做。 骆利群在市中院工作，刑庭，常常审判杀人犯。开始的时候她是不习惯的，形形色色的杀人犯，在法律面前的形形色色表现，常使她的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她告诉我，有一个阶段，她常常做梦，梦见一个已经被处决的杀人犯对她说：“你骗了我。”她说，每次梦到这样的情形，总是心神不安。这是她审理的一个案子，主犯是个知识分子，做了第三者，他的姘妇的丈夫是个有精神病的虐待狂，他把那个人杀了。逃走，被抓，然后等待审判。事情就是这么简单明了，一点也不复杂。但是，案子却很难办下去。因为，杀人犯已经抱着必死的准备，一言不发，好几次的审讯记录都是一张白纸。也许是因为骆利群内心深处对这个杀人犯有着一丝同情？也许是因为案子实在进行不下去？有一天，她说了一句不应该说的话。她对他说，你好好说，你这个案子，还是有希望的。就在那一瞬间，她看到在他的眼睛里突然闪出了一线求生的光来，以此为开头，下面的事情就顺利多了，他配合得很好，该说的都说了，最后上报时报了个死缓，中院一审没有通过，批了一个立即执行。在行刑的那一天，骆利群去做验名正身的工作，死刑犯深深地看了她一眼，没有说话。骆利群说，就在那一瞬间，我好像变成了被告，我不敢正眼看他，也不敢和他多说一句话，我在心里说，谁让你杀人了，你杀了人，我也只好杀你。可是，这种自我安慰似的辩护，起不了什么作用，尤其是对她的心灵不起作用。于是，她常常做梦，梦见那个人对她说：“你骗了我。” 骆利群的工作非常认真、负责，是先进工作者，还作为优秀典型做过报告、介绍过工作经验。 1974年，高中毕业前夕，她联合班上23名女同学，贴出了坚决要求到农村去的决心书，轰动了学校，轰动了当时的所在地。 后来，23人中有的人后悔了，也有的人没去插队，但是，骆利群从来没有后悔过，她和我同一天插队，但不在一个地方。 2.读高中的时候，正是批判孔子批得最厉害的时候，什么事情都与孔子搭上关系，在我的日记里甚至记着苏联怎样推崇孔子：“孔子在苏联，不但非常红，而且简直红得发紫，这也暴露了苏联当局执行的是什么路线”。因为，每天都在批，以至于“孔老二”这三个字如同钻进了我的骨髓里。1994年，我参加正大综艺节目，讲到孔子，居然将“孔老二”三个字脱口而出，大家哄堂大笑，幸亏那是录播，而不是直播。 在1969年出版的《读报手册》中写到孔子时，引申出这么一段文字：“解放以后，在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的庇护下，史学界的一小撮反动‘权威’，仍然把这个封建思想的鼻祖奉为偶像，尊为‘圣人’。特别是1962年，我国处于暂时困难时期，史学界的一小撮牛鬼蛇神云集曲阜，兴师动众，纪念孔子，大肆为其歌功颂德，树碑立传，并借此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是可忍，孰不可忍！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小将造了孔老二的反，把他的狗像连同孔庙砸了个稀巴烂！真是大快人心！让孔老二连同他的徒子徒孙都统统地见鬼去吧！” 1995年，我从徐州到曲阜，在孔庙的那些大树边肃然而立。 3.有一天，我和骆利群一起到同学张爱萍家去玩，张爱萍突然对我们说：“你们两个，能够见到毛主席的。”她见我和骆利群都有点发愣，又说了一遍：“真的，我知道，你们以后能够见到毛主席。” 1974年3月12日 “为人民利益坚持好的，这是我们必须具备的工作作风。” 今天，在支部讨论新团员的大会上，对一个同学争论比较大。有些团员认为应该再考察一个阶段，有些团员认为这位同学条件具备、比较好，可以吸收入团，入团以后也可以更好地进行帮助教育。这位同学平时和我比较接近，我也比较了解她，我觉得她在各方面都能够严格地要求自己，能够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去工作、去做事，对于错误思想、错误倾向敢于抵制、反对，总之，我认为可以发展。我又想起了我们团的发展方针，其中有积极、认真、慎重的原则，就更觉得吸收她入团这件事是对的，于是，就大胆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同时，对另一位我认为还不符合条件的同学，也提出了不同意的意见。 关于日记的补充： 1.结果是那两个同学一个入团了，一个暂时没有入团。 2.后来，一位班干部对我说：“她对你意见很大。” “她”就是那个暂时没有入团的同学，我说：“她怎么知道我反对的。” 班干部说：“你的日记被她看到了。” 我在另一则日记中写道：“最近几天，思想一直很乱，委实出在发展新团员上。有少数同学对自己估计较高，认为自己稳稳当当地可以入团了，但事实上并没有通过。由于心里一时转不过弯来，就放出话来，说我是‘拉一把推一把’等等。”然后，我写自己怎么也想不通，觉得做干部吃力不讨好，后来，又怎么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仔细检查自己的问题，再后来，真心诚意地和那位有意见的同学谈心等等。 3.那一次入团的同学叫张爱萍。 1993年，我发表了一篇散文《一次电话》。 【附】一次电话 我写文章很啰嗦，但是，不饶舌。我在我的文章里舍近而求远，七拐八弯常常不知中心在何处，但是，我说话三言两语直奔主题。看到我的人都说，呀，你很从容。其实只要我一开口，他们就会发现我并不从容，我很性急。小的时候我口笨舌拙，长大了也好不到哪里去，少言寡语。我很想能说会道，也努力过，但终是不能改变自己。在喝了二两白酒以后我的话会多一些，但是，人不能为了说话而天天喝酒。 我不多说话，在电话里更节省词汇。我从来没有打过很长的电话。熟悉我的人都知道和我通电话是一件很没有滋味的事情。电话里没有那么多的柔情蜜意，也没有什么家长里短，可是，最近我却打了一次很长的电话，一直到现在我还不能明白，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话涌到了我的嘴边。 电话是一个老同学打来的，我并不知道她是谁。但从她的乡音中我能判断出，是我当年下乡在一个县城的同学，尽管现在这个县城已经撤县建市了，但是，浓浓的乡音却不能随之一起撤了。电话铃响起来的时候我在做什么已经记不清了，也许我正在等一个电话，但决不是等她的电话。我抓起话筒听到一个柔和平静的女声，她没有告诉我她是谁，而是让我猜。这使我想起一首歌的歌词：“我悄悄地蒙上你的眼睛，让你猜猜我是谁，从MARY到SUNNY和IVORY，始终没有我的名字……”果然是这样，我始终没有猜出她是谁。她笑起来，说：“你把我忘了，我是爱萍。” 是爱萍？你的声音变得这么平静，你从死亡线上挣扎回来了？ 爱萍曾经是我最要好的同学，我们在很小的时候，就在苏州做过邻居；后来，我们又一起随父母下放到同一个县的乡下；再后来，我们又同时到了县中学读书，在同一个班上。爱萍从小就是一个普通的女孩子，几乎没有什么出众的地方，她的长相，她的成绩，她的才能，她的一切都是平平常常的。我和她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0年前，她从县城来苏州参加我的婚礼，再以后我们一直没有见过面。我所听到的一些关于她的消息，也都是一些正常而平凡的事情，生了儿子，调了工作单位等等。突然有一天，爱萍得了病，不知道是什么病，只知道是绝症，到上海住院，去接受痛苦的却又是无望的治疗……我就一直没有得到爱萍的消息。有时候半夜醒来，我会突然想到，爱萍还在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爱萍还在这个世界上，她在电话里说，听说你摔了一下，哪里内折了？你要小心，怎么这么不爱护自己呢？现在怎么样？ 突然间就涌出许多许多的感受，我说：“爱萍，我不要紧，只是轻轻地摔了一下，我一直牵挂着你，听说你病了，你怎么不告诉我？” 爱萍说：“我会告诉你的。我一直在想，在我真的不行了的那一天，我一定要拍一份电报给你，我们要见上最后一面。” 我的心突然地颤栗了一下，辨别不出是哪种滋味。过了好半天，我才说：“爱萍，你的病好了吗？” 爱萍说：“没有好，我得的是硬皮症，第二癌症，好不了的。” 我的心又颤栗了一下，说：“你现在……” 爱萍说：“我从医院回来了，每天上班，如果不上班，在家里天天想着死，那种日子比死还难受。” 我说不出话来，我不知道应该说什么，不应该说什么。 爱萍说：“小的时候，常常听我妈妈和你妈妈说身体是最重要的，当时真是一点也不明白。” 我说：“是的。” 爱萍说：“现在我是明白了，可惜已经太晚了。” 我不敢说话。 但是，突然有一种很强烈的要说话的欲望。于是，我就开口了，详细地询问了爱萍在上海住院治疗的情况。爱萍用她那柔和而平静的声音一一回答了我；我又问了她的儿子和丈夫；问了她的爸爸妈妈、大妹妹和小妹妹以及她们各自的家庭；我说了我这么多年的事情，把我的许多心里话在电话里都告诉了她。我突然变得很饶舌，也突然发现我想说很多很多的话，我原来并不少言寡语。 我从来也没有打过这么长时间的电话，从来没有在电话里说过这么多的话，也从来没有一个电话能够引起我内心这么大的波澜，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因为生？ 因为死？ 人难道非要有了生与死的经历，才能明白一点什么？ 人也许都愿意达到大彻大悟的境界，其实，大彻大悟也许只是一种过程罢了。 最后，爱萍说：“你保重。” 我说：“你保重。” 我挂了电话。 1974年3月27日 有一天，连里组织拔河比赛，我不留心将鞋弄破了，这件事过去了很久，我也早已经忘了。 但我们班的团支部书记叶小妹却没有忘记。今天晚上她把一双纳好的鞋底送到我们家，硬让我收下，使我深受感动。 她家经济比较困难，学校工作又很多，她还忙里抽空，自己动手纳鞋底，又亲自送来。这哪儿是一双鞋底，她送来的是一片火热的心、是阶级友爱；送来的是友谊、是为人民服务的好思想。她真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我决心向她学习，像她那样关心、爱护、帮助同学。 关于日记的补充： 1.年级称做连，连里组织比赛，就是年级组织比赛。 2.叶小妹现在在煤球厂做工会主席。大约十多年前某一个端午节前夕，她突然从吴江来到苏州，找到我家，给我送来了她自己包的粽子，另外还给我儿子100元钱，是100张1元的崭新的票子，连号。这100元钱，直到今天仍然放在我的抽屉里，事理钱财、账单、存折的时候，就能看到它们。我对儿子说：“这是妈妈中学的一个同学送给你的。”儿子说：“噢。” 1974年5月31日 今天，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懂事以来，今天的风波太大了，也许是人生中最大的吧！ 以前，我总是想自己下了决心到农村去干革命，既然决心已下，只需要等待就行了。但是，我想错了，我太幼稚了。 下了决心，并不等于胜利。要走上山下乡的光辉大道，并不是风平浪静的。当你要走上这条光辉大道的时候，会有多少意想不到的巨石暗礁挡住你的去路。今天，我才真正明白了这些，今天的风波唤醒了我：前进的道路不平坦！ 事情是这样的，由于母亲不放心，总想让我留在城里。一事当前，先替自己的子女打算。正巧，今天有一个人来我家，给我母亲量血压，顺便也给我量了一下。就这么一量，问题来了，那个人说我是高血压（究竟是真还是假我不知道）。于是，母亲便开始大做文章，请那位“大人物”对我进行“教育”，那个人也就满口答应了。讲了些什么呢？不听便罢，听了以后真叫人气愤，啰啰嗦嗦一大套，无非是“不要下乡啊”、“上山下乡一时光荣，一世吃苦”、“目光要远大一点”等等。诸如此类，说穿了就是阻止我走上山下乡的光辉大道。当时，我越听越生气，真想狠狠地反驳他。但是又觉得没有必要，受受反面教育也好嘛，自己用行动来驳斥他们，用行动来批判“变相劳改”的反动谬论，更有说服力。我保持了沉默，但心里却极不平静，我听着那位“大人物”的话，思想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真是我目光短浅，没有远大理想吗？此刻，毛主席的教导，无数英雄们的豪言壮语在我耳边响起。不！不是我目光短浅，不是我没有远大理想，理想和目光是由世界观决定的，他指的理想和目光不外是为自己的东西，我不做为自己的人，我要做为革命的人。我怎么能用这种人的理想和眼光来衡量自己呢？那人继续不厌其烦地啰嗦着，但是，他讲得越厉害，我的心越坚强，决心越牢固。 这位“大人物”走了，父母又来了，他们要把高血压的事情告诉校党支部书记，嘴上说是想让学校在这次农忙假期间照顾一点，实际上是和毕业问题有联系的。我和他们作了坚决的斗争，毛主席的思想教育了我，榜样们的精神鼓舞了我，我胜利了。在来自社会、家庭、学校的种种压力下，我没有屈服。说实话，对于那种人，我心里看不起他们。这不是我骄傲，我想的和他们不一样，他们千方百计地告诉我，农村太苦，在农村没有出息。我想，这样的苦，我心甘情愿地吃，不吃这样的苦，哪来世界一片红？革命先烈为了解除我们的苦难，牺牲了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我们为了实现共产主义，就不能多吃点苦、多流点汗吗？他们猜想我吃不了这样的苦，将来必定会后悔，我一定要经受住考验。我也明白困难一定很大，比想象的大得多，一定会超出我最大的预料，但是，我坚信有毛主席的领导，我能够胜利。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在未走上自己要走的路之前，障碍很多，走上了风浪更大，我明白了这些。 “风狂红旗舞，雨猛青松挺，海燕穿云飞，征帆破雾行，暴风雨更增添战斗豪情！”我感谢人们的“关心”、“教育”，我永远记住1974年5月31日发生的事情。 关于日记的补充： 1.日记中没有记下另一件事情，就是父亲陪我到医院去看病，想让医生开个证明，证明血压高。医生很警觉地看着我，他知道这是企图逃避上山下乡的伎俩，这种伎俩在那个时代很多，医生一眼就能看穿。医生毫不犹豫地说：“不可能！” 我在医生的目光下无地自容，我永远不会忘记那种内心的耻辱。 2.那个量血压的人，一定不知道我认为他是一个伪君子，从前被冤枉的事情是很多的。 3.“风狂红旗舞，雨猛青松挺，海燕穿云飞，征帆破雾行，暴风雨更增添战斗豪情！”是样板戏中的唱段，但我现在记不起来这是方海珍唱的，还是柯湘唱的，或者是江水英唱的。 1974年7月15日 获悉一个喜讯：沈金华同学填写入党志愿书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多么激动啊！ 我真心地为他高兴、为他祝贺，也为自己有这样的好同学而感到骄傲、自豪和光荣。 同时，心里又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这不是为自己没有填写而难过，而是在沈金华同学的对比下，感到自己太渺小、太落后了。 我的内心受到极大的谴责，为什么沈金华同志能做到的，我却做不到呢？为什么？由于自己私心太重，不能像沈金华那样不顾一切地把自己的一切献给革命，不计较个人得失。的确，和沈金华同志相比，自己显得是那么渺小，而平时还自高自大，自以为了不起，这是多么不应该啊！ 沈金华同志是我学习的榜样，我要努力向他学习，按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争取早日从思想上加入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 关于日记的补充： 1.从这则日记里，我读出了自己的虚假。我那时候的入党愿望是万分迫切的，听到沈金华入党的消息，我相信自己为他高兴，但心里最大的感受应该说是懊丧；我也会对比他的长处找自己的不足，但更多的恐怕是酸、是失落。 2.我对沈金华的称呼从同学变为同志，我不知道这是否是不由自主的，是笔误呢，还是有意识的。 3.那一段时间，沈金华一定是在我崇拜的许多人中离我最近的一个，我记得他瘦高的个子，家庭出身很苦，家里条件很差。 1974年12月15日 批准了！终于批准了，上山下乡干革命的要求终于批准了。 今天下午，在松陵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首批批准大会上，党委批准了我的要求，我的心啊，激动得几乎跳出胸膛。这怎么能不激动啊！顿时，金训华、邢燕子、朱克家等无数先进知青的光辉形象又浮现在我的眼前。啊！我就要奔赴农村广阔的天地，在那里大有作为。我一定要努力地向他们学习，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努力战斗在农村斗争的前线，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流汗、出力，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这怎么能叫我不激动哪？！ 现在，我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我就要走上新的征途了。在新的征途上，我一定要像金训华那样，活着就要拼命干，一生献给毛主席；我决不做孬种，要在农村三大革命斗争的前线，不断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觉悟，努力把自己培养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关于日记的补充： 1.上海人民出版社1971年出版一本小册子《小评论选》，其中有一篇文章《到艰苦的地方去》。作者是上海许昌中学的红卫兵。摘录文章中的几段内容如下： “在当前知识青年下乡上山，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一片大好形势下，阶级敌人放出一支毒箭，说什么这是‘光荣一时，吃苦一世’。” “这是什么话？这是散发着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臭气的一种谬论，是阶级敌人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一种手法。这句话出自阶级敌人之口，也不足为怪，问题是我们队伍里有些思想糊涂的人听了以后，居然对上山下乡、插队落户运动产生了疑虑。因此，我们有必要用革命大批判的武器，狠狠地批臭这种反动言论。” “革命的红卫兵以实际行动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积极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表决心、上红榜，诚然是光荣的事。然而，革命的红卫兵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并不是为了争个人的‘光荣’。我们上山下乡，是去干革命的，是到三大革命运动中锻炼自己、改造自己，在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下，朝气蓬勃地、勤勤恳恳地、踏踏实实地战天斗地、劈山引水，把社会主义的新农村建设得更加美好。这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宏伟事业，怎么能说是光荣‘一时’呢？这决不是光荣‘一时’，而是光荣万年！” “不同的阶级对‘苦’字有不同的理解，革命的红卫兵，为了革命，就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是多么豪迈铿锵的语言！它代表着千百万有志的革命青年的心声。艰苦的环境最能磨练我们的革命意志。无论是千里冰封的北疆，还是自然条件较差的淮北；无论是山峦重叠的江西，还是莽莽椰林的海南，都是磨练我们革命意志的好地方。这一点，那些谈‘苦’变色的人是永远也不能理解的。” 二三个月以后，1977年11月28日和1977年12月23日、24日，我参加了改革高考制度后的第一次考试，通过了初试，又通过了复试，干什么呢？去上大学，离开农村。我曾经说过要扎根农村一辈子的，我批判过自己的“一阵子”思想，但是，我最终还是走了。 许多年来，我一直在问自己一个问题，我是早就知道自己早晚要离开农村呢，还是后来才改变了主意？我是一个不信守诺言的人吗？ 1977年11月28日初考那一天的日记中，我真诚地写道：“经过一天的紧张战斗……完全可以说是战斗，因为，它和战斗本来就是一回事，胜利地通过了初试。现在的事，是继续努力，并等候通知。初试合格了，认真参加高考；初试没有通过，安心工作，同样为四个现代化做贡献。” 在准备复试的日子里，我抄录了叶帅的诗： 攻城不怕坚， 攻书莫畏难， 科学有险阻， 苦战能过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