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民国二年（1913）八月晚些时候，凌叔华等从日本神户回到凌福彭从北京迁居天津（今河北区）新大路无线电后的家。 一月中旬，袁世凯下令革除旧制，各省最高执政官为民政长，下设内务、财政、实业和教育四司。直隶先后由冯国璋（兼）、刘若曾担任。根据参议院通过的清室优待条件，凌福彭受袁世凯委派，到遵化为清室续修东陵。李若兰告诉叔华说，袁世凯考虑她的父亲在布政使任内损失了不少钱财，修皇陵可是个肥缺。言外之意从那里可找回些补偿。 凌福彭知道，天津是他任天津知府、直隶布政使的旧地，有广泛的人脉和良好的教育条件，于是便在天津（今河北区）新大路街购地建了一幢中西合璧的二层洋楼，四面竖起围墙，室内配置了欧式和中式两种不同风格的家具。至于多余的烂泥地，他便差人把它填平，卖给了那些开发商。李若兰带着几个女儿从北京来天津团聚，因为少了四个孩子，天津的家也少了些往日的吵闹，多了些生活的安静。 早在十年前袁世凯便下令开发河北新区，范围是东沿京奉铁路（今京津铁路），西至北运河（今海河），南起金钟河（今金钟河大街），北抵新开河。此外，还要求六个月把坟茔迁完，一年内填平坑塘，二十个月建起新屋，建筑标准每亩不低于一千两白银。同时规划南自金钢桥，北至河北新火车站的大经路（今中山路），并以此为轴线，建成与之相平行的二经、三经、四经、五经路（即今二马路至五马路）。又借《千字文》之天、地、元、黄、宇、宙、日、月东西交插的多条“纬”路，使得新区形成经纬纵横，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 为解决交通不便，光绪二十八年（1902）一月，在天津北边的京奉铁路又增设了河北新站（今北站）；同年十一月，在南部旧城厢通往河北新区的金刚铁桥完工，取代了原来的窑洼浮桥。此外，又建了由法租界通往老龙头火车站的老龙头铁桥和金汤桥（原来是浮桥），新区内还开通了通往老城厢和意、日、法租界的有轨电车，尤其是这三座铁桥的建成，大大方便了天津市海河两岸的交通。 随着新区的建成，袁世凯的直隶总督衙门也从保定迁来天津办公，地址在金刚桥西北侧、东临大经路附近（原海防公所）；凌福彭的知府署衙门亦迁到大经路中段路东的署址（今中山公园西）。 这些开发，天津府是当然执行者，凌福彭再熟悉不过，这恐怕是他再次来天津筑楼建屋的原因。另外去东陵比之北京也较为便捷，从新大路街到北站上火车只有300米之遥。 警察局长是凌福彭旧属，关照也是他份内的事，加之凌福彭不常在家，剩下的全是些女人孩子，便在附近增设了派出所，加强安全和服务。电话局长也不甘落后，很快拉线进屋，给家里装上了电话。不太理想的是，这里离火车站太近，火车的轰鸣声和房子的潮湿给一家人平添了新的烦恼。 一切安顿下来之后，李若兰把注意力很快转移到淑萍、叔华、淑浩的就学上来。 一天，李若兰找到一位毕业于北洋女子师范学堂的老师，来辅导三个女儿（淑萍、叔华、淑浩）的入学考试。当这位老师得知她们几个在家庭教师那里已学过古文、数学和中国历史，便决定让她们直接参加直隶女子师范学堂入学（插班）考试。 接下来，姊妹几个按照老师的安排，进入入学考试前的准备。 二 一阵秋风过后，给津门大地镀上一层萎蘼的苍黄。 鸟声敛声而去，迷迷茫茫的黄，地老天荒的黄，统治了这个世界。只有天空弄云的鹰，诉说着一种存在，一种慰籍，在广袤的天海间游荡。芦苇和茅草再也挺不起腰脊，顺着风的方向，摇曳着旷野最后的亮色。 凌叔华走出院子，向北拐上一条小路，便是村野。她停下脚步，幽幽地站在那里，等待着那些穷苦人家的伙伴。 在老师辅导凌叔华入学考试的日子，她不时走出院落到郊外玩耍，那乡间生活，成了她生命中唯一乐趣。 一天下午，几个穷孩子来到墓地，都是八九岁的小孩，后面还跟着四五岁的小不点儿。他们划着火柴点燃干草。风一吹，火苗便迅速升腾起来，像一条火蛇上下蹿动。孩子们追逐着火苗，兴奋地呼喊，好玩极了。火苗熄灭时，他们看看散在各处的黑色灰烬，又显得很为沮丧。 一个高个女孩看到叔华站在那儿看他们，便问：“你也点一根儿。” 叔华笑了笑，接过火柴，点燃干草。叔华和孩子们跟着火苗一步步向前走，她看着那一张张被火映得通红的小脸，她指着一个孩子说：“你看他的脸色红的跟烧鸡似的。” 一个女孩儿说：“烧鸡是什么味儿，我从来没吃过。” 另一个女孩儿说：“一定好吃，我在食品店里见过。” 一个男孩儿对叔华说，他奶奶告诉他，头年烧草，第二年草会长得更好。 一个女孩儿说：“我爸妈都埋在这儿。姐姐说他们走时穿得很少，冬天会觉着冷，烧火能让他们暖和暖和。” 叔华说：“世间没有鬼，那是老师在课堂上讲的。”天真的叔华，心里感到歉疚，她意识到刚才不该说那句话。 那个女孩儿眼里闪着泪花说：“照你说我妈永远不会回来看我了。” 一个男孩儿提议：“来，咱们玩游戏吧，不说这些了。” 女孩儿问：“玩什么游戏？” 男孩儿说：“今天我们玩开火车。” “开火车”是孩子们的发明创造，每个人就是一节车厢，一个接一个站好，互相抱着腰，开起来像条长蛇舞动。 大一点的男孩儿当火车司机，一个小一点的男孩儿骑在他的背上当烟囱，叔华站在最后当车尾。小一点的男孩儿高喊一声，“火车”就开了。孩子们在墓地转动起来，爬过一个坟头又一个坟头，就像翻过座座山峦。最后火车缓缓驶到一片空地上，那儿站着一个女孩儿当站长，她一吹哨，火车就停了。 他们有时坐下来讲故事，每一个故事叔华都爱听。叔华也给他们讲西方的故事，好像他们也能听得懂。玩上课游戏的时候，叔华也教他们认一些简单的字，他们非常尊敬她，叔华为此感到骄傲，常常沉浸在快乐之中。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叔华正看一只鹰在空中盘旋，忽然听到远处灌木丛里传来吵闹声，走近一看，原来是个老太婆和一个警察争吵。 老太婆面色苍白，满脸皱纹，身瘦如柴，眼里含满了泪水，破衣服裹着她瘦小发抖的身体。她的牙都掉光了，不断地向警察哀求：“长官，可怜可怜我这个老婆子吧，我不在乎您逮我走，判死刑也没事，在牢里倒有饭吃，我还很高兴您带我走呢，可是我儿媳妇病在床上，没钱看病买药，连吃的都没有，发烧两个星期了，她为了孩子也得硬撑着，不能死。而我还要照顾她。长官，您听见了吗？” 警察说：“盗棺犯法，你知不知道？” 老太婆说：“我知道，我男人多老实，从没犯过法，饿死了，法也救不了他。我儿子那么孝顺，卖苦力挣点钱还要养活一家五口，自己吃不饱也饿死了。你可怜可怜我这个穷老太婆，您要让我走，他们还有活头，长官，发发慈悲，救救我们吧。” 警察说：“你也太狠心了，来偷死人的头发。” 老太婆说：“我是没办法呀，您要是看了我儿媳妇病得直唉哟，孩子们饿得直哭，就会原谅我了。” 警察说：“我没工夫听你闲扯，我只知道你犯了法，上司让我逮你走，我也没辙。我再说最后一遍，你要是赖着不走，我就把你捆着拖走。” 老太婆绝望了。她硬撑着想走，但突然摔倒了。 警察说：“快走，你个没良心的。” 叔华看着这一幕，心里非常难过，但又帮不上忙，眼里盈满了泪水。 回去以后，叔华把墓地发生的事跟母亲李若兰说了，她也很同情那个老太婆。那天下午，李若兰去看了那老太婆的儿媳妇，回来时显得很悲伤。 李若兰把佣人张妈叫来，摘下一对玉耳环交给她，让她拿到当铺去，把钱给那个可怜的女人，请个医生给她看病。 叔华半夜里醒来时，母亲和张妈坐在一起，显得特别难过。 叔华问：“张妈，那媳妇怎么样了？” 张妈说：“已经死了。” 叔华问：“孩子呢？” 张妈说：“小点的先死了，两个大的明天送孤儿院。现在邻居照顾他们。我给那媳妇钱时，她笑了笑，说不出话。她指着大孩子说：‘饿’。然后就默默地死去了。” 母亲说：“我真担心连棺材都没有。” 张妈和母亲关系不错，常在一起聊天。她突然说：“我担心别有哪个缺德的把这事告诉了老爷。三太太已经怪我们了，怕把病传到家里来，给她儿子染上。” 母亲说：“叔华，从现在起不许你再到墓地去了，待在家里好好读书做作业，闷了去画画。” 凌叔华隐隐感到，世上有些东西比死亡更可怕。 三 民国三年（1914）初夏，凌叔华参加了入学前的考试，和姐姐淑萍如愿以偿地到直隶女子师范学堂插班就读，而淑浩则到另一所公立学校上课。 入学之初，凌淑浩表现得极度兴奋，但不久就厌倦了。在课堂上，她和其他女孩子递纸条，还把书本立放在书桌上当挡箭牌，下面大读通俗小说。 一天，她跑到院子里和同学去玩，听到老师喊她的名字。老师说：“我知道令尊的地位很高，你可能在家被娇宠惯了，但是在学校的功课上，你真是不见得多聪明。”然后又把她叫进屋里，大声呵斥：“小凌你长得一张聪明脸，却是一副笨肚肠！” 凌淑浩说：“是吗？那我就不用你教了。” 就这样，她辍学回到家里。 凌福彭问：“你准备怎么办？” 凌淑浩说：“我在家里学。” 凌福彭问：“你学什么呢？” 凌淑浩说：“历史、地质，那些学校规定的课程。” 凌福彭说：“你去找你想找的老师，我给你付学费。” 凌淑浩说：“那再好不过了。” 于是她找了一个教化学、物理和数学的老师。那一整年，她就在家里学习。 也是在这一年，凌福彭出任北洋政府约法会议议员，参加起草《约法会议组织条例》。不久，约法会议通过了《中华民国约法》，帮助袁世凯废除国务院，改责任内阁为总统制。四月九日，北京政府又任命他为参政院参政，这也是对他尽职尽责的一种酬报。 民国四年（1915）七月，凌叔华的故乡广东闹水灾，许多县冲决了基围，房屋坍塌，人畜溺毙，损失严重。北京政府派她的父亲凌福彭和蔡乃煌、李翰芬携灾款赴粤赈灾，设救济公所，分赈灾区，修筑各地基围。他们在肇庆救灾时，受到百姓称赞，并建祠纪念，至今还有他们的名字。 同年秋天，凌淑浩经过补习，也考入北洋女子师范学堂读书。 这年年底，凌福彭被派往山东青岛任职，见证了中日谈判和德日权力的移交。尽管他早年几次到日本考察，了解些日本情况，直到这时他才看清了日本人用军事恫吓和外交讹诈的野心。在青岛期间，他“日渐失望，萌生退意”。随着袁世凯称帝和死亡，凌福彭的政治生涯也走到尽头。 民国五年（1916年）一月，齐璧亭（1885-1968）从日本学成归国，担任了北洋女子师范学校的校长。这年六月，适逢女师建校十周年，学校开展了隆重的纪念活动，并更名为“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 这所学校于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二十二日（1906.6.13），由北洋政府学务处傅增湘（1872-1949）根据袁世凯“大兴女学”旨意创办，校名为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初设简易科，学制一年半；后设完全科，学制四年，加预科一年，学生五年毕业。他任学堂总理（校长），实际由他的夫人凌女士主持。校址初在天津河北区三马路三才里西口，宣统二年（1910）迁到天纬路东口（今天津美术学院）。生员来自天津及东南各省。 宣统二年六月（1910.7）由吴鼎昌接任，添建附属小学，民国元年（1912）春更名为北洋女子师范学校。第二年又更名为直隶女子师范学校。同年，北洋高等女子学堂划入，成为女师附属女子中学。 吴辞职后由张相文接任（1866-1933），民国元年（1912）八月，任校长不几日（因与白雅雨策划滦州起义失败），遂辞去校长职务，去北京专办中国地理学会。校长由李家桐接任。民国三年（1914），天津劝学所蒙养园拨入女师，成为附属幼儿园，民国四年（1915），李家桐因病辞职。同年，又聘南开学校的张伯苓代理校长，实际事务由其妹夫马千里执行校务。 民国五年（1916），齐璧亭接替张伯苓。 齐璧亭（号国梁）是个有开创性的校长，他执掌女子教育三十四年，把这所学校由初师、中师、最后开将为师范学院。他本人也是一个有不断进取心的人。 他早年毕业于保定高等师范学堂、北洋大学师范科，曾两度赴日留学，后又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学士、硕士学位。他根据自身经历和中外女子教学实践，接任后即大力提倡“勤仆、奋勉、和婉、敬信”的办学宗旨，不长时间便把学校各项事业搞得风生水起，五彩纷呈。 教学之外，他又创办了女师学友会并自任会长，下设总务、学艺、图书、讲演、文艺、运动、交谊、馀兴等八个部，各部部长由教师担任，各部又设正副委员长、委员若干，由学生中选拔。后来又设总、副委员长，由各部委员长选出。校友会还创了《会报》，每年出刊，两期。《会报》为16开本，每期200页，15万字左右，设教学、文理、新闻、文艺等10多个栏目。《会报》由图书部编辑，每期1000册，北洋印书局印刷，总务部发行。 《会报》的创办，大大活跃了学校气氛，调动了师生学习和教学的积极性。与此同时，女师还筹建了学生自治会、青年会、乐群会等组织。 凌叔华初被选为文艺部委员长，后又担任校友会总委员长。宗旨是“辅助本校国文之发达，期得美满有用之效果”，职责是“掌理文社、诗社等之组织，进行学校新闻、年会会报之编辑、发刊等项。” 民国五年（1916）年四月，《会报》第一期刊登的“十周年纪念录”一文中附有“毕业生及现在学生一览表”，记录了190余位在校学生的基本情况。这个一览表透出凌叔华姐妹的一些信息，凌淑萍，本科三年级，凌淑浩，本科二年级，二人籍贯均为“广东番禺”，家长职业“政界”，住址“天津（今河北区）新大路无线电后”。而且表格中只有凌淑华的名字，却无具体年级等资料。这个“淑”字，应是她本来的名字，改成“叔”字，是成名以后的事。在女师，她还用“瑞棠”这个名字写文章。 据凌淑浩回忆，凌叔华在一九一四年秋就已经是女师的学生了。一年后，她也考入女师，并与叔华同在一个班，凌淑浩还说： 到了年底，考试成绩出来的时候，她很不高兴，因为我是第一名，她是第三名。叔华总以为她是家里最聪明的。她一直这么想，我不觉得她最聪明，不过她倒是能写会画。她的作文真的很棒。便是我说，别的你就不懂了。我觉得我在其他方面更在行些。 据民国六年（1917）十二月《会报》第四期该校语文老师张皞如在《奇遇歌赠荷生、淑华二女士》一文中说： 丙辰（1916）秋，同肆（修）业于直隶第一女子学校，而不同组——荷生隶于四年甲组，淑华隶于四年乙组。盖荷生来校已久，淑华则以后始纠鼓箧，而名能以文才优秀，为本组冠。 “荷生”，本名凌集嘉；“鼓箧”即击鼓开箧，是古代的入学仪式。按照一览表的记录和张皞如的文章记载，二人不是同一班级。即使到秋天，淑萍、叔华倒是同一年级（四年级），凌淑浩只能是三年级的学生。这恐怕是凌淑浩的回忆有误（或《家国梦影》作者有误）。 民国五年（1916）暑夏，齐璧亭经过竭力筹划，女师增设专修科终于有了眉目。《会报》第三期（1917.4）登出了《专修科将升增设》预告： 本校创始以来，前后毕业者已五次，共计有数百人之多。毕业后，赴多地任职者，固属多数，而立志升学者，亦复不少。惟以我国尚无女子高等专门学校，以致升学无地，殊属遗憾。校长有鉴于此，已向公署呈责经费，以便增设专修科。想我前后毕业诸君，有志深造者，必同声相庆也。 专修科的设立，是为了弥补天津当时女子师范无高等教育的缺憾，来满足一些女生继续求学的心愿。 民国六年（1917）六月六日，凌叔华随“正科第七学级”毕业（见《会报》第四期《学级定名之布先照录》和《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学生毕业名单》）。 不久，专修科成立（《会报第四期》），凌叔华毕业后业去教书，她选择了“学制为两年”的专修科继续读书。然而，就在这年的夏秋间，天津突发大水，县西北三十三个村庄被淹，天津周围河水暴涨，赵家庄、唐家庄、唐家湾、杨柳青、西大洼等处河堤相继决口，顿时一片汪洋，津浦铁路中断，日、英、法租界大都被泡在水中，天津六万多间房屋被淹，两万多间倒塌，十多万灾民流离失所。 凌福彭在天津河北区新大路无线电后的家亦未幸免。 凌淑浩记得，她家的一楼，水漫到椅子腿上，不得不搬到楼上去。当水淹到楼梯平台时，一只飘着红十字小旗的救生筏听到他们的呼救，她从二楼的窗户里被拉出来，接到一条又宽又平的船上，载着他们从屋顶和烟囱间穿过。蛇、老鼠和狗在污水中游动，猫和鸡爬上树和房顶，原先店铺林立的大街变成了河道。人们把门板当作救生筏，沿着水的街道到处是浮动的脑袋，想从店铺里捞点儿东西上来。周围的农民把舢板停在自家的田里，年轻人带着镰刀潜到水里割点庄稼，然后再浮上来透一口气。 凌家挤到他们在德租界原先买下的一幢小房子里，直到十二月把南运河决口抢修合拢，水患才得以平息。 他们回到天津新大路街的家里，洪水给他们留下的是一片狼藉。衣物全泡在水里，地上是一层奇臭无比的淤泥，橱柜里漂着死去的老鼠，茶杯被冲到院子里。 难民无家可归，食不果腹。他们挤在临时搭建的棚子里，顶盖着用芦苇编织的席子，地下铺得是稻草和谷草。许久，这座城市才慢慢恢复了正常秩序。 八月二十二日，学校恢复正常教学，凌叔华到“家事专修科”开始上课。按照学科要求，课程由“家事学指导”和“自我修养”两部分组成。齐璧亭说，日本女子能力的强大，皆源于女子家事教育的发达。中国办女子教育也必以家事为主，方能发展女子特长，而大有造于国家社会。专修科还增加了设备，创办了实习工厂，设备齐全，为全国之冠，参观者络绎不绝。 在这期间，凌叔华还撰文《拟募捐赈济水灾启》，文中说：“乡关日暮，望万里而谁归；涕泣路穷，嗟半菽之不给，狂风起于深夜，冻馁不能成眠；冷雨降乎中宵，淋漓那堪驻足”。她饱含深情的描述，让人读后产生对灾民的同情和悲悯。 邓颖超（1904—1992） 需要补充的是，邓颖超（文淑）于一九一六年由女师的预科升入本科（后定为十学级），并担任了校友会余兴部委员。许广平一九一七年考入女师，比邓低一年级，后担任了校友会文艺部委员，应归部长和凌叔华领导。 民国八年（1919）五月四日，北京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学生爱国运动。第二天，消息迅速传到天津，天津立刻沸腾起来。五月五日开始，天津各校学生纷纷集会、发表通电，全力支持北京学生的正义斗争。 许广平（1898—1968） 隶水产学校正式成立了天津学生联合会。五月二十五日，以直隶女子第一师范学校为主体，在天津东门里仓敖街江苏会馆成立了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公推刘清扬为会长，李毅韬为副会长，郭隆真、邓颖超、张若茗为评委委员；王侦儒、周之廉、张嗣静、周敏、郝雨春、王瑞生等为执行委员。这些学生组织成了领导天津五四运动的核心力量。 凌叔华也热情洋溢地参加了这场运动，以能为国家分忧感到骄傲。她的中文在班里最好，被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学生会选为四秘书之一。学校游行或到公众场所演讲前，她都参与了写计划、讲演词和标语的活动。 邓颖超任讲演队队长，她和张若茗不仅是同班同学，更是讲演队刚柔相济的一对，演讲起来，一个温文尔雅，一个牛气冲天。 副队长郭隆真是一位婚礼上逃出来的女学生，她带领同学奔波于四郊乡里。敲开门，就拉起话匣子，见做饭从做饭说起，见做针线从做针线说起，而且将话题巧妙地引入救亡图存、妇女解放之中。说到起劲处，她满脸的麻子粒粒通红，听讲的人全都乐了。她自己也乐，然而讲得更加起劲。 由于她们的齐心协力，使爱国、反封建和民主精神得到最广泛的传播，为天津五四运动的深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民国八年（1919）年夏天，凌叔华专修科学习结束了，她从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名字刊登在《教育公报》的“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家事专修科学生毕业名单”附表中。 在女师读书期间，《会报》保留了她的大量佚作，与她后来发表的作品风格有很大不同，表现出她对国家命运深切关注和忧虑。如民国七年（1918）她刊登在《对于中日秘约之感言》一文中说： 亡国秘约已签字矣！将继朝鲜之后矣！四万万同胞装饰沉沦于万劫不回之城矣！筣何言哉！……吾国今日即类于濒死者也。惟稍异而稍优者，即吾国青年尽有力强体壮、才大思转者在。苟能息争悔祸，同心协力，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卧之以薪，尝之以胆，不信以四万万之众，不能沼吴而疆越边。同胞！同胞！莫忘今日之耻！ 民国六年（1916）一月，她随父游览北京，所见沿途满目凄凉，对奸细的“西服人”之说颇为愤慨，她在日记中写道： 噫，悲哉！苟国泰民安，朝野同体，得共和之真义，又何来奸细之事耶！驱车出正阳六，城楼焕然一新。表项城欲假此饰粉太平，亦可笑也。 在《与执友书：历述生平得意事与失意事》说： 我国今日一家农而千家食，一人织而千家衣，己国制造不足，取之于外，舶来品之输入日夥，金钱外溢，如水就壑，曷胜叹哉！（并称自己）棠椿萱并茂，不兴风木之悲；衣食温饱，未感饥寒之苦…… 一样的情怀，一样的热血，家国之思，气度非凡，发自内而溢于外，读来令人拍案。 她的诗也写得非同一般，在《暮秋竹枝词四首》其中二首写道： （一） 柿红栗熟又深秋，杨叶萧萧起暮愁。 才向金刚桥上过，引人袖手少行舟。 （二） 九月燕津秋兴豪，黄花灿烂有肥螯。 闻道旺朝重九节，鼓楼闲步算登高。 诗贵意象的选取与巧达，一个十六岁的少女，把秋天的金刚桥，“引人袖手少行舟”；九月的重阳节，“鼓楼闲步算登高”，这样平常的事表达意趣盎然，清新老道，特别是“少”与“算”字用得恰到好处，分寸感极强，没有诗才和功底是写不出来的。 凌叔华在女师期间仅《会报》上留下的书信、诗词、游记、论说、日记等十九篇（见年表篇名）之多，且题材多样，笔法纵横，思随时代，让我们看到青春时代的凌叔华文采卓然，不同凡响，作为女师学生中的翘楚，深得老师和同辈的称羡。 从民国九年（1920）一月起，天津各界群众和爱国学生又投入到抵制日货的斗争中。那时有两名参加罢工的工人被日本厂主杀害，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学生联合会向天津市长递交了请愿书，要求他转呈总统。凌叔华和全校学生走上街头讲演宣传，说服商店抵制日货，关门一天，并要求政府向日本当局提出强烈抗议。 那时天津许多日本商人的商品以次充好，把便宜货运到中国市场，以高价销售。他们还将走私品运到天津，谋到暴利。中国人对此非常愤慨。 游行返校后，语文老师张皞如要求凌叔华和其他几个学生，立刻把当天的请愿活动写成作文，他选出最好的一篇送到《天津日报》发表。 第二天早上，张皞如带来一张报纸。下课时他当着全班同学朗读。凌叔华听到是她写的作文时，脸红心跳，激动得流下了泪水。张先生把报纸递给凌叔华说：“留着这张报纸，上面有你的名字，等你有一天成了作家，你会更加珍惜它。” 张皞如是凌叔华的班主任和语文老师，南满人。一八九六年，他的家乡被日本人占领，父亲被捕，母亲出走，他流落街头，叔叔找到他，把他带到天津上学，中学毕业后又到北京一所学院学习，他的中文学业非常出色，毕业后回到天津任教。他非常憎恨日本人，也讨厌洋货。学生运动在天津持续了两年，他经常帮助学生会为他的学生制定活动计划，修改讲演稿、请愿书，还推荐到报纸上发表，像对待自己的工作一样，这为他赢得了叔华和许多同学的尊敬和爱戴，叔华做什么事都事先同他商量。抗日战争前一年，张暤如在南满被日本人杀害。 凌叔华的老师张皞如，也曾是周恩来的老师。凌叔华在女师写的文章，倍受张先生赞誉，并写了许多评语留在《会报》里。 在凌叔华《雨后天晴邀女友看菊小启》，他的评语写道：“一路雨天花。此文家纤秾之品，亦文家自然之品也。二者兼得，真乃难事。” 在《与同学书劝真熟读尤西堂〈反恨赋〉》，他的评语是：“无一语不神韵，无一笔不风华。凌生才人也，亦学有根抵人也。勉之进之。” 在《张允瑛女士追悼会记》，他的评语写道：“匹马单枪，如入无人之境。此语惟凌生当之。” 在《论女子学文之功用》，他的评语是：“入门下马气如虹。惟斯文得之，虽后幅于文字稍略，而议论坚卓，根底宏深，大气盘旋，实有他人能不可及者。瑞棠勉之，吾为吾校得才贺。” 在《与执友书：历述生平得意事与失意事》，他的评语是：“谈得意处，如龙跳天门；谈失意处，如蝉呤秋树。光明俊伟如子由，抑郁慨恻如子长，读之领人神往。” 在《拟中秋夜与嫦娥书：对月述评》，他评论更是议论纵横：“神情遥远，气象万千，壮夫之怀，才人之笔。金圣叹所谓‘灵眼觑着，灵手捉着’，史家所谓‘天雨为栗，鬼为夜哭’者，此也，有此文乃不负此题”。 在《人必如何而后为得志说》，他评论说：“色色空空，唤醒世人，理既超妙，笔复纵横，读之如遇南华老仙，放言谈道，句句令人点头称是。” 在《对于中日秘约之感言》，他评论说：“笔有锋芒，辞挟风雷，使当道者见之，不知心有慽慽焉否。” 凌叔华对张皞如老师十分敬佩，曾将她的思念写在小说《古韵》里，但又朦朦胧胧，今从校友会《会报》里终于得到一些具体细节，他不仅文采斐然，对凌叔华也有识珠之明。上世纪二十年代凌叔华走上中国文坛，印证了他的判断并非虚言，上述评语便是佐证，今抄录在这里，与读者诸君共飨。 刘表扬（1894-1977）、郭隆真（1894-1931）、张若茗（1902-1958）毕业后，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同周恩来一起赴法勤工俭学，成为早期的共产党员。邓颖超（1904-1992）毕业后，到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小任教，一九二二年夏应天津达仁女校校长马千里之聘到该校任教。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年转党，同年与周恩来结婚，奉调南下广州从事妇女运动。许广平（1898-1968）晚一届毕业，一九二二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 一九八四年，邓颖超来天津会见女师校友，还记得同班同学岫尘名字叫秀臣。梁岫尘（1900年生，是班上最年长的学生）说：“我是封建家庭出身，爷爷盼孙子，可惜生了两个孙女，姐姐叫秀君，我叫秀臣。到了民国，姐妹怎么还称君臣呢？这个名字是毕业时白老师给改的。”邓颖超说：“我原来叫文淑，白老师给改为颖斌，我不喜欢，后来自改为颖超。” 凌福彭退居林下后，曾两次到北戴河度夏。 北戴河在商、周时属孤竹国，伯夷、叔齐即孤竹君二子。公元前六六四年孤竹亡，又属燕地。秦始皇第五次东巡到此，刻“碣石门”。三国时曹操北定乌桓，来“碣石”赋《观沧海》诗，这是耳熟能详的历史。 北戴河的开发始自光绪二十四年（1898），清政府正式划定“鸽子窝”沿途三海里为避暑区。民国六年（1917）北宁铁路局为方便中外游人，开设了北戴河至海滨的支线。民国八年（1919），建莲花石公园和第一、第二公共浴场，吸引了大批游客。凌淑浩按奈不住宣传的吸引力，鼓动父亲凌福彭携家人来此度夏。第二年，美、英、德人又建“东山会”（组织），海滨增添了人力车和驴脚为载客工具。凌淑浩不甘落后，和姐姐叔华又随其父来此避暑，在饱尝海浴滋味的同时，又意外地圆了她的求学梦，上医科学校的计划有了眉目。 第一次到北戴河度夏，凌福彭带叔华、淑浩住在朋友的别墅里，她们曾记得，在二楼阳台上能看附近跑道上的赛马。凌福彭在这里办过一次宴会，和一帮北洋老友一边喝着木桶里堆着冰块的德国黑啤酒，一边畅谈往事。凌淑浩在这里认识了两个外藉女人，一个是印度青年女子，她帮她学中文；另一个女人是在山东齐鲁医学院教书的美国人，她在北戴河开了一个杂货店，凌淑浩因买浴帽与她相识。她问能否到她那儿上学。那位女士告诉她，医学院有一半课程是用英语讲授的，上医学院先得练习好英语。于是她明白了上医学院必备的先决条件，从而坚定了学医的志向。 大约在民国九年（1920）淑浩毕业前夕，表哥冯耿光（小说中叫康光）因事到府上看望姑夫凌福彭，并为叔华、淑浩姐妹回北京上学说项，得到了父亲的同意。 冯耿光（1882—1975），字幼伟，广东番禺黄埔村人，是凌福彭大夫人的侄子。他早年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先在福建马尾要塞任司令，后改任清政府军咨处司长。辛亥革命后任袁世凯总统府顾问兼山东临城矿务局督办，后脱离军界。民国七年（1918）冯国璋任命他为中国银行总裁，直到民国十一年（1922）辞去总裁一职，改任常务董事。在这期间曾发生安福系攻击中国银行总裁、副总裁“贪渎”一案。 冯耿光是梅兰芳（十四岁相识）一生重要支持者，梅早年住宅芦草园，便是冯耿光所赠，梅妻福芝芳亦是冯牵的红线。梅赴美、苏演出，经费都是冯为之筹集。梅称自己“一生事业中受他影响很大，得他的帮助也最多。” 另一位表哥冯祥光（小说中叫康贤），字玉潜，广东番禺黄埔村，清举人，曾赴德国留学。历任闽浙总督署和两广总督署文案，考察宪政大臣参赞。民国后任驻巴拿马、旧金山、汉堡、新加坡总领事。 二位表哥还劝说凌福彭不要“成天跟那帮军阀费唾沫”，尽早搬回北京去居住，也让两表妹到北京去上学。 凌福彭很快同意了两位表侄的建议。 民国九年（1920），凌淑浩以优异成绩从直隶女师毕业。两姐妹一起考入燕京大学女子学院。 凌叔华站金刚桥头，回忆着七年来天津女师的读书生活，一颗心像海河荡漾的澄波，不停地翻腾着这段青春似水的流年。 下载【看书助手APP】官网：无广告、全部免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