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五六年夏天，凌叔华应聘到新加坡南洋大学中文系教授现代文学。 南洋大学是一所私立大学，建立在狮城西南的裕廊山上。这里山势不高，蓁芒丛生，是一坐平凡无奇的山丘。然而学校的建筑却古香古色，一派中国风格。对于爱山如痴的凌叔华来说，不但没有觉得枯躁，反而庆幸它保存了濯濯童山的纯朴，没有历史的沧桑和庸俗的浮夸，恰如一部稍带洪荒气息的歌谣。 她居住的云南园，房前十二扇窗子洞开，对着一座隐隐青山。星洲四季如夏，除了雨中罩上一层薄纱，其他时间则是空濛悠远，鲸波暾日美景良辰了。那阶前的栀子花，那冲天的鸟声，常伴她入梦。对于一个浪迹天涯的人，小楼倚空，滴翠挼蓝，实可指为依归了。 于是她把这居所称之为——爱山庐。 那一年，陈西莹先生送她来星洲，也曾在此小住。 来之前，凌叔华的外甥女陈美芳刚刚毕业，借此来看望姨妈和姨父，另外想学一些中国画的知识，听了凌叔华的绘画课。陈美芳回去后，叔华给她写了一封长信，这其中抄录了她母亲凌淑浩的来信中的一段： 关于写信，想到你对美芳说的那些关于我们的母亲，我们的太祖母以及关于我的话，我根本就没有兴趣提笔。我简直难以想象，特别是母亲已经去世，不能够亲自辩解了。我们的太祖母不是西班牙人。你是听谁说的？我很爱妈妈，你说她，就是跟我作对。像你这样的上等人没有必要为了自己的成功而贬低家人。美芳从伦敦回来后，变得那么困惑，我真后悔让她跟你学画。 信中大有推倒阿尔卑斯山之势。此时凌叔华才明白，九个月以来，她给淑浩写了不下六封信，而淑浩一封也未回的真正原因。是美芳伦敦之行回去说了什么？还是因为小说《古韵》的事耿耿于怀？凌叔华也百思不得其解，把心中的委屈写信向外甥女诉说： 我不记得我曾经向你提到过我母亲的事，因为你从没见过她。我也没有谈过我们的太祖母，我是听父母说起过，说我们的太祖母有一头金黄色的卷发，所以家里人叫她黄毛太。没有人把她当成外国人，而且即便她是西班牙人，头发也应该是黑色的。我们都知道，许多杰出的美国公民祖上都是欧洲人，他们也并不为自己的血统感到羞耻。所以我真不知道你妈妈为什么对我这么大惊小怪的。至于我母亲，我一点儿也不会因为她不是正室就觉得没脸见人…… 接到你妈妈的信后，我无法相信她会说这样的话。她将我对她的情分看得一文不值，我不相信她会这么无情。这辈子我没有对她说过谎，也没从她那儿得到过什么好处。每年圣诞节，我都给她寄礼物，尽是挑好的、贵的买，因为我希望她从一个最亲的亲人那里得到礼物而感到快乐，而且，也是因为从小时候我就爱这个妹妹。如今，我很羞耻自己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做傻子，尤其是这九个月来，我写信给她，寄礼物给她，她不仅不领情，相反，还写了一封粗鲁、无情的信来骂我。 凌叔华这封信，美芳对小滢说不记得收到姨妈这封信。是没寄出，还是美芳忘记了？但那个时期姊妹二人发生过矛盾或误会是存在的。 到南洋大学教书后，这些矛盾也就慢慢冰释了。 二 初到南洋大学，她创作第二部长篇小说的梦一直未休。她在给伦纳德的信中说，她一到新加坡，便搬进学校提供的三居室小别墅中，让她吃惊的是，新加坡竟是个“半中国的国家”。 六月三日，在信中又报告了初到的感受，她发现在这里很难了解到当地的政局，除了分量不重的教学工作和帮助图书馆收藏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外，她在一座四邻稀疏、但树木茂密的小山坡上，过着一种“隐士生活”。夜晚，她点着蚊香驱赶昆虫，香烟袅袅，伴她进入香港、台湾和日本的梦境之中，这使她获得“一些新鲜思想，我可以把它们用到我的第二本书中”。 深秋时候，她又给伦纳德去信说，对于那个庞大计划，她的信心突然崩溃了。朱利安“说我的文字有一种俄罗斯风格，有时还有点儿法兰西的味道。他说如果能正确地运用它，就可能写出杰出的作品。我想按照他说的去做，但不太成功。如今每天的生活让人厌烦。我可能是江郎才尽了。” 不久，山下有四个男孩女孩来找她。这些孩子大都十来岁的样子，衣裤破旧，散漫不洁，脚上也没有穿鞋子，然而他们憨态可掬，天真活沷。一个大一点的女孩对叔华说：“您是先生，我妈说请您教我们读书。”她说着随手把带来的两条黄瓜和一把小葱放到桌上，又补充说：“这是给您的。” 叔华感到这些孩子朴素可爱，收下黄瓜小葱，她给了那些孩子铅笔和练习本，并嘱他们每天黄昏来这里读书练字。 时间如风，一刹那便两年了。南洋大学增加了上千名学生和一百多名教员，房子也增建了几十座，而那些乡下孩子像裕廊山的植物一样长得疯快。有几个月叔华到伦敦休假，回来时三个孩子已穿上了鞋子，衣服也穿得整整齐齐了。那个大一点的女孩到城里工作去了，她回来看叔华时，脸上涂了脂粉，头上烫了发，脚上还穿一双漂亮的高跟皮鞋。 凌叔华意识到，孩子们真的无可置疑地长大了。 凌叔华在中文系授课内容是新文学研究（1956年学期，必修课）、新文学导读（1957年上学期，选修）、中国语法研究（必修）和修辞学（1957年下学期，必修）。 她调查这些学生看过什么书，发现他们读书很少，而且书籍匮乏，偶尔看到有一本新书，大家便抢着去买。但是，她也发现，这里的学子爱好新文艺和具有写作才能的很不少。凌叔华被他们的知识饥荒深深感动，授课时格外给补充新的文艺理论。她常对他们讲，无论科学也好，艺术也好，都有它的术语，也有其基本原则。如果做一个学人，就要认识这一合理的新趋势。写一篇小说，光凭灵感是不能取得成功的。天才者或有例外，但有几人呢？关于创作，要虚心采访和研究，只凭自己那点意思，写出来的东西多是狭窄肤浅的。她告诉他们，对新文艺有志的人，要充实自己对大众的了解，然后方能下笔，像过去那样“十载寒窗”，面壁自修，已经跟不上时代了。 为解决书籍匮乏，她利用去香港看望女儿小滢和度假便利条件，为大学带回数百册新书，不到一周，被学生抢借一空。如《文学研究》、《文学遗产》等新文艺之作，在市上发现了，常会加二三倍的价钱，被捷足者率先搜去。有一次她发现多了一本《文学遗产》，便给了一个学生，那个学生竟高兴得流出眼泪来。 四年间，她在新加坡和英国之间来回穿梭之余，还访问了亚洲许多地方。 三 凌叔华在南大教完第一学期课，一月底到台湾去看望苏雪林。在这期间，她与苏雪林一起参观了台中白沟古物保存所，观赏了北京故宫博物院运台的收藏品，并游了日月潭。趁此之便，她又去香港度假，与在香港美联社工作的女儿陈小滢团聚。 凌叔华出于对蒙师辜鸿铭的怀念，去了一次他的故乡马来西亚的槟城。 渡轮靠岸后，凌叔华看见人群中大地先生和两位南大同学在那里等候。大地先生先是带她见过生病在家的槟城艺术协会会长清泉先生，再乘车到北部旅游胜地丹绒武雅的下榻怡园。 凌叔华入室安置好行装之后，下楼来享受花园夜色美景。她告诉大地先生，“辜鸿铭先生出生在这里，我来之前想去凭吊他，可是没有人能告诉我。他是我父亲的好友，他在槟城的声望远不如在北京大，如若槟城加上他在北京的名气，这座城市就名符其实的人杰地灵了。” 大地先生是凌叔华在英国时就认识的朋友，是星、马闻名遐迩的书法家，他说：“凌先生的话确是如此，辜鸿铭先生的事迹和文名在槟岛彰显，定会占尽南亚风光。” 在槟城，凌叔华游览了极乐寺、泰禅寺、观音亭、圣乔治教堂、诗华寺等处，她想起童年时辜鸿铭先生与她说过的那句话：“槟城风景好得很呢。”今天她到这里，果然印证了辜先生的话不是虚言。 而槟榔屿给她最奉厚的报答，便是那篇名播海内外的散文：《记我能知道的槟城》。 一九五九年初，凌叔华利用放年假的机会，踏上了她第三次去日本的旅途。 前两次去日本，正是日本全盛时期，处处有条不紊，确是一个山川秀丽、国泰衣丰的强国。而这次去日本，则是“战后”造访，其国势大不如前，那蓬莱三岛的风光，也在人们心中消褪了颜色。 她乘船途经香港直抵日本横滨，然后转道去日本首府东京。 刚刚放下手里的提具，她便接到张大千先生打来的电话，说刚刚接到巴黎来信，得知今日抵达东京，请即刻到他家共会刚从美国纽约来的画界朋友济远先生。 他们一见如故，大千在日本朋友杉村建议下，次日到镰仓逛庙看梅去。镰仓位于东京南部的神奈川县，背山面海，是一座著名的历史古城，被日本称为“镰仓时代”。在高德院，他们一行到神社看完大佛，便乘的士到锦屏山瑞泉寺看梅花。 凌叔华走到禅堂转角的花坛上，有一弯老梅枝干斜伸过来，其姿态宛如梅兰芳的“贵妃醉酒”。大千说：“这棵叫照水梅，它的花朵都是面向水的。”凌叔华则想到，那年徐志摩到孤山，寄回北京两枝梅花和一首诗： 红梅肥 绿梅瘦， 绿梅寄与素（叔华）， 红梅寄与眉（小曼）。 凌叔华对大千说：志摩永远忘不了人间，所以他的诗句，总是带着人间的温暖。 大千也说：徐志摩是个多情的诗人，他陪泰戈尔到日本写的那首《沙扬娜拉》，至今读来让人心动。 结束东京之行，凌叔华告别大千夫妇和济远先生，又南下京都，最后一站是奈良。这些地方，她战前都曾去过，再游只是想重温年轻时的梦境和看看战后日本经济的飞速发展。 四 在南大执教期间，中文系先后有过两任主任。第一位是佘雪曼（1909—1993），他的任期是一九五六至一九五七年；第二位是涂公遂（1902—1992），他的任期是一九五八至一九六零年。 中文系教授有着复杂的人际关系和背景。 中文系主任佘雪曼与教授潘重规同出于南京中央大学；后任中文系主任的涂公遂毕业于燕京大学，刘太希毕业于北京大学，而刘与潘重规还是舅甥关系。佘、潘这些“章（太炎）、黄（侃）弟子”，以南京大学为师承是很自然的事，而潘重规还是黄侃的女婿，他的妻子黄念容一九五七年也成为南大中文系讲师。刘太希是潘重规舅舅，为接出困于大陆的姐姐（潘重规之母），刘太希想尽一切办法，救其姊于“水火”之中。 凌叔华虽与涂公虽同出于燕大，但二人并不在一个系，关系一般，因而“被孤立于外”。 刘太希（1898—1989）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应聘到南大中文系，他是江西信丰太阿人，早年入北大，是林琴南、梁启超的高足。后到小县城当了个不太正规的小县官，抗战初钻到国防部当了秘书，边写诗边混饭，竟被蒋介石授了个少将参议。蒋败逃台湾后，他到香港定居，一九五七年通过亲属关系进入杏坛，到刚建立的南大中文系当了副教授，授课内容是历代诗选、诗经等，一九六二年看到南大形势不妙，便辞职去了台湾。 凌叔华在授课之余，鼓励学生创建了“南洋大学创作社”，开展写作及文艺评论；而刘太希、涂公遂则支持中国文学研究会写古体诗，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很快，他们在创作主张和创作实践中产生了分歧和争论，主要表现在刘太希古诗正统观与凌叔华寄希望“新诗的未来”的分野。学生中也各有追随者，由此带来人际关系的变化：凌叔华，潘重规、黄念容夫妇于一九六〇年四月离开南洋大学。涂公遂、刘太希于一九六二年三月离开南洋大学，去了台湾。 需要指出的是，凌叔华的友人苏雪林在晚年的回忆中，提到凌叔华在南洋大学执教生涯时说：“南大来台湾找人，应聘者有台北师范大学潘重规等，我名亦其列。我怕南洋气候不适合，不敢去，荐原在英伦侨居的凌叔华自代。凌到南大后即教我的功课，但凌与那边中文系主任刘太希摩擦得相当厉害，仅教一年即未被续聘。” 受到苏雪林此话的误导，有论者以为凌叔华在南大只教了一年或一年半的书，而受教于凌叔华南大中文系的第一届毕业生纷纷为老师鸣不平，认为苏雪林“厚诬”了凌叔华。据南大校史记载和第一届毕业生回忆，刘太希从未担任过南大中文系主任一职，他回台湾走马灯似的变换岗达五处之多，当没当系主任与南洋大学就没关系了。而凌叔华在南大执教了四年，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后来苏雪林于一九六四年九月至一九六六年二月也在南大教书，这位《楚辞》考据家能把上古事情考察的有鼻子有眼，不知什么原因，她与友人同在一所大学教了几年书也没搞清楚，是记忆出了问题？还是选边所需？不得而知。 凌叔华在南洋大学教学之外，继续她的绘画，文章则偏重于散文写作。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五日，她在新加坡维多利亚纪念堂举办了个人画展。连士升、潘受以及学生刘森发在报端撰文盛加赞誉。 一九六〇年二月，凌叔华在结束南大四年教学生涯之前，她编辑了这期间写的文章，定名为《爱山庐梦影》，由新加坡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出版。她在自序中说： 这本薄薄的小书是我在来南洋后收集的一件纪念品。这里面描写了我近三年的生活与思想——当然也充溢着我对云南园流恋的情绪。最使我欣幸的是在短短三四年中，我不但得以重温我“爱山”的旧梦，同时还遇到几位对人生对文艺工作有同样见识的真朋友。 云南园的山，成了她梦中挥之不去的影子。山在她的生命中，浩荡着一种态度，一种精神，并与之相伴相生，成为万丈红尘中物我两契的至高境界。 五 一九五九年冬天，借寒假她回了一趟大陆，先后去了广州、武汉和北京。 回到南大的第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她写信给伦敦的伦纳德：“中国的朋友忠告我说，最好别向其他人提起我的中国之行。”可是她的这个计划无意中被在香港英国BBC电视台工作的女儿陈小滢发现了，她知道这会让父亲陈西滢受到牵连，但当她告诉父亲时，凌叔华早已去了大陆。 凌叔华先去了故乡番禺。 在侨务人员的陪同下，她在广州走访了一些亲友，之后便去了故乡深井。在族人的引领下，凌叔华先去了中约坊上街的祖居。她的两个哥哥有的去了上海，有的去了香港，深井村已无直系后人。凌念楚是凌叔华亲叔祖的重孙，一九三一年凌福彭去世时还是个少年，如今已是四十出头的中年人了，凌叔华依稀还能记起他少年时的模样。邻居四婆早已过世，儿孙们也都子女成群，说起往事，大家都还记得叔华的名字和童年的故事。 邻居们对凌叔华说：“姑妈童年在江沥海玩耍的那个小港口，现在只剩下半段水域，四婆带你到山上烧香的三圣庙和洪圣宫还在，但北帝庙、雷公庙、医灵庙、关帝庙、观音庙，因年久失修而倒塌了。” 在去景客凌公祠的路上，凌念楚指着几棵两三人才能合抱起的老荔枝树说：“四婆家里人常说起，姑妈小时候和孩子们在树下追逐、游戏。小伙伴们都愿意跟你在一起玩耍。” 凌叔华参拜了家庙后，又去了村东北方大飞岗父亲的墓地。 飞鹅岭在大飞岗山巅，爬过几道山坡，凌叔华来到父亲墓前。她环顾四周，这里海拔虽然只有五十多米，然而，它北临珠江，南望全村风光，确是父亲长眠的好归宿，且有驾鹤归去之意境。凌叔华把花圈轻轻地放在父亲墓前，又在父亲墓旁植了两株小松树。 接着凌叔华一路北上，从武汉下车后，她又去了一趟珞珈山下的武汉大学。在与武大的领导和好友的畅叙中，她独没见到袁昌英。在她提出要见她时，校方以种种理由搪塞了。凌叔华哪里知道，袁昌英因家庭出身、南京国大代表等问题被“打右”，继而又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已被武大开除在街道劳动改造。 后来袁昌英从校方那里接到凌叔华给她带来的礼品，才知道叔华来武汉看她而不得见。 凌叔华到北京后，从周鲸生夫妇那里才得知袁昌英上述遭遇。在武汉，凌叔华用武汉大学的明信片，给英国查尔斯顿山庄病重的瓦内萨写了几句话寄去。第二年十月七日，是凌叔华回英后写给瓦内萨的最后一封信。信中她还译了苏东坡《江城子》的词放进信封寄去。词的内容是：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凌叔华借诗说愁，向瓦内萨问候并表明她心迹。时过不久（1961年），瓦内萨就去世了。 之后，凌叔华到了北京，那里更是天翻地覆的变化。她的老朋友张奚若已身居高位，先做教育部长，又做对外文化委员会主任。他请了凌叔华和几位老朋友相聚。席间张奚若用他带有浓重陕西味的京白，绘声绘色地描述与调侃杨振声手拿酒杯慢悠悠的姿态，真像《空城计》里的孔明，惹得一桌人大笑不止。 然而，凌叔华发现大家笑得很惨，尤其是清华教授邓以蛰在那里一言不发，眼里却含满了泪水。张奚若见状，立刻提议下周到西单的川菜馆再聚一次，一个人也不许少。他特别叮嘱凌叔华说：“你一定得来，就是订了机票，也要展期再飞。” 张奚若的提议，一班朋友谁也不敢与他辩驳。在政界，他特别爱护朋友，与他们的友情长久而不衰。在外交界，不分中西，大家也一样敬爱他。结束中国大陆之行，凌叔华又返回新加坡南洋大学。 六 一九六〇年三月，南大举办“大学周”活动。四月二日，南洋大学举行了第一届毕业典礼，毕业生共计四百三十七人。这一天，南大的师生、嘉宾和学生家长莅临观礼，咸有百年树人之威。 南大理事会主席陈六使（1897—1972）在典礼上致词说：“社会公众人士，有目共见，我们南洋大学初办，能达到这种境地，是值得欣慰的！” 期间，全校师生联吟诵咏，庆贺毕业，诗作后来结集成《云南园吟唱集》。凌叔华经历了南洋大学“黄金时期”的四年，正如徐志摩诗句写得那样：“我轻轻的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拂一拂衣袖，不带走西天一片云彩。”她没有填词，亦没有写诗，与师生们合影后便悄然离去，返回伦敦。 凌叔华知道，一些人根本没有看到南大面临的大势，他们还沿承旧官场那套恶习，争名逐利，早已超出为人师表的操守和道德规范，再言什么国粹，都会把人引入歧途。有鉴于此，走开才是明智之举，这里不是你家江山，风雨终将降临，搞那些小打小闹已毫无意义，早晚都得走人。 她的离开有的说是系里人际关系矛盾，有的说是陈西滢敦促她回英照看陈小滢刚出生的女儿，也许不无道理，但那已无关宏旨了。 实际上，从一九五九年开始，接二连三的“报告书”，就已露出形势不妙的端倪：先是西澳大学副校长白里斯葛报告书，提出“只有大学的承认问题，没有学位的承认问题”。后是星马政府资深公务员、医生魏雅聆报告书，又提出学生必须学“中英巫三种语文，南大乃星马真正的国民大学”，“向马大看齐”。这两个报告不断冲击南大，新加坡教育部长杨玉麟攻击陈六使是“商人办学”，说“大学是求学和研究的机构，不是做生意的场所”。李光耀下手更是强硬，干脆“褫夺陈六使公民权”，迫使他不得不向理事会辞去主席一职。这与陈六使筹组民主党、支持自由社会党参加新加坡首届大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此南大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凌叔华走后留下的教授一职，由香港作家徐讠于继任。 下载【看书助手APP】官网：无广告、全部免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