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七〇年三月十二日，陈西滢因病生命已进入倒计时。 住在伦敦北郊亚当森街的凌叔华，正在为陈西滢脑溢血发病住院而忙碌着。因女儿小滢与丈夫秦乃瑞远居英国北部的爱丁堡，她只好求助于台湾“国民政府”外交人员陈尧圣、熊文英夫妇帮忙。 早在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台湾国际地位下降，加上台湾“政府”经费紧张，连年积欠联合国会费，陈西滢的处境便已十分狼狈。 一九六四年一月，中国政府和法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台湾“国民政府”大使降旗撤回台湾，但台湾当局仍电令陈西滢以联合国中国代表的名义，在巴黎乔治五世大街十一号驻馆看守。法国的冬天不仅寒冷，而且漫长，“使馆”内没有取暖设备，陈西滢一人孤独地坐在屋里，形影相吊，冻得瑟瑟发抖，连吃饭也要到外面小饭馆就餐，真是苦不堪言。 一九六六年，台湾国民党政府被联合国取消成员国地位，三月十二日，陈西滢在法警干预下，让其迁出巴黎办公处。他极力抗争，被法国军警强行架出。在挣扎时血压骤然升高，当场昏厥，不得不请医救治。之后他辞去国民政府驻外职务，没有回台，便北去伦敦在家赋闲。 同年五月十八日，他在给台北中央研究院院长王世杰的信中说：“当法警迫我们出走时，心中愤怒，精神紧张，故血压高涨至250度。法警请来的医生，认为必须躺下以救护车送去旅馆。次日便降低，以后均在200度以下，有时仅170、180度，可以告慰。” 自此他为高血压所苦，请求找到接班人他就退休。凌叔华多次来巴黎，为他返回伦敦做准备，同时也心存忧虑，因为家里一直靠他的收入为生，如退休那点退休金则很难维持。这期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聘陈西滢前往任教，因身体一直不好，便改由凌叔华就任，讲授中国近代文学。然而她在加拿大刚刚教了一年，因陈西滢生病，便匆匆返回英伦。不久陈西滢又患上了脚软症，行走不便，记忆越来越差，语言表达不也完整了。是回台湾还是居伦敦，心中很纠结，因他与国民CC派有矛盾。一九六九年他给学生吴鲁芹信中说：“老耄的状态日增，记忆力日衰，走路极缓，一切都是日落西山的光景。”“老年人到了这种阶段，没有什么话可说了”。 一九六九年二月二十八日，伦纳德去世了。伦纳德生前曾给凌叔华许多实际建议，她也为寻求出版或艺术展览的合同向他多有请教，她很感激伦纳德这么多年对她的帮助，如今像烟云过眼离她而去。 陈小滢记得，她父亲的身体越来越弱。从法回英后，陈西滢送给她一本新出版的《边地之旅》作为生日礼物。几个月后，她因感冒才在床上认真读了这本书，一段湮没了的历史突然展现在她的面前。父亲还在书页的边上写了批注，从他的角度纠正了“朱利安在中国”这一章的某些内容。 一九七〇年在陈西滢去世前不久，小滢和父亲坐在公园的一条长凳上，问他为什么和母亲结婚，而且在发生了那么多事情后为什么还要在一起。他只说了一句：“你妈妈是个很有才的女人。”然后慢慢站起来，走回到汽车里去。 陈西滢这次住院之后，病情急剧恶化，大都处在半昏迷状态，始终未能说话，捱到三月二十九日晚，便与世长辞了，终年七十四岁。他的死，与四年前在法国受的那次强刺激密不可分。 四月三日，陈西滢遗体火化那天，凌叔华已无力再去伦敦北城教堂。事后熊文英回忆说：“陈源教授交游甚众，门墙桃李也很多，但是，他的最后一程，人生的最后一程，肉体行将被焚化的最后一段三英里的道路，只有我们夫妇相送。” 陈西滢的死，台湾政府并未特别表示，只发了“两三个字”的唁电了事。凌叔华本就对台湾当局与陈西滢的意见有别，此时更印证了她的感觉。对那个唁电她颇有诿词。 伦敦《泰晤士报》在悼念陈西滢逝世的文章中说：“他的逝世，使我们在英国，丧失了一种与现代中国历史最重要的一段时期仅存的联系。” 凌叔华把陈西滢病逝的消息告诉了在美国的老友梁实秋，他正在西雅图的旅途中，即刻写了《悼念陈通伯先生》的回忆文章： 通伯在海外甚久，我们难得一面。他和叔华都曾回过台湾，晤谈甚欢。我提议在台湾把《闲话》重印，他欣然同意，并且答应我寻觅原书影印。后来他果然从大英博物院图书馆借原书，删除其中一部分，由我洽商书店影印行世。他要我撰写序文，我义不容辞的写了。删去的一部分，其实是很精彩的一部分，只因事过境迁，对象已不存在，他认为无需再留痕迹，这是他的忠厚处。…… 通伯在海外生活，精神上相当苦痛，老病之身和横逆的环境抗争，国内的人士很难体会其中的艰苦。叔华告诉我他在巴黎我大使馆独立支撑危局的情形，令人听了心酸。通伯退休后，如果不是因为多病，早已返国定居，不料一代文宗，遂作九泉之客！彩云易散，天道宁论！ 曾任国民政府教部次长、中央大学校长、旅美华人顾毓琇与陈西滢是无锡同乡，也是学界同道，听到他逝世的消息，也写来了悼词： 春风寒，春雨冷，无奈清明光影，浓雾散，薄云天，骑鹤人化仙。 明月下，说风雅，长忆西滢闲话。梁溪水，尽清凉，魂魄归故乡。 在台湾的苏雪林听到陈西滢病逝的消息，第一时间写了《悼念陈源先生》的文章，在台湾报刊发表： 陈氏以爱说俏皮话而出名，口才其实很坏，就是他说话时很困难。说他说话困难，并不是说他有口吃的毛病，他倒不和司马相如、杨子云患有同样的症候，但他说话总是期期艾艾，好半天才能挣出一句话。 ……陈氏对我们女同事为礼貌起见，俏皮话和泼冷水尚保留；对留英同学，一向玩笑惯了的袁昌英（兰子）教授便毫不客气，至兰子常受其窘。 ……记得抗战发生后，其尊翁在南京日机轰炸受惊而死，珞珈山陈寓居然设立素纬香烛的灵堂，并不敢烦朋友来吊祭，他们一家早晚焚奠而已。……数年后，陈母逝世，他哭得像个小孩似的，人家问他衣衾棺木怎么张罗，他只说我方寸已乱，你们说怎样办就怎么办，只须从厚就是。老人家苦了一辈子，万不可再委曲她了。……又过几年，他的姐姐也因病死了，当陈尸榻上未殓时，紧闭的双目，忽然大张，陈氏见状大惊，急进房，俯身死者榻前，用无锡土白喃喃和死者说话。……阿姊不肯闭眼，必是为了老母灵柩停厝异地，放心不下的缘故，抗战胜利后，我一定要将老母和阿姊的遗骨运回故乡安葬，现在请阿姊安心归去吧……说也奇怪，他老姊的双目果然缓缓阖上了，我们吊客也被感动得人人热泪盈眶了。 台湾作家吴鲁芹（1918—1983）在《哭吾师陈通伯先生》一文中说： 我初次见到通伯先生的印象，竟然与我心目中的印象不符，我总觉得他应该是身体修长面目十分清瘦的人物，我何以会有这种想象，实在找不出理由，所以一九三七年初冬入校注册，到院长室请院长签字，发现身材矮小，背微驼，面色红润，就好像其中有差错，似乎系主任方重先生，更符合我想像中通伯先生的轮廓。 我正式受业于先生门下，是在一九三八年春天。那时学校已搬到四川乐山，系里有几位先生没有随校迁到内地，通伯先生原先只受高年级的课，这时也兼代一班低年级的“短篇小说”。这一学期我开始领略徐志摩一再推崇先生的根底，绝非天才诗人的兴之所至，绝非朋友间的捧场，实在是由衷而言。 在做论文的这段时间，我才认识通伯先生认真严格的态度，并不逊于朱孟实先生。所不同的地方是朱先生是板着脸的，他是笑呵呵的。我那时真是年幼无知，大言不惭……从抄大纲到完稿，连文法上的小毛病，他都仔细改了，他说最重要的是训练找材料、用材料和一般的组织能力，自己的见解还是次要，渐渐我也看出我一些大言不惭的见解多么幼稚可笑了。 通伯先生是着重通才教育的，那时外国文学系的人必修中国通史、中国文学史、哲学概论、理论学等等……到了后来教育部的教育家约了部内科员部外专家研议统一，口号很好，要通才教育专才教育兼筹并顾，也就大势去矣。 从上述对陈西滢的评价和回忆中，应当看出他的性格特征，他不大喜欢说话，而他的语言总是以嘲讽挖苦人见长，这就是他的个性。也因此引发了他同鲁迅的一场论战，并在论战中以“闲话”文名大增。便是那场大战，他从此变得心灰意冷，不再执笔为文，没想到一肚子才华竟输得那么惨。 作为文人，他只是在文坛上昙花一现，那一册薄薄的《西滢闲话》，成为他离开文坛的孤帆远影。特别是那个造神年代，为了突出阶级性，把争论的文化特征全部抺去，把个人性推到政治性的极端，陈西滢不可幸免地成为家喻户晓的反派人物。新时期以来学术界时有文章发表，对陈西滢及其“闲话”作了较为客观的学理论述，这也是社会的进步。 陈西滢本想把留洋所学给社会添一点亮色，不曾想出师不利，被碰得头破血流，只得转道专事教学，安下心来帮助昔日好友王世杰实现教育梦想，把武大办成如同剑桥那样的一流大学，但士不逢时，又陷帮派之祸，不仅实现不了理想，还被迫离开了学界。所幸好友胡适帮他出水火，结束那个困轭局面，以国民政府官员身份留居国外。岂料生不适时，又赶上台湾当局国际地位的丧失，他负不了责也挽不了那个狂澜，最后的命运便这样注定了。 二 陈西滢的逝世，在台湾学界引起不小震动，这年四月，台湾的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央大学、台湾大学学生联合会举行追悼会，怀念陈西滢这位学界前辈的逝世。凌叔华被邀请来台参加。 追悼会结束后，她向各校学生联合致辞答谢，并拜访了王世杰、叶公超等当年同陈西滢共事的上司和同仁。 凌叔华原打算将陈西滢的骨灰葬在台湾风景秀丽的阳明山，与胡适、傅斯年、罗家伦等一班老友相聚一起，台湾的亲友告诉她，阳明山公墓拥挤不堪，须按号分配，且世俗感太重，殊无清幽可言，她只好先将此事搁置起来。 六月，凌叔华又参加了台湾故宫博物院主办的古画研讨会。会上陈方迈和他在故宫的朋友，特意买了凌叔华的《爱山庐梦影》多册送人，与会朋友对文中关于“禅”的解析，特别给予赞许。 叶公超是凌叔华新月社时期的老朋友。他弃学从政，赴台后当了国民政府十年的外交部长，是诧叱外交界的风云人物，一九六一年从驻美大使任上被蒋介石一纸召回，赋闲在家，他不能与在美家人团聚，只好舞文弄墨消磨时间，有时发发牢骚。叔华这次来台，即约她到“红宝石”赴宴，他特意请谭祥做了她最爱吃的各式春卷和一条龙饺子，令凌叔华多年难以忘怀。 此时的叶公超，已不是凌叔华印象中的那个叶公超了。他怒而写竹，喜而绘兰，闲而狩猎，感而赋诗，大有不可一世的气概。然而，他心中的痛苦是许多人所不知道的。他有家归不得，行动有人“保护”，成了一个时代的悲剧人物。 席间，他和叔华谈起北京时的新月社，谈起胡适和徐志摩，无不感慨良多。他说：“胡大哥是个最乐于助人的人，只要他能做到的，他没有不帮助朋友的，往往为了帮助朋友，反累了他自己。”又说：“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说话的人，一种是歌唱的人。徐志摩是个不会说话只会唱歌的人，他的散文全部的趣味，就在于他的音乐性。” 凌叔华说：“你概括得真精彩，我们这一班朋友，离开的越久，认识得就越深刻。当年我们对志摩死后说的话，写的文章，远远不如你今天讲得好。” 一道水煎饺子上来了。叶公超说：“叔华，趁热赶紧吃，后面的饺子还有水煮的，笼蒸的。通伯不在了，你要想开点，把身体保养好。哀莫大于心死，我活着袁永熹她们在美国又怎么样？” 餐厅外传来了阵阵音乐声，叶公超对领班说：“叫你们老板来，这是哪方神圣在那里弹琴，今天高兴，我要给我的朋友唱一段京戏。” 他一时兴起，在音乐的伴奏下，高声唱起了谭派的《打渔杀家》。 凌叔华听了，不仅韵味十足，而且还带工架，真是不同凡响。她不觉踏节鼓起掌来。 饭后，凌叔华把在法国画展的画册签名送给了叶公超。 叶公超看后说：“你画得苹花真好！岛内只知道我怒而写竹，喜而绘兰，今天在你启发下，我赠你一幅《水仙图》。” 叶公超回去后，真的画了一幅水仙，派人送到凌叔华下榻的中泰宾馆。展现在凌叔华面前的不仅是一幅具有文人气质的水仙，而且还题了一首七绝，配上他那褚体加魏碑的墨迹，《水仙图》更显文气十足： 广寒宫里觅仙踪， 不染胭脂见玉容。 微步凌波闻鼓瑟， 一番萍水一相逢。 这幅画让与会的朋友无不翘首赞叹，凌叔华也被叶公超开朗的性格所感染。 那时候，台北正在举行第二届亚洲作家会议，张秀亚、林海音等文友在中山楼与凌叔华相遇。会后，张秀亚、林海音、谢冰莹、琦君、王怡之相约，到中泰宾馆去看望凌叔华。路上林海音对张秀亚说：“在小女生时代非常崇拜作家，我也是一个‘凌迷’。” 凌叔华在台湾与林海音（前右）、谢冰莹（前左）、王怡之（后左）、张秀亚（后中）、琦君（后右） 那一天，凌叔华和来看望她的台湾女作家们聊得十分开心。 凌叔华对林海音说：“当年张秀亚到北平去看我，可能因为年幼，坐火车累了，晚饭后在我的书房里说着话就睡着了。” 张秀亚说：“那年我到北平的第二天清晨，叔华先生还带我到西斜街去看望沈从文先生，那天沈先生夫妇正在家里欣赏青花古瓷，悠然自得，一派闲云野鹤的趣味。” 凌叔华说：“沈从文看着身材矮小的张秀亚，惊疑地说，陈蓝（张那时的笔名），你原来是个小姑娘呀！” 光阴荏苒，凌叔华屈指算来，这已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而眼前的几位女作家，她们在台岛文学的星空中，都是人们眼中最明亮的星了。 张秀亚《北窗下》的风情，饱含着爱的情愫，献给了这个苦难而美好的世界。林海音《城南旧事》的殷殷乡愁，呼唤着人类理性的回归。谢冰莹是女兵出身，喜欢在雨中踽踽独行，而一颗孤独的心，却被雨珠洗亮着。琦君心中的故园，是一盏最亮的灯，故乡的橘子红了，她的名字也被染红了。静止如水的王怡之，始终寻觅着人在世界的位置，抒写人在命运面前的痛苦和无奈。 文学永远是一支心灵的歌，青春的歌，正像生命之水的浪花，前呼后涌地流过，造就着一代代新人。凌叔华说：“相聚不易，咱们留个影吧。” 随着快门的启动，她们被定格在那个难忘的瞬间里。 古画研讨会结束后，凌叔华到台南成功大学看望她的老友苏雪林。 成功大学的前身是台南工学院，一九五六年应教育改制而建。苏雪林来后派给她的住宅，在台南市东宁路十五巷五号，三室一厅，前后都有大院子，到学校上课亦很方便。 凌叔华在南大教书时来台北看过她，一晃又十三年未见面了。苏雪林把凌叔华接到家后，畅叙了各自家庭的变化，西滢的死也使苏雪林悲痛不已，她把悼念陈西滢的剪报送给叔华留念。 凌叔华说：“真没想到，张宝龄也故去八九多年了。” 苏雪林说：“这算不上什么噩耗，我与他夫妻间早已名存实亡。他的死是张家托海上作业的船员捎来口信。张宝龄这个人倒极聪明，对朋友也甚忠实，只是与我无缘。他所要求的妻子是三从四德，服待他如王太子一般的女性。据说他在北京患病，一日侄媳为他织一件毛线短衫，线不够，忽见箱中有一条毛线围巾，颜色相同，便想拆用，他连忙挥手阻止，说这是你二婶的东西，我要作留念，线不够可到街上去买。他流着眼泪说，我过去对你二婶太过分了，现在追悔莫及。后来不几天就过世了。倒是我读了侄辈们的信，也甚为感伤。唉！一世孽缘，难得临死还说几句忏悔的话。” 凌叔华说：“我们都节哀吧，事情过去就过去了，我们这些活在世上的人，还要保护好自己的健康。在台北时就听朋友们说，你一直还在研究《楚辞》，我看大可不必，他离我们的时代太远了，研究清楚了又怎么样，留给那些年轻人去做吧。” 苏雪林说：“叔华说得对，我这个人的性格是一条道走到黑，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不然怎惹那么多文墨官司。活到这把年纪，脑子倒是该开开壳了。” 在台南，苏雪林陪她浏览了赤崁楼、安平古堡、鹿耳门天后宫等景观，吃了那里的虾仁肉圆、鼎边锉、棺材板、蚵仔煎等招牌风味小吃。之后苏雪林送凌叔华到高雄乘机，途经香港返回英国。 陈西滢的骨灰原有放台北的设想，后来她与女儿小滢商量，还是落叶归根好。那年凌叔华在《春日偶成》一诗中说： 重重新缘映湖光， 幽径行行草木香。 便从江南山水看， 梦回依旧是他乡。 许多年后，陈小滢将凌叔华与陈西滢的骨灰，一起归葬于陈西滢故里无锡西郊胡埭乡姚家湾陈氏墓园，了却了她一桩心愿。姚家湾地处太湖之滨，惠山脚下，风光不错，又是鱼米之乡，但对于凌叔华来说仍有“他乡”之感。因为她没有在这里生活过，当年结婚只是到此匆匆一瞥，没有多少情感牵挂。 不知长眠在这里的陈西滢作何感想呢？ 下载【看书助手APP】官网：无广告、全部免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