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1949年初，走投无路、身怀六甲的谢明鉴夫人只能去投奔独守R城的谢老太太。而管桐的母亲谢家蓉从出生那天起，就是戴着“白鬼子的崽子”的大帽子长大的，简称“白崽子”。
“白崽子”当然不会有朋友，而且在那个年代，以及随后的革命风暴中，谢家蓉习惯了游街、挨骂、被打，十几岁就去邻县海边像个男人一样拉海带，粗砺的岩石、火辣辣的盐粒浸泡着一个姑娘如花似玉的青春。或者可以说，此时的谢家蓉已经和其他农村少女没有任何区别―书香门第或者大户人家的生活她未曾经历，便谈不上受到浸染。加之谢夫人过世早，所以谢家蓉全部的文化程度仅仅止于小学课本上那有限的字词，而她的人生追求也不过只是嫁人、生孩子那么简单。
可是，没有人愿意娶她。
那是一段绝望得近乎麻木的岁月―那时，这个堪称全村最漂亮的女孩子想，人果然是要认命的，上辈人欠下的，她来还，或许也是一种赎罪。
那时候，她是真的打算就这样一个人，过一辈子。
然而，出乎她意料的是，七十年代初，一场风暴尚未结束的时候，居然就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来娶她！
这个人就是管利明―管桐的父亲，世代贫农，根红苗正。
那是小县城里的一场大风波―但无论风暴如何咆哮，管利明还是力排众议地和谢家蓉结婚了。从此，管利明开始“分享”属于谢家蓉的那部分痛苦与磨难，甚至因此而失去了本该属于他的招工机会，一辈子都只能做农民。
就这样，婚后一年管桐出生，再过两年管桦出生。虽然管桦甫出生便夭折，但不管怎么说，管利明和谢家蓉的生活已经渐渐趋于平静。又过两年，改革开放的号角越吹越响之时，谢明鉴的骨灰被人送回家乡。是管利明把谢明鉴和谢夫人的骨灰合葬到了一起，而谢家蓉在整个合葬过程中，一滴眼泪都没掉。
那年管桐十岁。他似乎永远都会记得，下葬那天，母亲站在高岗上的坟包边，表情麻木、一言不发的样子。
在管桐的记忆中，父亲管利明一直都是他生活中若有若无的角色。
管利明身上带有某些已经无法改变的、根深蒂固的习惯：不讲卫生，说粗话，自以为是，固执，爱吹牛，也并不勤快―冬季农闲时节，他宁愿坐在温暖的太阳地儿里和人聊《山海经》，也不愿意打零工。他还喜欢喝酒，喝醉了就胡乱骂人，骂管桐，也骂谢家蓉。他认为在这个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人就是“有钱人”，所以他蔑视读书人，坚信与其浪费时间去念书还不如去工厂里打工来得经济实惠。
于是，管桐考上研究生的那年，管利明就曾经怒气冲冲地强调：“我不会给你掏一个子儿念书，家里没钱，你也知道！”
管桐神情淡然地点头，说：“我知道。”
管利明被噎住，更没好气儿：“你不要找家里要钱，要念书就自己挣钱念！二十几岁的人了，还不能养自己吗？”
管桐依然没有什么表情，平静地答：“好。”
管利明一肚子教训人的话没处说，烦躁地一瞪眼一跺脚，转身就出门了。剩管桐站在自家院子里仰头看天空，觉得心里五味杂陈。
反倒是母亲谢家蓉，在儿子开学前偷偷塞给他两百块钱。
她小声嘱咐儿子：“悄悄拿着。”
管桐眼眶一热，反手推回去：“用不着的，妈，省城里兼职的机会多，我能养活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