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任命王阳明为南赣巡抚，交给他的任务不仅仅是肃清漳南和赣南山区的山贼，还要求他肩负起“消饵为盗风气，维持统治秩序”的责任，不仅要有用武力围剿山贼的“武功”，还要有安抚地方、教化百姓的“文治”。王阳明将围剿山贼称为“破山中贼”，将教化百姓称为“破心中贼”，他认为，“心贼”不破，“山贼”便难以根除，在剿灭山贼以后，应当尽快安抚、教化百姓，破除“心贼”。他推行约束百姓行为的《南赣乡约》，又兴办社学、修建书院，亲自到府学讲学。他在南赣推行的一系列措施，不仅实现了教化百姓的目的，还给南赣带去了思想财富，使南赣民风焕然一新，对南赣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设立三县
王阳明在平定南赣地区的山贼匪患后，他再次意识到，绝大多数山贼原本都是老实本分的农民，只是因为生活所迫，才被迫走上了占山为匪的道路。以漳南为例，被官兵俘虏和主动投降的山贼有五六千人，其中真正十恶不赦的“有前科”之徒不过百分之一，自愿当匪的不过一两千人；其余四千人或是生活所迫，或是被人胁迫，本意都不愿意上山当匪。此外，他还意识到，在面对官兵的围剿时，他们并没有全力反抗，而官兵也没有全力围剿，匪患之所以连年不绝，是因为善后工作没有处理好，这为匪患的周而复始创造了条件。他认为，要想永久地断绝匪患，使赣南地区永享太平，就要处理好善后，使匪患没有滋生的土壤。
山贼的成分主要分两种，一种是当地惯犯和外来强盗，这些人历来都是官府打击的对象，占山为匪不足为怪。不仅如此，他们还拉拢、胁迫更多的百姓追随，必须予以严惩。另一种是外来流民、本地灾民和不堪重负的农民，他们上山为匪，本不想打家劫舍和杀人越货，只为养家糊口，应该予以妥善安置。外来的流民，官府要允许他们在本地安家，并分给他们土地；本地灾民，官府要出面赈灾，帮助他们渡过难关；不堪重负的农民，官府要减免他们的税赋。
上述措施虽然解决了山贼匪患，但是，要达到长治久安，还要采取更多的措施，既要加强管理，又要教化乡民，改善民风。
在官兵肃清漳南的山贼后，漳州的一位秀才给漳州知府钟湘提建议，希望能在南靖县所辖的长乐、平和、芦溪等地设立新县。钟湘将这一建议上报给王阳明。王阳明认为，南靖县县治距离长乐、平和、芦溪等地较远，管辖不便，因此极易被山贼占据，成为匪患的易发地区，设立新县加强管理的确能起到消除匪患的作用。他令南靖知县实地勘察，确定可以建县，又向朝廷上报，请求在南靖的长乐、平和、芦溪、河头等地设立平和县。设立新县加强对地方的管理是历朝历代惯用的政策，朝廷很快就批准了。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新建的平和县城落成了，漳州府平和县就此诞生。此后的一百多年里，平和县再也没有出现过大规模的山贼之乱。
在漳南山贼活动猖獗的地方设立平和县的成功经验，使王阳明尝到了甜头，他想将这一成功复制下去，在赣南也设立新县。在肃清了横水、桶岗等地的山贼后，他决定在横水设立崇义县。在写给朝廷的《立崇义县治疏》中，他写道：
据南安府知府季斅呈：“备所屡致仕省祭义官监生杨仲贵等呈称，上犹等县横水、左溪、长流、桶冈、关田、鸡湖等处，贼巢共计八十余处，界乎三县之中，东西南北相去三百余里，号令不及，人迹罕到。其初畲贼，原系广东流来。先年，奉巡抚都御史金泽行令安插于此，不过砍山耕活。年深日久，生长日蕃，羽翼渐多；居民受其杀戮，田地被其占据。又且潜引万安、龙泉等县避役逃民并百工技艺游食之人杂处于内，分群聚党，动以万计。始渐虏掠乡村，后乃攻劫郡县。近年肆无忌惮，遂立总兵，僣拟王号；罪恶贯盈，神人共怒。今幸奏闻征剿，蒙本院亲率诸军，捣其巢穴，擒其首恶；妖氛为之扫荡，地方为之底宁。三县之民欢欣鼓舞，如获更生。访得各县流来之贼，自闻夹攻消息，陆续逃出颇众。但恐大兵撤后，未免复聚为患。合无三县适中去处，建立县治，实为久安长治之策”等因，到道。
随取各县乡导，于军营研深。查得前项贼巢，系上犹、大庾、南康三县所属。上犹县崇义、上保、雁湖三里，先年多被贼杀戮，田地被其占据；大庾县义安三里，人户间被杀伤，田地贼占一半；南康县至坪一里，人户皆居县城，田地被贼阻荒。总计贼占田地六里有半。随蒙本院委领兵知府邢玽、知县王天与、黄文鸶亲历贼巢踏勘，三县之中适均去处，无如横水。原系上犹县崇义里地方，山水合抱，土地平坦，堪以设县。随会同分守左参议黄宏，议得合无于此建立县治，尽将三县贼人占据阻荒田地，通行割出。缘里分人户数少，查得南康县上龙一里、崇德一里，亦与至坪相接，缘至坪三都虽非全里，然而地方广阔，钱粮数多，堪以拆作一里，合割并属新县。其间人户数少者，田粮尚存，招人佃买，可以复全。
县治既设，东去南康尚有一百二十里，要害去处则有长龙；西去湖广桂阳县界二百余里，要害去处则有上保；南去大庾县一百二十余里，要害去处则有铅厂；俱该设立巡检司。查得上犹县过步巡检司，路僻无用，宜改移上保，备由呈详。
奉批“看得横水开建县治，实亦事不容已。但未经奏请，须候命下，方可决议。兼之工程浩大，一时恐未易就。今贼势虽平，漏殄尚有，且宜遵照本院钦奉敕谕随宜处置事理，先于横水建立隘所，以备目前不测之虞。除委典史梁仪等一面竖立木栅，修筑土城，修建营房外，查得横水附近隘所，如至坪、雁湖、赖塘等处，盗贼既平，已为虚设。其附近村寨，如白面、长潭、杰坝、石玉、过步、果木、鸟溪、水眼等处居民，访得多系通贼窝主；及各县城郭村寨，亦多有通贼之人。合将各隘隘夫悉行拨守横水，其通贼人户，尽数查出，编充隘夫，永远把守；其不系通贼者，量丁多寡，抽选编全，轮班更替，务足一千余名之数。责委属官一员统领，常川守把。遇有残党啸聚出没，即便相机剿捕。候县治既立，人烟辏集，地方果已宁靖，再行议处裁损。其开建县治，本院亲行踏勘，再四筹度，固知事不可已。但举大事，须顺民情，兵革之后，尤宜存恤。仰该道会同分守等官，再行拘集地方父老子弟，多方询访，必须各县人民踊跃鼓舞，争先趋事，然后兴工，庶几事举而人有子来之美，工成而民享偕乐之休。仍呈抚按等衙门公同计议施行”等因，依奉会同参议黄宏遵照批呈事理，先于横水设立隘所，防范不虞。及行该府再行拘集询访外，随据府县各申，拘集父老到官，各交口欢欣，鼓舞趋事，别无民情不便等因，备呈到道。覆审无异，转呈到臣。
会同巡抚江西等处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孙燧、巡按江西监察御史屠侨，议照前项地方，大贼既已平荡，后患所当预防。今议立县治并巡司等衙门，惩前虑后，杜渐防微，实皆地方至计，及查得横水议建县治处所，原系上犹县崇义里，因地名县，亦为相应。
如蒙皇上悯念地方屡遭荼毒，乞敕该部俯顺民情，从长议处，早赐施行，并儒学巡司等衙门一体铨选官员，铸给印信。如此，则三省残孽，有控制之所而不敢聚；三省奸民，无潜匿之所而不敢逃。变盗贼强梁之区为礼义冠裳之地，久安长治，无出于此。
这篇《立崇义县治疏》详细记述了设立崇义县的背景、经过和作用，从中既能了解到赣南山贼形成的历史原因，又能窥见王阳明在南赣巡抚任上的工作细节。之所以设立崇义县，原因跟设立平和县是一样的，担心官兵撤离后，已经投降的贼众再次聚集起来占山成匪，因此要加强管理官府之前管理不到的地方。他认为，设立新县以后，官府就能加强对流民的控制，使“三省残孽，有控制之所而不敢聚；三省奸民，无潜匿之所而不敢逃”。朝廷同样很快批准了这一请求。新设立的赣州府崇义县便在大庾、南康、上犹三县的交界地带建立起来了。
在肃清浰头的山贼之后，王阳明再次进行实地勘察，于正德十三年（公元1518年）五月初一上书朝廷，请求在江西、福建、广东三省交界的山区设立和平县：
浰头——编者注）实系山林深险之所，盗贼屯聚之乡；当四县交界之隙，乃三省闰余之地；是以政教不及，人迹罕到。……据而守之，真足以控诸贼之往来，杜奸宄之潜匿；弃而不守，断为狐鼠之窟穴，终萃逋逃之渊薮。……于和平地方设建县治，以控制瑶洞；兴起学校，以移风易俗。
为了说服朝廷，他还打了一个比喻：
盗贼之患，譬如病人，兴师征剿者，针药攻治之方；建县抚辑者，饮食调养之道。徒恃针药之攻治，而无饮食以调养之，岂徒病不旋踵，将元气遏绝，症患愈深；后虽扁鹊、仓公，无所施其术矣。
朝廷再次同意了他的请求，将龙川县的和平都、仁义都等地，以及河源县惠化都等地，划拨出来设立和平县。这一地区山多水多，交通极为不便，三省距此最近的官府要派人到这里来，都要好几天的路程，而且人烟稀少，历来是山贼交流聚会的场所。由广东省惠州府管辖的和平县也很快得以建立，治所在阳明镇。
根据清代时的《和平县志》的记载，尽管当时就设立了和平县，但还是没能彻底断绝山贼之乱，直到嘉靖年间和平县仍有山贼作乱。据《和平县志》记载：“初，池仲容之党有七巢，王阳明计平其五，遂下招抚之令。而李鑬犹据岭冈、谢祥据浊溪。是时，鑬之子文彪、祥之子恕，抚叛不当，大为民害。”不过，如果没有王阳明及时设立的和平县，致使要害之地落入山贼之手，恐怕大规模的祸乱又会发生了。这段记载也说明，南赣之地的山贼之乱不是一次军事行动就能剿灭的，至于民风的改善，更加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江西崇义、福建平和、广东和平三座新县城的设立，加强了朝廷对江西、福建、广东三省交界地区的管理，从此以后，尽管山贼之乱仍有反复，但这一地区一直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动乱。
二、《南赣乡约》
正德十三年（公元1518年）四月，王阳明从浰头回到赣州。此时，尽管山贼已经基本肃清，但南赣之地“风气仍俗”。相关记载中说，赣南“与楚相接比，数相兼并，民俗略同。盖楚俗，江南地广，火耕水耨，民食鱼稻，生亡积聚，饮食取给，不忧冻馁，亦鲜千金之家。信巫换，重淫祠，发嚣争，多为讼者师。若夫生养则俭，死葬则侈；疾病则谄祷，鲜用医药。至于山岚瘴气之袭人，时亦有之”。王阳明也认为，南赣地区之所以山贼活动猖獗，为盗风气严重，主要原因是教化不够、百姓愚昧所致。既然如今已经平定了山贼，困扰朝廷统治和百姓生活的主要问题解决了，就应该立即展开教化百姓、移风易俗的事业。于是，他开始着手督导各县建立社学，推行《南赣乡约》。
在围剿横水、桶岗的山贼时，王阳明从南康县丞舒富口中得知，居住在南康的蓝田（原属南康县管辖，设立崇义县后，又归崇义县管辖）吕家有祖传的用以对族人进行道德规范和约束的《吕氏家约》，便前去吕家请求拜读，大受启示。后来，他以《吕氏家约》为蓝本，编写了约束整个南赣地区百姓的《南赣乡约》。
当年在吉安府庐陵县担任知县时，他就十分重视教化百姓，在治理南赣时也以教化为重中之重，亲自制定《南赣乡约》。这一年十月，《南赣乡约》正式颁布，随后在南安和赣州推行，借助“十家牌法”要求各级官府迅速开展有关乡规民约的教化活动。
《南赣乡约》规定了涉及政治教育、道德陶冶和军事训练等内容的要求全体百姓遵守的公约，共计十六条：
一、同约中推年高有德为众所敬服者一人为约长，二人为约副，又推公直果断者四人为约正，通达明察者四人为约史，精健廉干者四人为知约，礼仪习熟者二人为约赞。置文簿三扇：其一扇备写同约姓名，及日逐出入所为，知约司之；其二扇一书彰善，一书纠过，约长司之。
二、同约之人每一会，人出银三分，送知约，具饮食，毋大奢，取免饥渴而已。
三、会期以月之望，若有疾病事故不及赴者，许先期遣人告知约；无故不赴者，以过恶书，仍罚银一两公用。
四、立约所于道里均平之处，择寺观宽大者为之。
五、彰善者，其辞显而决，纠过者，其辞隐而婉，亦忠厚之道也。如有人不弟，毋直曰不弟，但云闻某于事兄敬长之礼，颇有未尽；某未敢以为信，姑案之以俟；凡纠过恶皆例此。若有难改之恶，且勿纠，使无所容，或激而遂肆其恶矣。约长副等，须先期阴与之言，使当自首，众共诱掖奖劝之，以兴其善念，姑使书之，使其可改；若不能改，然后纠而书之；又不能改，然后白之官；又不能改，同约之人执送之官，明正其罪；势不能执，戮力协谋官府请兵灭之。
六、通约之人，凡有危疑难处之事，皆须约长会同约之人与之裁处区画，必当于理济于事而后已；不得坐视推托，陷入于恶，罪坐约长约正诸人。
七、寄庄人户，多于纳粮当差之时躲回原籍，往往负累同甲；今后约长等劝令及期完纳应承，如蹈前弊，告官惩治，削去寄庄。
八、本地大户，异境客商，放债收息，合依常例，毋得磊算；或有贫难不能偿者，亦宜以理量宽；有等不仁之徒，辄便捉锁磊取，挟写田地，致令穷民无告，去而为之盗。今后有此告，诸约长等与之明白，偿不及数者，劝令宽舍；取已过数者，力与追还；如或恃强不听，率同约之人鸣之官司。
九、亲族乡邻，往往有因小忿投贼复仇，残害良善，酿成大患；今后一应门殴不平之事，鸣之约长等公论是非；或约长闻之，即与晓谕解释；敢有仍前妄为者，率诸同约呈官诛殄。
十、军民人等若有阳为良善，阴通贼情，贩买牛马，走传消息，归利一己，殃及万民者，约长等率同约诸人指实劝戒，不悛，呈官究治。
十一、吏书、义民、总甲、里老、百长、弓兵、机快人等若揽差下乡，索求赍发者，约长率同呈官追究。
十二、各寨居民，昔被新民之害，诚不忍言；但今既许其自新，所占田产，已令退还，毋得再怀前仇，致扰地方，约长等常宜晓谕，令各守本分，有不听者，呈官治罪。
十三、授招新民，因尔一念之善，贷尔之罪；当痛自克责，改过自新，勤耕勤织，平买平卖，思同良民，无以前日名目，甘心下流，自取灭绝；约长等各宜时时提撕晓谕，如踵前非者，呈官征治。
十四、男女长成，各宜及时嫁娶；往往女家责聘礼不充，男家责嫁妆不丰，遂致愆期；约长等其各省谕诸人，自今其称家之有无，随时婚嫁。
十五、父母丧葬，衣衾棺椁，但尽诚孝，称家有无而行；此外或大作佛事，或盛设宴乐，倾家费财，俱于死者无益；约长等其各省谕约内之人，一遵礼制；有仍蹈前非者，即与纠恶簿内书以不孝。
十六、当会前一日，知约预于约所洒扫张具于堂，设告谕牌及香案南向。当会日，同约毕至，约赞鸣鼓三，众皆诣香案前序立，北面跪听约正读告谕毕；约长合众扬言曰：“自今以后，凡我同约之人，祗奉戒谕，齐心合德，同归于善；若有二三其心，阳善阴恶者，神明诛殛。”众皆曰：“若有二三其心，阳善阴恶者，神明诛殛。”皆再拜，兴，以次出会所，分东西立，约正读乡约毕，大声曰：“凡我同盟，务遵乡约。”众皆曰：“是。”乃东西交拜。
……
《乡约》要求百姓参与结社，彼此监督，彼此约束。《乡约》的推行与“十家牌法”类似，但在具体运作上优于“十家牌法”。它以“约”为单位，以每月“望日”在固定寺庙或道观定期、定点聚会管理本约事务为主要形式。与“十家牌法”相比，《乡约》似乎更加复杂，更加具有浓厚的教化色彩。
《乡约》的核心是社会教育。首先，肯定社会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认为教育是造成人与人之间善恶差别的主要原因，南赣之地之所以山贼肆虐，就是因为缺乏社会教育。究其原因，既有官府的教化无方，也有长辈亲朋的教育失时。其次，确定社会教育的目标，即培养善良百姓、形成淳厚民风。再次，规定社会教育的内容，即在家时遵守孝悌之义，在乡里时相助相恤，劝善戒恶。最后，指出社会教育的办法，“人虽至愚，责人则明，人虽至聪，责已则昏”，因此应该依靠百姓的互相表扬、互相批评，达到改进百姓道德、提高百姓素质的目的。
《乡约》还规定了任务和禁令，对“乡约会”的组织结构、负责人及职责、活动方式及程序、礼仪制度等，也做了详细的规定。按照《乡约》的规定，担任“约长”、“副约长”的都是经由全体成员推选产生的德高望重的老者。此外，还要推选“约正”、“约史”各四人，“知约”、“约赞”若干人。如果成员中有人遇到困难，“约长”应召集全约成员共同商议处置，如果成员中有人犯罪，“约长”、“约正”等人要负连带责任。总之，整个组织非常严密，每个人都分工明确，各司其职。
王阳明强调“良知”的作用，认为“人之善恶，由于一念之间”，因此主张通过修身自省、互相监督和劝勉，以消除内心的恶念。同约成员间聚会的目的，就是希望通过一系列复杂的礼制程序，达到彰善纠过、培养淳厚民风，同时调解邻里之间的纠纷、防止私通山贼，即“今凡尔同约之民，皆宜孝尔父母，敬尔兄长，教训尔子孙，和顺尔乡里”。不过，《乡约》只负责教化百姓，并不负责锄奸罚恶。他要求“约正”等人，在遇到经多次教化而仍然没有效果的情况时，要立即上报官府处置。
总之，《乡约》的目的是激发百姓的道德意识，使长幼有序、善恶得所，靠的不仅仅是人们的自觉、相互的监督敦促，还依靠一套使道德教化能和谐进行的庄严仪式。
《南赣乡约》推行以后，官府将告示发布到南安、赣州两府各县，令父老子弟互相勉励、劝诫；又兴办社学，聘请老师教导幼儿，教幼儿诗歌礼仪，学得好的，老师要表扬；做得不好的，老师要耐心引导。经过一段时间，百姓们全都养成了相互礼让、礼仪待人的习惯，讲礼之风很快成为南赣的民风民俗。《南赣乡约》初见成效。
王阳明颁布和实施《南赣乡约》是一件利在当时、功在千秋的事情。在肃清山贼后，如果官府没有及时地兴办社学，推行教化百姓的政策，南赣民风得不到改善，山贼之乱还可能很快再起。正是有了《南赣乡约》等一系列教化措施，南赣的风气才有了焕然一新的变化，出现所谓“民无重赋，家有田耕，城郭乡村，一派清明”的局面。
三、“破心中之贼”
王阳明在南赣地区推行《南赣乡约》，依靠的是官府的强制力，尽管效果不错，但也暴露了新的问题：不论是之前的“十家牌法”，还是后来的《南赣乡约》，只要是依靠强制力推动的政策，终究会遭到百姓的抵触，不能让百姓从内心深处真正接受。一旦失去强制力，就会遭遇反弹。他认为，要让百姓从内心深处自觉地学习礼仪、提高道德，必须兴办学校，开展系统的学校教育。于是，他一面在南安、赣州兴办社学，一面又筹建书院。
关于兴办社学，在《阳明年谱》中有这样的记载：
先生谓民风不善，由于教化未明。今幸盗贼稍平，民困渐息，一应移风易俗之事，虽未能尽举，姑且就其浅近易行者，开导训诲。即行告谕，发南、赣所属各县父老子弟，互相戒勉，兴立社学，延师教子，歌诗习礼。出入街曲，官长至，俱叉手拱立。先生或赞赏训诱之。久之，市民亦知冠服，朝夕歌声，达于尾巷，雍雍然渐成礼让之俗矣。
由此可见，他坚持兴办社学的目的，就是要让社学成为教化百姓的平台，达到匡正民风的目的。
社学始建于元代，指地方官府奉朝廷旨意在农村设立的“教童蒙始学”的小学校。按照元朝的户籍管理制度，每五十户人家被划分为“一社”，每社设一所学校，称为“社学”。社学的老师都是通晓经书的读书人，在农闲时教学生《论语》、《孟子》、《大学》、《孝经》等文化课，在农忙时则教劝农桑。明朝初期，社学得到普及，各级州县都有社学，不过只面向十五岁以下的儿童。相比于元代，明代社学的教育内容更加丰富繁多，除了经史等文化课，还有御制大诰、朝廷律令、仪式礼节等。到了弘治年间（公元1488—1505年），由于一些地方政府无力承担或者不愿意承担聘请老师的费用，在地方官的默许下，很多社学停办了。弘治十七年（公元1504年），朝廷发布命令，不许废弛社学，已经废弛的要立即恢复或者新建。王阳明担任南赣巡抚时，尽管南安知府张弼已经恢复了一些，但远远不够，还无法满足需求，于是便继续恢复和设立。
按照朝廷的规定，开办社学的房屋场所、聘请老师的工资以及学生的学习费用等，都由官府承担。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需要王阳明亲自出面筹措。当时，全国各地有很多“淫祠”（指既不是佛寺也不是道观的不在祀典的祠庙），他便效仿张弼的做法，拆除这些祠堂里供奉的鬼神，将房屋改作社学的学堂。房屋场所的问题就这样解决了。至于老师，他认为可以先从各州县寻访合适的乡儒，万不得已也可以从自己的弟子当中挑选合适人选。当时，知名学者舒芬正在福建市舶司担任副提举，他便派人到福建将舒芬请来，主持赣州的社学。
最后解决的往往是最棘手的问题。在当时，最棘手的问题就是缺钱，没钱给老师发工资。明朝时老师的工资很低，待遇最高的老师一年也不过二十两银子，还总是被克扣或者拖欠。不过，王阳明认为这在南赣不是问题，只要各级官员手头稍微紧一紧，那点儿银子还是能省出来的。于是，他一面令各州县抓紧寻访品行端正的乡儒，并给予优厚的报酬和礼遇；一面要求百姓教导子女尊敬老师。此外，他还亲自编写了《训蒙大意》，谈了自己对教育方针和方法的看法：
古之教者，教以人伦。后世记诵词章之习起，而先王之教亡。今教童子，惟当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专务。其栽培涵养之方，则宜谚之歌诗以发其志意，导之习礼以肃其威仪，讽之读书以开其知觉。今人往往以歌诗、习礼为不切时务，此皆末俗庸鄙之见，乌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
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譬之时雨春风，沾被卉木，莫不萌动发越，自然日长月化；若冰霜剥落，则生意萧索，日就枯槁矣。故凡诱之歌诗者，非但发其志意而已，亦所以泄其跳号呼啸于咏歌，宣其幽抑结滞于音节也。导之习礼者，非但肃其威仪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让而动荡其血脉，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讽乏读书者，非但开其知觉而已，亦所以沉潜反复而存其心，抑扬讽诵以宣其志也。凡此皆所以顺导其志意，调理其性情，潜消其鄙吝，默化其粗顽，日使之渐于礼义而不苦其难，入于中和而不知其故。是盖先王立教之微意也。
若近世之训蒙稚者，日惟督以句读课仿，责其检束而不知导之以礼，求其聪明而不知养之以善，鞭挞绳缚，若待拘囚。彼视学舍如囹狱而不肯入，视师长如寇仇而不欲见，窥避掩覆以遂其嬉游，设诈饰诡以肆其顽鄙。偷薄庸劣，日趋下流。是盖驱之于恶而求其为善也，何可得乎？
凡吾所以教，其意实在于此。恐时俗不察，视以为迂，且吾亦将去，故特叮咛以告。尔诸教读，其务体吾意，永以为训，毋辄因时俗之言，改废其绳墨，庶成“蒙以养正”之功矣。念之念之！
除了恢复和设立“教童蒙始学”的社学，在赣州时，他也不忘兴建书院，开堂讲学，传播自己的学说。正德十三年（公元1518年）九月，他重修了濂溪书院。濂溪书院又称濂溪祠、濂溪书堂，由周敦颐所建，在江西省内的南昌、九江、赣州、萍乡等地都有，号称“开江西书院史之先”。
此外，他还经常到赣州的府学给学生亲自讲课，南安、赣州的年轻书生听说后，蜂拥而至，在外地的一些王门弟子也特地赶来听讲。很快，他在赣州又掀起了一阵讲学高潮，一时之间，赣州云集了众多“王学”的追随者。他在赣州的讲学，为赣南培养了一批赣南籍王门学者，这些人后来成为王门的“江右学派”，对赣南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后人看来，他在赣南的讲学，是赣南文化传统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黄宗羲就评论说“姚江之学，惟江右为得其传”、“阳明一生精神俱在江右”。赣南地区是他在江右讲学时的重要地点，为发展和完善他的学术思想体系提供了场合。由于当时到赣州听讲的广东籍学子也有很多，因此这些人后来成为王门的“粤闽学派”，对广东、福建的影响极大。
明代初期的赣南地区，在地理地貌上是地广人稀、山水阻隔，在人文景观上也是文化落后、民风尚斗。到了明代中期，随着全国大规模的流民迁徙的到来，赣南地区迎来了来自福建、广东和江西中部及北部的流民，最终形成了山贼之乱，以至于到了后来出现民盗不分的局面。王阳明担任南赣巡抚后，实行招抚并用的政策，首先“破山中之贼”，动用武力迅速肃清了盘踞多年的山贼，随后“破心中之贼”，展开多项教化措施，促进了民风的转变。兴办社学、修建书院等一系列措施，使赣南产生了一批以通过科举进入官场为目的的读书人，在这些人的带动下，赣南逐渐开始重视文化和教育，并最终转变为“文物衣冠之邦”。这种巨大的转变，就是王阳明担任南赣巡抚时，给赣南地区带来的最重要的积极影响。
四、功臣还是刽子手
王阳明用不到一年的时间肃清祸乱南赣几十年的山贼，可谓战功赫赫，朝廷论功行赏，加封他为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南京兵部尚书，继续提督南赣汀漳军务。但这些都是虚名，没有得到任何实际好处。然而，为了这些虚名，他却背上了千古的恶名，在后世的一些评论家看来，他不是封建统治王朝的“功臣”，而是残忍地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是背信弃义地杀害投降的农民起义军的“叛徒”。
王阳明之所以被指责为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是指他动用武力镇压南赣地区的山贼。事实上，在他的内心深处，他也不愿意对这些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农民举起屠刀，但是身为南赣巡抚，他有使命在身，也是别无选择。他对自己的弟子说过这样的话：
某自征赣以来，朝廷使我日以杀人为事，心岂割忍！但事势至此，譬之既病之人，且须治其外邪，方可扶回元气，病后施药，犹胜立视其死故耳。可惜平生精神，俱用在此等没紧要事上了。
毫无疑问，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尽快结束南赣这块土地上的混乱局面，使这里的每一个流离失所的百姓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在他的眼里，这里没有山贼土匪，有的都是被迫上山“讨生活”的贫苦百姓。因此，他不愿意“日以杀人为事”，也不忍心“日以杀人为事”。但是，他又认为，在那样的形势下，要想结束混乱局面，让大部分百姓安居乐业，就必须先“治其外邪”。什么是“外邪”？就是指山贼作乱。他认为，只有平定作乱的山贼，才能“扶回元气”，才能再用药材调理。他的内心是很纠结的，通过杀戮取得的成功并不能使他感到喜悦。
正是出于这种纠结、矛盾的心理，在率兵围剿山贼期间，他始终告诫部属不准滥杀，更不准乱杀，称“当先之士，唯在摧锋破阵，不许斩取首级”、“不得贪功，不可一概屠戮”、“平日罪恶不大，可招纳者，还与招纳”。在张祥浩所著的《王阳明评传》中，也提到“守仁将兵，反复强调仁者不以多杀为功，只以平乱为主。守仁主政，则反复强调仁民爱物，视人溺有如己溺，人饥有如己饥”。
他之所以被指责为诱杀农民起义领导人的“叛徒”，指的是在赣州祥符宫诱杀浰头山贼首领池仲容等九十四人。这件事在当时就引起了极大的争议，连他本人都为自己的卑劣行为自责不已。据说，第二天早上，得到消息的他，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巡抚衙门的大堂上，目光呆滞，纹丝不动，就那样端坐了一天，滴水未进，粒米未食。在给朝廷的汇报中，他也自知理亏，将事实更改为在白天将池仲容等诱骗至巡抚衙门后捕杀。他的弟子在编撰《阳明年谱》时，也不敢理直气壮地记载这件事情，而是做了一些掩盖和粉饰。
不过，如果因此就认为他是无缘无故或者听信谗言而错杀了池仲容等，也不符合事实。他诱杀池仲容等，当然有他必杀的理由，在写给朝廷的《浰头捷音疏》里，他陈述了这些理由，概括来说有如下五条：
其一，不遵布告。早在围剿横水山贼时，他就派人前往浰头山寨，劝说池仲容等下山投降。在对浰头实施围剿之前，又发布《告谕浰头巢贼》，再次派人前去劝说池仲容投降。当时，山寨中已有头目愿意投降，但池仲容不肯，称“我等做贼已非一年，官府来招亦非一次，此亦何足为凭”，意图顽抗到底。
其二，诈降官府。在得知官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肃清了横水山贼后，池仲容内心恐惧，因此心生一计，派弟弟池仲安及两百老弱病残贼众诈称投降，实际上是窥探官兵虚实，意图里应外合，袭击官兵。在派出池仲安诈降的同时，池仲容加强了山寨的防御，准备与官兵为敌。在十二月十五日，官府得到消息，池仲容联络了附近山寨的山贼，准备一起抵抗官兵。
其三，力大无穷且敢于搏命。池仲容、池仲安兄弟身形矫健、力大无穷，有凭一己之力缚虎之能，在山贼中威望极高，不是一般贼首能比得了的。而且他们自知自己罪大恶极、国法难容，因此不以性命为重，敢于搏命，是真正的亡命之徒，危险性极大。
其四，民愤极大，民怨沸腾。池仲容等在南赣横行十余年，无恶不作，无人能治，在百姓当中名声极差，引起的民愤极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解民怨。
其五，割据称王。池仲容自封“金龙霸王”，封手下各寨头目为“总兵”、“都督”等官职，图谋割据，对抗朝廷。
正是基于以上五条理由，王阳明认为池仲容等必须杀，所以才把他杀了。在给朝廷上报“捷音”时，池仲容等九十余人已经成了刀下之鬼，所谓死无对证，这几条理由有多少真凭实据都由他一人说了算。无论如何，他都不是毫无理由地乱开杀戒。
后世的批评家认为，封建统治者编写的正史没有“正视”赣南的山贼，真实的他们没有正史描述得那样罪恶滔天、恶贯满盈，当然也没有一些同情农民起义的野史所说那样杀富济贫、富有正义。在他们中间，既有被迫当山贼的贫苦百姓，也有专门为非作歹的职业土匪。俗话说“官有清浊，民有顺刁”，那些山贼既有值得同情的情有可原之处，也有必须严惩的为非作歹之处，因此，任何人都不必打着同情农民起义的旗号为山贼们打抱不平，也不必指责王阳明的凶狠狡诈。
王阳明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便肃清了南赣山贼，在其余更多的时间里，主要精力都是治理南赣，设立平和、崇义、和平等三个新县城，编写及推行《南赣乡约》、开办社学、教化百姓，适时地提出许多关于百姓接受教化的要求，命令各级官府切实推行。这些措施，符合儒家“兴仁政”的要求。
总体而言，任职南赣巡抚时的王阳明是有功劳的，至少是功大于过的，不能因质疑声太大就忘却他的功劳。生活在明末清初的史学家毛奇龄认为，仅从军功方面评论，他的功绩足以令人感到震惊。毛奇龄写道：
先生（指王阳明——编者注）亲率行伍，佐之以师儒，指顾倏忽，如扑蝇蹴豕，手拉而跳踏。不承庙算，不用征调兵，不别镇将官吏，不逗时日，不靡费供亿，而所向无敌，不留遗孽，不挫折我兵甲。自秦汉以后，不知卫霍（指卫青和霍去病——编者注）方此何如，若他则谁敢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