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句话用在被贬谪到贵州龙场的王阳明身上非常合适。由权力中心的京城，发配到偏远落后的贵州龙场，是人生的不幸，但是谁说祸中就没有福呢？在躲过刘瑾的追杀后，历尽千辛万苦的王阳明终于来到了龙场。在“阳明小洞天”的某个晚上，他突然顿悟，悟出求圣的真谛在于“吾性”，得出“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的结论。如果说龙场悟道之前他只是个著名学者，那么在此之后他就是一代宗师了，在正统的“朱学”之外，开创了声势浩大的“王学”。一、京城送别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七八月间，王阳明被刘瑾贬到贵州龙场驿。接到吏部的公文以后，他稍做准备，便踏上了赴任之旅。早在几个月前，不愿投靠到刘瑾门下的父亲王华，已经被排挤出京城，到南京担任吏部尚书去了，北京已经没有亲人为他送行。尽管这次离开北京算是被刘瑾赶了出来，走得有些匆忙和狼狈，但一些得到消息的朋友和同僚，还是赶来为他送行，不至于让他走得太过冷清。这些人里，有他讲学期间结交的志同道合的朋友，也有看不惯刘瑾作风的正直大臣，其中包括湛若水、崔铣、汪俊、汪伟等。湛若水是王阳明在北京最要好的朋友，当时在翰林院担任编修之职。结识王阳明以后，在王阳明的鼓励和影响下，湛若水开门讲学，王阳明讲的是“致良知”，他讲的是“随处体认天理”，强调以主敬为“格物”功夫，认为“吾之所谓心者，体万物而不遗者也，故无内外；阳明之所谓心者，指腔子里而为言者也，故以吾之说为外”，在北京引起强烈反响，人称“王湛之学”。崔铣是湛若水的同科进士，又同时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同时担任翰林院编修。崔铣才学出众，为人豪爽，放荡不羁。在翰林院时，同僚们见了刘瑾都要下跪行礼，只有他拒绝下跪。他本来与王阳明没有私交，但看到王阳明因反对刘瑾而受到刑罚时，敬佩王阳明的耿直正义，得知王阳明被贬，便与湛若水一道赶来送行。汪俊是江西弋阳人，弘治六年（公元1493年）考中进士，选为庶吉士，担任翰林院编修，正德初年曾参与修撰《孝宗实录》。汪伟是汪俊的弟弟，当时在翰林院担任检讨。汪氏兄弟是王阳明少年时代的同窗好友，此次王阳明被贬，他们必然要前来送行。自古以来，文人送别，除了饮酒作别，还要互相作诗相赠。离别之际，崔铣作诗五首相送；与王阳明相互引为知己的湛若水最是伤感，作《九章赠别》相送：九章赠阳明山人王伯安（指王阳明，王阳明字伯安——编者注）也。山人为天德王道之学，不偶於时，以言见谴，故首之以窈窕。窈窕比也，然而谴矣，终不忘乎爱君，故次之以迟迟。谴而去也，其友惜之，故次之以黄鸟。惜之非但已也，爰有心期，故次之以北风。道路所经，不无吊古之怀，故次之以行行。行必有赠与处，故次之以我有。赠非空言也，必本乎道义，故次之以皇天。皇天明无为也，无为则虚明自生，无朋从之思而道义出矣，故次之以穷索。穷索非穷索也，无思而无不思也。无为立矣，虚明生矣，道义出矣，然后能与天地为一体，宇宙为一家。感而通之，将无间乎离合，虽哀而不伤也，故次之以天地终焉。於虖！山人将索我於形骸之外者，言语焉乎哉！窈窕者谁子，绝代亮无双。不谙小姑性，以直终见伤。虽则终见伤，中情容何妨。谁为别鹄吟，此曲多慨慷。迟迟别帝都，迟迟胡乃尔。臣躯易弃捐，臣心讵能死。天王会圣明，帝阍亦孔迩。援琴不成声，掩抑泪横泗。黄鸟亦有友，空谷遗之音。相呼上乔木，意气感人深。君今脱网罟，遗我在远林。自我初识君，道义日与寻。一身当三益，誓死以同襟。生别各万里，言之伤我心。北风吹湖船，帆拄南岳树。祝融下玉坛，却立问来去。知君有仙骨，相期事轻举。胡为凌风波，恐为蛟龙取。君若访五峰，愿留共君住。行行过湘浦，举首望九疑。若见重华墓，为我三拜之。三拜之不足，稽首重致辞。都俞事久阔，嗟予将安归。我有三尺木，囊括久不弹。一朝遇知音，为君初上弦。上弦含清响，未弹意先传。赠君别鹤操，报我以孤鸾。皇天常无私，日月常盈亏。圣人常无为，万物常往来。何名为无为，自然无安排。勿忘与勿助，此中有天机。穷索不穷索，穷索终役役。若惟不穷索，是物为我隔。大明无遗照，虚室亦生白。圣哉虚明体，君子成诸默。天地我一体，宇宙本同家。与君心已通，离别何怨嗟。浮云去不停，游子路转赊。愿言崇明德，浩浩同无涯。友人们的盛情令王阳明感动不已，也作诗八首回赠：君莫歌九章，歌以伤我心。微言破寥寂，重以离别吟。别离悲尚浅，言微感逾深。瓦缶易谐俗，谁辩黄钟音。君莫歌五诗，歌之增离忧。岂无良朋侣？洵乐相遨游。譬彼桃与李，不为仓囷谋。君莫忘五诗，忘之我焉求？洙泗流浸微，伊洛仅如线。后来三四公，瑕瑜未相掩。嗟予不量力，跛蹩期致远。屡兴还屡仆，惴息几不免。道逢同心人，秉节倡予敢。力争毫厘间，万里或可勉。风波忽相失，言之泪徒泫。此心还此理，宁论己与人。千古一嘘吸，谁为叹离群。浩浩天地内，何物非同春。相思辄奋励，无为俗所分。但使心无间，万里如相亲。不见宴游交，征逐胥以沦。器道不可离，二之即非性。孔圣欲无言，下学从泛应。君子勤小物，蕴蓄乃成行。我诵穷索篇，于子既闻命。如何圜中士，空谷以为静。静虚非虚寂，中有未发中。中有亦何有？天之即成空。无欲见真体，忘助皆非功。至哉玄化机，非子孰与穷。忆与美人别，赠我青琅函。受之不敢发，焚香始开缄。讽诵意弥远，期我濂洛间。道远恐莫致，庶几终不惭。忆与美人别，惠我云锦裳。锦裳不足贵，遗我冰雪肠。寸肠亦何遗？誓言终不渝。珍重美人意，深秋以为期。尽管文人们的才情冲淡了离别的伤感，尽管瞬间的欢聚忘却了即将到来的离别，但是皇命不可违，该走的人终究还是要走。辞别了故友们，王阳明作别北京，独自踏上了茫茫旅程。二、死亡假象王阳明此行的目的地是贵州一个叫“龙场驿”的地方。所谓龙场驿，指的是龙场这个地方的驿站，处在贵州通往四川的官道上，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龙场的官方招待所，作用是给出差或者过路的官员及传给公文的差役提供食宿。驿丞是驿站的领导，相当于招待所的所长，是个没有品级的干部，因此不算在朝廷官员的行列之中。王阳明由六品的兵部主事，被贬到没有品级的驿丞，实际上就是变相地被剥夺了官职，赶出了公务员队伍。龙场在贵州，现在属于贵州省修文县管辖，距离省会贵阳有一百里路，在当时属于贫穷落后的偏远地区。离开北京，王阳明一路南行，最初的那段路线，与当年跟随祖父王伦第一次进京时走的路线一模一样，沿京杭大运河南下，途经徐州、淮安、扬州、苏州等地，再经杭州到余姚老家。刚走出北京没多远，王阳明就察觉到有人一路尾随他南行。他是个聪明人，明白这些尾随他的人不安好心，可能会给他带来危险。刘瑾不是个心慈手软之辈，不会因为将他贬出京城就放过他，很可能会对他赶尽杀绝，派人追杀他。前任司礼监掌印太监王岳，就是在被贬到南京的路上，被刘瑾派出的锦衣卫杀死的。想到这里，他不寒而栗，真是到了最危险的关头。他处处小心翼翼，时时提高警惕，加快了赶路的步伐。尽管王阳明被贬到了贵州龙场驿，但是按照那时的规矩，被贬通常是不限定到任期限的。到了杭州以后，他就在果胜寺住了下来，一来与当时在杭州读书的弟弟王守文见面，二来是想看看跟踪他的人到底要干什么。王守文是王阳明父亲王华的小妾赵氏所生，是同父异母的弟弟，当时正在杭州准备参加浙江省的乡试。在果胜寺住了两个月以后，跟踪他的人等不住了，索性亮明身份，将他带走了，打算在偏僻的地方将他杀掉。也正是因为他们亮明了身份，他才确切地知道，他们果然是刘瑾派来的锦衣卫杀手。他们将他押到了钱塘江边，正要动手时，两个仰慕他的年轻书生赶到，称要为他送行。于是，两位书生买来酒肉，请他和锦衣卫杀手痛饮。望着钱塘江的江水，他有些绝望，觉得这一次是不能脱险了。写了两首《绝命诗》，算是对这个世界的道别：学道无成岁月虚，天乎至此欲何如。生曾许国渐无补，死不忘亲恨有余。自信孤忠悬日月，岂论遗骨葬江鱼。百年臣子悲何极，日夜潮声泣子胥。敢将世道一身担，显被生刑万死甘。满腹文章宁有用，百年臣子独无惭。涓流裨海今真见，片雪填沟旧齿淡。昔代衣冠谁上品，状元门第好奇男。在第一首诗里，他拿伍子胥自比。伍子胥是春秋时期吴国的大夫，曾辅佐吴王夫差成为一代霸主。吴国打败越国后，伍子胥劝夫差杀掉越王勾践，一举消灭越国，遭到夫差的拒绝。后来，夫差听信谗言，赐死了伍子胥。临死之时，伍子胥命家人将他的眼珠挖出来，挂到城门上，说要亲眼见证吴国的灭亡。果然，十年后，经过卧薪尝胆的勾践灭掉了吴国。他认为，自己跟伍子胥一样，对朝廷和皇帝都是忠心耿耿、兢兢业业，却因为奸臣刘瑾的迫害，落到现在这种走投无路的境地。写完《绝命诗》以后，他哀叹一声，然后脱掉衣服和鞋子，向钱塘江边走去。锦衣卫杀手喝得迷迷糊糊，在远处看到他的身影一跃跳进了夜色中的江水中，急忙跑过来查看，发现已经看不见他的踪影了，以为已经被江水卷走了。他们认为，王阳明自觉无路可逃，只好跳河自杀了，便拿着他留在江边的《绝命诗》诗稿和衣服、鞋子等遗物，回京复命去了。那两位赶来给他送行的年轻书生，一个名叫沈玉，另一个名叫殷计，见他已经跳江了，急忙带着抄录的《绝命诗》，赶回杭州城给王守文报信。王守文得到消息，悲痛不已，一面赶往钱塘江边，一面给南京的父亲王华汇报。王华给王守文传话，立即雇人在钱塘江里打捞，不论花多大的代价，都要将他的遗体打捞上来。但是，连续打捞好几天，也没有捞到他的尸首。王守文以为尸首已经被冲到下游去了，只好放弃打捞，着手准备丧事。正当家人为他准备丧事之时，他却出现在了钱塘江中的一艘过路商船上。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他并不想真的跳江自尽，只是苦于没有更好的计策摆脱锦衣卫杀手，迫不得已，只好出此下策，通过制造跳江自尽的假象蒙混过关，欺骗刘瑾。于是，他有意写了两首《绝命诗》，又故意将衣服鞋子留在江边。跳到波涛翻滚的江水中以后，他立即就被湍急的江水带到了下游。他本打算顺江游到下游以后爬上岸逃走，但水流太急了，他根本没有力气爬上岸，只好顺流而下，后来竟然被大浪打晕了。他的运气很好，被路过的一艘要到福建沿海去的商船给救了上来，这才捡回来一条命。商船到浙江舟山以后，他本打算弃船登岸，然后再到余姚家中，但他还没来得及登岸，商船便遇到了台风，被吹到了福建。他只好在福建登岸了。关于王阳明是如何躲过锦衣卫追杀一事，在另外一些记载里有不同的说法。据说，当时他只是趁着夜色，将一块大石头扔到了江水里，而自己却躲在了附近的草丛里。等锦衣卫杀手和沈玉、殷计等人走了以后，他在江边搭到一艘过路的商船，随商船逃到了福建。下船以后，又不幸地被巡逻官兵当成日本间谍扣留。为了脱身，他承认了自己的身份，称自觉愧对朝廷，便跳入钱塘江自尽。官兵们看着他失魂落魄的样子，心里有些紧张，怀疑他死去以后变成了鬼。接着，他又瞎编说，沉入钱塘江水底以后，他被一个鱼头人身的怪物救了，怪物告诉他，它是奉了龙王旨令来迎接他的。他被带到了龙宫，见到了龙王，龙王告诉他，他的阳寿未尽，且前途无量，因此不能死。在龙宫享受了盛情款待以后，他又被送回人间，出现在了这里。官兵们听了，将信将疑，又见他表情严肃，语气认真，不像是疯子，也不像是吹牛，便有些相信了。于是，立即释放了他，又请他喝酒吃肉，好好招待。酒足饭饱以后，他挥一挥手，扬长而去……对于王阳明被刘瑾追杀一事，在后人的著作中多有争议。有一种观点认为，当时的王阳明只是一个小小的主事，人微言轻，不会被刘瑾放在眼里，自然也犯不上置他于死地，他的弟子为了抬高他，便在他的传记里杜撰了这样一段经历。真相究竟如何，数百年后的今天已经无人能确知。据说，刘瑾佩服王父王华的才能和为人，多次拉拢收买而不得，也没有到杀之而后快的地步，就更没有追杀他儿子的理由了。三、鼓山遇“恶虎”王阳明登岸的地方，是福州东郊的鼓山一带。他从来都没有到过福建，不知道该到哪里去，再加上刚刚经过那场出生入死的磨难，他已经狼狈不堪了，就像个沿街乞讨的乞丐。他只好绕开村镇，向偏僻的山区走去。就这样，他稀里糊涂地来到了人烟稀少的武夷山中。武夷山风光秀丽，清新幽静，王阳明的心情也随之逐渐平静。精神放松下来以后，疲劳和饥饿感就上来了。他向远处的一座寺庙走去，打算在寺庙里讨要些食物，然后再睡一觉。那是一座位于高山深处的小寺庙，也许已经被世人遗忘掉了，总之显得很简陋。他敲打庙门，对前来开门的和尚提出希望在寺庙过夜的请求，却遭到了拒绝。和尚告诉他，这座小寺庙从来都没有接待过访客，没有能够收留他的客房。他只好继续漫无目的地往高山深处走去，又看到一座寺庙，这座寺庙看上去更破旧，似乎已经废弃了，连个和尚都没有。他走进去，在香案上睡了下来。这一觉睡得并不香甜，他做了好几个噩梦，一会儿孤零零地被关在没有人的大牢里；一会儿又梦见被杀手追杀，倒在了刺骨的江水里；一会儿又梦见有老虎向自己扑来……天亮以后，他睡醒了。等他睁开眼睛，发现昨天那位拒绝收留他的和尚就守候在自己身边。和尚向他表示歉意，又解释说，昨天之所以拒绝收留他，是因为最近武夷山中来了一伙打家劫舍的强盗，担心引火烧身。和尚问道：“施主睡得好吗？”他回答道：“很好。”和尚有些不相信，又问道：“施主难道没有听到嘈杂声吗？”不等他回答，和尚又说道：“这座山里时常有老虎出没。实不相瞒，这座破庙已经被老虎占据了，难道施主没有见到老虎的身影，或者听到老虎叫声吗？”听见和尚这么说，他明白了，这和尚并不是因为没有客房或者害怕引火烧身而拒绝收留他，而是要故意逼迫他来这座“虎庙”投宿。现在也不是来给他道歉的，而是来看看他是不是已经被老虎吃掉了，如果已经被老虎吃掉了，就拿走他的行李。来了以后，却看到他正安睡在香案上，可真是吓了一大跳，惊讶不已。他故意说道：“好像的确听到了老虎的吼叫声，不过可不是一只老虎，而是整整一大群。我太累了，顾不了那么多，就睡着了。不知道为什么，它们见我睡着了，反而停止了吼叫，远远地躲开了。”和尚听了，脸上露出惊讶的神情，从头到脚上上下下重新打量了他好几遍，才说道：“施主一定是位奇人，否则怎么可能这样呢？老虎怎么可能不伤害施主呢？”说罢，和尚拿起他的行李，将他请到了先前的那座寺庙里。他已经很饿了，也不推脱，跟着僧人来到了寺庙里。等到了寺里，他才发现，这座破寺庙大有来历，竟然是大名鼎鼎的涌泉寺。涌泉寺始建于五代十国时期（公元819-979年），距离明朝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了，也算得上是一座古刹。涌泉寺所在的地方，原本是一个水潭，闽王王审知一心向佛，便命人用石头填平了水潭，建起了涌泉寺，后来成为福州境内的著名寺院之一。他吃饱了肚子，就打算告辞。正在这时，那个和尚又叫住了他，说有高人要见他。他暗自发笑，就这么一座小破庙，怎么能安得下什么高人呢？真是可笑，谁知道他又耍什么把戏！他跟着和尚来到了后殿，见到了那位所谓的高人。等他看清高人的面容，真是惊呆了！那位留着长长的胡须的笑容可掬的道长，竟然就是当年在南昌铁柱宫与他高谈阔论整整一夜的那个人，那次长谈他至今记忆犹新，正是那场长谈，让他忘掉了自己的洞房花烛夜。细细想来，那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情了。二十年后的今天，在这里再次见到那位道长，真是令人惊讶，有恍然如梦的感觉。尽管时间过了二十年，但道长的容貌变化并不大，除了头发和胡须变得花白之外，其他一切如故。他乡遇故知，是件令人欣喜的事情。道长看到他，也露出了惊喜之色，随即恢复了平静。道长伸出手来，从袖袋里拿出一张纸条，递到他手里。他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二十年前曾见君，今日重逢我先知”。这么看来，道长不但是高人，简直是神人了。他将自己这二十年的经历如实地告诉了道长，道长听罢，问道：“你现在有什么打算呢？”他长叹一声，心灰意懒地说道：“孔子说，‘危邦不居，乱邦不入’，也有人说，‘合则留，不合则去’。我不想再过问世间的事情了，打算隐姓埋名，隐居世外，做个潇洒自在的人。”道长说道：“孔子生活在乱世，那是一个诸侯国林立，天下四分五裂的时代。而现在呢，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你又能躲到哪里去？更何况，全天下所有的人都可以隐居世外，做个自在的方外之人，唯独你王阳明不行，否则，必然给你们全家招来灭门之祸。”他听了，大惊失色，急忙问道：“这又是为什么？”道长回答道：“如今的你，是被朝廷贬斥之人，这件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如果你就此隐居世外，突然销声匿迹，朝廷的脸面何在？刘瑾能放过你吗？令尊也是朝廷命官，家人也都健在，如果刘瑾找不到你，就会报复令尊和家人。这难道不是因你而惹来的灭门之祸吗？”他听了，连连点头，放弃了隐居世外的想法。随后，他又问道：“在道长看来，我该怎么办？到龙场赴任如何？”道长没有说话，而是拿来蓍草，给他算了一卦，是“明夷”。“明夷”上是“坤卦”，下是“离卦”，坤是地，离是火，坤是暗，离是明，所以“明夷”就是“明入地”。根据《易传》“贤者居明夷之世，知时而伤，或众在位，厥妖鸡生角”的记载，通俗来说，这个卦是说，昏君奸臣当道，忠义贤良之士受到压迫或残害。道长的用意，是通过这一卦鼓励他，希望他振作起来，不要再心灰意懒。他对算卦也略知一二，明白了道长的心意，决心振作起来，继续追逐自己建功立业的梦想。他的豪情又被激发起来了，拿起一支笔，在墙壁上写下一首诗：险夷原不滞胸中，何异浮云过太空。夜静海涛三万里，月明飞锡下天风。《泛海》）写完这首诗，他就要辞别道长。道长又拉住他，说道：“我再送你一样肯定有用的东西。”说罢，像变戏法似的从袖袋里拿出一锭大银子，递给他。此时的他不仅身无分文，甚至衣冠不整，还光着脚丫子呢。在这种时候，钱的确是个好东西。他也不推辞，接过银子，挥手告别道长，离开了武夷山。王阳明向西走去，由福建进入江西，到广信拜访了娄谅。当时，娄谅已经得到了他投江而死的消息，见到他以后，很是吃惊，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便把自己投江以后发生的事情又给娄谅讲述了一遍。娄谅没有挽留他，催促他立即到南京去看望父亲王华，好让家人安心。辞别娄谅以后，他再次乘船，由信江进入鄱阳湖，又进入长江，一路顺江而下，来到南京。王华见他没死，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他与父亲商议前程，得到的建议也是到龙场赴任。王华对他说道：“既然朝廷委命于你，你就有责任在身，还是上任去吧。”父亲的话坚定了他赴任龙场的决心。他又奔杭州而去，在果胜寺小住几天后，回到余姚的老家，收拾行李，准备前往龙场。这时，时间已经到了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年底了。四、第一次收徒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八九月间，王阳明从福建武夷山辗转回到南京，在与父亲王华商议后，最终决定前往贵州龙场驿赴任。之后，他由南京重回杭州果胜寺，在那里小住养病。当时，当年的浙江省乡试已经结束，有三位在乡试中考中举人的年轻学子，从他的弟弟王守文处得知他还在杭州的消息后，赶到果胜寺拜访他，请求拜他为师。他们的举动令王阳明很感动，尽管在浙江他算是一个很有学问的名人，但当时已经得罪了刘瑾，又被贬到偏远地区当小官，前途暗淡，出路渺茫，在这种情况下，正常人都会躲得远远的，生怕跟他走太近跟着倒霉，但这三位年轻人竟然要来拜他为师，真是勇气可嘉，怎能不令他感动呢？在此之前，他已经开门讲学了，但是还没有收过弟子，他知道，要想将自己的学说传承下去和发扬光大，就必须收徒，自古以来的圣贤都是这样做的。这三个年轻人又如此诚心，更没有拒绝的道理了。他便答应正式收他们为徒，这是他平生第一次收徒，这三位名叫徐爱、朱节、蔡宗衮的年轻学子，就成了他的第一批弟子。徐爱比王阳明小十五岁，也是浙江余姚人。据说，徐爱和叔叔都喜欢上了王阳明的妹妹王守让，王华得知此事后，认为徐爱比他的叔叔更年轻、更单纯，也更容易塑造，便将女儿许配给了他，让他成了王阳明的妹夫。王阳明很器重徐爱这个妹夫兼弟子，可惜的是，天妒英才，徐爱只活了三十一岁便英年早逝了。朱节比王阳明小三岁，是浙江山阴（即今浙江绍兴）人。朱节在拜师的那一年就考中了举人，直到正德九年（公元1514年）才考中进士，之后担任过黄州府（即今湖北黄冈）推官、山东巡按御史等职。朱节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尽职尽责的清官，王阳明曾教导他说：“德业外无事功，不由天德而求骋事功，则希高务外，非业也。”他自己也常说：“平生于‘爱众’、‘亲仁’二语得力，然‘亲仁’必从‘爱众’得来”。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颜神镇（今属山东淄博）的盗贼聚众作乱，侵扰周围十几个州县。朱节得到消息后，亲自参与官兵的围剿，结果因劳累过度而死。他死后，被朝廷追赠为光禄寺少卿。蔡宗衮也是浙江山阴人，正德十二年（公元1517年）考中进士，后来一直担任教育系统的官员，任四川提学佥事，还担任过朱熹创办的白鹿洞书院的洞主，王阳明到庐山游玩时，曾被他请到白鹿洞书院讲学。王阳明很喜欢这三个弟子，对他们的评价很高，经常对人说“徐生之温恭，蔡生之沉潜，朱生之明敏，皆我所不逮”。收下这三位弟子之后不久，他就要去贵州上任了，临走之时，又写了一篇《别三子序》赠送给他们：自程、朱诸大儒没而师友之道遂亡。《六经》分裂于训诂，支离芜蔓于辞章业举之习，圣学几于息矣。有志之士思起而兴之，然卒徘徊咨嗟，逡巡而不振；因弛然自废者，亦志之弗立，弗讲于师友之道也。夫一人为之，二人从而翼之，已而翼之者益众焉，虽有难为之事，其弗成者鲜矣。一人为之，二人从而危之，已而危之者益众焉，虽有易成之功，其克济者亦鲜矣。故凡有志之士，必求助于师友。无师友之助者，志之弗立弗求者也。自予始知学，即求师于天下，而莫予诲也；求友于天下，而与予者寡矣；又求同志之士，二三子之外，邈乎其寥寥也。殆予之志有未立邪？盖自近年而又得蔡希颜、朱守中于山阴之白洋，得徐曰仁于余姚之马堰。曰仁，予妹婿也。希颜之深潜，守中之明敏，曰仁之温恭，皆予所不逮。三子者，徒以一日之长视予以先辈，予亦居之而弗辞。非能有加也，姑欲假三子者而为之证，遂忘其非有也。二三子者，亦姑欲假予而存师友之饩羊，不谓其不可也。当是之时，其相与也，亦渺乎难哉。予有归隐之图，方将与三子就云霞，依泉石，追濂、洛之遗风，求孔、颜之真趣；洒然而乐，超然而游，忽焉而忘吾之老也。今年三子者为有司所选，一举而尽之。何予得之之难，而有司者袭取之之易也。予未暇以得举为三子喜，而先以失助为予憾；三子亦无喜于其得举，而方且憾于其去予也。漆雕开有言：“吾斯之未能信。”斯三子之心欤？曾点志于咏歌浴沂，而夫子喟然与之，斯予与三子之冥然而契，不言而得之者欤？三子行矣，遂使举进士，任职就列，吾知其能也，然而非所欲也。使遂不进而归，咏歌优游有日，吾知其乐也，然而未可必也。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违其所乐而投之于其所不欲，所以衡心拂虑而增其所不能。是玉之成也，其在兹行欤。三子则焉往而非学矣，而予终寡于同志之助也。三子行矣。“深潜刚克，高明柔克”，非箕子之言乎？温恭亦沉潜也，三子识之，焉往而非学矣。苟三子之学成，虽不吾迩，其为同志之助也，不多乎哉？增城湛原明宦于京师，吾之同道友也，三子往见焉，犹吾见也已。明年，徐爱等人就要去北京参加会试，王阳明在这里特意提到，他们到北京后可以找湛若水寻求帮助。他又给湛若水写了一封亲笔信，请他关照他们。王阳明将湛若水视为知己、同道中人，要求徐爱等像见到他一样对待湛若水，也要执弟子礼。五、前路有知己离开北京以后，王阳明可谓历尽了千辛万苦，甚至为了摆脱刘瑾的追杀而不得不制造投江而死的假象，好不容易安全抵达浙江家中，稍做准备，就踏上了前往龙场的旅途。他本以为已经通过了关乎生死的考验，但事实上，更加严峻的考验才刚刚开始。明朝时期的贵州，是自然环境和生活环境都相当恶劣的偏远山区。王阳明家乡所在的浙江，则是经济发达的鱼米之乡、富庶之地。从浙江到贵州，路途遥远，充满艰辛和危险。他早早就考虑到了这些不利因素，决定带三个随从跟他一起上路。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十二月，他告别家人及徐爱等弟子，带着三名随从从余姚出发，踏上了前往贵州赴任的旅途。这段路程比从北京到杭州那一段路要顺利得多，沿途时常有人对他迎来送往。第二年年初，他经由绍兴、衢州等地，进入江西境内。这是他第三次来到江西。第一次是在二十年前，他遵从父亲王华的命令，从北京来到南昌，与妻子诸云玉结婚。那一次，他在江西住了一年有余。第二次就是不久前的那次，他从福建武夷山路过江西，前往南京和杭州。历史经验表明，相比于升迁的官员，历朝历代被贬谪的官员们反倒更自由一些，这份自由主要体现在赴任旅途中——只要不被政敌报复，他们就可以慢慢悠悠、舒舒服服地前去赴任，因为没有人在乎一个官场失意之人什么时候能到任。原本令人沮丧的贬谪之旅，竟然变成了一段自由自在的游山玩水之旅。刚刚进入江西，他就在玉山的东岳庙遇上了一位熟人——当年与诸氏成亲以后，在回余姚的路上认识的严星士。高兴之余，他写下了《玉山东岳庙遇旧识严星士》：忆昨东归亭下路，数峰箫管隔秋云。肩舆欲到妨多事，鼓枻重来会有云。春夜绝怜灯节近，溪声最好月中闻。行藏无用君平卜，请看沙边鸥鹭群。辞别严星士后，他继续赶路，于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的元宵节这一天来到江西广信。当时，刘瑾假借朱厚照的名义，开出了一份“奸党名录”，五十三位反对过他或者不满他掌权的官员榜上有名，位列榜首的当然是前任内阁重臣刘健和谢迁，其余韩文、李梦阳等五位朝廷高官也位列其中，排在第三至七位。排在第八位的，官阶就没有那么高了，甚至有些偏低，极低，这个人便是王阳明。对于这份榜单，王阳明早有耳闻，但既然已经被贬官了，也就不必在意被污蔑成“奸党”了。要知道，他所遭遇的一切，在历史上并不鲜见，古往今来，被污蔑为“奸党”的忠良之士数不胜数，出现在“奸党名录”上的也不止他王阳明一个，范仲淹、欧阳修等人，都有过类似遭遇。平心而论，这算得了什么呢？白就是白，黑就是黑，不会因为一份榜单的出现而有所改变。更何况，自己最高只做过兵部六品主事，如今却能排在朝廷元老刘健、谢迁、韩文等人之后，也算荣幸之至了。“奸党名录”已经被刘瑾昭示天下，上至朝廷官员，下至黎民百姓，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是，当广信知府听说他来到广信的消息后，毅然亲自前来探望。这一举动令他感动，他相信这世上还有不惧怕刘瑾淫威的人，虽然自己受到了报复，但这世上依然有公道，公道就在人的心里。两人在船上饮酒畅聊，不亦乐乎。酒后，他写下了《广信元夕蒋太守舟中夜话》一诗：楼台灯火水西东，箫鼓星桥渡碧空。何处忽谈尘世外，百年惟此月明中。客途孤寂浑常事，远地相求见古风。别后新诗如不惜，衡南今亦有飞鸿。此后的几天，他探访了娄谅之墓。与严星士一样，娄谅也是他在二十年前与诸云玉结婚后回余姚途中结识的，两个年龄相差五十岁的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当时就结为忘年交。娄谅对他的影响极大，可以说，他能改掉嘻嘻哈哈、爱开玩笑、爱作弄人的毛病，就是受了娄谅的影响。娄谅死于弘治四年（公元1491年）。二十年后，他再回广信，站在故人墓前，望着眼前的景象，景色如故，只是故人早已不在了，悲从中来，伤感不已，又赋诗一首：廿年不到石亭寺，惟有西山只旧青。白拂挂墙僧已去，红阑照水客重经。沙村远树凝春望，江雨孤篷入夜听。何处故人还笑语，东风啼鸟梦初醒。《夜泊石亭寺》）路过分宜（今属江西新余）时，正在家乡养病的严嵩赶来迎接，又把他接到家中款待。严嵩是明朝历史上首屈一指的奸臣，与王阳明见面时，才二十七岁，还是一个品行正直、追求进步的好官。严嵩是弘治十八年（公元1505年）的进士，被选为庶吉士，后又担任翰林院编修，之后得了一场大病，在老家江西分宜养病十年。刘瑾被诛杀后，严嵩复出，继续在翰林院任职。朱厚熜登上皇位后，严嵩凭借着讨好内阁首辅夏言，得以步步高升，于嘉靖十一年（公元1532年）官至南京吏部尚书；嘉靖十五年（公元1536年）担任礼部尚书，得到朱厚熜的宠信；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进入内阁；嘉靖二十七年（公元1548年），成为内阁首辅，从此擅专朝政。随着官位的提升，严嵩的品行越来越坏，最后成了败坏朝纲、祸国殃民的大奸臣，落得凄惨病死的结局。据说，王阳明很会相面，但是他却没有相准他的好朋友严嵩。他做梦都想不到，在分宜热情款待他的这位年轻官员，会一步一步地走上祸国殃民的奸臣之路；他更不会想到，这位在他看来谦虚恭敬的好学后生，竟然在年逾六旬的时候，成了大明王朝的内阁首辅，操纵这个庞大的帝国长达二十年之久。辞别严嵩之后，王阳明经宜春进入湖南。路过湖南萍乡时，他拜谒了周敦颐的濂溪祠。周敦颐号“濂溪先生”，是北宋时期的理学家、思想家和哲学家，被认为是理学的鼻祖，称“周子”。周敦颐的学说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又融合了佛学和道学。他很推崇周敦颐，经常自称是周敦颐的“私淑弟子”。在拜谒濂溪祠时，他写下了《萍乡道中谒沅溪祠》：木偶相沿恐未真，清辉亦复凛衣巾。簿书曾屑乘田吏，俎豆犹存畏垒民。碧水苍山俱过化，光风霁月自传神。千年私淑心丧后，下拜春祠荐渚苹。路过长沙时，他登上岳麓山，祭奠屈原，参观大名鼎鼎的岳麓书院。当他身处肃穆而幽静的书院之中时，他才觉得，自己终于从半年前的那场政治斗争中解脱出来了，所有的纷争——包括死亡的威胁，终于离他而去了，这次去贵州，虽然前途未卜，吉凶难料，但至少心情是平和下来了。他又逆沅江而上，到达沅州（即今湖南芷江）。沅州是由湖南进入贵州的必经之地，再往前走，就是贵州地界了。之后，他经古驿道前往贵州。在路途中，他遇到一位被丈夫赶出家门的村妇，望着村妇因思念家中幼子而哭泣的面孔，他联想到自己的处境，有感而发，写下了《去妇叹》：委身奉箕帚，中道成弃捐。苍蝇间白璧，君心亦何愆。独嗟贫家女，素质难为妍。命薄良自喟，敢忘君子贤。春华不再艳，颓魄无重圆。新欢莫终恃，令仪慎周还。依违出门去，欲行复迟迟。邻妪尽出别，强语含辛悲。陋质容有缪，放逐理则宜。姑老籍相慰，缺乏多所资。妾行长已矣，会面当无时。妾命如草芥，君身比琅玕。奈何以妾故，废仓怀愤冤。无为伤姑意，燕尔且为欢。中厨存宿旨，为姑备朝餐。畜育意千绪，仓卒徒悲酸。伊迩望门屏，盍从新人言。夫意已如此，妾还当谁颜。去矣勿复道，已去还踌蹰。鸡鸣尚闻响，犬恋犹相随。感此摧肝肺，泪下不可挥。冈回行渐远，日落群鸟飞。群鸟各有托，孤妾去何之。空谷多凄风，树木何潇森。浣衣涧冰合，采苓山雪深。离居寄岩穴，忧思托鸣琴。朝弹别鹤操，暮弹孤鸿吟。弹苦思弥切，巑岏隔云岑。君聪甚明哲，何因闻此音。进入贵州，一路途经玉屏、镇远、贵定、龙里，最后到达龙场。这一路上，王阳明长途跋涉，耗时三四个月，在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的春末才来到龙场。六、“阳明小洞天”明朝的贵州，是当时最贫穷落后的地方之一，在十三个布政司中，贵州布政司是最后设立的，即使与周边同样贫穷落后的四川、云南、广西等地相比，贵州也是最落后的。当时，从北方和华中地区进入大西南的贵州，主要有三条路线可以选择：第一，从陕西汉中出发，先进入四川，再由四川进入贵州；第二，从湖南出发，顺湘江南下，先进入广西，再由广西进入云南，最后由云南进入贵州；第三，顺着沅江前行，从湖南西部进入贵州。对于从浙江出发的王阳明而言，第一条路线明显是舍近求远，当然不会选择；第二条线路也有些绕远，不太可取；只有第三条路线最便捷，只是行程艰难。他最终选择了第三条路线。龙场所在的修文县，地处平均海拔超过一千米的山区，雨水充沛，湿度较大，山高路险，境内遍布魍魉，到处弥漫着蛊毒瘴疠。这里山林密布，少有人烟，即使有人出现，也大多是苗族、布依族等不懂汉语的少数民族。作为汉族官员的王阳明，来到这样一个地方，面临的困难有多大，是可想而知的。王阳明任职的龙场驿，由朱元璋时期统治此地的彝族首领奢香夫人一手创立。奢香夫人是安霭翠的夫人，接替丈夫担任贵州宣慰使。为了便于向朝廷上供，奢香夫人修缮了从贵州通往四川的山路，又在沿途设立了九座驿站，龙场驿是其中的第一座驿站。龙场驿设立之初的规模就不大，只有二十多匹马和几名驿卒。到了正德年间（公元1505—1521年），驿馆几近倒塌，驿卒也已散尽，朝廷已忘记有这么个地方。如今，刘瑾为了打击报复王阳明，突然又想起了这里，真是为难他了。王驿丞到任以后，首先面对的不是公务，而是自己的私事，诸如解决衣食住行、吃喝睡用之类生活困难的烦恼。第一个需要解决的是住在哪儿的问题。虽然他是官方招待所的所长，但不能住在招待所的客房里，即使他能住，也没有客房可以住，这个驿站总共就那么几间房，而且都快要倒塌。无奈之下，他只好自己动手盖房子。他能盖的不是别墅豪宅，也不是砖房瓦房，甚至也不是土房，而是茅草屋——一个必须弯下腰才能走进去的不足一人高的矮小的、漏雨的茅草屋。面对如此窘迫的局面，他还有写诗的雅兴，写了一首《初至龙场无所止，结草庵居之》，记录了搭建茅草屋的过程：草庵不及肩，旅倦体方适。开荆自成篱，土阶漫无级。迎风亦萧疏，漏雨易补缉。灵濑向朝湍，深林凝暮色。群獠环聚讯，语庞意颇质。鹿豕且同游，兹类犹人属。污樽映瓦豆，尽醉不知夕。缅怀黄唐化，略称茅茨迹。尽管面临诸多麻烦，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他来到这里是当驿丞的，他还有工作。刚刚在茅草屋安顿下来，他便开始工作。他的第一项工作，是四处走动，了解当地的地理地貌和民风民俗。在此期间，他有了一个重大发现：在龙场东北方向的龙岗山上，有一个被当地人称为“东洞”的山洞。这一发现令他兴奋不已，虽然只是个山洞，但周围风光秀美。更为重要的是，山洞里不会漏水，这一点就比那个茅草屋强百倍。于是，他兴冲冲地将行李搬到了山洞，从此在这个洞里安家。他很兴奋，一口气写了三首诗记述这件事情，其中一首写道：僮仆自相语，洞居颇不恶。人力免结构，天巧谢雕凿。清泉傍厨落，翠雾还成幕。我辈日嬉偃，主人自愉乐。虽无綮戟荣，且远尘嚣聒。但恐霜雪凝，云深衣絮薄。《始得东洞遂改为阳明小洞天》其二）如果了解了王阳明的一生，就完全没有理由瞧不起这个山洞，这个原本名为“东洞”的地方，被他改名为“阳明小洞天”。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他觉得它跟余姚老家的阳明洞很相像。在他的思想历程中，“阳明小洞天”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他即将离开贵州的那个夏天，他带着弟子再次来到这里，并写下一首诗：古洞闲来日日游，山中宰相胜封侯。绝粮每自嗟尼父，愠见还时有仲由。云里高崖微入暑，石间寒溜已含秋。他年故国怀诸友，魂梦还须到水头。《夏日游阳明小洞天喜诸生偕集偶用唐韵》）正如他在诗中所写，“但恐霜雪凝，云深衣絮薄”。贵州本来就是多雨潮湿的地方，山洞中更是如此。住了几天以后，他和随从们全都病倒了。随从们早就听说当地少数民族擅长使用蛊毒，于是心生恐惧，担心中了蛊毒，丢掉性命。王阳明给他们卜了一卦，告诉他们病情马上就会好转。果然，没过几天，他们就痊愈了。搬进“阳明小洞天”居住，解决了住的难题，接下来，他还要面对和解决另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怎么吃饭。眼看着从浙江带过来的粮食一天天减少，他很是着急。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他就可能会饿死，根本不能在这里立足。当时正是春季，是播种的季节，他决定自己动手种粮，只有这样才能生活下去。当地的苗族采用的是相当原始的“刀耕火种”的耕种方法：先用镰刀割掉田地里的荒草，然后就地放火焚烧，将荒草烧成灰烬以后，再在遍布灰烬的田地里种上种子。这种方法很简单，王阳明看了几遍就学会了，之后，他开垦出一片荒地，种上了粮食。这样一来，缺粮的难题也解决了。当时的贵州，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保留着原始的方法，住房也是如此。他发现，当地居民居住的全都是用木板搭建的原始而简陋的木屋，他便亲自上阵，教他们建造土屋。毫无疑问，土屋要强于用木板随意搭建而成的木屋，当地居民的居住条件很快有了改观。通过这件事情，他赢得了当地居民的好感。当地居民见他还居住在阴暗潮湿的山洞里——尽管他将这个山洞称为“阳明小洞天”，在其中自得其乐，但他们可不觉得有什么好。为了报答王阳明教他们盖土屋的恩情，他们自发地为他建造了几间房屋。王阳明将它们命名为“龙岗书院”。龙岗书院位于一处向阳的山坡上，有卧室、书房和会客厅，还有花园和凉亭，规模和奢华程度在当地首屈一指。他给书院里的每间屋子都取了名字——“何陋轩”、“宾阳堂”、“玩易窝”和“君子亭”。他还写了《龙岗新构（二首）》记述这件事：谪居聊假息，荒秽也须治。凿惸杂林条，小构自成趣。开窗入远峰，架扉出深树。墟寨俯逶迤，竹木互蒙翳。畦蔬稍溉锄，花药颇杂莳。宴适岂专予，来者得同憩。轮奂非致美，毋令易倾敝。营茅乘田隙，洽旬始苟完。初心待风雨，落成还美观。锄荒既开径，拓樊亦理园。低檐避松偃，疏土行竹根。勿剪墙下棘，束列因可藩。莫撷林间萝，蒙笼覆云轩。素缺农圃学，因兹得深论。毋为轻稼穑，吾道固斯存。既然将住所命名为“书院”，就说明他要开堂讲学了。很快，龙岗书院就聚集了大批来自四面八方的学子，龙岗书院一时兴盛至极。王阳明像古往今来的所有名师那样，为师先正己。他要求弟子向孔夫子学习，做个像竹子那样的“有君子之德、有君子之操、有君子之时、有君子之容”的“君子之儒”。他告诉弟子，这是他自己的追求和行为准则，作为他的弟子，自然应该向他学习。七、“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王阳明在龙场建造龙岗书院收徒讲学之事，很快就传到了当地官府那里，知州大怒，一个因得罪执掌朝政大权的太监而被贬到贵州的小小驿丞，竟然敢不经批准就擅自聚众讲学，简直不把当地官府放在眼里，这成何体统？而且他还得到了当地各族百姓的拥护，倘若他蛊惑百姓反叛朝廷，又该如何是好？知州的担心也不无道理，自从明朝建立以来，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就时常发动叛乱，搅得朝廷不得安宁。知州派人来到龙场，强行要求王阳明关闭书院，遣散弟子。还没等王阳明做出回应，得到消息的各族百姓从四面八方赶来，将这群公差一顿拳打脚踢，赶出了龙场地界。公差被打得抱头鼠窜，回衙门向知州报告，说王阳明公然抗法，指使百姓殴打他们。知州大怒，又不敢再派人去龙场，只好向上级汇报，将这件事报告给了王阳明的同乡、时任贵宁道按察副使的毛应奎。毛应奎虽然是王阳明的同乡，但毕竟在贵州当官，也要考虑贵州官场的脸面，更何况殴打上差的确是错在王阳明。他给王阳明写了一封信，要求王阳明亲自到知州衙门，给知州赔礼道歉，据说还要求王阳明给知州磕头。接到毛应奎的来信，王阳明微微一笑，自己已经落得如此处境了，还有什么值得顾虑的？最多不过这条人命，如果不是假装投江躲过一死，现在早就不在人世了，也算是死过一回了，即使再死一次，又有什么可怕的？但若磕头赔罪，则是万万不能的。他给毛应奎写了一封回信：昨承遣人喻以祸福利害，且令勉赴大府请谢，此非道谊深情，决不至此。感激之至，言无所容。但差人至龙场凌侮，此自差人挟势擅威，非大府使之也。龙场诸夷与之争斗，此自诸夷愤愠不平，亦非某使之也。然则大府固未尝辱某，某亦未尝傲大府，何所得罪而遽请谢乎？跪拜之礼，亦小官常分，不足以为辱，然亦不当无故而行之。不当行而行，与当行而不行，其为取辱一也。废逐小臣，所守以待死者，忠信礼义而已。又弃此而不守，祸莫大焉。凡祸福利害之说，某亦尝讲之。君子以忠信为利，礼义为福；苟忠信礼义不存，虽禄之万钟，爵以侯王之贵，君子犹谓之祸与害；如其忠信礼义之所在，虽剖心碎首，君子利而行之，自以为福也，况于流离窜逐之微乎。某之居此，盖瘴疠蛊毒之与处，魑魅魍魉之与游，日有三死焉。然而居之泰然，未尝以动其中者，诚知生死之有命，不以一朝之患，而忘其终身之忧也。大府苟欢加害，而在我诚有以取之，则不可谓无憾；使吾无有以取之而横罹焉，则亦瘴疠而已尔，蛊毒而已尔，魑魅魍魉而已尔，吾岂以是动吾心哉。执事之谕，虽有所不敢承；然因是而益知所以自励，不敢苟有所隳堕。则某也受教多矣，敢不顿首以谢。在这封信里，王阳明给了知州一个台阶，说公差到龙场闹事，一定不是知州大人的意思，因此与知州无关。而公差在龙场被打，也不是他的意思，所以也与他无关。既然这件事情跟他和知州全都无关，他就不必给知州大人磕头赔罪了。而且，即使要磕头，也是有规矩的，该磕的不磕不行，不该磕的硬磕也不行，他既然不该磕头，那就不能磕，否则就是坏了规矩。他继续说道，自从他来到这个地方，每天与瘴疠蛊毒、魑魅魍魉相伴，要说死的话，一天里都能死上三回了，但他依然处之泰然，毫不在意。知州大人如果要迫害他，对他而言与瘴疠蛊毒、魑魅魍魉有什么区别？他照样能毫无畏惧。毛应奎在收到这封被陈柱称赞为“殆可谓浩然之气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可以塞天地之间者”的信件后，被王阳明的人格和学识所折服，没有再为难他，反而对他大加赏识。知州在看了由毛应奎转交的信件后，羞愧不已，觉得自己有些小肚鸡肠了，从此再也不干涉龙岗书院的事务。解决了这些麻烦，王阳明得以在龙场潜心治学，安心讲学。王阳明自小就对占卜算卦有浓厚的兴趣，时常研读《周易》。在被刘瑾关入锦衣卫大牢期间，他就在读《周易》，到龙场赴任时，随身携带的书籍并不多，但《周易》是其中必带的。到了龙场以后，每每有空就拿出《周易》，钻研易理，分析命理。按他自己的话说，是在“玩《易》”，事实上，他是在借助《周易》“悟性”，思考一个自己始终没有想明白的问题。这段经历，被称为“龙场悟道”，是中国哲学史上有名的典故。“龙场悟道”那年，王阳明三十六岁。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恰恰是三十六岁呢？为什么不是早几年或者晚几年呢？为什么偏偏是在偏远的龙场呢？为什么不是余姚或者北京呢？尽管龙场的悟道很像佛教的“顿悟”，在短时间内突然想明白了一个道理，但即使是顿悟，也需要一个长期的积累过程，并不完全是在短时间内完成整个过程。用一个比较科学的解释，就像量变与质变，量变是长期的积累，质变是瞬间的领悟。龙场悟道就是量变。这也是为什么他在三十六岁时才顿悟的原因，在这个时候，他已经完成了积累的过程，到了该“质变”的时候。那个他一直都没有想明白的问题，就是“心”与“理”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个问题最早是孔子提出的，但他并未做出详细解释，后世的儒家试图加以解释，结果全都失败了，还越解释越复杂，使一个问题演变成了一门学问。到了宋代，朱熹成了最权威的解读者。但是王阳明不认可朱熹的解释，他要自己给出解释。想成为圣贤，这一关也是必须要过的。在遇到湛若水以后，他觉得有些感悟、有些眉目了。然而，他还没来得及欣喜，就被发配到这个偏僻的蛮荒之地，只得依靠自己单打独斗了。一天深夜，他抱着《周易》冥思苦想，忽然心头一亮，觉得想明白了：“心”就是“理”，“心”是世间万物的根本，世间万物都是“心”的产物，“人心”与“天理”、“人性”与“天道”其实是联系在一起的。他进一步认为，“人性”就是人的天赋和秉性，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天道”则是世间万物变化的规律。朱熹所说的“天理”，要通过“格物”才能获得，而他的“天理”就在“人心”，不必向外物求取。子贡曾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怎么是“不可得而闻”呢？“性”就是孔子的天赋秉性，“道”就是万物的规律，至于说“不可得而闻”，是因为它们都在孔子心中，别人既体会不到，也看不到。就在那一刻，他明白了，不论是“天理”还是万物变化的规律，其实全在人心中，在与生俱来的秉性之中。如此一来，成为圣贤的方法也就找到了，就在自己心中，在自己的天性之中。想明白了这一切，他欣喜若狂，跑出门去，对着夜空高声呼喊道：“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他回顾自己这些年的求圣之路，当初勉强学佛老，小有心得，以为圣人之道就在佛老之中，但最终也未得要领。直到如今，在偏僻的龙场，才领悟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的要领。他马上翻出《五经》，按照自己的理解试着加以解读，结果全都吻合，准确无误。经过这一番验证，他更加确信，自己之前之所以屡屡碰壁，就是因为朱熹的解读是错误的，人为地在他和圣贤之间制造了许多障碍。如今，障碍被清除，就能很轻松地与圣贤对话了。龙场悟道对王阳明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在摒弃朱熹的学说以后，找到了“正学”，得以“从事正学”。明末清初的学者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写道：“先生（指王阳明——编者注）之学，始泛滥于词章，继而遍读考亭（指考亭学派——编者注）之书，循序格物，顾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无所得入。于是出入于佛老者久之。及至居夷处困，动心忍性，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其学凡三变而始得其门。”按照黄宗羲的说法，在龙场悟道之后，王阳明的学说才“始得其门”。“以天下为己任”是知识分子的使命，朱熹指出的通道是“向上看”，是“得君行道”；而王阳明指出的通道是“向下看”，是“觉民行道”。这是他在龙场悟道之后确立的思想道路。为了达成目的，也为了让后人少走弯路，在“始得其门”后，他开始了真正的讲学。因得罪刘瑾而被发配龙场固然是不幸的，但是有了龙场的悟道，王阳明又是幸运的，应该能感到平衡了。人生就是这样，有得必有失，有失必有得，他失去的是春风得意的仕途生涯，得到的却是身后数百年的赞誉。从此以后，他好像经历了一次脱胎换骨，思想和学问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八、妙论“养生之道”在龙岗书院讲学期间，经常有人向王阳明请教道教养生方面的问题，询问是否有能使人长生不老的“神仙之术”，是否有灵丹妙药。据记载，他很反感这种问题，很少回答。在龙场悟道之前，王阳明对道教养生和导引术等，还是产生过浓厚兴趣的。他从小体弱多病，又受到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的影响，少年时代和青年时代很喜欢道教养生，到处寻访高人，还在三十一岁时“告病归越，筑室阳明洞中，行导引之术”。他对道教的养生之术不仅仅是喜爱那么简单，他的思想和学说其实与道教也有极深的渊源。这一点，从充满道教意味的“阳明子”这个别号上就能看出。在龙场悟道以后，他对道教学说的态度有了明显改变，开始批判养生之术。在龙岗书院讲学时，由于无法回避关于养生之术的提问，他写了一篇名为“答人问神仙”的书信，以表明他的态度：询及神仙有无，兼请其事，三至而不答，非不欲答也，无可答耳。昨令弟来，必欲得之。仆诚生八岁而即好其说，今已余三十年矣，齿渐摇动，发已有一二茎变化成白，目光仅盈尺，声闻函丈之外，又常经月卧病不出，药量骤进，此殆其效也。而相知者犹妄谓之能得其道，足下又妄听之而以见询。不得已，姑为足下妄言之。古有至人，淳德凝道，和于阴阳，调于四时，去世离俗，积精全神；游行天地之间，视听八远之外，若广成子之千五百岁而不衰，李伯阳历商、周之代，西度函谷，亦尝有之。若是而谓之曰无，疑于欺子矣。然则呼吸动静，与道为体，精骨完久，禀于受气之始，此殆天之所成，非人力可强也。若后世拔宅飞升，点化投夺之类，谲怪奇骇，是乃秘术曲技，尹文子所谓“幻”，释氏谓之“外道”者也。若是谓之曰有，亦疑于欺子矣。夫有无之间，非言语可况。存久而明，养深而自得之；未至而强喻，信亦未必能及也。盖吾儒亦自有神仙之道，颜子三十二而卒，至今未亡也。足下能信之乎？后世上阳子之流，盖方外技术之士，未可以为道。若达磨、慧能之徒，则庶几近之矣，然而未易言也。足下欲闻其说，须退处山林三十年，全耳目，一心志，胸中洒洒不挂一尘，而后可以言此；今去仙道尚远也。妄言不罪。这篇书信可以视为是他三十多年来对道教养生之术的看法的一个概括。对于一些道教的传说，如广成子寿命达一千五百多岁、老子从殷商一直活到春秋时代等，他无法拿出明确的证据予以否定，但持怀疑态度。要知道，在此之前，他可是深信不疑的。他认为，长生不老是可能的，但不是生命的长生不老，而是精神的长生不老，比如孔子，生命早就终结了，但儒学思想仍在世间传播；比如颜回，三十一岁时就死了，但精神至今还活着。他认为，这就是儒家的养生之道，儒家的长生不老。对养生之道的认识的变化，更加让他看淡了生命。据说，在龙场时，又传来消息，刘瑾还要派人来加害他。他听了，毫不在意，只是淡淡地说道：“吾今惟死而已，他复何计？”一年前，为了逃脱刘瑾的追杀，他跳入钱塘江中；一年后，他将生死置之度外，面对威胁毫不在意。之所以有这样的转变，就是因为他明白了什么是大儒的长生不老。后世的评论家认为，这是他由“学者”向“一代宗师”的转变。关于“养生之道”的话题，他曾多次提及。在他的晚年，听说弟子陆澄因为身体多病而要考虑练习养生，便给陆澄写信，谈论此事：……闻以多病之故，将从事于养生，区区往年盖尝弊力于此矣。后乃知其不必如是，始复一意于圣贤之学。大抵养德养身，只是一事，原静所云“真我”者，果能戒谨不睹，恐惧不闻，而专志于是，则神住气住精住，而仙家所谓长生久视之说，亦在其中矣。神仙之学与圣人异，然其造端托始，亦惟欲引人于道，《悟真篇后序》中所谓：“黄老悲其贪着，乃以神仙之术渐次导之”者。原静试取而观之，其微旨亦自可识。自尧、舜、禹、汤、文、武，至于周公、孔子，其仁民爱物之心，盖无所不至，苟有可以长生不死者，亦何惜以示人？如老子、彭篯之徒，乃其禀赋有若此者，非可以学而至。后世如白玉蟾、丘长春之属，皆是彼学中所称述以为祖师者，其得寿皆不过五六十，则所谓长生之说，当必有所指矣。原静气弱多病，但遗弃声名，清心寡欲，一意圣贤，如前所谓“真我”之说。不宜轻信异道，徒自惑乱聪明，弊精劳神，废靡岁月。久而不返，将遂为病狂丧心之人不难矣。昔人谓“三折肱为良医”，区区非良医，盖尝“三折肱”者。……从这封书信可以看出，他认为道教的养生之术没有什么效果，因此不赞成陆澄跟着练习。至于道教所说的“长生不老”，他认为指的不是人身的长生不老，这一点跟儒家是相同的，儒家的“神仙之道”也不是人身的不老，而是思想和精神的永存。他也不是完全否定或排斥养生，认为静坐、淡泊名利和清心寡欲，对身体有好处，有利于长寿。中国历史上有一百多位因修炼道教养生术而寿命超过了一百岁的人，如孙思邈、张三丰、石泰、王常月、沈常敬等。因此，有人认为道教的养生之术是没有差错的，王阳明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没有学到真正的道教养生术。道教养生术的范围很广，既有主张性命双修的内丹术，也有很多旁门小术。根据记载，王阳明学的是导引术。在道教的概念里，导引术属于肢体运动和呼吸意念相结合的养生术。导引术在道教里有很多种，不过并没有能够让人达到“先知”境界的功能，主要是以练形为主的强身健体之术，要达到“先知”境界，则需静坐练神。根据王门弟子的记载可知，王阳明所学的应该不是以练形为主的导引术，而是以静坐为主的“静功”。王阳明晚年对道教养生之术的批判，重点既不是内丹术，也不是导引术，而是“房中术”和外丹服食。从唐宋时期开始，房中术就逐渐流行起来了。据说，周敦颐就是学了房中术才生出儿子来的，或许是这个原因，久不生育的王阳明认为学房中术有利于生育，也学过一段时间，结果没有成功生子，怒而批判房中术。至于外丹服食，在明朝更是盛行，连皇帝都在服用丹药。年轻时的王阳明也不例外，很相信外丹服食的效果，后来发现没有达到强身健体的目的，就产生了怀疑。王阳明虽然体验过“静功”，但并不了解具体的“修命”功夫，有人认为，他批判道教养生术，是因为没有得到道教的内丹修炼真传。道教认为“性靠自悟，命靠师传”，得到内丹真传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据说在明代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得到了，王阳明“终不忘官相”，导致“会心人远之”，因此始终没有得到，只能体验静坐，学道教养生术自然就没有效果了。总体而言，王阳明对于养生的最终认识，也是儒家最普遍的“生死有命观”。他在晚年写过一首名为“长生”的诗，可以代表他对养生的看法：长生徒有慕，苦乏大药资。名山遍探历，悠悠鬓生丝。微躯一系念，去道日远而。中岁忽有觉，九还乃在兹。非炉亦非鼎，何坎复何离？本无终始究，宁有死生期？彼哉游方士，诡辞反增疑。纷然诸老翁，自传困多歧。乾坤由我在，安用他求为？千圣皆过影，良知乃吾师。九、主持文明书院王阳明到达贵州一年以后，他创办的龙岗书院名声越来越大，吸引了贵州提学副使席书的关注。正德四年（公元1509年）春天，席书来到书院，拜访王阳明。席书是弘治三年（公元1490年）的进士，历任山东郯县（即今山东郯城县）知县、河南按察司佥事、户部员外郎等职，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调任贵州提学副使。身为提学副使，席书的职责就是兴办学校、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但当时的贵州是个文化相对落后的地方，鲜有学校，也很难找到能讲学的老师，如果从外省聘请老师，又没有人愿意前来。自上任以来，他一直都在为此事发愁。当他得知王阳明在龙场创办了书院以后，十分高兴，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自己正发愁从哪里找老师呢，王阳明就出现了。王阳明可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名师，还在户部任职的时候，就听说了他的过人学识以及他在北京讲学的事情，如今在贵州相逢，自然应该亲自登门，邀请他在贵州讲学。其实，在席书之前就有人来邀请王阳明到书院讲学了，那时是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的秋天，他刚到贵州半年。来请他讲学的，是席书的前任毛科，但是王阳明婉称“野夫病卧成疏懒，书卷长抛旧学荒”，拒绝了邀请。那时，他连一个温暖舒适的住所都没有，正考虑从潮湿且漏风的茅草屋搬到“阳明小洞天”里去，还在考虑创办书院的事，认为自己没有足够的精力讲学。等到书院建好以后，周围很快聚集了一批学子，他又认为没有必要再接受讲学的邀请了。二人落座，席书向王阳明请教朱熹、陆九渊两人学说的异同。朱陆之辩是发生在朱熹（代表程朱道学）和陆九渊（代表陆王心学）之间的学术辩论，是中国学术史上有名的公案。席书之所以不在刚见面就表明自己的来意，反而要提这样的疑问，是有自己的考虑和担忧的。在京城时，他就知道，尽管王阳明学识过人，但对朝廷推崇的程朱之学不以为然。他担心如果贸然邀请王阳明讲学，可能会招致一些非议和麻烦，因此决定先打探一番王阳明的口风再做决定。但是，王阳明的回答却让他更加疑惑和不解，王阳明并没有直接回答朱熹、陆九渊二人的异同，而是语重心长地大发感慨：“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必外求。”席书听得很困惑，对于王阳明而言，“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必外求”这十二个字就是他被刘瑾投入大牢以来所获的心得，经历了这一场飞来横祸，他已经不是那个在京城意气风发地讲学的王阳明了，他的确觉得，朱熹、陆九渊二人的异同是一件无关宏旨的小事，不提也罢。席书不知道他的这些心思，陷入了苦恼。这个天上掉下来的名师到底能不能请，他拿不定主意，决定再来龙岗书院一次，再探一次口风。第二次见面，面对同样的问题，王阳明发表了一些看法，他说道：“我就以大禹和后稷为例吧。这是两个人，有两个心，大禹有大禹的心，后稷有后稷的心，他们对百姓的关爱也是不一样的。大禹认为，洪水会淹死人，如果治理不好水患，百姓就要遭殃了，因此专心治水，甚至顾不上回家。后稷认为，饿肚子会死人，如果不会种庄稼，百姓就要丢掉性命了，于是潜心种粮，还给百姓传授种粮的方法。这个例子说明，只要心系百姓，不论做什么都会用心做好。这就是我说的‘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必外求’，更何况是求也求不来的。生活在春秋时期的孔子，根本不会知道我现在要面对朱、陆二人学说有何异同的问题，又怎么能事先告诉我答案呢？”席书听了这番解释，心里的困惑少了一些，但还是似懂非懂，没法决定是否应该请他讲学，只好再次回去了。随后的几天里，席书又来拜访了几次，终于明白了，原来“圣人之道”就是这么简单。他找到贵州按察副使毛应奎，提出建立贵州书院、邀请王阳明给贵州学子讲学的建议。很快，贵州文明书院就建起来了，而王阳明以讲学为乐，得到席书的邀请，欣然前往，开始设席讲学。王阳明与席书约定，每年的春、夏、秋三季，到贵阳的文明书院讲学，内容就是在龙场悟出的“道”，以及“知行合一”之说。他开始讲学以后，“黔之闻风来学者，卉衣鴂舌之徒，雍雍济济，周旋门庭”，“或至夜分，诸生环而观听者以百数”，王阳明的讲学深受众生欢迎。对于王阳明而言，在贵州文明书院讲学的日子是轻松愉悦的。一方面，由于家学的原因和自身的努力，他不仅对儒学、佛学和道学都有涉猎和深入的研究，还能将三者融会贯通，与自己的看法相结合，形成独到的见解。另一方面，那时的他已经三十七岁，过了而立之年，经历了年轻时的意气风发，也经历了官场的失意，有了丰富的人生阅历，思想更加成熟，内心愈发强大，正是给年轻晚辈们讲述自己思想、学问和人生感悟的好时候。在贵州讲学时期，王阳明制订《教条示龙场诸生》，提出自己对弟子“立志”、“勤学”、“改过”、“责善”的四点要求。关于“立志”，他说道：“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虽百工技艺，未有不本于志者。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飘荡奔逸，终亦何所底乎？故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矣。”关于“勤学”，他说道：“已立志为君子，自当从事于学。凡学之不勤，必其志之尚未笃也。从吾游者，不以聪慧警捷为高，而以勤确谦抑为上。”关于“改过”，他说道：“夫过者，自大贤所不免，然不害其卒为大贤者，为其能改也。故不贵于无过，而贵于能改也。”关于“责善”，他说道：“责善，朋友之道，然须忠告而善道之。悉其忠爱，致其婉曲，使彼闻之而可从，择之而可改，有所感而无所怒，乃为善耳。故凡讦人之短，攻发人之阴私，以沽直者，皆不可以言责善。”尽管从年轻时候的传奇经历来看，王阳明不可能变得像个不苟言笑的老学究那样总是板着脸教训弟子，但是在教育弟子做学问和为人处世方面，他的要求相当严格。“立志”、“勤学”、“改过”、“责善”这四点要求，他始终坚持，一直以此要求每一个弟子。古代的“书院”，是指由私人创立或者主持的聚徒讲学和研讨学问的民间教育机构，是封建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教育和文化事业的发展有极其重要的影响。王阳明在贵州讲学，对贵州教育和文化的发展有多方面的贡献。首先，首开贵州地区的书院讲学之风，使开书院、办教育成为流行，甚至超过了中原地区。在他讲学之前，贵州只有四座书院，之后则发展到了四十多座。其次，培养了大批人才。他在贵州时期收的弟子，被称为“黔中王门”，其中比较著名的人物有席书、蒋信、冀元亨等人。此外，建立了书院的管理模式。除了制订了《教条示龙场诸生》，他还践行“育德为先”、“有教无类”、“学行结合”、“因材施教”、“因势利导”、“循序渐进”等教学方法。最后，奠定了贵州“王学”的基础。他在贵州的讲学，奠定了“王学”在贵州生根的理论基础，之后的数十年里，“王学”在贵州得到蓬勃发展。十、《瘗旅文》——由吏目之死引发的感慨正当王阳明沉浸在给年轻学子讲学带来的快乐和愉悦之中时，偶然间听说了一件不幸的事情，使他的心情瞬间转入悲痛和伤感之中。也正是这件不幸的事情，使他想到了自己当前不幸的处境：还不到不惑之年，就被发配到这个远离朝廷和亲人的荒僻之地，待在被遗忘的角落。尽管曾经迈入了官场，但是还没能真正地为国家效力，平生所学还没有施展，平生之志还没有实现，难道这一生就要在这里度过了吗？想到这些，他的心情无比沉重。这件发生在这一年七月初的不幸之事，其实也算不上一件大事。这一天，一位来自京城的负责文书事宜的吏目，在经过龙场时，死在了一处名叫“蜈蚣坡”的地方。这件事本不会引起王阳明的注意，但奇怪的是，当天下午，吏目的儿子也死在了那里，到了第三天，他的随从也死在了山坡下。王阳明得到消息，联想到自己的处境，觉得自己的命运其实跟这几个人也差不多，于是触景生情，写下了这篇《瘗旅文》：……吾与尔皆中土之产，吾不知尔郡邑，尔乌为乎来为兹山之鬼乎？古者重去其乡，游宦不逾千里。吾以窜逐而来此，宜也。尔亦何辜乎？闻尔官吏目耳，俸不能五斗，尔率妻子躬耕，可有也，乌为乎以五斗而易尔七尺之躯？又不足，而益以尔子与仆乎？呜呼伤哉！尔诚恋兹五斗而来，则宜欣然就道，乌为乎吾昨望见尔容蹙然，盖不胜其忧者？夫冲冒霜露，扳援崖壁，行万峰之顶，饥渴劳顿，筋骨疲惫，而又瘴疠侵其外，忧郁攻其中，其能以无死乎？吾固知尔之必死，然不谓若是其速，又不谓尔子尔仆亦遽然奄忽也。皆尔自取，谓之何哉？吾念尔三骨之无依而来瘗耳，乃使吾有无穷之怆也。呜呼伤哉！纵不尔瘗，幽崖之狐成群，阴壑之虺如车轮，亦必能葬尔于腹，不致久暴露尔。尔既已无知，然吾何能为心乎？自吾去父母乡国而来此，三年矣，历瘴毒而苟能自全，以吾未尝一日之戚戚也。今悲伤若此，是吾为尔者重，而自为者轻也。吾不宜复为尔悲矣。……虽然我不知道你是哪里人，但我知道我和你都是在中原出生、中原长大的。古代的人从来不轻易远离家乡，即使是奉命到远方做官，距离家乡也不会很远。我来到离家很远的这个地方，是因为遭到了流放，情不得已，无可奈何。但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到这个地方来呢，难道你也是被流放而不得不来的吗？我知道你的官职是吏目，只是掌管文书的一个小吏员而已，所领薪俸不过才五斗米。只是五斗米而已，你待在家乡，与家人一起耕种劳作，五斗米很容易就得到了。可是，你为什么为了这点儿俸禄，付出自己的七尺之躯呢？拿自己的性命去换就够了，为什么还要搭上自己的儿子和随从的两条性命呢？难道你还嫌付出的代价不够多吗？如果你真是心甘情愿为了领取那五斗米的俸禄才来到这个地方，那你已经如愿了，就应该很高兴啊。可是，为什么那天我看到你时，发现你紧锁眉头、面露难色呢？你来时的路我也曾走过，有多艰辛我也知道。这一路上，你攀岩爬壁，饥餐露宿，筋骨疲惫，受了很多的苦；此外还有侵蚀身体的瘴疠之毒、心中的忧郁苦闷。你也不想想，在经受了这些以后，还可能免于一死吗？我知道你一定会死的，但我没有想到的是，你会这么快地死去，更没有想到你的儿子和随从也死了。出现了这个无法挽回的悲剧，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一切都是你自找的，怨不得别人。我之所以安葬了你们三个人的尸首，只是因为可怜你们死了都没有人收尸。但是，我这么做，却勾起了我的无限感慨。唉，即使我没有安葬你们，你们也不至于暴尸荒野，因为这里的山崖上有的是狐狸，山谷中有的是毒蛇，它们一定会把你们安葬在它们的肚子里。你已经死了，无牵无挂，毫无知觉，但是我的心情又该怎么平复呢？我离开父母家人，已经在这里居住了三个年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我之所以能完好地保存性命，是因为我从来都没有感到悲伤凄凉过，哪怕只悲伤一天都没有过。今天我如此悲伤，是因为我想你的事情想得太多了，完全没有为自己考虑。我不能再因为你而悲伤了，就为你唱首歌吧。这首歌也不是欢快的，其中有“魂兮魂兮，无悲以恫”这样悲伤的句子。王阳明在贵州的这段日子，从来都没有感到悲伤凄凉过。他不是没有值得悲伤凄凉的事情，只是将所有的精力用在悟道和讲学上，没有闲暇时间，又哪里顾得上悲伤凄凉呢？大概是受了吏目之死的影响，从那以后，他迫切希望能尽快离开贵州。他的这点儿心思几乎成了公开的秘密，无人不知。据《龙场生问答》记载，有弟子当面向他提问：“当年在京城时，先生总是提到不忘君恩，但是现在却又想尽办法要离开这里，这是为什么呢？是先生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吗？”王阳明回答道：“现在的情况跟那时候不一样了，而且我身体有病，所以才想离开这里。”接着，他对“情况与之前不同”做了解释。他说道：“我是为了‘行道’才做官的，并不是为了俸禄。因此，即使被贬谪，也还是应该以‘行道’为职责，但现在的情况却不是这样。我在这里的生活太艰苦了，需要亲自动手打理生活，要砍柴、做饭、打水、洗衣等。所谓‘服役出力，当官行道’，我虽然被贬谪，但毕竟还是来当官的，可实际上却像个杂役。即使我能在这里‘行道’，这里也不是我应该‘行道’的地方。如果我坚持留在这里，就好比让一个不会游泳的人下水救人，不可能救活别人，自己也会被淹死的，这又是何必呢？”不论王阳明想离开贵州的原因是什么，在当地百姓看来，他跟其他的外来官员是一样的，并不打算在贵州长期待下去，迟早是要“逃离”的。这种现象在当时司空见惯，人们并不奇怪。在九十年后被朝廷派到贵州担任巡抚的郭子章，尽管在职期间兢兢业业，与湖广川贵总督李化龙合力平定了杨应龙的叛乱，但他几乎每年都要给朝廷上书，请求调离贵州，甚至回乡养老都行。相比于郭子章，王阳明是被贬谪而来的，想早点儿离开就更在情理之中了。另一方面，他之所以想急于离开贵州，还与他在龙场悟道的收获有关。搬进龙岗书院以后，他“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悟出了“格物致知”的“圣人之道”，创立了“知行合一”的学说。这就是他所说的“情况与之前不同”的原因。贵阳文明书院的讲学使他发现，他的学术观点很受欢迎。综合多方面的考虑之后，他觉得是时候离开贵州到适合“行道”的地方去了。但是，他是被朝廷贬谪到贵州的，没有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自由，想要离开又谈何容易？没有朝廷的调令，他就得在这里待一辈子，哪里都不能去。好在，没过多久他就等到了那道梦寐以求的调令，离开了贵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