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初年，已经持续了上百年的广西少数民族叛乱愈演愈烈，成为朝廷的心腹大患。百般无奈之下，朱厚熜终于想到了曾经屡立军功的王阳明。于是，在“赋闲”近六年以后，王阳明被再次重用，以两广巡抚，提督江西、湖广和两广等地军务的身份，前往广西平叛。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他就平定了思恩、田州、八寨及大藤峡等地的叛乱，一举解决了困扰朝廷上百年的广西少数民族动乱。广西的局势刚刚稳定，他的病情就加重了，最终死在了返回绍兴的路途中，结束了他传奇的一生。一、奉命“救火”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六月六日，朝廷使者突然来到绍兴王家，将朱厚熜的一道旨意交给王阳明。原来，广西少数民族发动了叛乱，两广巡抚都御史姚镆不能处置，朝廷要派他前去“救火”，以南京兵部尚书之职，前往广西，协同姚镆等人平定广西的叛乱。对于王阳明而言，朝廷的这道旨意来得有些突然。明世宗朱厚熜登基已经有六个年头了，一直都没有想起王阳明来，整个朝廷似乎也没有想起他，朝廷的旨意，已经有整整六年没有来过王家了。尽管在这段时间里，不断有人提议重用王阳明，吏部尚书廖纪推荐他担任三边总督，礼部尚书席书甚至称“生在臣后者唯王阳明一人”，力荐他进入内阁，结果都是不了了之。其实，出现这样的局面，是因为有人从中作梗，不希望他得到重用。这样的人，之前有费宏，如今又有杨一清，原因不外乎派系斗争，以及对他的嫉畏。在这六年的时间里，他始终关注着朝廷发生的每一件大事，但也只限于关注，从不发言。他知道，国家一直不太平，朝廷忙得焦头烂额，否则恐怕一直都不会想起他来了。如今，广西出现了动乱，一定是到了实在无人可用的地步，才想起了他，派遣使者带着旨意登门。中国的西南地区，生活着许多少数民族，尤其是广西和云南两省，是多个少数民族聚集的区域，民族关系复杂，民族矛盾突出，时常发生动乱，始终难以长久的平静。自从朝廷在广西瑶族和壮族百姓聚集区强制推行“改土归流”以来，这里的少数民族内部矛盾、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地方政府与少数民族首领之间的矛盾，变得愈发尖锐和不可调和。到了嘉靖年间（公元1521—1566年），这些不断激化的矛盾终于演变成一场叛乱。发生叛乱的地方是广西的田州（即今广西田阳县）。田州位于广西西南部，汉朝时归交趾（即今越南河内）管辖，属于西南边陲，偏远落后。从唐代开始，田州成为东汉名将岑彭后代的领地，由岑氏负责管理。到了明代中叶，岑氏对田州的控制力下降，各土司之间的矛盾逐渐暴露，日益加深。嘉靖初年，当地土司之间爆发了一场战争。当地官员见有机可乘，立即抓紧了推行“改土归流”的步伐，出兵杀死了岑氏后人岑猛。朝廷得到消息以后，准许地方政府的请求，废除田州的“土官”，派遣由汉人担任的“流官”。这一举动惹了大麻烦。本来少数民族百姓就比较反感“改土归流”政策，如今朝廷强制推行“改土归流”，还杀死他们的大首领，民族矛盾空前激烈，反抗一触即发。嘉靖五年（公元1526年），岑猛的部将卢苏、王受等人打着“岑猛其实没有死”的旗号，号召当地百姓武力反抗官府。卢苏是田州的土目，王受是丹良堡的土舍，他们声称得到交趾二十万大军的协助，要在田州一带恢复土官制度，得到田州及其周边州县百姓的响应。之后，叛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了田州和思恩（即今广西武鸣县）。广西巡抚都御史姚镆得到消息，立即出兵围剿，结果被卢苏、王受打败，损兵折将。战报传到北京，朱厚熜一筹莫展，杨一清无计可施，只得接受南京刑部员外郎黄绾、兵部左侍郎张璁等人的建议，召王阳明出马。从内心深处讲，王阳明并不愿意出山，几年前平定宁王叛乱的事情还历历在目，虽然平叛的过程有惊无险，但是之后发生的事情却给他带来了很大麻烦，弟子冀元亨因此丢掉了性命，自己还差点儿被戴上“宁王同党”的帽子，由平叛功臣变成乱臣贼子。荒唐的朱厚照驾崩之后，朱厚熜登基，这六年来，不被朝廷重用也就罢了，还总是受到猜疑和排挤。如今自己已经年过半百，身体也不好，幼子才刚刚出生，待在绍兴给弟子们讲讲学，闲暇时陪陪家人，这样的生活也很不错，何必再操劳和奔波呢？在接到朝廷旨意的第二天，他马上就给朱厚熜写了一道奏章，称自己身患重病，无法带兵打仗，不能履行南京兵部尚书的职责，请求收回成命。他又建议朝廷重用南京刑部尚书李承勋、工部尚书胡世宁，让他们代替自己，到广西协助姚镆。朱厚熜收到奏章以后，自以为猜透明白了王阳明的心思。他以为，王阳明是不愿意以协同姚镆的名义出山，不愿意受到掣肘，因此才不接受任命。但是，他不知道的是，王阳明对来自朝廷的猜疑和排挤已经反感至极，他是真的不想再过这样的日子了。朱厚熜叫来杨一清商议，结论是，为了让王阳明尽快出山，只能牺牲姚镆，让他提前退休。朱厚熜同时发出两道圣旨，一道给姚镆，令他退休，不得干预平叛事务；一道给王阳明，催促他尽快接受任命，到广西赴任。当时，黄绾已经升任光禄寺少卿。他得知这些事情以后，立即给朱厚熜上书，请求对跟随王阳明平定宁王叛乱的江西官员论功行赏，并召他入阁。朱厚熜让内阁讨论黄绾的提议，拿出处理意见。本来，杨一清、张璁等人只是迫于形势才想到重用王阳明，让他到广西平叛。在他们内心深处，依然不希望让他入阁。他们共同给朱厚熜上书，称王阳明脾气古怪，总是发表一些常人无法理解的奇谈怪论，这样的人不适合入阁为相。另一位入阁的“热门候选人”桂萼担心王阳明挤占自己的位置，也极力反对。朱厚熜本来就耿耿于怀于王阳明在“大礼仪”中模棱两可的态度，也不支持他入阁，见到内阁反对，便没有接受黄绾的提议。在第二道中，朱厚熜任命王阳明为南京兵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两广巡抚，提督江西、湖广和两广等地军务。不仅如此，就连广西镇守太监郑润、广西总兵朱麟，都要听命于王阳明。当他得知，为了敦促他尽快赴任，朱厚熜已经撤掉了姚镆，他就明白自己再也不能推托了，必须尽快动身。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九月，王阳明辞别家人，从绍兴出发，经由富春江、衢江，取道江西，前往两广巡抚府衙所在的广西梧州。离开绍兴时，他的弟子王畿、钱德洪等人一路相随。师徒几人一边赶路，一边游玩，九月二十二日就来到了富春江西岸的桐庐。在桐庐西郊，紧邻富春江的地方，有一座山，名为富春山；山上有一块凸出来的大石块，据说是严子陵的“钓鱼台”。严子陵名叫严光，少年时与刘秀一同游学，后来刘秀建立东汉政权，他便跑到这里隐居了起来，任凭刘秀五次三番地邀请，他始终拒绝出仕。八年前，王阳明从南昌出发，押送被俘的宁王朱宸濠前往杭州，途中曾经经过钓鱼台。此时此刻，当他再一次来到钓鱼台时，难免触景生情。感慨万千之余，当场赋诗一首：忆昔过钓台，驱驰正军旅。十年今始来，复以兵戈起。空山烟雾深，往迹如梦里。微雨林径滑，肺病双足胝。仰瞻台上云，俯濯台下水。人生何碌碌，高尚当如此。疮痍念同胞，至人匪为己。过门不遑入，忧劳岂得已。滔滔良自伤，果哉末难矣。《复过钓台》）过了桐庐，他的行进速度加快了不少，很快就进入江西境内，来到广信。广信是一个令他难以忘怀的地方。三十多年前，他从南昌迎娶妻子诸云玉，在返回浙江余姚途中，在广信拜访理学大师娄谅，领悟了“学而为圣”的道理。二十年前，他得罪了宦官刘瑾，被贬到贵州龙场驿，在躲过刘瑾爪牙的追杀以后，从浙江余姚前往贵州，途经广信，与当时的广信知府畅聊。如今，娄谅已经过世三十多年了，那位知府也早已离开了广信，他在广信没有了故交。过了广信不远，就是弋阳。弋阳有他的两位故交——汪俊、汪伟兄弟。汪俊是他少年时的同窗好友，两人一起参加了弘治六年（公元1493年）的会试，结果他落榜了，汪俊考中会元，授庶吉士，进入翰林院任编修。朱厚熜登基后，汪俊任礼部尚书，汪伟任吏部右侍郎。“大礼仪”时，二人支持杨廷和等“护礼派”，被罢官，回家乡弋阳闲住。汪俊、汪伟尊崇程朱理学，学术观点与他有所不同，关系也因此疏远了。得知王阳明将要路过弋阳的消息，汪伟赶来与他会面，汪俊则借口生病，没有前来。没有见到汪俊令他深感遗憾，感叹不已，写了两首诗，借以抒发对故友的怀念：见说新居止隔山，肩舆晓出暮堪还。知公久已藩篱散，何事深林尚闭关。乘兴相寻涉万山，扁舟亦复及门还。莫将身病为心病，可是无关却有关。《寄石潭二绝》）到了南昌，他受到南昌百姓的夹道欢迎。对于南昌百姓而言，他就是神一般的人物，到处都是点着香欢迎他的人群，人们都想亲眼看一看他，以至于道路都被堵死了。他的坐轿无法通行，人们就把他抬起来，让他从头顶上经过。他就这样被人们从头顶上传送到了都司衙门。人们又纷纷涌到都司衙门。他感动不已，传令打开东门，让百姓们进来与他见面，然后再从西门出去。这样的见面从辰时开始，一直到未时还没有结束。当天晚上，他又赋诗一首，抒发感动之情：南浦重来梦里行，当年锋镝尚心惊。旌旗不动山河影，鼓角犹传草木声。已喜闾阎多复业，独怜饥馑未宽征。迂疏何有甘棠惠，惭愧香灯父老迎。《南浦道中》）过了南昌，来到了丰城。这时，他回忆起八年前的往事。那时，他奉朝廷之命，准备前往福建处理兵变之事，刚刚走到丰城，就得到了朱宸濠造反的消息，还得知朱宸濠已经派出人手来追杀他。他迅速坐船赶往吉安府，正是由于风向有利，才逃脱了追杀。他写了一首诗记录此刻的心情：一上高原感慨重，千山落木正无穷。前途且与停西日，此地曾经拜北风。剑气晚横秋色净，兵胜寒带暮江雄。水南多少流亡屋，尚诉征求杼轴空。《重登黄土脑》）之后，陆续经过了临江、吉安、赣州等地。到了南安，他弃船登岸，向南进入广东境内，再由广东进入广西。大概一个月以后，他终于到达行程的目的地——广西梧州。二、天泉证道王阳明从浙江绍兴出发时，他的弟子钱德洪、王畿二人代表在绍兴的众多弟子，一路陪护他到了桐庐。当时的绍兴，由于他的讲学，已经变成了全国闻名的学术中心，长期居住在绍兴，听他讲学的年轻学子多达数百人。为了讲学的方便，他于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修建了稽山书院，但还是无法容纳源源不断地从全国各地赶来的学子。无奈之下，弟子们自己筹款，又在绍兴城内修建了阳明书院，但房间还是不够，一些人便住进了绍兴的寺庙和道观里。很快，寺庙和道观也住满了人，再来的学子，只能几个人挤在一间屋里，甚至昼夜轮流睡觉。每到他公开讲学的日子，成百上千的学子们就一圈套一圈地围拢在他的周围，场面蔚为壮观。钱德洪、王畿就是他在绍兴讲学时收的弟子，是当时数百名弟子中的佼佼者，很得他的器重。钱德洪、王畿都很好学，由于二人性格迥异，对“王说”的理解有很大的差异，经常聚在一起切磋和争辩。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的九月七日，二人又相约到一艘船上探讨学问。这一天，二人探讨的是对王阳明的“四句教言”的理解。所谓“四句教言”，是指王阳明在晚年提出的四句话，即“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这四句话被后人视为他对自己大半生学术思想的概括性论述。对于这“四句教言”的理解和阐述，不仅是当时的钱德洪、王畿有分歧和争议，后世的哲学家、思想家对此也多有争议。二人坐定以后，王畿首先提出质疑：“在我看来，先生的‘四句教言’，其实未必是不易的法言。”性格踏实稳重的钱德洪一向以“王学”的恪守者和捍卫者自居，听到王畿竟敢质疑师门，立即有些坐不住了，冷冷地回应道：“这么说来，你一定是另有高见！”王畿便说出了他对“四句教言”的理解：“如果说‘心’是没有善恶之分的，那么‘意’也应该是没有善恶之分的才对。同样，‘知’和‘物’也应该不分善恶。如果说‘意’有善恶之分，那么‘心’也应该有善恶之分。”钱德洪不同意王畿的理解，反驳道：“‘心’是天生的，是与生俱来的，所以最初是没有善恶之分的，但是由于后天环境的影响，变得有了善恶之分。老师所说的，是要为善去恶，让‘心’回归本身，回归到最初没有善恶之分的状态。”就这样，两人在这个问题上产生分歧，争论起来。钱德洪认为，“四句教言”是教人的“定本”，王畿认为，这只是权宜之计。两个人争论了很久，还是没有取得一致，又谁也说不服谁，只好到天泉桥向王阳明请教。于是，历史上有名的“天泉证道”就这样出现了。那天是九月七日，王阳明已经决定在九月八日出发前去广西赴任，临行前的那天很忙碌，直到午夜时分才抽出时间解答钱德洪、王畿的疑惑。当他听说这二位弟子因为争论“四句教言”而来找他时，高兴地说道：“我正希望你们提出这个疑问呢！”听了钱德洪和王畿各自的理解，他说道：“其实你们的看法正好是‘四句教言’的正反两面，是相辅相成的。你们不能固执己见，应该相互借鉴，王畿要借用钱德洪的功夫，钱德洪也应该领悟王畿的本体。”钱德洪听了老师的话，更加困惑了，他认为，老师接纳王畿的意见，就是否定自己的意见，表示不能理解和认同。王阳明解释道，他的教法本来有两种，一种是“四无说”，一种是“四有说”。“四无说”悟本体，“即是功夫，是为‘上根人’立教”，但是由于“上根人”很少，因此“若轻用此教法，恐养成虚寂”。“四有说”为“‘中根’以下人立教”，这些人“有习心在”，因此要在意念上借用存善去恶的功夫。但是，“四有说”也不能时时处处使用，否则会“‘上根人’兼修中下，自无流弊”。他对钱德洪、王畿二人说道：“追随我的人也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上根人’，一类是‘中根’以下的人。‘心’本来是明亮无瑕的，‘上根人’可以从本源出发，轻易地领悟到‘心’的本体。这就是功夫。‘中根’以下的人的‘心’受到了污染，无法从本源上领悟到本体，所以需要存善去恶，借用功夫，领悟‘心’的本体。”他继续点评钱德洪、王畿二人的见解，说道：“王畿说的是用来接引‘上根人’的法门，钱德洪说的是用来接引‘中根’以下人的法门。两种说法都没有错，应该互相借鉴，互相借用，这样才能接引所有人。‘上根人’是很少见的，很少有人能称得上是‘上根人’，如果按照王畿的理解，我们能接引几个人呢？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或多或少都会受一些恶的影响，如果不教他们掌握存善去恶的功夫，那么本体也就不能落到实处，就养成了一个虚寂。”最后，他反复告诫钱德洪、王畿：“我的‘四句教言’是一个整体，不能割裂开。这一点很重要，你们一定要牢记在心，万万不可失掉宗旨。”第二天，他就启程到广西赴任去了。他的这一番解释没能帮助钱德洪、王畿二人达成一致，他们还是各有理解，各有看法，但他已经没有机会再给他们讲解，他到广西以后，病情加重，一年以后就去世了。钱德洪和王畿的分歧，最终导致了“王学”的分化。钱德洪本分地继承了老师的观点，而王畿则只强调“四无说”，逐渐偏离了“王学”的宗旨。关于“天泉证道”和“四句教言”，王门弟子邹守益也有一些相关记载。在邹守益的记载里，“无善无恶心之体”被更改为“至善无恶心之体”，因为邹守益等王门弟子认为，“无善无恶”和“至善无恶”的意义是一致的。后人对“四句教言”的争议，主要集中在儒家学说没有提到的“无善无恶”四个字上。也正是因为儒家没有这种说法，王阳明的思想才被一些人归类为佛学。王阳明认为，“无善无恶是为至善”，说的其实是本心的未发之中的真实状态，正是有了这种无善无恶，“心”才能知善知恶和判断是非。王阳明死后，后人对“四句教言”的理解和阐释争议极大，成为思想界的一大议题。这其中，有人主张和继承，有人谨慎地质疑，有人果断地否定，也有人激烈地反对和批判。即使在王门弟子当中，也不乏质疑、否定和反对的声音。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王门弟子在南京召开讲学会，专门讨论“四句教言”。许孚远写了一篇名为“九谛”的文章，提出反对以“无善无恶”为宗，主张“至善无恶”。周汝登写了《九解》，极力主张和发挥“四无说”。关于“无善无恶心之体”，明朝末年的思想家顾宪成、刘宗周等人认为，这正是王阳明思想的矛盾之处，因此持反对意见。顾宪成认为，如果“心”是没有善恶之分的，那么合下就成为一个空，空则一切解脱，毫无牵挂，何善非恶？如果“无善无恶”只是“心”不着于有，就形成一个混，混则一切含糊，无从选择，那又何恶非善？刘宗周则指出，“四句教言”本身全都充满着矛盾。王夫之甚至认为，“四句教言”是王阳明模仿禅宗的说法所得，即“天泉付法，止依北秀南能一转语作葫芦样”。“北秀”指的是神秀大师，“南能”指的是禅宗六祖慧能。事实上，正如王阳明告诫钱德洪、王畿的那样，“四句教言”有内在的必然联系，是一个整体，不能割裂开。但是后人在解读这句话时，偏偏又将它们肢解成四句独立的教言，进而断章取义。后来，王畿依据“四句教言”，将“王学”中的“禅”性发扬到了极致。以“正统派”自居的弟子为了将自己与王畿一派区分开，只得反复修正“四句教言”，甚至否定“天泉证道”的真实性。在邹守益的记载中，“证道”的地点不是王阳明住所附近的天泉桥，而是富阳。但是，无论真相如何，“四句教言”作为王阳明对自己大半生哲学思想的概括，是不争的事实。三、平定田州之乱梧州是广西的东大门、岭南名城，由广东进入广西的必经之地，被称为“两广咽喉”。成化元年（公元1465年），朝廷设立两广总督，总督衙门就设在梧州。成化六年（公元1470年），朝廷又在梧州设立两广总督府，梧州也因此有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总督府。王阳明的府衙就是这里。到梧州的第十天，王阳明就给朱厚熜上了一道奏章。在这道奏章里，他谈了自己对广西叛乱的看法，总结了原因，并提出对策。他认为，广西叛乱的根源，是当地政府对少数民族百姓的处置不当。卢苏、王受等人之所以率众叛乱，是因为官府在处决了岑猛以后，不对盲目追随的百姓加以安抚，反而变本加厉，意图将他们赶尽杀绝。在处置卢苏、王受的叛乱时，依然没有安抚他们，而是调集重兵，打算围剿他们，惊慌的百姓走投无路，只好铤而走险，叛乱便发生了。从另一面看，叛乱致使更多的百姓遭殃，不能从事正常的生产生活，还要背负沉重的赋税负担，又被迫参与叛乱，对抗官府。他还认为，在广西推行的“改土归流”政策有些出力不讨好。他比较了“改土归流”前后的情况：“改土归流”之前，发生叛乱的田州和思恩两地只有土官，朝廷不必派驻军防止叛乱，土官还能派出兵力协助朝廷作战；“改土归流”之后，朝廷不仅要调派驻军，当地也没有士兵可协助朝廷。因此，他提出两条建议，停止对卢苏、王受等叛民的围剿，转而改用安抚之策；在田州和思恩，实行“土流并用”的政策。奏章送到北京以后，立即引起轩然大波。兵部尚书王时中等人坚决反对，提出五条理由予以反驳。但是礼部尚书方献夫和黄绾等人表示支持。由于王阳明事先给杨一清写了私信，劝说杨一清以国事为重，因此杨一清也表示支持。最终，朱厚熜准许他“便宜处置，不必疑虑”。接到朝廷的批复，他立即赶到浔州（即今广西桂平），撤掉姚镆从外省调来的官兵，只留下当地的数千士兵，做出准备接受叛民投降的态势。卢苏、王受得知王阳明亲自来到浔州的消息，以为官兵将要发起更大规模的围剿，吓得心惊胆战。当年，他只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平定了宁王朱宸濠准备了十几年的叛乱，这一壮举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卢、王二人自知不是他的对手，又不能回头，只得硬着头皮负隅顽抗。当他们打听到消息，王阳明已经得到朝廷的许可，对他们实行安抚政策后，心里半信半疑，以为又是他放出的假消息，诱导他们放松警惕。当他们得知他已经遣散了集结在浔州一带的数万官兵，才有些相信了。两个月后，王阳明又将临时官署搬到南宁。南宁距离田州和思恩更近了，卢苏、王受听说以后，决定派人面见他，一来探听他的真实意图，二来表达投降的意愿，然后根据情况再做下一步打算。卢苏、王受的使者来到南宁，王阳明亲自接见，以礼相待。当他听说卢、王二人有投降的打算后，让使者给他们传话，告诫他们，如果他们是真心投降，就应该亲自来南宁自首，承担自己的责任。卢苏、王受召集手下商议。众人一致认为，在兵力不如朝廷、计谋不如王阳明的情况下，如果继续负隅顽抗，只有死路一条。但是，他们又认为，王阳明诡计多端，当初就使用连环计引诱宁王朱宸濠多次上当，最终兵败；在南赣剿灭山匪时，还诱杀过已经投降的池仲容等人。万一他的安抚和招降都是诡计，那么他们放弃抵抗到南宁投案自首，就无异于自投罗网了。于是，他们又放弃了投降的念头，决定看看情况再说。王阳明得到这些消息后，派人在广西境内广泛发布告示，声明朝廷的态度是安抚和招降，不会像之前诛杀岑猛那样动用武力。消息传到田州和思恩，卢苏、王受的部众军心开始动摇，越来越多的人希望投降，还有人偷偷逃离军营，到南宁投降。这些参加叛乱的少数民族百姓，本来就是被官府的赶尽杀绝策略逼上绝路的，不是真心实意反叛，愿意投降也在情理之中。卢苏、王受等人再次商议，认为如果等到部众全都逃光再投降，就更加不会得到宽恕了。于是，他们决定立即率领全部部众到南宁投降。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正月，卢苏、王受率领麾下部众七万余人，到南宁投降。王阳明将他们召到公堂上，令人逐条细述他们犯下的罪过。卢苏、王受跪在堂下，听得心惊胆战，冷汗直冒，连头都不敢抬。之后，王阳明又传令，对他们处以杖刑，然后释放。这种处罚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尤其是卢苏、王受二人，他们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犯下造反的死罪，最终只是被打了一顿板子，屁股受了一些皮肉之苦而已。他们感激不已，连连磕头，保证再也不敢反叛。随后，他和卢苏、王受一起出城安抚他们的部众。卢、王二人的部众见首领安然无恙地出了城，终于确信朝廷是真心招降他们的；又听说首领只是被打了一顿板子，悬着的心终于完全放下了，连首领都只是挨顿板子，那么从犯又能有多重的罪过呢？想到这些，全都欢呼起来。王阳明命他们放下兵器，各回各家，等待朝廷的安置。轰动一时的田州瑶民叛乱就这样被平定了。王阳明认为，虽然叛乱被兵不血刃地平息了，但是并不代表田州一带就能永远太平无事，以后不会再发生叛乱。以后是否会再发生叛乱，取决于采用什么样的善后政策，如果善后政策得当，叛乱就很难再发生；如果善后政策不当，也许还不等他离开，叛乱又会再起。因此，他要好好制定出一个得当的政策，使田州永葆太平。平定叛乱后的第五天，他给朱厚熜上了一道奏章，一来汇报平定叛乱的具体经过，二来请示朝廷的处置措施，三来向朝廷提出善后的建议。朱厚熜与内阁商议后，接受了他的建议：将田州改名为“田宁府”，由朝廷委任流官知府管理；在原来的八甲一带设立新的田州，由土官知州管理，第一代土官由岑猛之子岑邦相担任；设立土官巡检司，负责当地的治安，任命卢苏、王受等人为巡检官；新田州的土官知州和巡检司巡检官，都要受制于流官知府。做完这些行政方面的善后措施，他觉得还不够。他认为，要想让这些世世代代居住在山林间的少数民族百姓永不反叛，最重要的就是在这里推广汉族的文化，让他们知礼行礼、懂法守法。于是，他创办敷文书院，从广东揭阳调来自己的弟子季本主持；在府学中开办礼仪科目，由福建生员陈大章授课。王阳明的这些措施，得到了朝廷的支持，也受到了当地少数民族百姓的拥护。四、平定八寨之乱正当王阳明将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平定田州、思恩的叛乱之中时，广西另外一些地方又发生了新的叛乱。发动和参与这些叛乱的，主要是居住在八寨和大藤峡的少数民族百姓。相比于田州、思恩的瑶民，这两个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更加集中，力量也更加强大。由于地形极其复杂，官兵征剿不便，这里的叛乱也更加猖獗，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多次发动叛乱，朝廷为此伤透了脑筋。“八寨”指的是桂林古田县（即今广西永福县）管辖的思吉、周安、罗墨、古卯、古钵、古凭、落洪和都者八个壮族村寨。这八个村落分布在忻城、上林和迁江三地交界方圆数百里的山区，道路崎岖，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这里四周都是高山，南面是石门隘，可以通往宾州等地，东临柳州、来宾，村寨就分布在山间的小块平地上。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历朝历代的中央政府都无法完全掌控这里，这里也因此成为少数民族与中央政府冲突最频繁、最激烈的地方。八寨的叛乱有自身的特点。他们虽然是互相独立的八个村寨，但联系紧密，配合默契，“不纠而聚，不约而同，不谋而合，名虽为八，实为一寨”，“同据一险，无事则分路出劫，有警则急奔入巢”，再加上地理地势方面的优势，因此“攻之有不能克者也”，官兵拿他们毫无办法。八寨的情况与田州、思恩类似，原本由少数民族的首领担任土官负责管理，到了明朝时，朝廷强制推行“改土归流”政策，从内地而来的汉族官员、军队和百姓欺压当地百姓，激化了原本就已经日益突出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部落矛盾。在朱厚熜即位以前，八寨就不是一块太平之地。明朝建立以来，八寨地区就不断发生反抗明朝统治的叛乱。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忻城人陈公宣率领壮民发动叛乱，继而围攻县城，县官苏宽抵挡不住，弃城逃跑。此后，八寨地区叛乱不断，朱棣忍无可忍，命广西总兵官韩观调集数万大军围剿，结果无功而返。永乐十七年（公元1419年），韦钱望、韦万贤等人率众叛乱。韦钱望自封王爵，又封韦万贤为“通天侯”，覃万员为“通天都元帅”，韦公向为“无敌大将军”，韦公孝为“猛烈将军”，各寨壮民纷纷响应，声势浩大。广西按察御史诸璞还没有来得及做出反应，就被叛民杀死了。消息传到朝廷，举国震惊，朱棣大怒，命镇远侯顾兴祖率湖广、广西、贵州等地的数万官兵分三路围剿。在官兵的多路夹击下，叛民寡不敌众，逐渐失利，韦万贤、韦公向、覃万员、韦公孝等先后战死。然而，顾兴祖来到八寨后，没有及时安抚百姓，反而滥杀无辜，激起了壮民、瑶民更大的愤怒，反抗官兵的叛乱更多了。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覃公新、韦万黄等人发动联合叛乱，偷袭官兵，火烧官署，大肆报复顾兴祖的残忍暴虐。朝廷派大批官兵增援，结果，各地叛民纷纷发动叛乱，与覃公新、韦万黄等人联合，“固守险阻，以拒官兵”。宣德二年（公元1427年）、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八寨地区都有叛乱发生。到了天顺年间（公元1457-1464年），八寨的壮民叛乱达到高潮，影响扩大到周围其他的州县。朝廷派安远侯柳溥兵分八路围剿，艰难取胜。然而，柳溥跟顾兴祖一样，滥杀无辜百姓，再一次激起了壮民的仇恨。成化六年（公元1470年），黄公刚等人率众叛乱，围攻宾州等地，得到消息的韦公童也率众袭扰官兵，配合黄公刚的行动。面对联合出动的叛民，官兵极其被动，到处挨打。朝廷再次调集重兵，在广西参将张寿等人的率领下，围剿黄公刚、韦公童。叛民化整为零，分散到忻城、宜山等地的山区，又袭扰高州、雷州、浔州、梧州等地。张寿疲于奔命，只得退守城池，由攻转守。朝廷闻讯，又派兵增援，命广西按察司佥事叶淇坐镇宾州，“专于宾州御寇”，命广西巡抚、右都御史韩雍派一名按察司的官员，在南宁、柳州、迁江、上林等地来回巡视，遇到叛乱及时处置。但是，这些措施的效果并不能令朝廷满意，广西是多山多林的地形，八寨地区又是易守难攻的险要之地，朝廷的驻军数量有限，不能从根本上消灭此起彼伏、战术灵活的八寨叛民。尽管朝廷加大力度，常年不断地围剿和镇压，叛乱还是始终没有被彻底平息。朝廷对广西少数民族叛乱的镇压和围剿，不仅没有削弱八寨地区反抗的势头，反而增强了八寨的力量，被官兵打败的各地叛民，“每有缓急，一投八寨即无所致其穷诘”，纷纷向八寨聚拢，“八寨为之一呼，则群贼皆应声而聚”，使得八寨成了叛民的聚集地，“群贼之于八寨，犹车轮之有轴，树木之有本”。至此，八寨叛乱成为整个广西乃至西南最难对付的动乱，被朝廷视为心腹之患，称“广西有八寨诸贼，犹人有心腹疾也”。嘉靖初年，田州土官岑猛和思恩土官岑睿之间的矛盾被激化，导致了一场内战。当地官府立即出兵干涉，意图趁机消灭土官的势力，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八寨得到消息，酝酿着再次发动大规模的叛乱。在王阳明奉命来到广西平定田州、思恩的叛乱之时，八寨再次掀起了叛乱。在平定了田州、思恩以后，平定八寨的叛乱，就成了王阳明的首要任务。嘉靖七年（公元1527年），王阳明坐镇南宁，召集广西文武官员商议围剿八寨叛民的策略。他认为，八寨地形复杂，不宜大举进攻，必须先麻痹叛民，使他们放松警惕，松懈戒备，再出其不意地派兵突袭。他一面遣返从湖南、广东等地赶来增援的官兵，一面令广西驻军解除战备，休整待命。八寨叛民得到消息，觉得有些奇怪，但是毕竟官兵没有围剿他们的打算，也就放松了警惕。几天以后，王阳明召集刚刚投降朝廷的卢苏、王受等人，令他们率领五千官兵在夜间对石门隘发动突袭。驻守石门隘的叛民猝不及防，被突然杀到的官兵打得人仰马翻，只得连夜撤退。石门隘是八寨的门户，是一处号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天堑，之前围剿八寨的官兵大都在这里被打败，这次官兵对石门隘的成功突袭，一举扭转了官兵对进攻八寨的恐惧。八寨的叛民得知石门隘失守的消息，大惊失色，人心慌乱，再也不敢贸然出击，撤退到山势险峻的地方，打算凭据险要，化与官兵周旋。王阳明又命卢苏、王受等人挑选勇士，编成“敢死队”，在夜间攀爬悬崖袭击叛民。这一战术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八寨中的周安、古卯、古钵、都者四寨相继被官兵占领，三千多名负隅顽抗的叛民被杀。叛民遭受重创，官兵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残存的叛民决定保存实力，将队伍分散成三五成群的小组，四处袭扰官兵，伺机东山再起。为了更好地控制八寨地区，杜绝壮民的叛乱，王阳明想出了一整套策略，以实现他的“增筑城堡以据要害，所谓谋成而敌自败，城完而寇自解，设险而贼自摧，威震而奸自伏”的目的。他给朝廷上书，提出将南丹卫迁移到周安，将凤化县的治所迁移到三里，在五屯建造守镇城堡，在无人居住的地方重建思恩府，再在思龙设置流官县衙。朝廷同意了他的提议，命他酌情办理。然而，他还没有来得及完全实施他的策略，便因身患重病，匆匆地离开了广西。广西布政使林富继承了他的未竟的事业，继续实施他的计划，将南丹卫迁移到三里，完成了对八寨地区的重重包围。但是，后来的事实表明，林富并没有完全实现他的计划，因为在此后的嘉靖二十八年（公元1549年）、嘉靖三十三年（公元1554年）、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八寨叛乱多次死灰复燃，叛民数次攻克南宁城，杀害朝廷官员，运走银库里的官银。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八寨叛民的人数达到七万，实力空前强大。当时的两广总督刘尧诲不敢大意，立即调集十万官兵予以围剿。在经过一百多天的战斗以后，官兵取得胜利，杀死叛民近一万人，俘虏近七千人，其余投降。至此，八寨地区再也没有出现较大规模的叛乱。五、平定大藤峡之乱大藤峡在浔州府桂平县（即今广西桂平市）境内，距离八寨有三百里的路程。源自柳州的浔江从崇山峻岭间蜿蜒流过，一路经由浔州、象州、修仁、荔浦、平乐等地，向东流去。大藤峡就是浔江流经桂平县的山谷时形成的峡谷，以这条峡谷为中心，形成的包括柳州、浔州、梧州和平乐等方圆六百里的地区，被称为大藤峡地区。这里原来是由土司掌管的瑶族地区，明朝建立后，朝廷在这里实行“改土归流”政策，武力夺取瑶民的土地，还肆意滥杀无辜，激化了民族矛盾，包括瑶族在内的各族百姓被迫发动叛乱。大藤峡瑶民的叛乱，从明朝建立之初的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就开始了。洪武十九年（公元1386年），瑶民罗禄山等人率众发动叛乱，直到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才被平定。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柳州、浔州等地发生叛乱；永乐十三年（公元1415年），僮民首领胡通四、韦保遵等人发动僮民叛乱。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罩公率众叛乱，三年后才平息。正统年间（公元1436—1449年），瑶民蓝受贰、侯大苟领导瑶民、僮民叛乱。这场叛乱声势浩大，荔浦、平乐、修仁等地纷纷响应。广西总兵官柳博率官兵围剿，结果屡战屡败，遭受重创。当时，朝廷正忙于与蒙古瓦剌部的战事，无暇他顾，只得以招抚了事。叛民趁机做大，到正统十一年（公元1446年），人数扩大到数万，有步兵和骑兵，还训练出了水兵。天顺年间（公元1457—1464年），叛民的活动愈发猖獗，转战黔江两岸，先后控制了柳州、浔州、梧州等地的十余个县，还分兵围攻广东的肇庆、廉州、茂名、罗定等地，最远打到了湖南、福建和浙江一带。朝廷大为震惊，明英宗朱祁镇大怒，悬赏黄金一千两缉拿侯大苟，仍然无济于事。叛乱局面还蔓延到了广东，雷州、高州、廉州等地也出现了叛乱。成化元年（公元1465年），朝廷命右佥都御史韩雍、都督同知赵辅等率十余万官兵进入大藤峡，对叛民采取最大规模的围剿。到了第二年春天，官兵取得胜利，侯大苟被捕，被剥皮抽筋。之后，朝廷砍断大藤，将大藤峡改名为“断藤峡”，又设立武靖州以加强控制。此后，大藤峡地区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叛乱，但也只是维持了短暂的平静。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叛乱的死灰再次复燃，叛民在沿江的数百里之内出没不定。朝廷无可奈何，只好极力安抚。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朝廷派遣五万官兵再次围剿大藤峡，取得胜利，叛民退守深山。广西总制都御史陈金在写给朝廷的奏章里说，大藤峡瑶民之所以屡次发动叛乱，就是为了得到一些鱼盐之利。于是，在朝廷的默许之下，陈金与叛民约定，但凡从大藤峡经过的商船，不论大小，都要给予他们一定的利益。起初，这个办法很奏效，陈金便将“断藤峡”改名为“永通峡”。可是，没过多久，叛民们便不满于那丁点利益，开始肆无忌惮地抢劫过往商船，甚至杀害商贾和船员。朝廷只好继续安抚。自朱厚熜登基以来，仗着地势的险要和朝廷的妥协，大藤峡叛民的气焰逐日嚣张，如今趁着田州、思恩发生叛乱的机会，他们也跳了出来，再次发动叛乱。在刚刚平定田州、思恩叛乱之时，王阳明便及时地得到了大藤峡发生叛乱的消息。他决定趁着平定田州、思恩的良机，一鼓作气，解决这个令朝廷头疼了上百年的难题。他立即布置兵力，准备围剿事宜。大藤峡是个易守难攻的地方，站在大藤峡的最高处，进出峡谷的道路一览无余，官兵如果顺着峡谷进军，很快就会被叛民发现，从而失掉先机。峡谷中幽深险峻的山洞星罗棋布，有数百个之多，如果叛民躲藏进这些山洞里，官兵就会劳而无功。峡谷南面是沿江分布的村寨，也是地势险要之处。居住在大藤峡的，是以蓝姓、侯姓、胡姓和盤姓为主的瑶民，僮民主要居住在大藤峡与府江之间的力山深处。瑶民与僮民互为掎角，互相依存。当时，卢苏、王受二人刚刚投降朝廷，有意将功折罪，向王阳明请命率兵围剿大藤峡。王阳明与众人商议，决定由广西按察副使翁素、广西佥事吴天挺、湖广布政使司参议汪必东、广西参将张经、广西都指挥谢佩等人，率领湖广土兵分多路突袭大藤峡，同时分兵突袭牛肠寨、六寺寨等地。为了麻痹大藤峡叛民，使他们放松警惕，他还要求各路官兵暂缓进兵，等待时机，于四月二日抵达战场即可。起初，大藤峡叛民打探到消息，王阳明已经遣散了参与围剿田州、思恩叛乱的官兵，以为王阳明手下没有充足的兵力。后来得到消息，王阳明要兵分多路围剿他们，他们十分慌乱，纷纷躲藏到山林深处或地势险要处。可是，他们等了一个多月都不见官兵的动静，以为王阳明又改变了计划，便逐渐放松了警惕。与此同时，翁素、汪必东等人率官兵悄悄地向大藤峡挺进。四月二日这一天，各路官兵到达预定战场，大张旗鼓地向叛民发起突然袭击。猝不及防的叛民看到官兵突然杀到时，全都傻眼了，根本没想到官兵来得这么快，很快就在四面夹击中陷入混乱，溃不成军，四散逃窜。官兵取得大胜，叛民退守至深山，据险结寨，企图固守。此前历次围剿大藤峡的官兵，在叛民退守深山险要之地后，大多停止了攻势，没有彻底肃清他们，为日后的死灰复燃留下了隐患。王阳明吸取教训，决定一定要穷追猛打，直到捣毁他们的老巢为止。他命令翁素、汪必东等人继续攀木缘崖，攻击叛民退守的老巢。叛民从未见过如此不畏艰险的凶猛攻势，在心理上就输了一大截，因此节节败退。官兵接连获胜，陆续占领油榨、石壁、大陂等地，对大藤峡形成合围之势。随后，王阳明又给翁素、汪必东、吴天挺等人秘密传令，让他们转攻仙台等地的叛民，诸路官兵要在五月十三日抵达战场。面对官兵的多路夹击，叛民抵挡不住，放弃大藤峡，企图退守力山。官兵继续合围力山，再次打败叛民，叛民首领黄公豹、胡缘贰被杀。至此，大藤峡的叛民几乎全部被消灭了。王阳明前后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基本平定了此起彼伏地闹腾了上百年的大藤峡瑶民叛乱。平定大藤峡叛乱之后不久，王阳明就因病离开了广西，善后工作只得草草收尾。之后管理此地的是武靖州知州岑邦佐，他私下接受叛民的贿赂，成为叛民的保护伞，使得叛民的势力得以恢复，很快又形成气候。嘉靖十五年（公元1536年），瑶民侯胜海在弩滩发动叛乱，很快被官府诱杀。侯胜海的弟弟侯公丁为给兄长报仇，杀人越货，聚众叛乱。广西都御史潘旦再次派兵围剿，由于策略失当，被叛民打败。直到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官府再次诱杀了侯公丁，才平定了叛乱。此后，大藤峡的大规模叛乱终于绝迹。六、功高遭忌嘉靖七年（公元1527年）六月，朝廷接到王阳明的报捷奏章，得知他又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平定了大藤峡的少数民族叛乱。消息传开，文武百官全都大吃一惊，简直不敢相信这是已经发生了的事实。朝廷当初重用王阳明的初衷，只是希望他能以武力平定田州和思恩的叛乱，结果，他到任没几天，就提出了与朝廷意见相左的主张，朝廷主张武力围剿，他的主张不是“剿平”，而是“抚平”。朝廷交给他的任务，只是平定田州和思恩，并没有指望他能同时平定八寨的叛乱，他却“顺手”就给平定了。至于“大藤峡叛乱”这个困扰了朝廷上百年的“硬骨头”，朝廷认为根本不可能用武力解决，一直采用的都是“安抚”之策。他却在平定了八寨之后，又主动承担了平定大藤峡的任务，用的方法又与朝廷不同，是用武力强制围剿。事实已经摆在眼前了，但是包括朱厚熜在内的几乎所有人都不相信王阳明有如此“神奇”。于是，朱厚熜给兵部写手谕，询问他是否谎报军情，夸大战功。兵部自己也不相信，不知该如何回话。朱厚熜又询问杨一清等人。杨一清早年见识过王阳明平定宁王叛乱，相信他有这个能力，自然也相信如今的事实。但是，他是个锱铢必较的人，黄绾得罪他的事他一直都没有忘记，还连带着记恨上了王阳明。因此，他也装聋作哑，称需要再加以核实才能确定。其余朝廷重臣，如桂萼、张璁、王时中等人，全都各怀鬼胎、各顾私利，也不愿意承认他的功绩。九年前，他平定了宁王朱宸濠的叛乱，朱泰、张忠等人陷害他，诬陷他是朱宸濠的同党。他到镇江面见杨一清，杨一清告诫他说，当一个人的功劳太大、名声太高时，就会引起小人的嫉妒。他一定没有想到，如今嫉妒他的那个“小人”，就是九年前和颜悦色地帮过他的杨一清。不过，他也不必在意，功高遭忌也是古往今来的“规律”，相比被嫉妒者陷害致死的岳飞等人，他这又算得了什么呢？朝廷的对王阳明的态度惹恼了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掌院学士霍韬。霍韬是广东南海县（今属广东佛山）人，少年时勤奋上进，广博多学，颇有才名。正德九年（公元1514年）考中进士，然后又到西樵山苦读，学问大进，与方献夫齐名。“大礼议”期间，他支持“议礼派”的主张，多次与“护礼派”发生争论。他善于识人，在王阳明被朱厚熜重用之前，便多次建议朝廷重用王阳明。这一次，他又站出来，义愤填膺地替王阳明鸣不平。他给朱厚熜上了一道奏章，将杨廷和等内阁重臣带头诬陷王阳明是宁王同党的旧事挖出来，称那种做法使王阳明“一屈于江西”；又指责朝廷如今的做法要使王阳明“再屈于两广”。他义正词严地质问朱厚熜，“劳臣灰心，将士解体，后再有事，谁复为陛下任之”。朱厚熜看了他的奏章，也不生气，只是批复说“知道了”，随后传旨行人司，派行人冯恩前往广西嘉奖王阳明。冯恩是嘉靖五年（公元1526年）刚刚考中的进士，被授予行人司行人之职。行人司是明代掌管颁诏、传旨、册封和抚谕等事务的机构，最高长官称“司正”，副长官称“司副”，“行人”是最低一级官员。尽管行人的地位很低，但是声望很高，升迁机会也很多，新晋进士能够被授予行人之职，也算很光荣的。但是，王阳明取得了如此伟大的军功，朝廷却只派一位行人前来表示嘉奖，由此可见朝廷是何等不重视他。对冯恩个人而言，能被派遣来嘉奖王阳明，可是一件好事，他很早就想投到王阳明门下学习“王学”了。办完公务以后，他就正式行拜师礼，成为王阳明的最后一位徒弟。远在广西的王阳明对朝廷发生的事情完全不知情，当然他也不愿意知情，不管朝廷是猜忌他还是要嘉奖他，都无法引起他的兴趣了，为官几十年，他已深谙官场规则，升迁能如何？贬谪又能如何？在他看来，做官不重要，“立事功”才重要。遗憾的是，此时此刻，他也不能“立事功”了，他的病情已经严重到强撑不下去的地步，他觉得自己很快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但他不能就这样离开，他还有没做完的事情，得抓紧时间做完。他要做的事情主要有两件，一件是公事，另一件是私事。平定叛乱之后的善后工作是必须要做的公事。多年的平叛经验证明，善后工作至关重要。这些工作本来应该由他亲力亲为，但此时他重病缠身，不能亲自操办，只好将相关官员一一叫来，详细地做好安排。他特别叮嘱他们，要不辞辛苦地落实好每一项任务，以图长治久安。尽快返回浙江老家是他必须做的私事。如今叛乱已经平定，应该马上返回家乡，与家人团聚。他的儿子王正聪还是个幼儿，他很想他，想马上见到他，还想亲自教导他，看着他长大成人。回到绍兴以后，他还要给弟子们讲学，跟他们探讨学问，完善他的学术体系。这次的广西之行让他有了新的感悟，对完善他的学说很有帮助，他要尽快回去，把它们传达给弟子……俗话说“落叶归根”，此时此刻的王阳明，除了想着“立事功”，做好广西的善后工作之外，便是渴望尽早回到绍兴与家人团聚。七、“此心光明，亦复何言”王阳明在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五月彻底平定了大藤峡的瑶民叛乱的。叛乱平定后不久，他就因为肺病加重而病倒了。病倒一个月后，朝廷的使者行人冯恩到达广西，向他传达了朱厚熜对他的嘉奖。随着病情的不断加重，他自知已经没有精力再履行身上背负的职责了，决定给朝廷上书，告老还乡，回家养病。其实，早在平定八寨、大藤峡叛乱之后的报捷奏章里，他就提出了告老还乡的请求，还举荐勋阳巡抚林富接替他的职位。但是，在三个月的时间里，迟迟没有得到朱厚熜的批复，直到冯恩来到广西，也没有带来进一步的消息。在这一年的十月初十，他再次给朱厚熜写奏章，请求告老还乡。《乞恩暂容回籍就医养病疏》是他一生中的最后一道奏章，他写道：臣以忧病，跗伏田野，六年有余。蒙陛下赐之再生之恩，锡之分外之福，每思稽首阙廷，一睹天颜，以申其蝼蚁感激之诚，遂其葵藿倾戴之愿。既困疾病，复畏讥谗，六年之间，瞻望太息，竟未敢一出门庭。夫蒙人一顾之恩，尚必思其所以为酬，受人一言之知，亦必图其所以为报，何况君臣大义，天高地厚之恩！上之所以施于其下者，如雨露之沾濡，无时或息，而下之所以承乎其上者，乃如顽石朽株，略无生动，此虽禽兽异类，稍有知觉者，亦不能忍于其心。是以每一念及，则哽咽涕下，徒日夜痛心惕骨，行吁坐叹而已。迩者缪蒙陛下过采大臣之议，授以军旅重寄。自知才不胜任，病不任劳，辄乃触冒上陈辞谢。又蒙温旨眷覆，慰谕有加。伏读感泣，不复能顾其他，即日矢死就道。既而沿途备访其所以致此变乱之由，熟思其所以经理斡旋之计，乃甚有牴牾矛盾者。而其事势既口颠覆破漏，如将倾之屋，半溺之舟，莫知所措。其惟恐付托不效以孤陛下生成之德，以累大臣荐举之明，于是始益日夜危惧，而病亦愈甚。乃不意到任以来，旬月之间，不折一矢，不戮一卒，而两顽民帖然来服；千里之内，去荆棘而行成坦途。其间虽有数处强大贼巢，素为广西众贼之渊薮根株，屡尝征讨而不克者，亦就湖广撤回之兵而乘其取道之便，用两广新附之民而鼓其报效之勇，财力不至于大费，小民不及于疲劳，遂皆歼厥渠魁，荡平巢穴，而远近略已宁靖。是皆陛下好生之至德昭格于上下，不杀之神武幽赞于神明，是以不言而信，不怒而威，阴宥默相，以克有此；固非愚臣意望之所敢及，岂其知谋才力为能办此哉？窃自喜幸，以为庶得藉此以免于覆败之戮，不为诸臣荐扬之累，足矣。而臣之病势乃日益增剧，百疗无施。臣又思之，是殆功过其事，名浮其实，福逾其分，所谓小人而有非望之获，必有意外之灾者也。臣自往年承乏南赣，为炎毒所乍，遂患咳嗽之疾，岁益滋甚。其后退伏林野，虽得稍就清凉，亲近医药，而病亦终不能止，但遇暑热，辄复大作。去岁奉命入广，与旧医偕行，未及中途，医者先以水土不服，辞疾归去。是后，既不敢轻用医药，而风气益南，炎毒益甚。今又加以遍身肿毒，喘嗽昼夜不息，心恶饮食，每日强吞稀粥数匙，稍多辄又呕吐。当思恩、田州之役，其时既已力疾从事，近者八寨既平，议于其中移卫设所，以控制诸蛮，必须身亲相度，方敢具奏；则又冒暑舆疾，上下岩谷，出入茅苇之中，竣事而出，遂尔不复能兴。今已舆至南宁，移卧舟次，将遂自梧道广，待命于韶、雄之间。新任太监、总兵亦皆相继莅任，各能守法奉公，无地方骚扰之患，两省巡按等官，又皆安靖行事，创涤往时烦苛搜刻之弊，方务安民。今日之两广，比之异时，庶可谓无事矣。臣虽病发而归，亦可以无去后之忧者。夫竭忠以报国，臣之素志也；受陛下之深恩，思得粉身碎骨以自效，又臣近岁之所日夜切心者也。病日就危，尚求苟全以图后报，而为养病之举，此臣之所大不得已也。惟陛下鉴臣一念报主之诚，固非苟为避难以自偷安，能悯其濒危垂绝不得已之至情，容臣得暂回原籍就医调治，幸存余息，鞠躬尽瘁，以报陛下，尚有日也。臣不胜恳切哀求之至！实际上，在收到王阳明关于八寨、大藤峡的报捷奏章时，朱厚熜就开始考虑如何批复他的告老还乡的请求了。在王阳明以往的奏章里，他特别喜欢说自己有病、身体不好这样的话，最初朝廷都是相信的，但是后来的事实表明，他似乎不是真的生病，因为他不仅能把公务处理得井井有条，还有精力召集数千名学子讲学，根本不像是个身体有病的人。于是，朝廷开始怀疑他的动机，认为他是在表功，或者是在要挟朝廷。到了后来，每次见到他又说自己生病了，朱厚熜和内阁都当成放羊娃说的“狼来了”一样看待，不相信，也不理睬。这一次他是真的病了，朝廷还是没有轻易相信，才有了好几个月没有批复的情况。当时的病情已经容不得他继续等待朝廷的批复了，他迫切希望尽快回到绍兴的书院里去，跟弟子们一起探讨学问。一个月以后，也就是这一年的十一月中旬，他决定不再等待朝廷的批复，即刻启程，经由广东、江西，返回绍兴。在他从广西乘船向东前往广东时，经过一处河滩，船夫告诉他，这片河滩跟汉朝的伏波将军马援有关，称为“马援庙前滩”。他问道：“这么说来，附近就是马援庙喽？”他让船夫在经过马援庙时停船，他要去拜谒马援。四十年前，十六岁的他独自一人跑到居庸关“考察”边防，回来以后被父亲责罚，关在房间里面壁思过，在一个晚上，他梦见自己参拜了马援庙。此时，他回忆起这些少年往事，感慨万千。在四十年后，自己居然真的路过马援庙，有机会拜谒马援。他在随从的搀扶下，下船来到马援庙跟前。这座马援庙已经有些破败了，但是庙里供奉的马援像依旧高大勇武。从马援庙出来，回到船上，他写下《谒伏波庙二首》：四十年前梦里诗，此行天定岂人为！徂征敢倚风云阵，所过须同时雨师。尚喜远人知向望，却惭无术救疮痍。从来胜算归廊庙，耻说干戈定四夷。楼船金鼓宿乌蛮，鱼丽群舟夜上滩。月绕旌旗千嶂静，风传铃柝九溪寒。荒夷未必先声服，神武由来不杀难。想见虞廷新气象，两阶干羽五云端。到了广州以后，他的病情愈发地严重了，他还是拖着病体去了一趟增城，那里埋葬着他的五世祖王纲。王纲生活在元末明初，与明朝开国元勋刘基交情深厚。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在刘基的极力劝说下，担任兵部郎中，后来调任广东参议。潮州发生叛乱时，他自告奋勇，只身前往潮州规劝百姓不要造反。从潮州返回时，在增城被占山为匪的叛兵杀害。此后，朝廷在增城建了一座“王纲庙”，用以表彰他的功绩。当地官员听说王阳明被任命为两广巡抚以后，特地重修了“王纲庙”，又请他去祭祖，他便拖着病体去了。在经过增城湛若水的故居时，他无比思念这位有着学术分歧的老友，写下了这一生最后的两首诗：我闻甘泉居，近连菊坡麓。十年劳梦思，今来快心目。徘徊欲移家，山南尚堪屋。渴饮甘泉泉，饥餐菊坡菊。行看罗浮云，此心聊复足。《题甘泉居》）我祖死国事，肇禋在增城。荒祠幸新复，适来奉初蒸。亦有兄弟好，念言思一寻。苍苍蒹葭色，宛隔环瀛深。入门散图史，想见抱膝吟。贤郎敬父执，童仆意相亲。病躯不遑宿，留诗慰殷勤。落落千百载，人生几知音？道通著形迹，期无负初心。《书泉翁壁》）从增城回到广州以后，他休息了几天，觉得病情稍有好转，决定继续北上，进入江西。他的弟子、广东布政使王大用亲自护送他到了南雄，还是不放心，又继续护送他翻过大庾岭，到达江西南安。南安推官周以善也是他的弟子，得到消息后，立即为他安排了船只。他没有再休息，马上登上船。他又剧烈地咳嗽起来了，周以善见了，竟然心疼地哭了起来。他不愿意弟子为他难过，便借口询问周以善的学问情况，以此分散注意力。十一月二十八日，他来到大庾县青龙铺（在今江西大余县境内）。这是他十年前围剿山贼时来过的地方，是他首立军功的地方。他要在这里住一夜，回顾一番当年的往事。第二天清晨，他早早就醒来了，觉得精神很不错，比前几天要好很多。他睁开眼睛，见周以善等人都围在四周，想要说话，却只是微微动了动嘴唇。周以善见了，马上俯身靠过来，问道：“您要说什么？”他笑了笑，轻声说道：“此心光明，亦复何言？”接着，他又自言自语道：“如果还有遗憾的话，就是刚刚有了几分感悟，却不能与你们成就学说了。”周以善等人听了，全都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他没有再说话，慢慢闭上了眼睛。他的眼睛没有再睁开，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八、毁誉任由后人说王阳明逝世以后，周以善等人一面料理后事，将他的灵柩运往弋阳，一面向朝廷汇报，同时派人到绍兴等地，通知他的家人及众弟子。他的养子王正宪，以及在绍兴的王门弟子王畿、钱德洪等人，在接到周以善的通知后，立即赶往弋阳迎候他的灵柩。灵柩到达弋阳后，又有分散各地的王门弟子陆续赶来。众人护送着灵柩，于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二月回到绍兴。按照当时的制度，周以善应该将王阳明逝世的消息报告吏部，再由吏部禀报朱厚熜。当时，桂萼已经升任吏部尚书，在得到王阳明逝世的报告后，心中暗喜，以后终于不必再处心积虑地阻止他入阁了。桂萼是个睚眦必报、耿耿于怀的小人，即使王阳明已经死了，他依然不依不饶，打算再出一口气。他一面给朱厚熜汇报王阳明的死讯，一面弹劾王阳明不得朝廷批复便擅离职守的过错，请求朱厚熜惩处王阳明。朱厚熜也认为王阳明没有把他放在眼里，同意治罪，命吏部主持廷议，讨论如果处置他。几天以后，桂萼主持的吏部廷议有了结论。吏部认为，王阳明“事不师古，言不称师”、“欲立异以为高，知众论之不予”、“传习转讹，背谬弥甚”，简直是大逆不道，但是“讨捕輋贼，擒获叛藩，功有足录”。因此，最终的惩罚是“免追夺伯爵”，但要“禁邪说”。也就是说，否定他的思想学说，将其列入“邪说”范畴，禁止传播；认可他的战功，保留伯爵爵位，但子孙后代不能世袭。朱厚熜认可了廷议的结论，这就算是朝廷对他的最终定论。朝廷的定论影响不了世人对他的态度。在灵柩经过南安、赣州、吉安、南昌等地时，各地百姓纷纷赶来，早早等候在道路两侧，人数之多甚至遮蔽了道路。当灵柩经过时，百姓无不落泪，哭声震天。已经退休的朝廷官员，如内阁大学士费宏、礼部尚书汪俊等人，还亲自赶到贵溪迎候灵柩。灵柩到达绍兴以后，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每天都有从全国各地赶来吊唁的人。这些人里有他生前的故交，如伍文定、湛若水、龙光、刘节等；有已经成为朝廷高官的王门弟子，如黄绾、方献夫、欧阳德、黄宗明、魏良弼、邹守益、薛侃、王臣、陆澄等；也有浙江、江西、广西、福建、广东等省的各级官员。那段时间，前来吊唁王阳明的人络绎不绝，整个绍兴城都人满为患了。这一年的十一月十一日，他的灵柩在绍兴县兰亭镇下葬，一代大儒终于入土为安。王阳明下葬以后，黄绾等王门弟子认为，朝廷对他的评价是不公正的，决定给朝廷上书，替他讨回公道。黄绾历述王阳明一生的功绩：平定宁王朱宸濠的叛乱，肃清江西、福建、广东交界处的山贼，招抚田州、思恩的叛乱的瑶民，平定八寨、大藤峡的瑶民叛乱。对于被吏部污蔑为“邪说”的“王学”，黄绾严厉驳斥，他总结说，“王学”有三点，其一是继承孔孟的学说，提出“致良知”；其二是发扬《大学》的思想，提出“亲民”；第三是发展先贤的学说，提出“知行合一”。朱厚熜看了黄绾的奏章，既没有责罚他，也没有为王阳明平反。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尽管朝廷拒绝给王阳明平反，但是，就像他死后各地百姓自发悼念他那样，他的学说被继承了下来。在他死后的第二年，他的弟子薛侃等人在杭州天真山创办了一座书院，传授他的学说。又过了两年，王门弟子在北京集会，交流心得。参加集会的有方献夫、黄绾、欧阳德、黄宗明、魏良弼、王畿、钱德洪、程文德、戚贤等四十余人。几个月后，欧阳德、钱德洪、季本、许相卿、何廷仁、刘阳等弟子在南京举办讲座，吸引了大批听众。此后，邹守益、刘文敏、刘邦采等弟子又创办三座书院，与“惜阴会”合并为“四乡会”，每年春天和秋天都要在江西吉安集会。之后，王门弟子或者”王学”的继承者们，在全国范围内创办了众多书院，一些从政或者富裕的弟子，还为他广建祠堂，供各地百姓祭祀。对于这些情况，朱厚熜和朝廷并非完全不知情，但是朱厚熜充耳不闻，内阁向他汇报，他也只批示“知道了”。王门弟子召集数千人，在北京的灵济宫集会，声势浩大地在他的眼皮子底下讲学，他也置之不理。王门弟子察觉到了他的态度，传播“王学”的活动就更加频繁了。当时，《阳明文录》、《阳明年谱》、《山东甲子乡试录》等与王阳明有关的著作被多次出版，王门弟子王艮在“王学”的基础上创立了泰州学派。这样一来，所谓的“禁邪说以正人心”，就成了空谈。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朱厚熜驾崩，他的儿子裕王朱载垕登基，年号“隆庆”。朱载垕即位后，在内阁首辅徐阶的主持下，对朝政进行了一番改革。首先，逮捕得到朱厚熜信赖的道教法士，拆除与修炼仙丹有关的一切建筑；其二，释放及重用海瑞等因言入狱的官员；其三，废除不利于国家大局和百姓生活的政策及法令；其四，免除百姓拖欠的苛捐杂税。新君朱载垕的种种改革措施和迹象表明，给王阳明平反指日可待了。朱载垕登基刚刚半年，在朝廷任职的王门弟子耿定向、王好问等人，便联名上书，请求表彰王阳明的功绩。朱载垕认为王阳明“两肩正气，一代伟人”，“具拨乱反正之才，展救世安民之略”，命吏部和礼部讨论，拿出意见。根据吏部和礼部的意见，朱载垕又命徐阶草拟公告，对王阳明做出公正的评价。这篇公告写道：竭忠尽瘁，固人臣职分之常；崇德报功，实国家激劝之典。矧通侯班爵，崇亚上公，而节惠易名，荣逾华衮。事必待乎论定，恩岂容以久虚！尔故原任新建伯、南京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维岳降灵，自天佑命。爱从弱冠，屹为宇宙人豪；甫拜省郎，独奋乾坤正论。身濒危而志愈壮，道处困而造弥深。绍尧孔之心传，微言式阐；倡周程之道术，来学攸宗。蕴蓄既宏，猷为不著；遗艰投大，随试皆宜；戡乱解纷，无施弗效。闽、粤之箐巢尽扫，而擒纵如神；东南之黎庶举安，而文武足宪。爰及逆藩称乱，尤资杖钺渊谋，旋凯奏功，速于吴、楚之三月；出奇决胜，迈彼淮、蔡之中宵。是嘉社稷之伟勋，申盟带砺之异数。既复抚夷两广，旋致格苗七旬。谤起功高，赏移罚重。爰遵遗诏，兼采公评，续相国之生封，时而旌伐；追曲江之殊恤，庶以酬劳。兹特赠为“新建侯”，谥“文成”，锡之诰命。于戏！钟鼎勒铭，嗣美东征之烈；券纶昭锡，世登南国之功。永为一代之宗臣，实耀千年之史册。冥灵不昧，宠命其承！王阳明一生的功绩终于得到了朝廷的认可，得到了一个公正的评价，用“永为一代之宗臣，实耀千年之史册”形容，毫不为过。朝廷对他的奖赏也是超乎寻常的：赠新建侯，谥“文成”。在整个明朝，文官因为军功被封为伯爵的，只有三个人，分别是靖远伯王骥、威宁伯王越和新建伯王阳明，但是被追赠侯爵的，只有他一个人。谥号“文成”的，除了他，整个明朝也只有开国元勋刘基一人。但是，这些殊荣表彰的都是他的军功，并没有提到他的思想和学说，因此不能算是完全平反。直到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年），明神宗朱翊钧才对他的思想和学说做出公正的评价。当时主持朝政的内阁首辅是大学士申时行。申时行生于嘉靖十四年（公元1535年），是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的状元，他的人生与王阳明没有交集，也不是王门弟子的再传弟子，但是他非常推崇王阳明的学问、人品和功绩，认为应该给予公正的评价。他给朱翊钧上书，请求将王阳明的牌位请进孔庙。申时行的提议再次遭到一些大臣的激烈反对，申时行与他们多次辩论，驳斥了他们的观点。申时行认为，有些人认为“王学”是“伪学”，是因为他们不懂“王学”。有人认为王阳明继承的不是孔子的儒学，不该从祀孔庙，申时行指出，王阳明提倡的“致知”、“良知”，出自《大学》和《孟子》，既然宋代的“二程”、朱熹、周敦颐等人继承的是孔子的儒学，那么王阳明自然也不例外。有人认为王阳明的学说属于“禅学”，申时行反驳说，王阳明的气节、文采和功绩都远远超过世人，世间根本不会有这样的禅学。最终，在申时行等人的一再坚持和据理力争之下，反对的声音逐渐消失了。于是，王阳明的牌位被请进了孔庙。至此，王阳明与薛瑄、胡居仁、陈献章三人一起，成为明朝皇帝钦定的“四大儒”。他的思想和学说得到了朝廷的认可。朝廷终于给了王阳明一个交代，而后世给予他的高度评价和强烈推崇，也使得他在圣贤之路上所付出的心血没有白费。非知之艰，行之惟艰，王阳明深明此义，一生身体力行，终成一代圣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