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京朝觐以后，王阳明被留在了京城，后来与湛若水、黄绾在大兴隆寺讲学，兴盛一时。由于发表了质疑和不满朱熹之学的言论，他遭到朝廷当权大臣的排挤，很快被明升暗降，调到位于滁州的南京太仆寺。在离京的路途中，他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完全否定了朱熹。因为结婚多年而没有生育，回到余姚老家后，在祖母和父亲的安排下，他过继侄子为儿子。在滁州太仆寺少卿任上，他重操旧业，再次开堂讲学，使滁州成了他的“讲学首地”。
一、大兴隆寺之会
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王阳明到京城朝觐，在湛若水的安排下，住在当时北京最大的寺院大兴隆寺里。大兴隆寺的历史不算悠久，由明英宗朱祁镇时期的太监王振于正统年间（公元1436—1449年）主持修建。
大兴隆寺建成以后，很快成了北京的一大名寺，不论是进京赶考的读书人，还是来京经商的生意人，大都到这里落脚，朝廷大员和名士大儒们，将这里当成朋友聚会和开堂讲学的地点。在京城讲学时，王阳明也将讲座设到了这里。湛若水是他在北京的故交，得知他要来北京朝觐的消息，喜出望外，立即为他安排了住处。在他担任吏部验封司主事以后，两人更是成了邻居。
当时，与王阳明交往密切的主要有两个人，其中一个是湛若水，另一个是黄绾。黄绾也是浙江人，少年时代拜谢铎为师，小有所成，后来因为祖上的恩荫，担任了后军都督府都事。就在王阳明进京朝觐的那一年，黄绾经人引荐，结识了他，成为王门弟子。为了捍卫“王学”，黄绾经常与人辩论，王阳明称赞说“吾党之良，莫有及者”。
关于王阳明结识黄绾，以及王、湛、黄三人在大兴隆寺的活动，在湛若水所作的《阳明先生墓志铭》中，有这样的记载：
王阳明）留为吏部验封主事，有声。阳明公谓甘泉子（指湛若水，湛若水号甘泉——编者注）曰：“乃今可卜邻也。”遂就甘泉子长安灰厂右邻居之。时讲于大兴隆寺，而久庵黄公宗贤（指黄绾，黄绾字宗贤，号久庵——编者注）会焉。三人相欢语，合意。
关于黄绾结识王阳明的经过，在《阳明先生行状》中有这样的记载：
先生馆于大兴隆寺。予（指黄绾——编者注）时为后军都事……虽与公（指王阳明——编者注）有通家之旧，实未尝深知其学。执友柴墟储公巏与予书曰：“近日士夫如王君伯安，趋向正，造诣深，不专文字之学，足下肯出与之游，丽泽之益，未必不多。”予因而慕公，即夕趋见。适湛公共坐室中。公出与语，喜曰：“此学久绝，子何所闻而遽至此也？”予曰：“虽粗有志，实未用功。”公曰：“人惟患无志，不患无功。”即问：“曾识湛元明（指湛若水，湛若水字元明）否？来日请会，以订我三人终身共学之盟。”明日，公令人邀予至公馆中，会湛公，共拜而盟。
《阳明先生行状》的作者就是黄绾，后人普遍怀疑黄绾在其中美化了自己，比如在上述这段记载中，王阳明夸奖黄绾的话“公出与语”，是背着湛若水说的，后人就认为是有水分的，因为王阳明实在没有避开湛若水夸奖黄绾的必要。据记载，黄绾这人说话有点儿“满嘴跑火车”，信口乱讲，十分不可信。据说，黄绾担任南京礼部侍郎以后，有一次被言官弹劾，黄绾很害怕，给朱厚熜上书表忠心，称他从小就崇拜精忠报国的岳飞，立志要成为岳飞那样的忠良之士，还学着岳飞的样子，在后背上刺了“精忠报国”四个字。朱厚熜看了有点儿感动，但更多的是怀疑，便派人专程去了南京，把他的衣服扒下来看一看有没有那四个字。结果，这一看就露馅了，黄绾的后背上根本就没有这四个字。由此可见，黄绾的话不能全信。
再次回到北京的王阳明，有了在龙场讲学和主持贵阳文明书院的经历，名声更大了，当他在大兴隆寺开堂讲学时，在湛若水和黄绾的支持和宣传下，在京城乃至整个北方地区都掀起了轩然大波，来听他讲学的人，不仅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学子，还有很多朝廷中下级官员，如吏部郎中方献夫，甚至还有户部侍郎乔宇这样的高官。
当时，王阳明只是吏部的从六品主事，而方献夫是正五品郎中，官职和级别都比王阳明高，但是，当王阳明在大兴隆寺讲学时，他还是慕名前来听讲，后来请求拜王阳明为师。王阳明认为，如果自己只是给还没有取得社会地位的年轻学子讲学，那么永远都无法取得主流社会的认同，自然也就无法将自己的学说发扬光大，因此，必须收一些有社会名望的学者及朝廷官员为弟子，便答应了方献夫的请求。
方献夫是广东人，年幼丧父，在母亲的教导下读书，学业渐进，在二十岁时就中了进士，成为翰林院庶吉士。但是，为了照顾孤苦伶仃的母亲，他毅然决定辞去官职，回乡陪伴母亲。“父母在，不远游”是封建社会的祖训，他的行为也得到了朝廷的许可和世人的赞许。母亲死后三年，他才复出任职，由礼部主事升到吏部郎中。
关于方献夫结识王阳明的经过，在王阳明所作的《别方叔贤序》中有记载。尽管方献夫比王阳明小十三岁，但是，在拜王阳明为师之前，方献夫也算是一位小有名气的年轻学者了，王阳明很赏识他的学问。那篇《别方叔贤序》，写于方献夫请假回乡的临别之时：
予与叔贤（指方献夫，方献夫字叔贤——编者注）处二年，见叔贤之学凡三变：始而尚辞，再变而讲说，又再变而慨然有志圣人之道。方其辞章之尚，于予若冰炭焉。讲说矣，则违合者半。及其有志圣人之道，而沛然于予同趣。将遂去之西樵山中，以成其志，叔贤亦可谓善变矣。圣人之学，以无我为本，而勇以成之。
予始与叔贤为僚，叔贤以郎中故，事位吾上。及其学之每变，而礼予日恭，卒乃自称门生而待予以先觉。此非脱去世俗之见，超然于无我者，不能也。虽横渠子之勇撤皋比，亦何以加于此。独愧予之非其人，而何以当之。夫以叔贤之善变，而进之以无我之勇，其于圣人之道也何有。斯道也，绝响于世余三百年矣。叔贤之美有若是，是以乐为吾党道之。
乔宇是山西人，也是当时有名的学问家，很早便名声在外，与太原人王琼、辽州（即今山西省晋中市左权县）人王云凤合称“晋中三杰”。在成化二十年（公元1484年），他就考中了进士，比王阳明足足早了十五年，当王阳明在吏部担任验封司主事时，他已经是户部侍郎了。据说，王阳明之所以能够由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改任吏部验封司主事，就是因为他向杨一清举荐了王阳明。《阳明先生行状》中有这样的记载：
湛公（指湛若水——编者注）与予（指黄绾——编者注）语，欲谋白岩乔公（指乔宇，乔宇号白岩山人——编者注）转告冢宰邃庵杨公（指杨一清——编者注），留公（指王阳明——编者注）北曹。杨公乃擢公为吏部验封主事。
根据这一段记载，可以看出，王阳明是在乔宇的帮助下，才留在了北京，才有了后来在大兴隆寺的讲学。乔宇之所以肯帮助王阳明，并非全都看了湛若水、黄绾的面子，他与王阳明也是故交了。
一年以后，乔宇调任南京，担任南京礼部尚书。在临走之前，王阳明与乔宇有过一次谈话，被王阳明记在《送宗伯乔白岩序》中：
阳明子曰：“学贵专。”
先生（指乔宇——编者注）曰：“然。予少而好弈，食忘味，寝忘寐，目无改观，耳无改听，盖一年而诎乡之人，三年而国中莫有予当者。学贵专哉。”
阳明子曰：“学贵精。”
先生曰：“然。予长而好文词，字字而求焉，句句而鸠焉，研众史，核百氏，盖始而希迹于宋、唐，终焉浸入于汉、魏。学贵精哉。”
阳明子曰：“学贵正。”
先生曰：“然。予中年而好圣贤之道，弈吾悔焉，文词吾愧焉，吾无所容心矣。子以为奚若？”
阳明子曰：“可哉。学文则谓之学，学文词则谓之学，学道则谓之学。然而其归远也。道，大路也。外是，荆棘之蹊，鲜克达矣。是故专于道，斯谓之专；精于道，斯谓之精。专于弈而不专于道，其专溺也；精于文词而不精于道，其精僻也。夫道广矣、大矣，文词技能于是乎出。而以文词技能为者，去道远矣。是故非专则不能以精，非精则不能以明，非明则不能以诚。故曰：唯精唯一。精，精也；专，一也。精则明矣，明则诚矣。是故明，精之为也；诚，一之基也。一，天下之大本也；精，天下之大用也。知天地之化育，而况于文词技能之末乎？”
先生曰：“然哉！予将终身焉，而悔其晚也。”
阳明子曰：“岂易哉？公卿之不讲学也久矣。昔者卫武公年九十而犹诏于国人曰：‘毋以老耄而弃予。’先生之年半于武公，而功可倍之也，先生其不愧于武公哉！某也敢忘国士之交警？”
虽然乔宇不是王阳明的弟子，但也受到了“王学”的影响。而王阳明、方献夫、黄绾等人，则是借助了乔宇在朝廷的地位，才得以在京城讲学，宣传与主流思想相悖的“王学”。没过多久，乔宇被调往南京，没有了这座“靠山”，王阳明在大兴隆寺讲学的好日子也走到尽头了。
二、为陆九渊“平反”
自古以来，很少有封建王朝能够允许私人在京城大规模地聚众讲学。王阳明等人在大兴隆寺声势浩大地讲学，对朝廷而言已经是过分至极的事情，更何况他所讲的还是与朝廷主流思想相悖的学说，这令朝廷更加难以容忍。阻挠他的讲学只是时间问题。将支持他的乔宇调离北京，就是为了阻挠他。
当时，朝廷认可的是“二程”、朱熹等人的程朱理学，而王阳明对朱熹的学说早有质疑和不满，他讲的是陆九渊的学说。
陆九渊是南宋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宋明时期“心学”的开山鼻祖，与朱熹齐名，合称“朱陆”。陆九渊为人踏实稳重，不爱空谈，提出“心即理”的主张，将“心”与“理”、“心”与封建伦理道德画上了等号，称“心是唯一实在”、“天理、人理、物理只在吾心中”、“宇宙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认为“千万世之前，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万世之后，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宋孝宗淳熙三年（公元1176年），他跟朱熹等理学派人物在铅山鹅湖寺展开了一场辩论，通过这场辩论，他将自己“心即理”的学说传播得更广了。到了明代，王阳明继承了他的学说。
朱熹、陆九渊的那场辩论很快就过去了，在此后的数百年间，这场辩论成了中国哲学史上有名的公案，吸引后世学者继续探讨和争论。在大兴隆寺讲学期间，王阳明的弟子徐成之和王舆庵，就分别代表朱熹和陆九渊起了争执。二人彼此互不服气，来找王阳明评判。王阳明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立即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这场由两个年轻学子引起的老掉牙的争执，很快发展成为学术界的一件大事。
王阳明早就对朱熹的学说产生了质疑和不满，但始终没有公开否定过朱熹，他觉得，这一次他是躲不过去了，也不能再回避了。他对徐成之说道：“几百年来，朱熹正确，陆九渊错误，已经是人所共知的定论，任由谁也改变不了。即使你不跟王舆庵争辩，他也改变不了什么。”
他的回答很巧妙，尽管他没有明确表示支持陆九渊，但也没有认可朱熹，只是表示，朱熹正确是人所共知的定论。徐成之听明白了，说道：“先生虽然没有明着肯定王舆庵，暗中却是认可他的。先生的意见，是赞同陆九渊而反对朱熹吧？”
当时，朱熹的学说已经是名扬天下，而陆九渊的学说不仅没有得到重视，还因为受到排挤而埋没了。他赞同陆九渊的学说，继承的也是陆九渊的学说，对他而言，大力弘扬陆九渊的学说是自己的责任和使命。他决定借着回复徐成之的机会，给弟子们好好讲讲陆九渊。
此后，他多次给王舆庵、徐成之写信，阐述朱熹、陆九渊学说的区别，论说陆九渊学说的道理，同时阐明自己的观点。他在给王舆庵的信中写道：你虽然赞同陆九渊，但并没有发现陆九渊学说真正的精妙之处，你认为陆九渊以“尊德性”为主，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因为在“尊德性”之外，陆九渊还强调读书和亲身实践，这个主张与儒家相同，不是空虚缥缈的。即便是陆九渊饱受后人批评的“易简”主张，也是出自《周易》，因此不能否定和批判。
在给徐成之的信中，他写道：你之所以赞同朱熹学说的片面之处，在于你认为朱熹以论道问学为宗旨，这不是朱熹学说的精华所在。朱熹也有“尊德性”的主张，只是表达得没有陆九渊那么明确。朱熹在给古籍作注解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以至于养成训诂的爱好，导致后人忘记了研读他的学说的精华，认为他的学说是支离破碎的和不成系统的。
最后，他提出了自己对“朱陆之辩”这一著名公案的看法：争辩孰是孰非已经没有意义了，但是应该给陆九渊“平反”，洗刷几百年来所受的“冤屈”。
他的这个观点在社会上流传开以后，在朝野上下引发轩然大波。当时，朝廷信奉的是以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朝廷里的掌权大臣也都是程朱理学的忠实信徒，在他们眼中，与朱熹意见相左的陆九渊自然是十恶不赦、大逆不道的，给陆九渊“平反”就是否定朱熹，这怎么能行呢？他们万万不能接受。于是，朝野上下几乎所有的朱熹信徒马上变身为“朱学”的捍卫者，集体反对和攻讦他。在反对他的人当中，还有他的旧友故交，如礼部右侍郎汪俊、翰林院编修崔铣等人。汪俊是他少年时的同窗好友，而崔铣世称“后渠先生”，是当时很有名望的学者。他们或责备他“不以师道自处”，或斥责他是“霸儒”，闹到后来竟然公开宣布与他断交。
在这种情况下，朝廷认为，形势已经发展到了必须阻止王阳明、湛若水、黄绾等人继续在大兴隆寺讲学的地步了，还应该将他们三人分开。在将他们的“后台”乔宇调到南京以后，朝廷立即提拔王阳明为吏部文选司员外郎，批准黄绾的病假，派遣湛若水到安南（即今越南）出差。
轰动一时的“大兴隆寺之会”就这样结束了。一年后的正德七年（1512年），王阳明由吏部考功司郎中升任南京太仆寺少卿，永远地离开了北京这个大明帝国的权力中心。
王阳明与湛若水的友情是极其深厚的。当朝廷下达派遣湛若水出使安南的命令以后，他便知道，他与湛若水这辈子很难再见面了，这一别远隔千山万水，谁都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他们都很伤感，但皇命不可违，只得含泪告别。
在送别之时，王阳明写了《别湛甘泉》一文，赠送给湛若水。在这篇文章里，他回忆了自己的求学经过，谈到了湛若水对他的影响：
某幼不问学，陷溺于邪僻者二十年，而始究心于老、释。赖天之灵，因有所觉，始乃沿周、程之说求之，而若有所得焉。顾一二同志之外，莫予翼也。岌岌乎仆而后兴。晚得友于甘泉湛子，而后吾之志益坚，毅然若不可遏，则予之资于甘泉多矣。甘泉之学，务求自得者也。世未之能知其知者，且疑其为禅。诚禅也，吾犹未而见，而况其所志卓尔若此。则如甘泉者，非圣人之徒欤？多言又乌足病也！夫多言不足以病甘泉，与甘泉之不为多言病也，吾信之。吾与甘泉友，意之所在，不言而会；论之所及，不约而同；期于斯道，毙而后已者。
临别那天，他又写了两首诗送给湛若水：
行子朝欲发，驱车不得留。
驱车下长阪，顾见城东楼。
远别情已惨，况此艰难秋。
分手诀河梁，涕下不可收。
车行望渐杳，飞埃越层邱。
迟回歧路侧，孰知我心忧。
我心忧以伤，君去阻且长。
一别岂得已，母老思所将。
奉命危难际，流俗反猜量。
黄鹄万里逝，岂伊为稻梁。
栋火及毛羽，燕雀犹栖堂。
跳梁多不测，君行戒前途。
达命谅何滞，将母能忘虞。
安居尤阱护，关路非歧岖。
令德崇易简，可以知险阻。
结茆湖水阴，幽期终不忘。
伊尔得相就，我心亦何伤。
世艰变倏忽，人命非可常。
斯文天未坠，别短会日长。
南寺春月夜，风泉闲竹房。
逢僧或停楫，先扫白云床。
《别湛甘泉二首》）
湛若水离开北京前往安南。没过多久，王阳明也被调到南京任职。至此，当初在大兴隆寺聚会的三个人全都离开了大兴隆寺，离开了北京。
三、边赴任边讲学
正德七年（公元1512年），王阳明升任南京太仆寺少卿。第二年年初，他离开北京，前往南京太仆寺所在的滁州上任。当时，他的弟子徐爱也由祁州（即今河北省保定市安国市）知州升任南京工部员外郎，两人便约定一起从北京出发。
徐爱比王阳明小十五岁，是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的进士。他的另一个身份，是王门的第一批弟子：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王阳明在赴任贵州龙场驿途中，回了一趟浙江老家，于那年年底收徐爱、朱节、蔡宗兖三人为徒，他们三人成为王阳明门下最早的弟子。拜师这五年来，徐爱与王阳明聚少离多，从来没有认真聆听教导的机会，这次一同前往南方，倒是个难得的机会。
两人乘船顺着京杭大运河一路南下，一边欣赏两岸风光，一边探讨学问。
王阳明问道：“咱们有五年没有见面了，也不知道你的学问做到什么水平了。我就考考你吧。”
徐爱听了，得意地说道：“俗话说‘笨鸟先飞’，弟子天资愚笨，因此不敢偷懒，日日苦读，毫无懈怠。”
王阳明便说道：“那么，你就背一遍《大学》经文吧。”
《大学》是《四书》之一，对于古代的读书人而言，背会《四书》是最起码的要求，对于饱受“八股”之苦的明代读书人更是如此。那时，很多读书人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已经会背《四书》了，否则不可能考中举人和进士。徐爱在二十一岁时就考中了进士，背诵《大学》经文，自然不成问题。当他听到王阳明只是让他背一遍《大学》，觉得很不可思议。既然王阳明发话了，他又不能不背，便极不情愿地背了起来。
当徐爱刚刚背完第一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时，王阳明就打断了他，说道：“你背错了。”
徐爱很奇怪，问道：“错了？哪错了？”
王阳明叹了口气，又补充道：“是错了，不过不是你错了，是朱熹和程颐错了。”
徐爱更加诧异了，追问道：“朱熹和程颐怎么错了？”
王阳明解释道：“这几句本来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所谓‘新民’，原本应该是‘亲民’。‘亲民’有教养之意，而‘新民’就没有这层意思。孔子的原话也说‘修己以安百姓’，所谓‘修己’就是‘明明德’，所谓‘安百姓’就是‘亲民’。程颐的错误，在于将‘亲民’改成‘新民’，而朱熹没有修正程颐的错误，反而随意断章取义，掺杂自己的意思，误导后来的读书人。所以，以后你教人读《大学》，一定要纠正这个错误，以《礼记》的旧本为准。”
见徐爱似懂非懂，他又补充道：“古话说‘尽信书，不如无书’，我再加一句，‘尽信朱子之言，不如不读书’。”
“朱子”指的就是朱熹。朱熹虽然生活在南宋时期，但他是继孔子和孟子之后最杰出的儒学大师，他的学说和思想的影响范围，已经远远超出了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南宋以后，历朝历代的读书人都奉他如“神明”。明朝政府信奉的正是他与程颐开创的程朱理学，因此他又被明朝的读书人视若“先哲”。他最大的成就，就是给《四书》作注解，写成了《四书集注》。《四书》是指《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是儒家的经典著作。据说，他几乎将他毕生的精力都花费在了给《四书》作注上，在临死的前一天还在忙着修正《大学》。他的《四书集注》自问世以来就受到读书人的追捧，后来又得到官方的认可，被钦定为科举考试的参考书。
到了明朝，朱熹的地位再次被拔高。在明成祖朱棣时期，朱棣亲自下令编纂《四书大全》、《五经大全》和《性理大全》。其中，“五经”指的是《诗经》、《尚书》、《礼记》、《周易》和《春秋》五部经典，因此《五经大全》是其中最重要的。而编纂《五经大全》所依据的主要是朱熹本人的著作，除此之外就是朱熹的弟子的著作。《四书大全》则是“加强版”的《四书集注》，影响最大；至于《性理大全》，除了极少数篇目之外，几乎都是朱熹所作或作注。
这三部《大全》编纂完成后，朱熹的地位更加巩固了，明朝在官方层面，确定了程朱理学的地位。当时，朝廷规定，全国各级学校都要以三部《大全》为教材，科举考试也要以此为范围。
正因为朱熹在明代有着非同一般的地位，当徐爱听到王阳明告诫他“尽信朱子之言，不如不读书”时，真是被吓了一大跳。朱熹是儒家思想最权威的继承者，他的著作也被列为儒家经典，如今老师却这么说，难道自己读了这么多年的书，真的是不如不读？他将信将疑，一路上不断地向王阳明发问和求证，终于明白了老师的意思，了解到朱熹的学说的确有很多差错。
即使是徐爱这样的王门弟子，在听到王阳明说出否定朱熹的话时，都惊讶得有些目瞪口呆，更不要说朝廷里那些“朱学”的捍卫者了，在他们眼里，王阳明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离经叛道者。但是王阳明不管这些，他怀疑和否定“朱学”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在这几年里，他始终在寻找机会纠正朱熹的错误，想还孔孟之道以真实面目。他认为，要否定朱熹，就要从否定《四书集注》下手。但是，《四书集注》是朱棣时代就通过“国家认证”的官方经典，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又成了全国读书人全都学习的权威教材，对《四书集注》的批评和否定，必然招致朝廷和天下读书人的反对。这也是他被调离北京的原因。
后来，在记录王阳明一生语录的著作《传习录》里，徐爱写道：
先生于《大学》“格物”诸说，悉以旧本为正，盖先儒所谓误本者也。爱始闻而骇，既而疑，已而殚精竭思，参互错综，以质于先生。然后知先生之说，若水之寒，若火之热，断断乎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
先生明睿天授，然和乐坦易，不事边幅。人见其少时豪迈不羁，又尝泛滥于词章，出入二氏之学，骤闻是说，皆目以为立异好奇，漫不省究。不知先生居夷三载，处困养静，精一之功，固已超入圣域，粹然大中至正之归矣。
爱朝夕炙门下，但见先生之道，即之若易，而仰之愈高；见之若粗，而探之愈精；就之若近，而造之愈益无穷。十余年来，竟未能窥其藩篱。世之君子，或与先生仅交一面，或犹未闻其謦咳，或先怀忽易愤激之心，而遽欲于立谈之间，传闻之说，臆断悬度，如之何其可得也？从游之士，闻先生之教，往往得一而遗二，见其牝牡骊黄而弃其所谓千里者。
故爱备录平日之所闻，私以示夫同志，相与考而正之，庶无负先生之教云。
在这篇序言里，徐爱如实地记录了在与王阳明在一同赴任南方途中，听到王阳明的教诲之后的感受，即“始闻而骇，既而疑”；记录了信服王阳明观点的过程，即“已而殚精竭思，参互错综，以质于先生”；最后发现，王阳明的见解就像水的冰冷、火的炽热，即使数百年以后的圣人都不会怀疑。
接着，徐爱又解释了王阳明形成这些“异端邪说”的原因，主要是曾经深入地研习过佛家和道家的经典。人们都觉得王阳明的主张是“异端邪说”，却没有人察觉到，经过在贵州龙场驿的“修炼”，他已经有古之圣贤的水平了。
之后，徐爱谈到了他领会王阳明学说的过程和感受：最初，觉得很浅显、很容易；后来，随着学习的深入，才发现很深奥、很精细、很博大，花费十几年的功夫竟然连轮廓都没有看到。
徐爱认为，那些不能理解王阳明学说的人，以及产生误解的人，都是因为与王阳明接触不多，没有完全了解过。经常追随王阳明的人，经常能听到他的教诲，也只是“得一而遗二”，就好像相马时只看到了马的牝牡骊黄，却忽略了它能不能纵横驰骋的本性。这样也是不行的。
徐爱不仅是王阳明的第一批弟子，还是他的妹夫，娶了他的妹妹王守让。作为与王阳明关系最密切的弟子，徐爱也是理解、领悟他的思想最深刻、最全面的人。徐爱曾经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位和尚告诉他，他“与颜回同德，与颜回同寿”。后来，他果然只活了三十一岁就去世了。王阳明很器重他，得到他的死讯，大声呼喊道：“天丧我！天丧我！”还告诉众人，孔子有得意门生颜回，而徐爱就是他王阳明的颜回。
四、过继儿子
在离开京城时，王阳明和徐爱就向朝廷请假，请求先回浙江老家探亲，然后再到滁州和南京赴任。
王阳明回到余姚老家时，已是正德八年（公元1513年）二月。他上一次回余姚，还是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夏天，那时，他被贬到贵州龙场驿担任驿丞，遇到刘瑾手下的追杀，潜回余姚。这样算起来，他已经有将近六年的时间没有回过老家了。
在这六年间，家里发生了很多事情。在他被贬到龙场驿不久，不愿依附于刘瑾的父亲王华也被排挤出朝廷，到南京任吏部尚书，一年后再次受到排挤，被迫提前退休。接到退休的命令后，王华私下说道：“这样一来，我就能避免招祸了。”回到余姚后，王华以读书自娱，尽心侍奉年逾九十的母亲岑氏。
据说，在王华刚刚回到余姚时，一位道教大师主动找上门来，表示愿意教授他长生不老之术，并要求他到深山独居。他说道：“人们是因为有父母、妻儿、友人的牵绊，才留恋这个人世。如今，为了学习长生不老之术，反而要远离亲人朋友，那么，即使长生不老，又有什么意义呢？我听天由命，快乐自在，又何必追求长生不老？”此后，他整日与诗书为伴，闲暇时或陪伴母亲，或躬耕田园，或与朋友聚会，游山玩水，谈笑风生。几年过去了，除了头发变得花白外，没有其他衰老的迹象，反而愈发地容光焕发了。
当时，王华已经六十七岁了，跟儿子王阳明聚少离多，很担心他又招来杀身之祸，六年前的那次廷杖就是九死一生，幸亏他命大，被贬到龙场。在王华看来，王阳明被贬到天高皇帝远的贵州并非坏事，他太有主见、太有个性了，待在北京迟早闯祸，到远离权力中心的贵州去磨炼磨炼，改一改性子，不算是坏事。当王阳明再次被召到北京时，王华以为，有了龙场驿和庐陵县的磨炼，他应该有些改变，能好好地当个京官，为家族争光。可是，令王华没有想到的是，已经年过四十的王阳明折腾得更加厉害了，在京城讲学，否定朱熹，得罪上上下下很多人，最终落得一个被赶出京城的结局。
王华清楚地记得，六年前，自己位居礼部右侍郎的高位，受到刘瑾的排挤，被明升暗降为南京的吏部尚书，从此再也没能回到京城。如今，王阳明又从吏部郎中被明升暗降为南京太仆寺少卿，与当年的自己何其相似！难道王阳明也会跟自己一样，再也不能回到京城了？此时，王华想起了更早的往事，父亲王伦在世时，每次他想严加管教王阳明，都被父亲拦住了，父亲告诉他，王阳明很聪明，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不用教育就能成器。可是，如今看来离成器还差得远呢。
对于王阳明而言，相比于上一次从危难中潜逃回家，这一次被派遣到南京为官，似乎算得上是衣锦还乡了。只是，距离家乡越近，他的心情就越激动，越紧张。激动是因为终于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要见到亲人了；紧张是因为自己已到不惑之年，事业不顺，又没有好好尽孝，心中有愧，不知该如何向家人交代。
回到家后，见过了祖母岑氏、父亲王华、妻子诸云玉、兄弟姐妹，一家人终于团聚了，其乐融融，欢乐无比。
王阳明有三个弟弟、一个妹妹，与他都是同父异母的关系。弟弟王守俭、王守章是父亲的小妾杨氏所生；另一个弟弟王守文、妹妹王守让，是父亲的另一个小妾赵氏所生。奇怪的是，他们兄弟四人，不论是长期奔波在外的，还是一直守留余姚的，都没有生育一儿半女。而他的叔叔们的儿子们——也就是他的堂兄弟们，却是人丁兴旺，生了好几个儿子。
在封建社会，“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眼见儿子们没有子嗣，王华很发愁，担心自己这一脉就这么断了香火。他开始给儿子们的不能生育找原因。一般来说，古代的男子在结婚以后没有生育子女，首先会怀疑妻子没有生育能力，然后会娶一房小妾，如果小妾也没有生育，才会怀疑到男方。因此，王华认为，王阳明没有生育子女，是因为儿媳诸云玉没有生育能力。这次王阳明回来，王华就正式提出，让他纳一房小妾。但是，王阳明拒绝纳妾。
王华只好另想办法——“过继”，就是给王阳明过继一个儿子。其实，祖母岑氏早就主张给王阳明过继一个儿子了，只是他好几年都不回来一次，没法跟他商量，这次他回来了，又不同意纳妾，过继的事很快便定了下来。
王华四弟王兖的儿子王守信，生育了五个儿子，众人一致商定，将王守信最小的儿子王正宪过继给王阳明。不过，这件事并没有立即完成，直到正德十年（公元1515年）才完成过继。
王阳明和妻子诸云玉是在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结婚的，结婚二十五年，夫妻二人的感情并不好，究其原因，一来是诸云玉的性格太过内向，二来则是王阳明在新婚之夜跑到铁柱宫与老道长聊养生之道带来的影响。结婚以后，夫妻二人聚少离多，再加上王阳明的身体一直都不好，因此没有生育儿女也在情理之中。但王阳明对诸云玉还是很不错的，当时，即使是儿孙满堂的官员富商，都要娶好几房妻室，这几乎成了社会风气。而王阳明呢，虽然不能生育首先应该怀疑是诸云玉的问题，但他依然守身如玉，没有纳妾，也没有传出风流情事。直到诸云玉去世，才续弦张氏，生了儿子王正聪。
过继堂兄弟王守信的儿子是王阳明这次回乡省亲办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当时的王阳明不会想到，十三年后他会生下自己的儿子；他也不会想到，在他死后，过继的儿子王正宪和亲生儿子王正聪之间会发生那么多纠纷，如果不是弟子们的协助，张氏和王正聪这一对孤儿寡母的生活将会很艰难。
五、寄情山水
转眼之间，大半年过去了，王阳明该到南京太仆寺上任了。这一年十月，他由浙江余姚到达南京太仆寺所在地滁州，正式就任南京太仆寺少卿。
“少卿”一职在秦汉时期就有，位列“九卿”，职责是掌管车马事宜，北齐年间才正式设立太仆寺，最高长官称“太仆寺卿”，“太仆寺少卿”为副长官。明朝时，太仆寺成为兵部下属的从三品衙门，长官太仆寺卿就是从三品，副长官太仆寺少卿是正四品。从品级上说，王阳明由正五品的吏部考功司郎中到正四品的太仆寺少卿，算是官升一级。正四品的官员就是朝廷的中高级干部了。
明朝时的太仆寺，由设在滁州的群牧监改制而来。朱元璋时期，朝廷在滁州等地设有十四个监牧、九十多个牧群，都归群牧监管辖。那时的群牧监，管辖着全国近两百万马匹，是一个极有权势的部门。滁州在当时既是全国最大的牧马基地，又是太仆寺（群牧监）的所在地。朱棣将都城迁往北京后，又在北京设立了新的太仆寺，滁州的太仆寺就隶属于南京兵部了，从那以后，权势和地位便一落千丈，今非昔比。正统年间（公元1436—1449年）以后，由于御马监的出现，北京太仆寺的地位逐年下降，南京太仆寺更是不值一提，成了名副其实的“冷衙门”、“清闲衙门”，成了朝廷安置“闲人”的机构。这也就是为什么王阳明在余姚滞留大半年，都没有人催促他赴任的原因。
由此可见，朝廷将王阳明提拔到中高级干部之列，其实并不是对他的信任和重用，而是将他当作“闲人”搁置起来，就是因为他在北京闹得太不像话，批评朱熹，就是间接批评朝廷，这是万万不行的。后世的一些学者认为，朝廷将王阳明“闲置”到滁州，并不意味着放弃了他，而是将他保护了起来，等他在滁州磨平了棱角，变得更加成熟稳重，再召回京城委以重任。但是，从当时朝廷对他的态度上看，“保护”的说法实在有些牵强。后来他的才能得到施展，功绩更加出色，朝廷不仅没有重用他，反倒愈发地排挤他了。从这一点上看，朝廷自始至终都没有重用他的打算，自然也不存在“保护”一说。
滁州靠近凤阳，凤阳是朱元璋的老家，皇家祖陵的所在地。封建社会很重视祖坟的风水，朝廷往往会大力改善其环境。靠近皇家祖陵的滁州，也借了凤阳的光，成了一个山水环绕、风景迷人的地方。对王阳明而言，这一点很重要，讲学和游玩，是他“闲居”滁州时最主要的“事业”。
滁州的美景首推琅琊山和醉翁亭。滁州城的西南郊，绵延着大大小小八十一座山峰，这些山峰本来名叫“摩陀岭”，唐朝大历六年（公元771年），李幼卿担任滁州刺史，将它们统一命名为“琅琊山”。之所以叫琅琊山，是因为晋武帝时期的琅琊王司马徽曾从这里起兵攻打孙吴。后来，李幼卿又在山上修建了琅琊寺，题写了《题琅琊山东峰禅室落成》一诗：
佛事秋山里，僧堂绝顶边。
同依妙乐土，别占净居天。
转壁下林合，归房一径穿。
豁心群壑尽，骇目半空悬。
锡杖栖云湿，绳床挂月圆。
经行蹑霞雨，跬步隔岚烟。
地胜情非系，言志意可传。
凭虚堪逾道，封境自安禅。
每贮归休颠，多惭多深扁。
助君成此地，一到一留连。
从那以后，琅琊山受到世人的关注，尤其是来自四面八方的文人墨客，常常聚集在此吟诗作对。
琅琊山山势不算高，但林木葱郁，花草遍野，鸟鸣不绝，秀美清幽，一年四季都可以欣赏到不同的美景。山中有全国独有的醉翁榆、琅琊榆，有琅琊溪、玻璃沼等溪流，有紫薇泉、濯缨泉等山泉，有归云洞、桃源洞、重熙洞、雪鸿洞等神奇的岩洞，享有“蓬莱之后无别山”的盛誉。
醉翁亭在琅琊山上，始建于北宋庆历六年（公元1046年）。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欧阳修因参与“庆历新政”而遭到守旧派的排挤，被贬到滁州担任太守。来到滁州不久，欧阳修结识了琅琊寺住持和尚智仙，此后经常到琅琊寺游玩。为了方便接待欧阳修，智仙和尚便在琅琊山山麓上修建了一座小亭子，欧阳修亲自将这个亭子命名为“醉翁亭”，又作《醉翁亭记》记载此事：
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谁？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
醉翁亭依山傍水修建，四周古树婆娑，青山碧水，亭台错落，幽雅宁静，环境优美。刚刚建成时，醉翁亭只是一座小亭子，随着欧阳修的这篇《醉翁亭记》而闻名遐迩。北宋末年，担任滁州太守的唐俗在醉翁亭旁边修建了另一座亭子，取名“同醉亭”。后来，人们在附近又陆续修建了很多建筑，形成了“九院七亭”的格局，称“醉翁九景”。“醉翁九景”布局紧致小巧，幽深曲折，极富诗情画意，与琅琊山、琅琊寺等合在一起，被后人称为有山、有寺、有亭、有泉、有洞、有林、有碑、有文的“皖东八大胜境”。
王阳明虽然是因升官而来到滁州的，但他的这种“升官”与当年欧阳修的被贬毫无二致。到滁州以后，他也像当年的欧阳修那样，时常到琅琊山游玩，在醉翁亭饮乐，寄情于山水。
王阳明的游山玩水、饮酒作乐，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的目的不是单纯的游玩饮乐，还有寓教于游、在游乐中点化弟子的打算，可谓“醉翁之意在于教”，每次出游他都带着弟子同行。在到任滁州以前，他曾带着徐爱等弟子游览雪窦山，就想借山水之情考察弟子们的悟性。只不过效果令他遗憾，“微有所得，无大发明”，除了徐爱悟性尚可，其余弟子“虽有美质，亦渐消尽”，“目下未可必得”。
六、滁州——讲学首地
在滁州担任太仆寺少卿期间，王阳明的状态就是无所事事。除了游山玩水，便是开堂讲学。当年，欧阳修在文友和下属的簇拥下，时常到醉翁亭饮宴；如今，王阳明在年轻学子的追随下，时常在醉翁亭讲学。
根据《阳明年谱》的记载，“滁山水佳胜，先生督马政，地僻官闲，日与门人遨游琅琊、酿泉间。月夕则环龙潭而坐者数百人，歌声震山谷。诸生随地请正，踊跃歌舞。旧学之士皆日来臻，于是从游之众自滁始。”由此可见，他在滁州的讲学是盛况空前的。尽管他只在太仆寺少卿的职位上待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但在他的讲学经历中，滁州是一个不得不提的地方，他的弟子钱德洪就认为，滁州是他的“讲学首地”。
在滁州期间，来听王阳明讲学的学子来自全国各地。西安有一位名叫郑德夫的年轻书生，听说王阳明在滁州讲学，打算前来求学。有人听说后，就对郑德夫说，他教的那一套其实是佛学，只是披上了禅学的外衣，毫无新意和用处。郑德夫又与同窗好友周以善商量，决定先接触一下他的弟子，看看是不是真的是禅学，如果是就不学，如果不是就学。郑德夫和周以善便结伴来到滁州，接触了几位王门弟子后，两人觉得不是禅学，又混在人群里去听他的讲座。听了几次以后，郑德夫发现他所讲的都是对儒学的阐释，正式拜他为师。
但是，郑德夫依然不明白人们为什么说王阳明的学说是禅学，也不明白他的学说与禅学的关系，便去请教他。在王阳明看来，禅学就是汉化和儒化后的佛学，儒学也受着佛学的影响。在宋代，儒学和禅学就有所结合，最终形成了理学。他并不认为儒学和禅学有何区别，也没有必要将他们区分开。但他没有向郑德夫解释这些，只是笼统地告诉郑德夫，没有必要区分儒学和禅学，只要选择自己认为正确的就行了。
郑德夫又继续发问：“那么‘是’与‘非’又该如何区分呢？”
他回答道：“如果你从自己的内心出发，分辨‘是’与‘非’就是很简单的事情。做完一件事以后，如果你觉得内心是安稳踏实的，那么这件事就是‘是’；相反，如果你觉得内心是慌乱不安的，那么这件事就可能是‘非’。”
郑德夫还是不明白，又问道：“内心怎么能分辨‘是’与‘非’呢？”
他进一步解释道：“没有是非之心的人，怎么能算是人呢？人们的味觉有分辨甜和苦的能力，与易牙是一样的；视觉有分辨美和丑的能力，与离娄是一样的；那么内心分辨‘是’和‘非’的能力，就与古之圣贤是一样的。不过，内心分辨‘是’与‘非’的速度，不如味觉分辨甜和苦、视觉分辨美和丑那么快，是因为内心总被自私和贪欲蒙蔽，不能及时地做出反应。因此，只要克制自私和贪欲，内心自然就能分辨‘是’与‘非’。”
郑德夫又问道：“既然如此，那还有必要学习儒家经典上讲的那些道理吗？”
他听了这个提问，不免担心起来。自始至终，他都要求自己的弟子直接阅读儒家经典的原著，不要接触经过朱熹诠释过的版本，可是还是有人认为连那些原著都不必读了。如果这样下去，误读就更多更大了。他严肃地告诫道：“不论是《四书》还是《五经》，都是有用的经典之作，因为它们才是是非、美丑和甜苦的所在。如果不是诚心苦读，是看不到是非、美丑和甜苦的。”
与郑德夫一起来到滁州听讲的周以善是浙江人，在来到滁州以前，这位很有主见的年轻人便对朱熹的学说颇有研究。在听了几次王阳明的讲座后，认为虽然有些道理，却不能赞同，于是回了浙江。过了一段时间，觉得还是应该再听听，又来到滁州，但感受与之前相差不多，又回去了。如此往返几次后，他有些不耐烦了，直接找到王阳明，谈了自己的感受。
王阳明听了，责备道：“古人常说，‘弈之为数，小数也。不专心致志，则亦不可以得也’。你前来听我讲学，离开我这儿之后，又有鸿鹄之志，三心二意，好高骛远，怎么可能学有所成呢？”
周以善认为王阳明说到了自己的致命缺点上，心悦诚服，决定彻底改过，便沐浴更衣，恭恭敬敬地跪倒，请求拜入王门。王阳明让周以善起来，坐到椅子上，又让他静一静心。周以善静坐了一会儿，想说话，见王阳明也在静坐，没敢开口，继续坐着。过了一会儿，又想说话了，见王阳明还是纹丝不动地坐着，只好闭上嘴继续坐着。突然，他想通了：现在的情况，不是他陪老师静坐，而是老师陪他静坐。既然如此，他又怎能坚持不住呢？想通了这些以后，他果然能静下心来安静地坐着了。这时，王阳明开口说话了，告诫他要有诚心和专心，有了诚心和专心，才能学有所成。
第二天，周以善再来请教王阳明，王阳明以《大学》的内容论证“立诚心”之说；第三天，以《论语》和《孟子》的内容论证；第四天，又以《中庸》的内容论证。起初，周以善的态度是将信将疑，到了第四天终于完全信服了，兴奋地离开座位，再次对王阳明行大礼，说道：“原来圣贤之教竟是如此简洁而深切，以后我再也不会陷入迷惑了。我终于信服‘格物致知’的确是从‘立诚心’做起的。”他觉得，自己苦读十几年的收获还不如这几天的所得大。
虽然周以善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有了极大的收获，但是如果当真如他所说，十几年的苦读比不了几天的收获，那又产生了另一个误区，他之所以能在几天之内有大收获，是因为已经有了先前十几年的积累，不能因为几天的收获就否定十几年的积累。王阳明的本意，当然也不是否定长期的学习和积累。因此，他也严肃地告诫周以善，探求学问必须脚踏实地，不可急于求成。
王阳明是正德八年（公元1513年）十月到达滁州的，半年之后的正德九年（公元1514年）四月，他就接到朝廷的调令，要到南京担任鸿胪寺卿。
鸿胪寺是北齐时才设立的机构，职责是掌管外宾事务。在北齐之前虽然有大鸿胪一职，但没有“鸿胪寺”这一机构。在明代，鸿胪寺成为礼部的下设机构，掌管朝会、祭祀、册封、朝贡等大礼的仪礼事务。朱棣迁都北京后，在北京增设北京鸿胪寺，接管了南京鸿胪寺的职能，南京鸿胪寺也就成了“清闲衙门”。鸿胪寺卿是鸿胪寺的最高长官，虽然跟太仆寺少卿的品级一样，都是正四品，由于鸿胪寺卿是正职，因此地位要高于副职的太仆寺少卿。
离开滁州时，王阳明在滁州的朋友和弟子纷纷前来相送，一直送到一百里之外的长江渡口。他们决定在渡口住一夜，第二天目送他渡过长江。
在这天夜里，王阳明写了一篇古风：
滁阳诸友从游，送予至鸟衣，不能别。及暮，王性甫汝德诸友送至江浦，必留居，俟予渡江。因书此促之归，并寄诸贤，庶几共进此学，以慰离索耳。
滁之水，入江流，江潮日复来滁州。相思若潮水，来往何时休？空相思，亦何益？欲慰相思情，不如崇令德。掘地见泉水，随处无弗得。何必驱驰为？千里远相即。君不见，尧羹与舜墙，又不见，孔与跖，对面不相识？逆旅主人多殷勤，出门转盼成路人。
《滁阳别诸友》）
第二天，王阳明渡江前往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