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牢房里说话要小心隔墙有耳，这让冯进军所有的话语都是低低的声音，包括A刚刚关进来的时候。

    A刚刚被关进来，哪能知道背后这么多的故事，所以张庆这样自作聪明的一句，让A高度警惕起来。A不愿意失去一个革命战友，但也绝不允许敌人如此容易地破坏他的计划。

    A看着冯进军，走到角落处将马桶放了下来。然后，一言不发地坐到自己的床上，他用手按了按床垫，东西应该还在床垫里面。

    “哐啷”一声，牢门锁上了，看守的士兵哗啦哗啦地落了锁，往里面瞄了瞄就走开了。老涂和老六的吼声还是此起彼伏地从牢门外传进来。

    有风从牢房墙上的小窗外吹了进来，搅得这个房间里沉闷的空气短暂地起伏了一下。

    这个场面很奇怪，两个都是无比忠贞的共产党员，彼此都在怀疑着对方的身份。他们此时谁都不说话，只是这样呆呆地坐着，几乎僵硬了一般。这是一场暗中进行的心理角斗，谁都不敢先说话，也不愿意移动身体，就好像两个棋逢对手的绝顶武林高手过招一般，谁先动，谁就先露出破绽一样。直到听到一楼所有的牢门都沉重的落锁声，随后是二楼开始有人吼了起来，要二楼的犯人动作快，二楼就开始有人从楼梯下来，一个接着一个，然后又上楼。这应该是二楼的犯人同样在倒马桶。二楼的犯人必须要经过一楼。

    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当时的社会环境就是如此，抽水马桶是个稀罕东西，除了少数的现代西洋建筑、政府办公大楼有冲水式的沟渠，绝大多数都是在地面上蹲坑的茅房。所以，二楼的犯人无论如何也要到一楼来倒马桶。

    那个时代，地面上两层楼的牢房还是非常罕见的。通常的牢房都是地上一层，比较大的牢房，半地下再一层，集体关押，除了即将处死的死囚是单独关押外，一个牢房最多能关上二十多号人。不会像白山馆这样无限期的囚禁，最多关个一年半载的，能弄到钱的就倾家荡产地赎出来，在外面夹着尾巴做人，好死不如赖活着；赎不出来的，或者犯了比较严重的罪行，那就要把犯人发到什么地方做苦役。

    做苦役的地方才算是真正的监狱。三十年代民国时期一般不叫监狱，而叫苦窑，挖石头、挖矿、挖沟，什么苦就干什么，苦役时间通常也就五六年，能撑过去的，还有一条小命活着回去，不注意的也就死在异地他乡了。监狱一般都是一排一排的平房，几十个人关在一间大房子里面，非要形容的话，就是类似于集中营那种关押风格。而四十年代的监狱管理，可不是现代这个样子，犯人是没有什么人权的，也没有什么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说法，你去做苦窑，只要不是死罪，管犯人的长官高兴了就能把你放了，不高兴，让你做到老死也可以。　这些囚犯一般都在一些荒野边远的地方服刑，因为看守的人力有限，加上地方也大，所以外出劳作时逃脱的机会比较多，身手腿脚好的，说跑了也就跑了，跑了可不能再被抓住，逃狱的罪名在当时可是大罪，抓住了绑结实一百棍子下去，不死也废了。

    其实在外出劳动时逃跑还不能称之为越狱，漂亮点的叫法是逃狱，说句不好听的也就是逃跑而已。而越狱都是比较有技术含量的，被禁闭在一个监狱里的牢房内，还能想办法跑了，这才叫越狱。中国文字比较形象，“越”字本来就有翻越高处、跨过、超过等这样的意思，是一个比较有行为难度的动词。提到越狱，大家也都会想到，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从看守严密、又有高墙阻隔的地方逃出去，真的很难。所以，在冯进军的脑子里，这个张海峰一进来就要越狱，要么是他信口雌黄不自量力，要么就是他经过精心准备的，再就是他故意试探冯进军是不是有越狱的念头的。

    冯进军何尝不想逃出去。他研究了多种可能性，却发现从白山馆中逃出去的可能性几乎为零。第一，没有走出白山馆的机会，最多到第二层院落里接受拷问；第二，放风时间太短，根本没有机会接触到围墙；第三，关押的人少，一号楼放风的时候也就三十号人，看守就有十几个，无论你搞什么小动作都不好隐蔽；第四，砖石地面，钢筋水泥的外墙，连挖洞的可能都没有；第五，四五人高的围墙，上面不仅有岗哨，而且围墙外还是悬崖，根本没有办法爬下去。

    此刻，A在想，这个男人到底在等什么？不动声色，又如此沉得住气？他应该比我要先说话的，现在他一声不吭，是觉察到了什么吗？如果他是叛徒，他不可能这样沉得住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