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某日下午，我的生活遭遇了两个小插曲。事虽小，却如石块般在我心底溅起不小的水花。巧的是，两件事都与我们中国人视比天高的“食”有关。这天有朋友作客，我到超市买点东西。朋友的孩子跟着我下了楼。买米时，11岁的孩子忽然问我：“是不是你们小时候，买米要用票？卖米的要给抓起来？”我感到突兀，便反问他信不信。他说：“正因为不信才问你哪。好多同学也不信，恐怕又是大人编出来唬人的‘大灰狼’。想要小孩珍惜粮食或多吃点饭吧？”我听他这么说，倒认真起来。我解释了过去为什么要凭票供应粮食；卖米的不见得都给抓起来，但那年代私人不允许贩运粮食，那叫投机倒把；而一般人也不可能有多余粮食卖；饥饿、营养不良是家常便饭，极端时期还有过饿死人甚至人相食的事。我在他这年纪就曾过过吃糠饼菜叶当饭，拿豆渣当营养品，饭后把碗里的残碴舔得一干二净的生活……然而我说了半天，他还是神情迷糊、似信非信地瞪着我，就差没说出晋惠帝式的“那你们为什么不吃肉糜”的蠢话了。

    是呀，谁能靠三言两语对一个从小喝可乐、啃皮萨饼都嫌一般的小学生，说得清我们所经历的那个年代呢？而过来人虽说不可能忘记，却也多半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丰衣足食中淡忘了当初那份鲜活而恐怖的感觉了。偶尔我们会在酒席上说起那些片断，年轻人无一不当天方夜谭听，过来人则都当笑话开胃了。多么幸运呀，饥饿早已远远地离开了中国人，“民以食为天”也快成为过时的成语了。那么，我还有什么必要对一个幸福时代的孩子，说那些令他困惑的事呢？于是我闭了嘴。

    然而紧接着发生的一件事，却又使我悚然觉得，有时对孩子甚至对自己嚼些“陈芝麻”，尤其能嚼出些味儿来，未必是件多余的事情。

    我在报摊上买了份报，一眼看见这样一幅照片：三个如朋友孩子般大的孩子奄奄绻缩于街角，衣衫褴褛，眼神混浊而惊恐地瞪着镜头一一是则关于某国饥民外逃的新闻。我愀然。我将报纸递给孩子：你不是无法想象吗？看看这组新闻吧。我们经历过的，就是和这些孩子一模一样的境况！孩子呆呆看了半晌，说：

    “你们那时真可怜”。我却摇头：不，我感到我很幸运，你尤其幸运。因为再可怜再可怕的年代，毕竟是过去了。而他们……我不知怎样准确表达我的心情。

    千言万语涌上心来，却都似乎不是我最想说的。未了，我只说了一句便陷入了沉默：“民以食为天哪……”使我感慨最深的是新闻的最后一段文字：该国的困境缘于其农业连续两年遭受洪灾、海啸而大幅减产。我相信这是事实。但它却无法抹去我的疑虑：仅仅是自然灾害，能使一个国家沦落到如此地步吗？这样似难解释，任何国家，任何时期都频繁发生着各种严重自然灾害；但却只有少数国家才发生大面积饥荒、民不聊生的惨状。天灾是可怕的，但毕竟只是外因。一种社会现象的产生必有其深刻的与人相关的内因在。比如，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也有过可怕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而现在谁还能继续按我们当时的说法，将那饿殍遍野的惨状之形成，仅仅归结为天灾？相反，新时期来中国的沧桑巨变，更生动不过地证明，造成那“三年”的根本原因，与其说是天灾，不如说是体制不当造成的“人祸”更客观。何况当今中国经历的各种灾害比那“三年”，有过之而无不及。1991年的特大洪涝，这两年的雪灾、地震等等，如果发生在改革前，结果会怎样？然而它现在又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呢？粮食连年丰收，国际粮价腾贵而中国粮价相当稳定……当我们为此庆幸时，是不可能不思考这其中的究竟的。

    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有这样一条：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力。好一个反作用力呵！从我们的上层建筑作出“改革”决策至今，不过30年光景，古来多灾多难的中国，就已经完全“换了人间”！那么，再过30年呢？我们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仍然会稳稳地撑起我们头上那一方沉重的“天”吗？答案应该是肯定的。虽然我们的改革，在深度上和广度上尚未达到预期目标，未来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然而，前景无疑是乐观的。

    回家时，电视里正巧在纪念邓小平逝世十周年，孩子捅捅我：知道邓小平逝世十周年的准确时间吗？“我一下没答上来。他得意地告诉我：是2007年2月19日9点零6分！我不禁夸奖他好记性。他红着脸承认，是老师要他们记住的。我点点头：这很好。但更要紧的是，记住‘邓小平’这个名字对我们、对中国的意义。”是和‘民以食为天’有关吗？他似懂非懂地想起了我说的话。

    我笑了：是，又决不仅仅是。但终有一天你会真正明白，这个名字对于你，对于我以及全体中国人民，乃至中国的未来，实在是太重要、太有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