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朓（4**—499） 南北朝时南齐作家。曾任宣城太守，世称“谢宣城”。他的诗多描写山水景色，风格清逸秀丽，完全摆脱了玄言诗的影响，为当时的人所爱重。 “解道澄江静如练，令人长忆谢玄晖。” 这是唐人李白的诗，诗中提到的谢玄晖，即谢朓，又称谢宣城，因为他在宣城当过一阵子相当于行署专员的太守而得名。旧中国有这种或以其家乡，或以其所做地方官而名之的惯称。 在中国文学史上，谢朓又称“小谢”，以区别于被称为“大谢”的谢灵运。“二谢”俱为南北朝时山水诗人，大谢（385—433）在宋，小谢（4**—499）在齐，俱为一代诗宗。很可惜，这两位，前者被宋文帝“弃市”于广州，后者被东昏侯“枭首”于建康，皆未获善终。中国诗人之不得好结果，在历史上他俩几乎可以拔得头筹。 有什么法子呢？或许只好归咎于命也运也的不幸了。 其实，我一直觉得，上帝，如果有的话，一定是这老人家有这种恶作剧的偏好。当一个有才华的文人，出生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总是要安排100个嫉妒有才华的小人，在其周围。这样做，显然不是怕诗人或者作家，孤单寂寞，为其做伴，而是要他们来挤兑、来修理、来收拾，来让诗人或作家一辈子不得安生。 文人的一切不幸，根源可能就在于这一与一百的比例上。 这“非正常死亡”的一对叔侄，均出生于南北朝顶尖贵族家庭。谢氏原为中朝衣冠，祖籍河南陈郡阳夏，南渡后，经晋、宋、齐、梁数朝的繁衍生息，以深厚的中原底蕴、悠久的华族背景，在秀山丽水的钟灵毓秀下，在景色风光的陶冶熏染中，成为才士迭出、秀俊相接、文章华韵、名士风流的大家族。刘禹锡的绝句：“朱雀桥畔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就是南北朝两大豪门终结的一曲挽歌，但六朝古都的昨日辉煌，仍会从这首绝句中生出许多想象。 在陈郡阳夏谢氏族谱上，谢灵运与谢朓虽为叔侄，在诗歌的革命运动中他俩更像是联袂而战的亲兄弟。倘无他俩犁庭扫穴的努力，筚路蓝缕，开创山水诗的新局面，中国诗歌在魏晋玄言诗的桎梏中，不知还要拘手束脚多少年。谢氏门庭中走出来的这两位诗人，谢灵运结束了玄言诗，开创了山水诗的先河；谢朓的诗风，更为后来盛唐诗歌的勃兴，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二谢”死后，后继乏人，谢氏门庭也就结束了麈尾玄谈、雅道相继的文化传统。此后，石头城里，蒋山脚下，剩下的只有朱雀桥畔的绮丽往事、乌衣巷口的凄美回忆。 新中国成立前夕，我还是个青年学生，在南京读书时曾经专程去探访过乌衣巷。那条窄陋的旧巷，已经难觅当日的衮冕巍峨、圭璋特达的盛况，但是那不变的山色、长流的江水、古老的城墙，既非吴语，也非北音的蓝青官话，似乎还透出丝丝缕缕的古色古香。尤其是当春意阑珊、微风细雨、时近黄昏、翩翩燕飞之际，那一刻的满目苍凉、萧条市面、沧桑尘世、思古幽情，最是令人惆怅伤感的。 谢朓死后三百多年，恰逢中国诗歌的盛唐季节，一位来自西域碎叶，带有胡人血统的诗人；一位且狂又傲，绝对浪漫主义的诗人，以心仪之情，以追思之怀，站在谢朓徘徊过的三山之畔，望着那一江碧练，在晚霞余绮中静静流去的情景，诗意不禁涌上心头，便有了“解道澄江静如练，令人长忆谢玄晖”的《金陵城西楼月下吟》这首诗。 李白在这首诗中，将谢朓的原句“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化入自己的作品，这是中国旧体诗常见的手法。 谢朓的原诗《晚登三山还望京邑》是这样写的： 灞涘望长安，河阳视京县， 白日丽飞甍，参差皆可见， 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 喧鸟覆春洲，杂英满芳甸。 去矣方滞淫，怀哉罢欢宴。 佳期怅何许，泪下如流霰。 有情知望乡，谁能鬒不变。 谢朓为大手笔，李白也为大手笔，李白将相隔三个世纪前同行的诗句和名姓，慷慨地书写在自己的作品中，我认为这是大师对大师心灵上的折服。这样直接引用前人诗句的做法，既是一种认同、一种共鸣，也是时空转换中艺术生命力的延续、张扬 和创新，非高手莫能为。 由此可见这位“唐代第一号诗人”，虽然很少敬服谁。独对谢朓，脑袋却肯低下来。 读李白的作品，我有种感觉，他是把谢玄晖看作艺术上的守护神，一生谨守着谢朓写诗的原则，追求“圆美流转如弹丸”的极致境界。艺术上的追随，似乎还不足领会他的神思，更追踪着他的足迹，走他走过的路，身体力行地体验他的实感。 公元741年（天宝十三年），李白买舟西上，来到谢朓任太守的安徽宣城。在那里一待就是三年，看过许多风景名胜，写过很多绝妙好诗。20年后，李白60岁了，他远放夜郎，遇赦回归，饱受颠沛流离之苦，已是意兴阑珊之人。761年（上元二年），他仍旧不辞辛劳，又一次来到宣城，向他精神上的师友做最后的告别。 李白是狂傲的，对于谢朓、对于谢朓的诗、对于谢朓一切的一切，却永远抱有那一份强烈的热衷，和绝不掩饰的关爱。李白是位很高看自己，也坦然接受别人对他的高看，却不怎么把别人放在眼里的诗人。他之高看谢朓，是真正的半点不掺假的高看，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 在李白的作品中，触目皆是谢朓的名字： 三山怀谢朓，水澹望长安。 诺谓楚人重，诗传谢朓清。 曾标横浮云，下抚谢朓肩。 谁念北楼上，临风怀谢公。 谢亭离别处，风景每生愁。 青山日将暝，寂寞谢公宅。 高人屡解陈蕃榻，过客难登谢朓楼。 我吟谢朓诗上语，朔风飒飒吹飞雨。 宅近青山同谢朓，门垂碧柳似陶潜。 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 一个作家，无论他多么牛气冲天；一个诗人，无论他多么傲物轻世。其实，在他的写作历程中，终究要有一个在心灵上觉得应该皈依，或者应该师法的偶像存在着的。不过，有的人明确，有的人不十分明确；有的人讳莫如深，有的人毫不隐晦；有的人挂在嘴上，有的人则深锁在心中。从上面所摘录的李白诗句，可以看出他毫不掩饰自己对于谢朓的向往、心仪、追随、膜拜之情。 这就是李白的文学图腾。李白的一生，始终表现出他对谢朓五体投地般的崇拜，至死而不渝。这实在让我们感动。 我于是不禁质疑曹丕的“文人相轻”说。中国文人是不是如鲁迅先生一论、二论，直到七论“文人相轻”那样，已是无法治愈的痼疾？细细玩味过去，可也怪不得鲁迅先生，因为中国文人好这一口、喜这一口、非这一口的毛病，也实在是令人摇头不迭的。 在古往今来的文坛上，“文人相轻”是一种悠久的传统。当然，这种负面现象，也并非完全不好。文人只知道趴在人家身后边爬行，他还有他自己么？文人不相轻，文学能有发展么？在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的文人相轻，其实不是坏事。只有那种不是在文学上一争短长，而是凭借非文学手段，实施文人相轻，才是真正应该唾弃的。 但在生活中，绝大多数的“文人相轻”，都是属于这类小人的行为，与真正的论争风马牛不相及。记得我认识的两位前辈，也算是文学**时领袖群伦的人物了。起初，好到差不多如穿同一条裤子，后来孬到恨不能将对方食肉寝皮。但他俩的文学观点，我掰碎揉开看了多年，实在找不出什么差异。我估计，将来他俩在阴间相见，也会没完没了地口角，闹得群鬼不安的。 或许，古人并不完全如此。 譬如我们在杜甫诗《春日忆李白》中读到：“白也诗无敌，飘然不思群”，不感觉到那是一片真心的赞许吗？同样，在李白诗《戏赠杜甫》中读到：“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不也体会到那幽默里透露出来的友情吗？ 显然，今人失去了古人的宽容、敦厚、大度、包涵，如今在文学界同行中，几乎很少能感受到类似的温馨。难道，一定效法狼群的生存法则，才是文坛的相处之道吗？后来，我渐渐地悟到，真正的文学大师，是一个绝对充实的文学个体，唯其充实，就自然稳固，唯其稳固，所以坦然。我们当今的人，之所以小肚鸡肠，之所以针尖麦芒，之所以互不相让，之所以势不两立，很大程度在于浅薄、在于虚弱、在于浮躁、在于空乏、在于不知天高地厚、在于实实在在没有什么斤两上。唯其没 有分量，就轻；唯其轻，也就觉得别人比他还轻。老百姓爱说的“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确实是当下这类人的真实写照。 回过头来看这些年，那些喋喋不休的口舌，那些鸡毛蒜皮的分歧，那些“剪不断理还乱”的陈年旧账，那些“狗咬狗一嘴毛”的无名官司……说到底，所谓“文人相轻”，究竟有多少文学之争，那真是天晓得的！ 李白对于谢朓，还不完全是梁武帝萧衍那样，“三日不读谢（朓）诗，便觉口臭”的艺术上的认同，而是人生命运上的惺惺相惜。这里面既有感悟上的相通、身世上的类似、抱负上的一致，而且，那位爱恶作剧的上帝，在他们周围，安排下的王八蛋之多，不是一比一百，而是一比一百五十，在倒霉的际遇上，也是如出一辙。 清人王士禛论李白，有句名言说他“一生低首谢宣城”。倒是准确地把握住这位大师，对于谢朓始终如一的崇敬。根据李白的人生哲学，“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千金散尽还复来”，有大才，应毫不客气地大狂。不大狂，对不起大才；不大狂，也出不来大才；不大狂，你可能一下子就被嫉妒你的那150枚王八蛋掐死在摇篮里。在他看来，才和狂，如火药之与引信，狂因才，敢离经叛道，破旧立新；才因狂，能神驰八极，灵感升腾。只有这样，才能爆发出惊天地泣鬼神之诗歌、之文章。 谢灵运很狂，这一点与李白相似；但谢朓却并不狂，这一点与李白不同。谢灵运在刘裕篡晋、改朝换代以后，余荫尚存，袭祖职为康乐公，有本钱狂，有资格狂。谢朓的母亲，为宋文帝之女长城公主，就冲这点家族背景，也不是无可狂、狂不了，如果想狂的话，足可狂过谢康乐。李白最为谢朓扼腕痛惜者，就是他不能狂，更不敢狂。 我想，具有胡人豪放性格的李白，如果能与这位贵族子弟促膝谈心，肯定会鼓动他：前辈，你是用不着如此谨小慎微地讨生活的。但谢朓也有理由，不足百年，谢氏家族中太多的刀下之鬼，那一颗颗砍落下来的头颅，那一腔腔喷***的血腥，他能不胆小畏事吗？他能不谨慎行为吗？这可能是作为诗人的李白，特别同情谢朓的一点。做人做得如此之累，那么作诗，能不自设藩篱、自立屏障、自行规范、自我作践，将灵动鲜活的诗形象，约束成罐头里的沙丁鱼吗？ 若谢朓索性狂放如其叔，其成就要超过其叔更多，李白这样看，斗胆的我，也是这样想的。一个谨小慎微的人，当会计，绝对是好材料；当作家，绝对不会有出息。有许多本应当会计的人被派去当作家，而可以当作家的人却拿来当会计，阴差阳错，遂造成一段时期内的文学不景气。想到这里，不禁呜呼，人尽其才，物尽其用，选贤与能，囊锥出刺，是一个多么久远而又多么难以实现的理想啊！ “大小谢”之死，虽然戏码一样，剧情却有所差别。谢灵运主动往枪口上碰，咎由自取；谢朓尽量躲着枪口，却怎么也摆脱不掉，算是在劫难逃。别说古人李白，对其寄予无限同情；即使今人，尤其曾经沧海，祸从天降过的知识分子，怕也不禁感叹系之的。 谢灵运与谢朓，贵族后裔，文坛大腕；刘宋诸王与齐萧诸王，皇室贵胄，斯文风流。“二谢”的殷勤巴结，求得进身之阶；王孙的附庸风雅，显出文治风采，既是互相需要，也是互相利用，遂一拍即合，相见恨晚。 另外也应看到，南北朝时期的门阀观念甚重，高门**，泾渭分明，早先卑微家世，后来做得大官，也进不了贵族圈子。魏晋九品中正制，等级森严，门户有别，都不能同坐在一张凳子上。所以，想方设法跟王谢豪门攀亲，以求改换门庭，成为一时风尚。以谢朓为例，父亲娶了宋文帝的长城公主，他娶了开国元勋王敬则的千金，儿子也差点成为梁武帝萧衍的女婿。北朝那边也不例外，那些原先放牛的、牧马的，一朝坐稳江山，都来不及地要跟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联姻，希望通过生育的努力，获得贵族身份。 这也是“大小谢”得以踏进宫廷大门的资格证书。 庐陵王刘义真与“江左第一”的山水诗人，“情好款密”（《资治通鉴》），与贵族子弟“周旋异常，昵狎过甚”（《南史》），也有借谢灵运为之 自炫的因素，和弥补家世出身低下的心理弱势。而谢灵运，更是一个政治投机分子，把宝就押在这位年轻的王子身上，成为他享乐、消费、优游、贵尊生活的精神导师。因此如鱼得水般快乐的他，许下了愿，一旦登基，答应诗人必是他的宰相。 但是，上帝所安排的众多嫉妒之辈，早就密奏执政当局。于是，一道敕令，谢灵运灰头灰脸地离开都城，到永嘉上任，这是422年（永初三年）夏天的事。六十多年后，483年（永明十一年）秋天，谢朓因与随王萧子隆关系莫逆，为长史王秀之所嫉，找碴儿将他由荆州遣返京都，竟是一点也不走样地重蹈其叔覆辙。马克思说过，历史总是不厌其烦的重复，如果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则是喜剧，但实际上，由于上帝给有才华的人，安排下太多的嫉妒之辈，他们都是些不咬人就牙痒的鸱鸮，只要一落进他们的血盆大口，结局便注定是不幸的。 谢朓比谢灵运更受王室抬爱，先是豫章王萧嶷的参军，后在随王萧子隆的东中郎府为吏，还与竟陵王萧子良谈诗论文，过从甚密，是号称“竟陵八友”的文学沙龙中的特约嘉宾。沈约评价他：“二百年内无此诗也”，可以想见他被这些王子们的倚重程度，甚至萧子隆带着他一起赴任，该是何等宠信。“子隆在荆州，好辞赋，朓尤被赏，不舍日夜”（《南史》），邀他为自己的秘书长，参与政府事务。那位长史王先生，上帝的爪牙，怎能容得下谢玄晖呢？ 小人的舌头，永远是有才华的人，头顶上悬着的那把“克利达摩斯之剑”。进谗言，说坏话，造舆论，放空气，是投入最少，产出最多的害人手段。谢朓很识相，离开荆州，写了一首《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的告别诗，最后四句：“常恐鹰隼击，时菊委严霜；寄言罻罗者，寥廓已高翔”，其中“鹰隼”、“严霜”、“罻罗”者，就是对小人舌头功能的形象化描写。 这说明“小谢”比“大谢”有头脑，从这首归途中写的感遇诗看，虽然他也世俗，也功名心重，但明白处境的险恶。谢灵运则不然，没有杀头之前，他尽管不得意、不开心，但想不到别人在算计他。所以他从不收敛，继续保持着他的狂。甚至刘义真在宫廷政变中死于非命，也未使他警醒。谢灵运满肚子不快，到永嘉去当太守，上任后吊儿浪当，游山玩水，对谁也不买账。最后，被免职，被发配，在广州被小人诬告兵变，诏下，弃市。 谢朓与之相反，能够逃脱罻罗者所结的小人之网，额手称庆。495年（建武二年），被派到宣城任太守，他高高兴兴地赴任去了。对一个山水诗人来讲，还有比这更好的选择么？这年他32岁，来到美不胜收的风光佳境，又是意气风发的锦绣年华。那得到解脱的形体，那摆脱羁绊的心灵，有如鸟飞森林，鱼游大海的自由舒展。这也是三百多年后，一位唐代诗人能在宣城的碧山秀水之中，一待数年，也是求得与前代诗人的精神共鸣吧！ 小人如蛆，这是旧时中国文人永远的噩梦，无论你走到哪里，危机总是像阴影笼罩着你。而且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待价而沽的求售心态，鱼跃龙门的腾达理想，不甘寂寞的躁动情绪，不肯安生的难耐冷落，诗人有一点不安于位了。 谢朓从宣城太守转往徐州任行事，离政治漩涡较远，安全系数也就较高，内心应当是窃喜的。但是，他也不能不看出来，离权力中心较远，功利系数自然也就较低，因此他多少感到有些失落。 中国旧时文人，最后从命运途程中的悬崖摔下去，都是从这最初的一点点不平衡开始的。 498年（永泰元年），南齐政坛发生了一些变化，尾大不掉的王敬则，开国元勋，谢朓的泰山大人，使得最高统治者不放心了。“帝疾，屡经危殆。以张瓌为平东将军、吴郡太守，置兵佐，密防敬则。内外传言当有异处分。敬则闻之，窃曰；‘东今有谁？只是欲平我耳！’诸子怖惧，第五子幼隆遣正员将军徐岳以情告徐州行事谢朓为计，若同者，当往报敬则。”（《南齐书》） 谢朓在密室中会见了小舅子派来的特使，心惊肉跳，差点休克过去。诗人的脑子转得快，马上盘算：第一，他个人写诗可以，并不具备造反的胆量，不可为。第二，老头子造反，纯系意气用事，不 可信。第三，保持沉默，没有态度，既得罪老头子和小舅子，也瞒不住当局，是不可以的。 将岳父推上断头台，谢朓有其一贯胆小怯懦，畏罪惧祸的成分，但也不可否认，诗人存有相当程度的投机侥幸，冀获重赏的心理。他从荆州脱身出来，那时他手里没有什么本钱，现在，押着五花大绑的徐□，亲赴南京大义灭亲，将王敬则出卖，那可是一大笔政治资本。 文人，染指权力的欲望，不亚于别行别业。我就亲眼目睹，一些同行们为免去的衔头而失魂落魄，有如宝玉丢玉；为获得的职务而欣喜若狂，有如范进中举。求权之热烈，甚于作文之认真者，大有人在。虽然一个个嘴上挂着清高，脸上挂着不屑，但是进了名利场，君不见一个个，排排坐，吃果果，那开胃通气，消食化痰的快活。权力的诱惑，大概任何人都不能例外。 尽管谢朓的诗写得非常之棒，但他的出首行径却是卑鄙透顶，不但为当时人所不齿，后来人也觉得这位诗人，为文和为人，背道而驰到如此程度，不可理解。据《南史》载：“初，朓告王敬则反。敬则女为朓妻，常怀刀欲报朓。朓不敢相见。及当拜吏部，谦挹尤甚。尚书郎范缜嘲之曰：‘卿人才无惭小选，但恨不可刑于寡妻。’朓有愧色。” 我一直认为，李白能够理解谢朓，或许因为他在政治上也是颠三倒四而失败得很惨过的。 《资治通鉴》载：“上赏谢朓之功，迁尚书吏部郎，朓上表三让，上不许。”揭发岳丈，卖父求荣，捞一个官做，人皆以为耻，他良心也不得安生。所以，他也承认：“我虽不杀王公，王公因我而死。”（《南史》） ***曾经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句成语，来形容知识分子的依附性。谢朓肯定算过细账，将这位狗屠出身的岳丈出卖，没准荣华富贵也就随之而来。所以，他老婆要杀他，不仅仅为报父仇，而是觉得这种人不值得活在世界上吧？连诗人自己也不得不说：“天道其不可昧乎？”也知道快走到他人生的尽头了。 但是，没等王敬则女儿动手，谢朓又一次卷进宫廷政变之中，故伎重演，又因为“告密”，到底把自己的脑袋，乖乖地送到刽子手的刀下。所以说，上帝不但能在有才华的人周围，还能在这个人的灵魂深处，安排下他的敌人，掘好坟墓，等着他往里跳。 《资治通鉴》对此事的始末由来，交待得比较明晰：“帝失德浸彰，祏议废帝，立江夏王宝玄，刘暄尝为宝玄郢州……行事暄由是忌宝玄，不同祏议，更欲立建安王宝寅。祏密谋于始安王遥光，遥光自以年长，意欲自取，以微旨动祏。祏弟祀亦以少主难保，劝祏立遥光。”“祏、祀密谓吏部郎谢朓曰：‘江夏年少，脱不堪负荷，岂可复行废立！始安年长，入纂不乖物望。非以此要富贵，政是求安国家耳。’遥光又遣所亲丹阳丞南阳刘祏密致意于朓，欲引以为党，朓不答。顷之，遥光以朓兼知卫尉事，朓惧，即以祏谋告太子右卫率左兴盛，兴盛不敢发。朓又说刘暄曰：‘始安一旦南面，则刘沨、刘晏居卿今地，但以卿为反覆人耳。’……暄阳惊，驰告遥光及祏。……朓常轻祏，祏尉议除之。遥光乃收朓付廷尉……朓遂死狱中。” 胡三省评注《资治通鉴》，至此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谢朓以告王敬则超擢而死遥光之手，行险以侥幸，一之为甚，其可再乎！”一个为自己着想太多的人，一个以为别人都是傻子而只有他聪明绝顶的人，那上帝可就省事了，用不着别人打倒，自己就能把自己搞死的。 李白所赏识、所推崇的这位前辈诗人，其生命就这样结束了。但他自己也未逃脱谢朓这种遭遇到一比一百或一比一百五十的“特别关注”者的可能性，你想避祸，而祸偏至，你想躲灾，而灾突临。李白当然不能例外，终于败走夜郎，充军天外；终于侥幸遇赦，狼狈归来；终于一蹶不振，无以为继；终于醉投江水，了此一生。 然而，当我们重读“解道澄江静如练，令人长忆谢玄晖”这句诗时，对于古代两位大师之间的这种精神上的交往、魂魄上的相通、思想上的交融、灵感上的碰撞，该产生多少憧憬、多少向往、多少钦慕、多少敬重啊？可是在特别追求物质的年代里，中国人是不是还会拥有这样高贵的情操，很遗憾，恐怕就得两说了。 （本章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