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机（261—303） 西晋文学家、书法家。他出仕西晋，曾任要职。后死于“八王之乱”。他“少有奇才，文章冠世”，著有《文赋》。他还是书法家，有《平复帖》真迹传世。 公元303年（西晋太安二年），时为后将军、河北大都督的陆机，因兵败受谗，被押上刑场砍头前，说过一句懊恨交加的名言：“华亭鹤唳，岂可复闻乎！”言下之意，悔不当初，倒不如落漠江东，固守家园，谛听寥廓天空里那阵阵鹤鸣，那该是多么淡雅逸致的一生啊！如果我们将历史镜头往前追溯511年，时为公元前208年（秦二世皇帝二年），曾为廷尉、丞相的李斯，被赵高陷害，论刑腰斩于咸阳。在法场上，他对其同时受刑的儿子，也有过类似意思的感慨：“牵犬东门，岂可得乎！”他很想念当年在上蔡县为小吏时，与儿子们牵狗架鹰，捕猎野兔的场景，那曾经是多么轻松快乐、多么自由自在的日子啊！ 唐代大诗人李白在其诗篇《行路难》（之三）里，这样写过： 陆机雄才岂自保？ 李斯税驾苦不早。 华亭鹤唳讵可闻？ 上蔡苍鹰何足道？ 君不见吴中张翰称达生， 秋风忽忆江东行。 且乐生前一杯酒， 何须身后千载名？ 李斯在家乡河南上蔡做粮库管理员时，夕阳西下，与儿子们出东门，驱狗放鹰，追猎野兔，曾经有过一段回味无穷的快活轻松的时光；陆机在其家乡华亭为贵公子时，闲暇中优哉游哉于沼泽滩涂，看鹤舞翩跹，听鹤唳凄清，那也是一种想起来很神往、很留恋的岁月。可是马上就要人头落地，际此生命的最后一刻，才醒悟到过去那段平平常常、平平淡淡然而却平平安安，虽不轰轰烈烈可却踏踏实实的生活，才是弥足珍贵的。宋人刘辰翁就此事作了一阕《沁园春·再和槐城自寿韵》词：“但鹤唳华亭，贵何似贱，珠沈金谷，富不如贫。”事到如今，李斯也好，陆机也好，想多悔一会儿也办不到。看来，这悔也实在太晚了。于是，“华亭鹤”、“东门犬”，便成了对仗工稳，含义相同的典故，流传至今。后来的人，后来的文，只消一提到这只鹤、这条狗，便意味着当事者悔不当初、悔之晚矣的悲叹。 在西晋那个时代，人们提到陆机，马上想起另外一位有“美男子”之称的潘安。因为他俩都曾经是贾谧“金谷二十四友”中的一员，而且他俩在文学声望上旗鼓相当，并领先于其余二十二人，故大家以“潘陆”联称，视为文坛伯仲。不过《世说新语》评述他们的文学特点时，“潘文浅而净，陆文深而芜”，长处和不足，倒也一言中的，说得非常准确。同时代人特别注意这两位，一是笔下生花，才思丰沛的才气；二是帅气英俊，年轻潇洒的形象；三是对他们趋炎附势，攀附豪门，相当程度上不以为然。小文人，巴结官府，可以理解；大文人，马屁当局，大可不必。因为小文人站不稳脚跟，需要巴结；大文人树大根深，用不着拍谁的马屁。可一部中国文学史，大文人和小文人，很少有在皇帝面前将腰杆挺得笔直的。 《晋书·阎缵传》里，对他们低头哈腰地迎合当朝贵公子，颇为不齿。“世俗浅薄， 士无廉节，贾谧小儿，恃宠恣睢，而浅中弱植之徒，更相翕习，世号为鲁公二十四友。”这些应该算是出类拔萃的精英分子，不得不屈节出入于秘书鉴贾谧之门，以求发达。文人假权贵之力，为进身之阶；权贵借文人之望，为扬名之资，这种交换行径其实是相当丑陋的。贾谧何许人？贾充的继子。贾充何许人？司马炎的亲家，司马衷的岳父，当朝一品，栋梁大臣。这个小集团的二十四成员，在贾充的庇护下，在贾谧的卵翼下，渐成势力，渐成显贵。尤其“潘陆”这两位文学大腕，在朝为要员；在野为名流；在洛阳城里，为引导时代潮流的明星宠儿；在金谷园中，为营造舆论风气的标杆人物，风头爆劲，粉丝拥趸，香车美人，炫酷万分。可惜那时没有评奖、没有讲坛、没有排行榜、没有点击率，否则，他们的风光，要比当下红得发紫的人物更甚。 历史首先是政治的历史，唯其为政治的历史，自然也就着墨于政治家，看重于政治家。而回归到历史正题，文人则是不上台盘的小菜一碟了。翻开《二十四史》，文人从来都是敬叨末座的角色。 公元2**年（晋太康十年），陆机与其弟陆云入洛阳，张华十分赞赏其文才，竟然说：“伐吴之役，利获两俊。”来到洛阳的他，确实大红大紫过一阵儿。可他搅进司马王朝“八王之乱”的混战之后，他的文人身份，他的文学造诣，就不再处于历史的光照之下了。诸多事实证明，这个年轻人缺点很多，毛病不少： 第一，他是一个热衷于染指权力而绝对不甘寂寞的文人； 第二，他还是一个急切于投机政治而企图分得红利的文人； 第三，他应该还是一个急功近利，迫不及待，孤注一掷，不肯抽手而极具赌徒心理的文人。 可以理解，像他这样拥有家族渊源、世袭余晖、门阀显赫、文名昭著的背景，由不得他不卷入政治，由不得他不渴慕权力。可他做不到其祖陆逊那样堂堂正正、信念坚定，也做不到其父陆抗那样不卑不亢、光明磊落。他既不明白在什么情况下去求进身之阶，也不懂得在什么状态下采取退场机制。因此，他比不上李斯那个基本上的农民，居然在咸阳顺风顺水二十多年；而这位陆家大公子，能为想得到什么，可以不择手段，为怕失去什么，能够屈节求全，结果在洛阳五年工夫不到，就把脑袋交给刽子手了。 他们两位，命运之碧落黄泉、遭遇之大起大落、死亡之突然降临、下场之惨不忍睹，真是相去无几。如果说李斯之死，因为他想改变自己身处穷乡僻壤的困局，或许情有可原。陆机为贵公子，吃香喝辣，快活似神仙，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自己找死或者送死去了，那更令人生出所为何来的感叹！ 陆机（261—303），吴郡吴县华亭（今上海松江西）人。其祖陆逊，为吴丞相；其父陆抗，为吴大司马，是江东数一数二的大贵族。陆机少有文名，吴亡以后，闭门勤学十年，兼长诗、赋、散文。陆机的诗，钟嵘在《诗品》中评价不低：“晋平原相陆机，其源出于陈思（曹植），才高词赡，举体华美，气少于公干（刘桢），文劣于仲宣（王粲）。尚规矩，不贵绮错，有伤直致之奇。然其咀嚼 英华，厌饫膏泽，文章之渊泉也。张公（张华）叹其大才，信矣。”陆机的家乡华亭，即今之上海郊区，百年前上海开埠时，还不过是个小渔村。公元3世纪，吴淞江口肯定为大片滩涂，必然有许多迁徙的候鸟，在长江三角洲一带停留。《晋书》称陆机“身长七尺，其声如钟，少有异才，文章冠世”。这种风流才子型的、知名度又非常高的大户人家的公子哥儿，我想他一定很自负、很自傲，因为他具有名气、才分、金钱、权势四大绝对优势，这可是绝对要令人对其侧目之、仰视之，而且，绝对要令他不由自主地既骄且娇，不可一世。 我遍数当代文人，简直找不到一个如此全面兼备，要什么有什么的人物，虽然文人如过江之鲫，但细细端详，不是有才无名，就是有名无才；不是有钱有势而无才无名，就是有名有才而无钱无势。勉勉强强，降低条件，也不是不能挑出几个，可不是地瓜就是土豆，不是獐头鼠目就是歪鼻斜眼，真有一蟹不如一蟹之憾，让人扫兴得很。闭目一想，我们这位才子，拥抱大海，徜徉自然，秋日遨游，滨海望远，望着那海天一色、碧空万里的景色，听着那声声鹤唳、阵阵雁鸣的天籁，赏心悦目，胸怀宽阔，该是多么从容、多么自在啊！ 尽管陆机是江东世家，李斯乃豫东平民，两人家庭出身、文化背景、经济状况、门阀谱系，差异是相当大的，但“东门犬”、“华亭鹤”带来的快乐和悲哀，却是同样的。这两位虽然相隔五百多年，但作为中国文人，他们血液中的权力基因，到了一定温度、一定气候、一定条件、一定环境，便开始发酵，开始膨胀，开始不安分，开始不那么规矩起来，也是不约而同的。 五百多年前，贫民出身的李斯，走上了这条权力的不归路，成功由于权力，死亡也由于权力；五百多年后，雅贵出身的陆机，同样也是因权力而成功，因权力而失败。他想不到兵败以后，不是要他立功赎罪，拿到手里的却是一纸军前处决的斩首令，他的手有一点点失控。不过他马上意识到东吴陆氏家族，三代领兵为将，怎么能顿失军人风度呢？陆机知道死在眼前，仍做出大度状、英武状，对部下说：“成都（王）命吾以重任，辞不获已，今日受诛，岂非命也！”慷慨从容，仍是文人意气，讨来笔墨，洋洋洒洒，给下令处死他的成都王司马颖，写了一封“词甚凄恻”的长信，然后站直了受刑，面不改色。他被处决时，才43岁，随他而被牵连杀头的其弟陆云、陆耽，就更年轻了。政治这东西，权力这东西，碰上野心、碰上私念、碰上欲望、碰上狂妄、碰上自以为是、碰上肆无忌惮、碰上不知天高地厚、碰上老子天下第一，就会发生恶质性的变异。当不可收拾的恶果出现，只好交出身家性命来偿付。那时，年轻就不是一条可以原谅的理由了。 毙命本非必然，纯系自己寻死，哪还有什么可以辩解的呢？他完全可以在华亭听他的鹤唳、写他的诗赋，大可不必到多事之秋的洛阳，来展什么宏图，江东半壁江山，还不够阁下施展？如果说李斯以上蔡那区区小县为“茅厕”，不甘沦落为厕中之鼠，跑出豫东，寻求在更大的世界里找一个丰盛的粮仓，在那 里为鼠求多一点实惠，还可以理解。而陆机竟把人文荟萃的江东视为“茅厕”，不甘老死于天高云淡、鹤唳雁鸣的长江流域，定要奔赴中原、开创大业，那他这只耗子也太狂傲了。他以为洛阳不知是多么丰沛的“粮仓”，他以为他来到这个政治、文化中心，必是万人空巷，夹道欢迎的场面；只要他一张嘴，必是最理想的安排，为文臣，非卿即相，为武官，非帅即将。即使退一万步，以他的文学声望，按大司空张华的评论：“人之为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按大著作家孙绰的评论：“陆文如排沙简金，往往见宝。”这两位大老的推许，像注射了强心剂一样，手之舞之，脚之蹈之，由他来领衔文坛、铨衡士林、雌黄人物、月旦潮流，应该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情。 在他心目中，盛名、高位、要职、权威，几乎是不用吹灰之力，就唾手可得的。 据《晋书·陆机传》：“葛洪著书，称：‘机文犹玄圃之积玉，无非夜光焉；五河之吐流，泉源如一焉。其弘丽妍赡，英锐漂逸，亦一代之绝乎！’其为人所推服如此。”以这样的评价，他完全可以领风骚于一时、集雅韵于一身，为文坛之泰斗、做文章之大家，但他却一门心思投机政治、攫取权力、混迹官场、志在乌纱。其实，能当一个好作家者，未必当得了一个好官；同样，一个当得好官的人，也决成不了好作家。当官的若附庸风雅，玩玩可以，若绝对风雅，动上真格，则可能坏事。陆机的文章写得不错，他的那篇《文赋》，是用赋的形式写出来的文学论文，具首创精神，为中国文学批评史的重要著作。他的《辨兴亡》两篇论文，论东吴的兴衰存亡，兼述父祖之勋业，也是相当重要的史学论著。他要一直写下去，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肯定举足轻重，前程无量。但文章写得好，不一定就得官做得好。我们这位作家有了这点本钱，便以为可以伸手**，可以担当大任、上蹿下跳、东奔西跑、寝食不安、坐卧不宁，就令人不敢恭维了。他应该明白，写作是他的强项，当官是他的弱项，舍其长，就其短。没有明白这点，最后失败、杀头，只能说是咎由自取。 到得洛阳的陆机，初如鱼得水，但“好游权门，与贾谧亲善，以进趣获讥”，被大家看不起；后来，他反水，诛贾谧，立了功，赐爵关中侯；接着，世事难料，千不该，万不该，卷入走马灯似的“八王之乱”。试想一下，今天的一个刚进大学历史系的学生，从晋代历史的叙述中，都难理清这场狗咬狗的血腥内讧，谁杀了谁，谁又被谁杀了。我想，在杀得昏天黑地的当时，很想赌一把的陆机，出于私念，出于功利，更分不清那些姓司马的一个个皇族，谁比谁更王八蛋了。 人的最可贵之处，就是有一份自知之明；人的最糟糕之处，就是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有自知之明者，能把握得住自己什么时候该行，什么时候该止；而无自知之明，或欠自知之明者，就掌控不了自己什么时候该进，什么时候该退。人的一生，全在这行止进退上面。其祖陆逊，八百里火烧连营，让刘备命丧白帝；其父陆抗，击退晋将羊祜，安守边疆多年。祖能战，父能守，不等于第三代也 必为沙场骁勇、卫国干城。当你的才华已经达到极致，再也不能产生激情；当你的智慧已经迈上顶巅，再也无法制造惊奇；当你的年龄，已经不再辉煌，再也难有当年的力气；当你的周围，已经新人辈出，后浪在推前浪。这时候，即使你还在功成名就之际，即使你还在众望所归之时，能够及时急流勇退，能够及时新陈代谢，那才是思想境界达到相当层次的行为，那才是具有睿智的人物才能做出的行为。 中国人、中国士人、中国受过孔夫子“学而优则仕”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智商未必低，他们的头脑未必傻，他们对于形势、对于时事、对于大局、对于前景，未必就看不清楚，问题在于权力这东西，易上瘾，难丢手，而使得他们在行、止、进、退上拿不定主意。他何尝不想急流勇退，他何尝不想平安降落，但要他做出决断，立刻斩断与官场的牵连，马上割绝与权力的纽结，再做回早先的平民百姓，那真比宰了他还要痛苦、还要难受。不要说李斯、陆机了，就是那些其实不过芝麻绿豆大小的官员，也同样不会主动迈出这一步，肯将纱帽翅痛快利落地交出去的。 机会主义的陆机，更多一点赌徒心理。在这期间，他先为吴王司马晏的郎中令，后为赵王司马伦的相国参军；赵王篡位，他算投机成功，得以授中书郎一职；谁知很快，齐王司马冏率兵将赵王干掉。这样，他被怀疑策划并参与了推翻那个白痴司马衷的阴谋活动，被抓起来，等着杀头；幸好成都王司马颖，和吴王出面保了他，减死徙边，脑袋没有丢掉。后遇赦幸免，这位老兄就该趁此金盆洗手了罢！不！他哪是肯罢休、能退场、洗手不干、回头是岸的人？他很聪明，但称不上睿智；他很机敏，但说不上清醒。李白的诗中所写的那个“君不见吴中张翰称达生”，也就是打着因秋风起而思莼羹的幌子、辞官回江南的张季鹰，他看出形势之险恶、处境之为难，最佳之计莫如抽身而去。《晋书》也称：“时中国多难，顾荣、戴若恩等咸劝（陆）机还吴，机负其才望，而志匡世难，故不从。”这位青年作家恋恋不舍，待在都城，还是有所图谋、还是贪慕官位、还是想再赌一把。权力如醇酒，不饮自醉，何况他已经饮出点味道来呢！这也是大多数人，如蛾趋火，非要往危险的足以烧得焦糊的热焰扑去的劣根性。 这一回，陆机把命运系于成都王司马颖，因为授了他一个平原吏。由此，陆平原脑袋发热，有些犯晕，“谓颖必能康荣晋室，遂委身焉”。陆机把宝押在一个“形美而神昏，不知书”的笨蛋身上，焉有不败之理？最后，他因兵败遭谗，奸人谮害，遂被他以为的中兴之主，处死于军前。他作为一军之长，本可以将反叛整肃，不至于恶人先告状的。倘不然，交出军权，一走了之，也无不可。但知识分子的优柔寡断，当决不决，该办不办，首鼠两端，加上他文人的感情用事，只好交出脑袋，做“华亭鹤”之叹了。 五百多年前，那个“牵犬东门”的李斯；五百多年后，这个“华亭鹤唳”的陆机，在权力场中，发达之快捷、成功之轻易、下场之匆促、完蛋之迅速。看来，对于中国人来说，此犬彼鹤，还真是值得引以为诫咧！ （本章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