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沙的岳麓书院门口，挂有一副令湖南人感觉很爽的楹联，叫做“惟楚有才，于斯为盛”。这八个字，口气之大，底气之足，常为湘人自豪地提及。 如果就晚清咸同以来的湖南而言，其时人才成批量地涌现，以致有“文武湘军”之说，可见这副楹联，倒也是不算夸张的描写。然而，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总会有其兴灭盛衰的规律，这种似不可捉摸，可也隐隐左右着气运的走势，是的的确确存在着的。有高必有低，有低才有高，国之运如此，省之运如此，人之运也同样如此。我认为，到了清末民初，自打那位嚣张文人叶德辉，闹得不亦乐乎之后，1927年夏历三月初十日，终于被农民协会五花大绑，押赴刑场，这位从岳麓书院走出来的湖南一流、全国亚一流的“版本目录学、藏书家、刻书家”（鲁迅先生语），饮弹而倒，伏尸法场，曾经在湖南出现过的人文荟萃、才秀迭出的盛况，也就从波峰跌到谷底，文湘军从此黯然失色。 有什么办法呢，文人之好出风头，喜爱表现，固然有过瘾的一面，但也有令人讨厌的一面。偶尔狂飙，稍稍嚣张，属于风流本性，可以理解，也就不必计较。但嚣张过分，嚣张到不知天高地厚，嚣张到连地球都装不下他，难免就要付出代价，这也是古往今来，文人找骂，乃至找不痛快的由来。如果叶德辉不那么嚣张，如果他能活到王闿运（1833—1916）的83岁，王先谦（1842—1917）的75岁，他被毙时方年过花甲，才63岁，有将近20年工夫做学问，其学术造诣，其文化成就，肯定会在同为长沙人的“二王”之上，当无疑问。 然而，此时的湖南，恰逢“一切权力归农会”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谁有枪，谁为王，叶德辉一介文人，只有一张嘴，一支笔，哪是人家的对手。这些在《毛选》首卷首篇里，被肯定的“革命先锋”、“痞子英雄”，虽然与后来的红卫兵、造反派，相隔半个多世纪，但他们仇恨文化、敌视学人、反对文明、拒绝知识的“革命”基因，堪称一奶同胞、血缘相通。于是，这位嚣张文人，在劫难逃。凡经历过“文革”十年的过来人，可以想象那一天下午4点钟时的情景，打着农民协会旗帜的一彪队伍，杀气腾腾地出现在长沙街头；前面筛锣喝道，后面放鞭放炮，而中间踉踉跄跄地走着的，就是马上要奔赴黄泉的叶德辉。 那阵势，很大，那声势，很壮，但对杀人场面看得太多的中国人来说，不免有点悲哀。1927年的农民协会，怎么说也是新生的革命政权，但其镇压反革命的手段，仍承袭着古老的菜市口秋决的做法，多少有点可笑。颈插草标，上书打倒土豪劣绅叶德辉，整个程式，显然受到京剧《铡美案》的启发。同样，1967年，红卫兵和造反派横空出世，以四新反对四旧，这个百分百的新生事物，其游街，示众，声讨，批斗，照葫芦画瓢，还是沿用封建王朝《三堂会审》那个套路，毫无新意。原来插草标，现在挂木牌，过去五花大绑，如今双手反剪；台上坐着的小将，派头很像衙门的官老爷，就差手里拿惊堂木，左右站着的专政队，绝对相当京剧里的龙套，只是不嗷嗷叫着耍小旗转场子罢了。呜呼，40年来，这些“革命群众”的“革命手段”，原地踏步，略无长进，说明某些中国人脑子里的黑暗，无知，愚呆，是多么根深蒂固了。 这支执法队伍，浩浩荡荡，来到长沙郊外的浏阳，在名叫识字岭的地方，对叶执行枪决。选中识字岭杀识字人，有点黑色幽默。据说，开了两枪，一中头部，一中心脏，随着枪响，曾经盛极一时的“于斯为盛”气运，便告终了。但是，也许是巧合，也许更是谶示，此次枪杆子压倒笔杆子的非正常死亡，“惟楚有才”的才，由子曰诗云、之乎者也的才，变为大刀长矛、梭镖红缨枪的才，那可是“天翻地覆慨而慷”、“层林尽染”、“满山红遍”的湖南，嗣后成为中国革命家的摇篮，元帅风起云涌，将军层出不穷。最后，枪杆子出政权，不但改变中国，甚至影响世界。回过头来，看看文化这一块，相形见绌，这个领域呈日益萧条之势。辛亥以后，迄今为止，在国学方面，就湖湘而言，如叶德辉这样鲁殿灵光的学问家，可一而不可二，终成绝响。 毛泽东对于当年农民协会杀掉叶德辉，有过“不宜”和“不那么妥当”的说法，很难猜测这其中是否有一点惜才之意？但却使我联想到汉武帝刘彻的了不起，其整肃司马迁的措施，宫其下体，留其脑袋，比前之秦始皇，比后之康雍乾，对文人之坑之埋，之杀之绞，之株连之清算，之挖地三尺斩草除根，之踩上一只脚万世不得翻身，要“伟大”得多。虽然此举相当残酷，很不人道，但时至今日，后人犹能读到《史记》这部中国的第一大书，中国犹能拥有如此辉煌的文化瑰宝，从人类发展史的角度衡量，你不得不承认汉武帝，有其“英明”而且“正确”之处。虽然这是带括号的“英明伟大正确”，可三千年来，不带括号的英明伟大正确，存在过吗？ 所以，在这班屠夫的统治下，该有多少绝代之才，该有多少不朽之作，随着身首分离，人头落地，而灰飞烟灭，化为乌有。可想而知，若1927年第一次国内战争时期的湖南农会干部，刀下留人，在识字岭绕一圈，吓唬他一下，饶恕他一命，令其在坡子街叶公和酱园的家里，按后来对待五类分子之策，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我估计，用不了20年，凌驾王闿运、王先谦之上，在湖湘文化史上的地位，与更早一些的大儒船山先生相颉颃，也不是没有可能。 叶德辉，生于清同治三年（1864），字奂彬，号直山。祖先本系家道殷实的江浙望族，因避太平天国祸乱，移居湘潭。他出生于长沙，而且一直在长沙的坡子街居住。这条街为长沙市里有名的小吃街，火宫殿的臭干子，就在这里设店。可包括长沙本地人在内，如今走在这条街上，还能想到这位嚣张文人者，恐怕寥寥无几了。 据说，早慧的他，自幼入塾，即宗奉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这是一部研究小学的重点典籍，他啃了一辈子，可谓吃深吃透，他之精于音韵、训诂、文字，由此获益良多。所以，他以许慎居汝南郋地之故，自号郋园，以示师从。他这个人，行事嚣张，为人嚣张，思想嚣张，言谈则更为嚣张，可他做起学问来，却精诚投入，孜孜不息。17岁入岳麓书院，光绪十一年中举，光绪十八年再中进士，随后，循例授吏部主事。于是，他离开长沙到北京，想图个仕途出身。然而，要他从这等极微末的官做起，什么时候才能熬出个头。心气很高，加之嚣张不羁的叶德辉，自然不安于位。在北京待了不到一年，“吊儿郎当”而已，除了八大胡同，声色犬马外，大部分光阴消磨于琉璃厂、隆福寺，成为书肆常客，以淘书为乐。上司不喜其放达自任，不务正业，同僚不喜其倨肆傲慢，目中无人，他自己也不喜等因奉此，官样文章。于是，“拂衣归隐”，也就是卷铺盖走人，请长假回长沙养亲。 中国文人，嚣张者多，但过去的文人，肚子里有干货，其嚣张是有真正本钱的。而当下的文人，肚子里就未必有多少货色了，新书读得不多，旧书读得更少。一辈子文章写得鸦鸦乌，一辈子改不了学生腔，一辈子用字、用词、用典，处于囫囵吞枣状态。不过，自我感觉甚好，造势能力甚强，牛皮水平甚高，竟然也敢十分嚣张。座谈会上，装腔作势，闪光灯下，张牙舞爪，麦克风前，大言不惭，电视机里，信口雌黄。肚皮之空，脸皮之厚，出丑之多，丢人之甚，也真是令人不敢恭维。但是，天子脚下待过，吏部衙门混过，从京师返回故里的叶德辉，拥才高八斗之望，具学富五车之名，众望所归，声誉日隆，在家乡人看来，与王湘绮比，与王葵园比，大有枇杷晚翠，平起平坐之势。 此人不可按捺地嚣张起来，而且一直嚣张到死，也就不必奇怪了。 若以他从北京卸职的光绪二十年（1892）到他被农民协会处决的民国十六年（1927）算，除掉辛亥革命时，避难南岳衡山僧寺的短时期外，将近30年间，一方面，他的嚣张行径，将他一步步推向死路，另一方面，他的文化贡献，称得上荦荦大端，卓有建树。这多少有点类似杜甫咏李白的诗句，“世人皆曰杀，吾意独怜才”，在叶德辉身上的二律背反现象。也许西谚所云，“上帝的归上帝，撒旦的归撒旦”，只是西方人用来看问题的方式。而讲求精神洁癖的中国士人，却很难对这位嚣张分子一分为二，区别对待，这也是他这多年来一直游走于学界视线以外的原因。很简单，只要一提叶德辉，就得多费若干口舌。正如有人非常努力地要给汉奸周作人一个牌位、一种名分那样，提倡文归文，人归人，主张就文论文，而不及其人，难免要说一箩筐连自己也不相信的废话。无论如何，一个被枪毙，一个做汉奸，是抹杀不了的。好在如今文责自负，你提倡就提倡吧，你主张就主张吧，人们也能想得开，时下连地沟油都上了桌，只能悉听君便。但一定要让大家买账，要让历史认账，我估计，不大容易。除非日本鬼子再次打进中国，我们重新沦陷一回，想在光天化日的当下，洗白周作人，恐怕那是痴心妄想。 但叶德辉的国学成就，用“其德辉煌”形容不为过头，非周作人那数十册散文集子，那几本希腊文译作，可以比拟的。如果乾隆再世，重开四库馆的话，他的入选典籍，肯定要在“二王”之上。他这30年，除了嚣张外，给这个世界还是留下不少东西的，其毕生用力的正业，完全放在书上。一是藏书，二是著书，三是编书，四是刻书，其专注，其执着，其精益求精，其赀财投入，靡所底止。在收藏上，其子叶启倬说过：“家君每岁归来，必有新刻旧本书多橱，充斥廊庑间，检之弥月不能罄，生平好书之癖，虽流颠沛固不易其常度也。”据称，清末民初，他的观古堂，其高达四千余部，二十万卷的古籍收藏，号称湖南第一，在全国范围内，也是数得着的藏书家。在著述上，他的一部《说文解字故训》，人称精博；他的一部《书林清话》及其续作《书林余话》，为治版本目录学者的必读之书，人们视其与张之洞的《书目答问》，与叶昌炽的《藏书纪事诗》，为鼎足而立的书目学经典。在编刻上，那就更是洋洋大观，令人高山仰止了。他的《观古堂所著书》、《观古堂汇刻》、《郋园全书》、《双梅影暗丛书》，俱是鸿篇巨制，俱是浩大工程，俱是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书籍。而且他兴趣广泛，所学多门，无不博洽融通，得心应手。据《传略》：“郋园大而经史四部，小而词曲，无书不购，无学不通。东京盐谷温从之间曲二年，于南北曲剧之变迁，声律雅俗之分辨，手书口授，语焉必详。家有梨园部，承平歌舞，游客恒得饫闻。” 就以唐人白行简的《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为例，若非经他之手，得以传世，恐怕至今雪藏，不为人知。此文本藏敦煌千佛洞，1900年经法国人伯希和盗买而流失国外。清末，巡抚端方出洋考察期间，在巴黎国立图书馆发现这部中国性文学的发轫之作，不惜重金，拍摄复本，后罗振玉用珂罗版影印，存世极少，遂为藏家私脔，均秘而不宣。叶德辉的功劳，在于精心校订、补阙、注释之后，编入《双梅影暗丛书》，公诸于世，使其重见天日。白行简为白居易之弟，在这篇赋里，虽以男女性行为为描写对象，但不肮脏，不下作。文字之绮丽，辞章之华彩，情爱之荡佚，声色之艳靡，是一篇无与伦比的美文。此文早于《金瓶梅》800年，却无鲁迅先生诟病《金瓶梅》之“专在性交，又越常情，如有狂疾”的无耻。当代作家写性，都是走《金瓶梅》的路子，类似动物发情，不离脐下三寸，要是格调高一点，品位高一点，学一点《大乐赋》那雅而美、艳而洁的笔风，少一点“儿童不宜”，那可真是“善莫大焉”的进步了。 对叶德辉而言，这套性学典籍《双梅影暗丛书》的问世，给他带来好色之徒的恶谥，颇遭白眼。不过，他本来就荒淫糜烂，小妾讨了好几个，兼之龙阳之兴，断袖之癖，也就不算诋毁，何况他也并不在乎。他在建湖南筹安会时，为袁世凯选秀女，先一个一个地睡过，曰之为君分忧，可见其是如何的不可救药了。至少在他身前，就有人为他总结出八大罪状：一曰反对维新，二曰对抗革命，三曰傲视群贤，四曰口出不逊，五曰爱财如命，六曰为富不仁，七曰淫靡好色，八曰草菅人命。宣统二年，湖南大水，灾民饿殍，充街塞巷，坡子街他家产业叶公和酱园院内，囤积居奇了大量稻米，惜价不售，以致长沙市爆发抢米风潮。湖广总督瑞澄，对其不择手段地贪婪渎利，曾裭夺其功名，削去其顶戴，并行文司院，公布其恶行。“叶德辉性情狂妄，武断乡曲，包庇娼优，行同无赖。当米贵时，家中积谷万余担，不肯减价出售，致为乡里所侧目，实属为富不仁，猥鄙可耻。”其秽行之昭著，其恶名之狼藉，从官府到民间，一致认同他是个败类。由此来看叶德辉，学问是一回事，为人则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钦佩其书，唾弃其人，是情理中事；因人废文，不耻谈及，也可以理解。但是，这个叶德辉若仅止于嚣张，尚在文人闹事范畴之内，应属人民内部矛盾；而思想反动，立场对立，则是敌我矛盾、大是大非的问题了。他这个人，正如“文革”大批判的经典名言所云，书读得越多越反动，学问愈大，反动愈甚。在政治上是个不折不扣的反动派。 对维新，对变法，对康梁，对辛亥革命，对成立民国，一直到农民协会，无不持反对、抵制、敌视、唱反调的态度； 对复辟，对帝制，对袁世凯，对筹安会，一直到劝进，到为洪宪皇帝遴选秀女，无不竭诚拥护，鼎力支持，真抓实干，起到一个铁杆反动派的作用。 嚣张加之反动，终于使他走到了人生尽头。叶德辉之死，有多种说法，而流传最广的，由于他为农民协会写对联，公然调侃诬蔑，而触怒“一切权力归农会”的领导人，才被处决的，这当然是“姑妄听之”的传言了。虽然，时为乱世，不过，革命党人还是依据《湖南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组织条例》和《湖南省审判土豪劣绅暂行条例》，判处其死刑，没收其财产的。不过，这个写对联的桥段，很带有叶德辉那种嚣张的“搞怪”风格，为颇多野史所记载。 1927年，叶德辉时为长沙市商会会长，他尽管长袖善舞，盘剥有道，仍以大儒身份出现。当时，王闿运、王先谦先后弃世，“湘中三士”只剩下了他，成为硕果仅存的前朝进士、国学大师。如果“二王”健在，农会也许就不给叶德辉这个脸了。故事就从这里开始，农会干部来到坡子街，敦请商会会长，泼墨挥毫，好让农会蓬荜生辉。当时，省农民协会的秘书长，也就是“我失骄杨君失柳”的柳直荀，时年30岁不到，因为是长沙高桥乡人，自然熟知这位本土老乡为何许人也。可以想象，这位革命家很大程度是看其满肚子学问，才对他礼敬三分。但嚣张成性、反动到底的叶德辉，不但不把农会的示好放在眼里，更不把他倚老卖老直呼“伢子”的柳直荀当回事。于是，大笔一挥，一副对联摆在大家眼前，顿时，把大家看愣了。 上联写：“农运宏开稻粱菽麦黍稷一班杂种”，下联是“会场广阔马牛羊鸡犬彘六畜满堂”。加入农会者，也许是泥腿子，但领导农会者，就未必是泥腿子了。柳直荀脸色立刻铁青，屋子里的空气马上凝固起来。问题在于这个嚣张的叶德辉，浑不察觉。大概文人嚣张，感觉器官就会失灵，他意识不到自己的脑袋，离枪口的距离正愈来愈近，反而有一种“骨鲠在喉久矣，今日一吐为快”的酣畅感，于是，兴致顿起，接着往下写横幅，这下，他可把自己的老命赔进去了。 清代褚人获所著的《坚瓠广集》，其中一篇题名《激祸》的文字，颇有见地。他写出了有启衅之心、无了事之力的中国文人，逮不着狐狸惹一身臊的苦境，从其一幕一幕的历史活剧来看，不能说没有道理。“历代缙绅之祸，多肇于语言文字之微。是故诽谤激坑儒之祸，清议激党锢之祸，清流激白马之祸，台谏激新法之祸，东林激逆阉之祸。祸生于激，何代不然？其始也，一人倡之，群众从而和之，不求是非之归，而□狂到底，牢不可破。其卒也不可收拾，则所伤多矣。” 所谓“□狂”，就是嚣张。所谓“□狂到底”，也就是嚣张至死。 他还来劲了，犹如狂病附体，饱蘸墨汁，疾笔横书，写下“斌尖卡傀”四字，然后，搁笔抱拳，等人叫好，谁知周围略无回应。因为这四个字，拆开来看，乃“不文不武，不小不大，不上不下，不人不鬼”之意，对在场者和农会干部来讲，不啻当众被扇了一记响亮的耳光，是可忍，孰不可忍？这简直是在明目张胆的挑衅了。叶德辉这时才感觉到屋内异常之冷，冷得彻骨。长沙的四月，早已过了春暖花开季节，哪有倒春寒这一说。他看着那一张张冷脸，一双双冷眼，他知道，这一下子，只有吃不了兜着走了。这就是褚人获所言，“历代缙绅之祸，多肇于语言文字之微”了，逞一时口舌之快，而要付出生命为代价的，一个如此有大学问的人，竟如此儿戏似的招来杀身之祸，你说他是聪明呢，还是糊涂？你说他是英勇呢，还是混球？ 叶德辉有两句诗：“九死关头来去惯，一生箕口是非多。”说明他不十分嚣张的时候，对自己是有一点点认识的。所谓“箕口”，解释起来比较绕弯子。“箕”，即“畚箕”，畚除垃圾的工具。按《礼记·曲礼上》所说：“凡为长者粪之礼，必加帚于箕上……以箕自向而扱之”，以及郑玄注：“箕，去弃物”，以及孔颖达疏：“箕是弃物之器”。所谓如“箕”之“口”，用老百姓的话说，乃是一张“臭嘴”罢了。 南北朝后期贺若父子的“□舌”的故事，说明“箕口”也好，“臭嘴”也好，不光是文人的专利，武人也概莫能外。贺若敦（516—565），北周名将，主力攻陈，不利而归。当时，南军强，北军弱，而且贺若敦深入陈境，陷泽乡水国之中，能够全军而返，也实是不易。两军交战，攻守固难，撤则更难。北周大主宰宇文护对他不感冒，因为他率性直言，屡屡忤犯，有损尊严，遂以师老无功为由，革了他的职，除了他的名。据《周书》：“敦恃功负气，顾其流辈皆为大将军，敦独未得，兼以湘州之役全军而返，不蒙旌赏，反被除名，每怀怨望，属有台吏至，乃出怨言。晋公（宇文）护怒，遂征敦还，逼令自杀，时年四十九。”他的儿子贺若弼，也在军中服役，上下器重，前途可望。贺若敦想到自己祸从口出，因嘴害身，可不能让儿子重蹈覆辙，也许知其子莫若其父，他知道他儿子那张嘴靠不住，“临刑呼之弼曰：‘吾必欲平江南，然心不果，汝当成吾志。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锥刺弼舌出血，诫以慎口。” 贺若弼（544—607）因为“□舌”之故，颇为谨慎了一阵，很得杨坚重用。杨坚篡北周为隋后，为统一中国，消灭南陈，遂提上日程。贺若弼上渡江策，甚得隋文帝的赏识，拜东线指挥，陈亡，后主陈叔宝降，贺若弼立了大功，不用说，西线指挥韩擒虎也立了大功，因为先攻进建康城。于是，俘虏了陈叔宝的韩擒虎，功为A+，晚了一步的贺若弼，功为A-，这下子贺若弼不干了，争功摆好，坚执不让，不仅嚣张，甚至抓狂。据说，人之身体器官，以舌头的愈合能力最强，大概是好了疮疤忘了疼，其父之“□舌”，其父之警告，统统置之脑后；对上对下，“箕口”不已，对内对外，“臭嘴”如故。 《隋书》说他：“弼时贵盛，位望隆重……弼家珍玩不可胜计，婢妾曳绮罗者数百，时人荣之。弼自谓功名出朝臣之右，每以宰相自许，既而杨素为右仆射，弼仍为将军，甚不平，形于言色，由是免官。弼怨望愈甚，后数年下弼狱，上谓之曰：‘我以高颎杨素为宰相，汝每倡言云此二人唯堪啖饭耳，是何意也？’弼曰：‘颎，臣之故人，素，臣之舅子，臣并知其二人，诚有此语。’公卿奏弼怨望，罪当死。上惜其功，于是除名为民。岁余复其爵位，上亦忌之，不复任使。” 杨坚可以容忍他，杨坚的儿子杨广，就未必念这份旧了。“炀帝之在东宫，尝谓弼曰：‘杨素韩擒虎史万岁三人俱称良将，优劣如何？’弼曰：‘杨素是猛将，非谋将，韩擒是斗将，非领将，史万岁是骑将，非大将。’太子曰：‘然则大将谁也？’弼拜曰：‘唯殿下所择。’弼意自许为大将。及炀帝嗣位，尤被踈忌。大业三年，从驾北巡，至榆林，帝时为大帐，其下可坐数千人，召突厥启民可汗饗之，弼以为大侈，与高颎私议得失，为人所奏，竟坐诛，时年六十四。”史官总结说：“然贺若功成名立，矜伐不已，竟颠殒于非命，若念父临终之言，必不及斯祸矣。” 连舌头锥了个洞，也挡不住“箕口”之是非，看来武人的嚣张，未必弱于文人。但是，文人这张嘴，好像更容易惹是生非，而且，请神容易送神难，惹祸容易免灾难，最后，还得将自己搭将进去。所以，清代最后一位重臣张之洞，对这个叶德辉有个评价，四个字，“叶某不庄”，可谓的论。 何谓庄？庄重也，庄正也，庄静也，端庄也。一个人，无论为文，无论为武，本领有高低，成就有大小，地位有上下，气运有盛衰，若都能做到庄重自敬，庄诚自肃，也许我们所处的这个人文环境，要更加绿色环保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