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戒烟者，有戒酒者，当然更有戒毒者，都因沉湎其中，深受其害，而苦于不能自拔，才有戒之一说。 然而，戒诗，则似是闻所未闻。诗是天籁，诗是灵感，诗是真情的流露和思想的升华，诗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妙的以文字形式表现出来的音乐，为什么要戒呢？岂非太荒唐突梯了吗？ 在一部中国文学史中，独独有这样一个例外，那就是宋代的苏轼。这位大诗人，就因为吃了他自己写的诗的苦头，他的家人，他的弟弟苏辙，他的老前辈文彦博，都奉劝他戒诗，不要再为诗惹无妄之灾了。他在《次韵答邦直子由四首》里写道：“欲吐狂言喙三尺，怕君嗔我却须吞”句下自注：“邦直屡以此为戒。”他的一位至交，就是擅画竹的文与可，得知他从开封到杭州来做官，送了他一首诗，其中有“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句，也是提醒他切莫作诗了。由此可以看到苏轼的朋友们，都不愿他再为诗而身陷缧绁了。 据南宋洪迈《容斋随笔·四笔》卷一载，“先是东坡公在馆阁，颇因言语文章，规切时政，（毕）仲游忧其及祸，贻书戒之曰：‘孟轲不得已而后辩，孔子欲无言，古人所以精谋极虑，固功业而养寿命者，未尝不出乎此。君自立朝以来，祸福利害系身者未尝言，顾直惜其言尔。夫言语之累，不特出口者为言，其形于诗歌，赞以赋颂，托于碑铭，著于序记者，亦言也。今知畏于口而未畏于文，是其所是，则见是者喜，非其所非，则蒙非者怨。喜者未能济君之谋，而怨者或已败君之事矣。天下论君之文，如孙膑之用兵，扁鹊之医疾，固所指名者矣。虽无是非之言，犹有是非之疑，又况其有耶。言非谏臣，职非御史，而非人所未非，是人所未是，危身触讳以游其间，殆由抱石而救溺也。’”这是公元1070年，北宋熙宁三年间事。大概是最早向苏东坡提出来戒诗、戒文、戒言的有心人。苏轼“得书耸然，竟如其虑”。然而，这最初的劝告，对他虽有惊悚的效果，但好像他并未引以为训。到了公元1072年，北宋熙宁五年，据刘克庄回忆，有一位叫梁师孟的苏轼的知友，“劝坡戒言语时，诗祸未有萌也。自密守徐，自徐守湖，自湖逮赴御史狱，坡聪明了不自知，子由亦未之知，而醇之独先知之，可谓见远察微之士矣”。 由此可知，一下子会有这么许多朋友、家人，一起来劝苏轼戒诗，连同戒文章、戒语言，就差戒放屁了呢！肯定事出有因的。 中国有文字狱的历史，却也早了，通常都是皇帝才起劲做这种事情。但苏东坡这次入狱，虽因文字起，倒不是皇帝要整他，而是皇帝身边的人不放过他；相反，皇帝本人，甚至皇帝的母亲，还在为他大说好话的一次奇特的文字狱例。这和莎士比亚时代的宫廷审查官，对他的剧本挑剔备至一样，甚至在被枪毙了的剧本手稿上，写上“小心自己脑袋”诸如此类警告他的话。与宋神宗相似，伊丽莎白女王和继位的詹姆士一世，却对这位剧作家倒相当宽容，优礼有加，那位来自苏格兰的瘸腿国王，还曾因《麦克白》的成功演出，给了他三十镑赏金。那时的英镑，可比今天值钱多了。苏轼虽然无此好运，但最后，宋神宗还是没有按照御史的意见杀他的头，而是从轻发落，把他谪放黄州，自然也是皇恩浩荡的事。如果这位皇上一时糊涂，对臣下上报的处置意见，随随便便画了个圈的话，那我们今天，就怕读不到前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了。 回忆这一段多少有点类似的东西方历史事实，是饶有兴味的。应该看到，英国的这两位君主，是有相当艺术修养的，伊丽莎白女王，本人就是一位多才多艺的、鉴赏力很高的女人，像《温莎的风流娘儿们》这出喜剧，某种程度上说，是她启迪莎士比亚写成的。相比之下，她手下的只会威胁杀头的宫廷审查官，就是一群饭桶了。而坚持变法的宋神宗，也是个比较有头脑的皇帝，所以，他比臣下高明，把这个案子由御史处理改由内廷更亲信的人责办，这才使莎士比亚和苏东坡成为文学史上不朽的巨人。 多亏南宋的陆游，还有一位朋九万，因为当时的中央政府，各部衙门，从开封逃到临安，好多官方文档资料散落人间，他得以从内档中，整理出版了一本“乌台诗案”，使我们知道这宗迫害大师的史实。这书中收录了苏轼被捕入狱的全部文件，包括审讯记录、口供和所谓的诗文证据。也看到那些反对他的政客，智商是如何的低。而越是智商低的人，一旦有权，整起智商比他高的人，是越发的起劲。但唯其脑细胞缺乏，才有种种低劣的发难，愚蠢的中伤，笨拙的攻讦，和没有多少水平的责词。他们兴高采烈地抓住了他诗中的两句话：“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和其他一些叙述民众苦难的诗，以及奏章里的只言片字，告到了宋神宗那儿去，控他一个大逆不道。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有什么罪比反对皇帝的罪还大呢？别看这些人智商极低，但在关键时刻整人，并一下子上纲到极限，又显得很有天才。“龙就是陛下您啊，蛰龙，就是恶毒攻击陛下您已经入土为安了呀……”这时，既要有慷慨激昂和满腔义愤，还要有眼泪鼻涕和满脸忠诚。所以，无限上纲和影射法，努力往皇帝身上牵强附会过去，便是所有低能儿，用来打倒对手的有效套路。 在中国历史上，宋朝的皇帝在文化素质上，要高于他朝。赵姓皇帝对于文化人的使用、信任、提拔、尊重，也比他朝要好得多。像范仲淹、晏殊、司马光、文彦博、欧阳修、曾巩、梅圣俞，包括王安石和苏轼的弟弟苏辙，直到南宋末年的文天祥、谢枋得、陆秀夫等等，都做了很大的官，而且都是诗文大家。在中国当皇帝的几百人之中，曹操算得上是一位真正的帝王级作家，和他差不多等级的南唐中宗和后主，应该是懂得作家和创作规律的皇帝，但他们也不能像宋朝皇帝那样给作家这么高度的信任。神宗甚至把王安石请出来当他的当朝宰相，这在别朝别代，是绝不可能的事情。皇帝高看作家者不是没有，不过绝大多数是当个消闲解闷的玩意儿罢了，不会在政治上多么重用的。南朝的谢灵运就是一个例子，皇帝对他亲近，不过是闲时想同他谈谈诗文而已，但谢诗人却想染指权力，给他一个官当又不好好干，结果，皇上一不开心，就把他给杀了。所以，像宋朝这样起用文人，在政治上的信任，在工作上的支持，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罕见的文化现象，确实是值得研究的。 这位宋神宗，接英宗位后，一方面，支持新派王安石的变法，很想发奋图强一番，来扭转积弱之势。一方面，也很欣赏保守派苏轼的才华，表明了一个皇帝的文化品位，决定了他对待作家和作品的态度。从这里可以看出，他是懂得艺术归艺术，政治归政治，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不是有人打个小报告，马上就要作家好看的主子。赵顼每次读到苏轼奏章的文采处，便对臣下赞不绝口。读到他反映民间疾苦的辞章，连吃饭都不香的。 他当然不能相信这个诗人会反对朝廷，用诗文来诽谤他。但是，现在控制朝政大权的那班官员，很害怕苏轼从地方回到开封的中央政府里来做事。只要他回来，就必然得到皇帝的重用，就必然要妨碍他们的仕途，也许外调，也许落职，使他们存在这样的危机感，必然要抱成团地置苏轼于死地了。于是，告他反对皇帝，便是让他在眼前消失的最佳之计，这也是历来一部分文人求诸最高权力，来收拾同行的简直可以说是无师自通的绝妙手段。 所以，在皇帝的周围，一旦有一批这样的小人，而且他们又联合起来，那也是很能左右局面，甚至左右皇帝的一股可怕势力。他们“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凌厉攻势，竟使得宋神宗也无法不按照他们的意见，把苏轼抓起来押解京师审问。曾参的母亲，听到有人告诉她儿子杀人的信息，一次，不信，二次，还不信，到了第三次，她不得不信了，在纺车上坐不住了。赵顼是皇帝，但也是人，人是很容易被重复灌输的信息，而改变观点的，至此，能不将信就疑吗？ 苏轼在写给这位文彦博的一封信里，说起过他家人对他写诗而受牵连的恨绝心情，读来令人心酸。“某始就逮赴狱，有一子稍长，徒步相随，其余守舍皆妇女幼稚。至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书。州郡望风，遗吏发卒，围船搜取，长幼几怖死。既去，妇女恚骂曰：‘是好著书，书成何所得？而怖我若此。’悉取焚之。”所以，他的家人不希望他写诗，“你可别再写诗了，拜托你了！”要他戒掉写诗的“毛病”，也是很自然的了。“要是你不写诗，哪会来抄家呢？”看起来，“抄家”一法，倒是早已有之的老古董了。其目的无非一是收集罪证，二是掠夺财富，三是打倒威风。对苏东坡这个一介书生来讲，一无油水二无威权，不过想从他的诗文里，再多找些证据，可致他于死命罢了。 社会公众对于天才，从来就是两途，一种是希望他成为巨人，一种则是努力把他践踏，化为乌有，而无其他。就在他被逮捕、被拘留、被审判的时候，杭州城里的老百姓，专门为他做了一场法事，祷祝平安。当他关在牢房里，狱卒敢替他把写好的诗，偷偷传递出来，可见真正的作家，即使在最阴暗的日子里，也不会孤独的。哪怕一些作品狗屁加之卑鄙小人式的作家，动用全部花花肠子，想出一切办法，费尽吃奶力气，来整苏东坡的话，也不是所有同行都会跟他站在一条战线雪上加霜的。甘心为狗的作家，为虎作伥的作家，不是没有，但这种败类在作家队伍中终属少数，大部分作家的良知，还是有黑白是非的判断，他也许会沉默，但绝不苟从，更不会阿附。 几百年后，我们重读欧阳修《与梅圣俞书》中这几句话：“取读轼（即苏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一头地也！”是多么让人感动啊！从这里我们不但看到前辈的礼让之情，爱重之心，击节赞赏之意，而且，还看到一种保护精神。前辈司马光在苏轼出守钱塘，临行来向老先生辞行的时候，“公曰：‘愿君至杭少作诗，恐为不相喜者诬谤，再三言之’”这番叮咛，言外之意，劝他别再为诗惹祸了，难道不是爱护他吗？另一位资深政治家，也是文人的文彦博，同样劝他戒诗，虽是不得已言之，但其好意，无非让他以后在诗文里，切记不要再授人以柄，再倒霉了。这些政治家，久经宦海，深知苏轼的对手，抓不住他别的把柄，自然要从他的诗文中找碴挑毛病，置他于死地的。 但那些深文周纳、无所不用其极的文化小人，出于对才华的嫉妒，出于对巨人的畏惧，也出于一种职业打手的本能，必然要使出决非常人所能防范的卑污手段。而对付作家，最有效的一手，就是从字里行间，望文生义，找出破绽，然后，牵强附会，无限上纲。在封建社会里，骂皇上是最大逆不道的，所以，也就从这里向苏轼开刀了。 由于这些无耻文人，更多是不学无术之徒，他们深知要在艺术上和大师较量出一个高低的话，是很费力气的。就不如用告密的办法来得快捷了，只消在皇帝耳朵旁嚼嚼舌头根子，或者在奏折里诬陷一笔，或者递一份无头帖子，也就是匿名信什么的，或者说里通外国，与番邦来往，有间谍之嫌，等等等等。于是，对手给抓起来，关起来，天下就剩下他，那他不就老子天下第一了吗？ 而真正的作家，被存心挑碴的小人抓住把柄的机会，简直比比皆是。从古至今有几个文学家是关在自己的象牙之塔里，对世事不闻不问呢？尤其苏东坡是位十分关心民瘼的作家，要他保持沉默是办不到的。他在《次子由诗相庆》里写过：“春秋古史乃家法，诗笔离骚亦时用，但令文史还照世，粪土腐余安足梦。”因此，从一个正直作家的作品里，找到他们认为反动的东西，还不容易吗？只要他们想找的话。 尤其当时那场变法斗争，苏轼站在了王安石的对立面，那么，在“乌台”里坐着的那些御史，十之八九是附庸巴结王安石的一帮小人，自然更要加紧收拾这位大诗人了。如今，他们咬住了这首咏古柏的诗定罪，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告他一个影射和恶毒攻击了。那不罪该万死？苏轼即使浑身长嘴，也难以辩解。而且所有这类文字狱，从来都是检察官兼法官，被告只有等待宣判的权利。看来上纲上线这一招，发明权也不是后来人的专利，倒是古已有之的。纲已经上到了皇帝这儿，除了皇帝说话，苏轼也就只有等死了。 其实苏东坡这首歌颂柏树顽强不息的诗，任何一个具有正常思维的人，都不能作出诬蔑皇帝的结论。“乌台”办事官员的这种说法，自然是十分拙笨的、可笑的，而且是荒谬的。但他们反复地在宋神宗面前控诉苏轼，一方面透出这帮小文化人，或者是半文化人，对于有才华的苏东坡的仇视心理；一方面也看出他们本着看家狗的哲学，在行事中的有恃无恐的精神状态。因为一条狗在吠叫什么的时候，吠叫的对象是无所谓的，吠对了，还是吠错了，是无关紧要的。关键在于吠的本身，能够使主人看到它的尽责和忠诚，也就够了。 幸好这位皇帝，不是绝对的昏君，还算明白事理，没有被他们这份捍卫的忠心所感动，而且，他也不像时下一些人好自我对号入座。他认为苏轼尽管写了龙，这龙也不是他。诸葛亮还叫卧龙呢？那又怎么理解？ 最后，到底把苏轼关在大狱里四个多月，才作出谪配黄州的决定，这一点，还真是亏了宋神宗的理智。其实仁宗的皇后去世时，国丧是要大赦的，但是这帮小人生怕苏轼在赦宥之列，还在和皇帝争，非说苏轼有反心，不但要杀他，甚至连司马光、范缜等反对新政的人，都开在建议要斩首的名单里。由此可以看到一心要整人的人，具有那种冥顽不化，不把人整倒整死，不肯罢手的坚决性。如果，对这些人抱有任何幻想，以为他们会在变化了的形势下面，而有所悔悟，那就太天真了。所以，大家才劝他戒诗，免得这些人找他的麻烦。有的人，劝他戒诗的同时，还向他讨诗，也真是让他哭笑不得。他在给《广西宪曹司勋书》里写过：“公劝某不作诗，又却索近作。闲中习气，不免有一二，然未尝传出也。今录三首奉呈，看毕便毁之，切祝千万。”便可知道，让诗人戒诗，无异于要他放弃生命一样。 他不是不想戒诗，也不是不知道别人想在诗里抓他的辫子，他自己写过：“饮中真味老更浓，醉里狂言醒可怕。”甚至关在大狱里，“恶衣恶食诗更好，恰似霜松啭春鸟。”诗兴也是压抑不住的。《狱中寄子由二首》最为脍炙人口了。 诗前有题：“予以事系御史台狱，狱吏稍见侵，自度不能堪，死狱中，不得一别子由，故作二诗授狱卒梁成，以遗子由。” 诗云，其一：“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与君今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其二：“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惊汤火命如鸡。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 兄弟情，生死缘，心似鹿，命如鸡，满腔悲愤，深夜惊魂，看来诗人不但戒不住诗，而且忍不住还是爆发出来。你可以说他恶习不改，你也可以说他故态复萌；其实，他更应说是精神不死，也无妨说是英气不败。虽然因写诗而入狱，因写诗而流放，因写诗丢官落魄，远走他方，因写诗妻离子散，流落天涯，然而，只要他的诗情常在，他的诗兴浓烈，他的诗境深远，他的诗品高蹈，他就戒不了诗。这也许就是诗人的天性，永远的率真吧？ 他到底也没戒成诗，但他吃诗的苦头，却不仅仅是这一次。 公元1086年，哲宗继位，他重新起复，但他仍旧为他写的诗，倒了一次大霉。他忘了，天才是不大见容于小人的，尤其文化界，是小人很容易孳生的地方。小人一多，就要作耗了。旧时如此，现时不也如此吗？君不见没有一册书者，可以当作家，没有一篇代表作者，可以称为著名作家，根本谈不上传世，也不是著作等身者，便封为大师，也是肉麻得很有趣的。还有更怪哉的，那些来自农村，或和土地因缘较深的作家，也许受到乡下修庙建祠的传染，来不及给自己建纪念馆，活着就给自己上香，盖棺论定了，也是蛮有黑色幽默之举。所有这些老不足吊的、少不经事的没有多大起子的作家，最大的起子，便是瞪着一双嫉妒的眼，诅咒比他强的同行，揣着一颗小人之心，把别人整治下去，好让他一手遮天，独霸天下。 这一年，苏轼到扬州竹西寺小游，在墙上写的一首“此生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他没想到小人是墙缝里的蝎子，逮机会就要蜇人的。尽管小人自己是写不出好文章的，但这些是非之徒，绝对有本事在别人的文章上大做文章。其中“闻好语”三字，被认定是对三月里神宗的驾崩，表示出一种幸灾乐祸的情绪云云。对死了的皇帝大不敬，也是死罪，这个帽子扣得够大的，满朝人都为他捏了把汗。 可谁都看得出“闻好语”系对上句的“大有年”而言，是对五谷丰登的欣喜。而且写这诗时，已是五月初一，所以，他在给皇帝的《辨谤札子》里申诉：“臣若稍有不善之意，岂敢复书壁上以示人乎？又其时去先帝上仙已及两月，决非山寺归来始闻之语。事理明白，无人不知。”虽然他请求皇上对这种“挟情公然诬罔”，要“稍正国法，所贵今后臣子，不为仇人无故加以恶逆之罪”。 对立面当然不会放过他，幸而由于太后的干预，这件案子给搁置不问了，但指望皇帝公正，那就是诗人的天真了。没有诗人，皇帝是无所谓的，可失去了这些没有问题，也能够嗅出“问题”来的鼻子，皇帝的觉便睡不安生的。 所以，诗人戒诗，正如要鸟儿不歌唱一样，是难以办到的。苏东坡到底还是在汴京待不住，给发配了。不过，这一次可比黄州远得多多，先谪岭南，后放琼岛，真是到了天涯海角，在那里度过了他的晚年。等到再想起这位伟大的诗人，他已经无法再回到京师了。半路上，这位大师永远离开了人间。 他给这个世界留下了诗，但他为这些诗，却付出了整个一生。 苏东坡饮酒 其实，苏东坡并不善饮酒。 他在《题子明诗后》说：“吾少年望见酒盏而醉，今亦能三蕉叶矣！”蕉叶，是一种浅底酒杯，容量不大。何况，宋代的酒，酒精度是很不高的，武松过景阳冈，喝了十八大碗酒，居然还有力气打虎，足见苏东坡这三小杯酒，量是很有限的了。但他爱酒，而且越老越酷嗜此物，“饮中真味老更浓”，这就是他的爱酒铭。后来，他倒霉的日子里，流放岭南惠州，甚至自己酿酒呢！ 人之喝酒，有数种状况：一是嗜好，对杯中物情有独钟，自斟自饮，自得其趣；一是应人之邀，坐在席旁，杯在手中，盛情难却，不得不饮；别一种则是意在酒外，以酒浇心中之块垒耳。凡天下饮酒人，无非喜爱、应酬、解愁三道，才端起酒杯来的。但东坡先生饮酒，却与众不同。他说过：“余饮酒终日，不过五合，天下之不能饮，无在余下者。然喜人饮酒，见客举杯徐引，则余胸中亦为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适之味，乃过于客。”（《书东皋子传后》）他还说：“吾饮酒至少，常以把杯为乐。往往颓然坐睡，人见其醉，而吾中了然，盖其能名其为醉为醒也。在扬州时，饮酒过午辄罢，客去解衣盘礴终日，欢不足而适有余。”（《和陶诗二十首序》） 他所追求的杯酌之娱，不是自己的陶陶然、飘飘然，而是愿意看到别人在饮他的酒时的那份快乐。这种自己喝得并不多，但愿朋友喝得多的饮酒之道，实在是很特别的。朋友喝得舒服、畅快、尽兴、欢乐，他也得到了淋漓酣畅的由衷喜悦。甚至比来喝他酒的朋友，还觉得开心些。所以，“闲居未尝一日无客，客至未尝不置酒，天下之好饮，亦无在余上者”。饮酒达到如此境界者，古往今来，大概是不太多的。 “若仆者又何其不能饮，饮一盏而醉，醉中味与诸君无异，亦所羡尔。”（《东坡题跋》）求其醉味，而不在盏数，这里我们不仅看到诗人饮酒的潇洒，也看到东坡先生信奉的人生哲学。“我有一瓢酒，独饮良不仁”，他一生追寻的真正快乐，是一种精神世界的完善，这和酒囊饭袋，沉湎于物欲的满足之中，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在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像东坡先生这样，愿意与别人同享快乐的。而且，从给予别人物质的快乐中，去追求自己精神上快乐的人，那就更少更少了。世俗的功利之心，严酷的竞争行为，小市民的现实主义，以及快乐的不可多得，势必造成这样的紧张状态：如果有一杯酒，宁可独饮自斟；如果有一口饭，不希望出现第二张嘴；如果是快乐，最好不要有人分享。 假如，酒只有一壶，饼只有一块，快乐也只有那么一点点，独自慢慢地受用，也并无可以指摘之处。可有些人常常不满足于个人有酒可饮、有饼可餐、有快乐可享的局面。总想得到自己得不到的，本属于别人的一份，胃口大一点的，那阴暗的灵魂，占有的心理，攫取的欲望，以及伸得很长的手，这就是与苏东坡的人生哲学恰恰相反，以夺取别人物质的快乐，来获得精神上的快乐，那就实在不足为训了。总之，在说起来颇不雅的动物本能的驱使下，不仅夺了他人的酒，抢了他人的饼，还把快乐建筑在他人痛苦的基础之上。于是，人世间的厮杀争斗，卑污龌龊，就由此而生了。在他们眼中，人和人之间，只剩下赤裸裸的商业交换关系，除了利害得失外，别无其他。活在这种血腥味很浓的人群中，人生的全部目的，就是咬人与被咬，只要有一副食肉类动物的坚牙利齿就行了，这样的人，真是“异于禽兽者几希”了。 其实，苏东坡的一生，称得上是跌宕沉浮，命途多舛，也是血雨腥风的一生。是不断地被剥夺杯中酒、手中饼，和并不多的快乐的一生。颠沛流离，天南海北，旅途驿站，奔波不歇，但他无论在怎样的处境中，都能营造出他的快乐氛围。诗文之娱，酒食之味，声色之美，山水之趣，比之他的政敌和文敌，那位拗相公王安石，过得要充实丰富、生动有趣多了。应该说，他享受了诗情画意的一生，心灵自由的一生，也是在炼狱中，获得了大自在的一生。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这种自己快乐，更愿从别人快乐中，追求精神上大快乐的人生哲学。 现在，撇开宋神宗时代的政治上的变法运动，姑且不论其是非曲折，公道人心，仅就这两位文学大家的争端而言，弄不清王安石是否受冷落二十多年以后，心理有一点变态？是否由于比他年晚的苏轼，那如日中天的名声，使他按捺不住难以名状的嫉妒？一般来讲，人是有着复杂心理的动物，文人也难能例外。韶华已逝，便仇恨一切来日方长的人，风光不再，便嫉妒所有姹紫嫣红的美丽，寂寞冷落，自然怨绝窗外传来的繁华热闹的声音，江郎才尽，便对文场的新鲜举止，视若仇敌，非咬牙切齿不可了。也许从这里能理解王安石上台以后，对于司马光啊、苏轼啊，那种绝不手下留情的打击了。 文人的嫉妒情结，是挺可怕的。所以，历朝历代的文人，要动手整起同类来，是不怎么斯文的，而且，要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的话，更是行家里手。尤其从文字中寻找破绽，上纲上线，鸡蛋里都能挑出骨头来。何况苏轼写了那么多的诗文，还能找不出一个错。所谓文祸，其实在中国历史上，是小菜一碟，不算什么稀奇的。没错尚且难逃文网，更何况东坡先生的正直，不合时宜，对于这位前辈而握重权的同行，在政治上、文学上的不买账呢！于是，王安石的爪牙，那些御史，那些妒火中烧的小文人，就抓住了他的诗，参了好几本，押赴京师，坐了大牢。 他被关押，被流放，被远谪，倒并非他的酒害的。不过他写过，“醉里狂言醒可怕”，他的酒给他带来了“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惟有当时月，依然照杯酒”的灵感，甚至连书法，也因酒而出神入化。“仆醉后辄作草书十数行，觉酒气拂拂从十指间出也。”但他由酒而诗、由诗而祸的人生际遇，漂泊半生，至死也并不悔酒悔诗，依然我行我素。甚至他的朋友，他的弟弟，都郑重劝他戒诗。当然，嗜诗和嗜酒是一样的，只要成了瘾，就不大容易戒掉，不过，更重要的，是他信奉自己快乐，也与人快乐的人生哲学，怎么能教他罢笔断诗呢？该怎么着，还怎么着，岂肯随便改弦易辙呢？ 一个坚信自己的人，也是不肯臣服的人，尽管他因写诗写进了狱中，可在班房里仍旧继续写他的诗。被关狱中一百三十日，后来释放了，出狱当天，忍不住还是要饮酒，要写诗。“百日归期恰及春，余年乐事最关身。出门便旋风吹面，走马联翩鹊啅人，却对酒杯疑是梦，试拈诗笔已如神。此灾何必深追究，窃禄从来岂有因。”虽有一肚子不满，而不计较，虽受到不公平待遇，而不深究，这一百天的牢狱之灾过后，春风拂面，鹊报平安，酒杯琥珀，诗笔纵横，我还不依然故我？这首诗要是让王安石和他的党羽看到了，恐怕眼珠子都得气绿？ 一个人能够为自己的追求和理想活着，不改初衷，哪怕在最糟糕的情况下，“数亩荒园留我住，半瓶浊酒待君温”，也坚持与人快乐、自己快乐的作风不变，“天公用意真难会，又作春风烂漫晴”，只要素心不变，本真不灭，快乐总是属于我们的。 他在《纵笔三首》里写过，这大概是他晚年的笔墨了：“寂寂东坡一病翁，白须萧散满霜风，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那知是酒红。”可见一直到他衰迈之年，对于酒和诗的钟情，仍不减当初的，由此可知，他信奉着他的人生哲学，一直享用到最后，结束了他光辉的一生。所以，从东坡先生的饮酒之道，足以佐证，获得，固然是一种快乐，给予，也未尝不是一种快乐。要是大家多一些东坡先生所追求的快乐，那么这个世界上，岂不是更温馨、更美满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