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是吟的，酒是品的。

    好诗要慢慢吟诵，好酒要细细品味。吟好诗，品好酒，不但是古人，也是今人的一种美的身心享受。

    不过，说来不觉有点遗憾，如今，好酒是越来越多，好诗却越来越少，酒吧是越来越贵，诗刊却越来越糟。写诗的人越来越茂盛，读诗的人越来越稀缺。于是，自20世纪初胡适的《尝试集》倡白话诗以来，中国便成了一个有酒可品、无诗可吟的极其缺乏诗意的国度，想想唐朝，处于酩酊状态下的那些诗人，酒喝得越多，诗写得越好，该是多么令我们羡慕的了。

    大约旧时诗人，懂酒、识酒、知酒、深谙酒之妙处，能从中汲取到诗的灵感，当今诗人，善饮者不少，明白酒之真谛而形诸绝妙文章者，却不多。所以，在唐朝诗坛上，无论初、盛、中、晚，凡好的诗人，差不多都好酒，而且还非一般的好，是嗜好，是癖好，有的甚至到了无酒不成诗的地步。因之，诗有酒意，酒有诗情，便是唐朝诗歌的一个相当突出的特色。

    据宋·叶廷珪《海录碎事·酒门》：“李白每醉为文，未尝差，人目为醉圣。白乐天自称醉王，皮日休自称醉士。”可见当时诗人与酒是个怎样密切的关系了。再往远看，从曹操的“何以解忧，惟有杜康”，从陶渊明的“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在中国，无数好酒的诗人，写了无数出色的饮酒诗。

    在中国，凡声名遐迩的好酒，都留在了诗人的作品里。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只要捧读他们这些锦词绣句，那佳醪浓浆的口角噙香，那金盏玉杯的诗情画意，那酩酊陶然的情致风雅，那玉山倾倒的酣畅淋漓，仍令人不禁酒兴大发的。

    所以，好诗如好酒，耐人玩味，好酒如好诗，让人心醉。

    虽然，“李白斗酒诗百篇，天子呼来不上船”，但唐代诗人中，李白写酒的诗，在数量上远不及白居易。宋人方勺在其随笔集《泊宅编》中说过：“韩退之多悲，诗三百六十，言哭泣者三十首。白乐天多乐，诗两千八百，言饮酒者九百首。”看来“白乐天自称醉王”，当非虚言。读《白香山全集》，真可以说他是一位诗中有酒、酒中有诗的文学大师。

    白居易（772—846）唐代大诗人，字乐天，祖籍太原，曾祖时迁至下邽（今陕西渭南北）。贞元进士，宪宗元和时，曾任翰林学士、左拾遗、赞善大夫等职。元和十年（815）在首都光天化日之下，宰相竟被军阀所派来的刺客行凶，差点送命。而朝臣慑于地方割据势力，不敢作为。诗人跳了出来，大声疾呼，上书阙廷，力主严办。结果，得罪权贵，扣他一个越职言事罪，贬为江州司马。

    中国文人的脐带，系在大地母亲身上，系在民族国家身上，系在人民大众身上，你就不可能和统治者心血相通，你就不可能使统治者龙颜大悦，你就不可能不因为你的干预时政，挑战丑类，揭露败恶，批判权贵，说了些真话，道出些实情，而不遭受统治者的修理。

    也许统治者日理万机，一时疏忽了你也有可能，可统治者手下的牛头马面，打手爪牙，却绝不是吃干饭的。何况这些握权者，有一种发自本能的、对于文人的集体焦虑感和排斥意识。于是，过了初一、过不了十五的白居易，到底被那些嫉恨他的人，新账旧账一块算，只有捏着鼻子“出佐浔阳”。

    白居易被贬江州以后，在那里编纂了他的第一部诗集，从此，诗人实际上中断了他的政治性很强、现实性很浓的讽喻诗写作。本来，他主张“文章合为时而作，歌诗合为事而作”，在诗篇中以揭示民众痛苦、揭露统治者罪恶为己任，至此，别出蹊径，独树一帜，写闲适诗，创“元和体”，成为他新的精神空间。

    你可以责备他的退缩、他的软弱，但你不得不认同他这种聪明人的选择。做过斗士的人，不一定要当永远的斗士到底。我们总是以完人全人，尽善尽美，去期待谁，要求谁，指望谁，推动谁，说到底，其实这是一种残酷，一种不堪负荷的道义承担。落在谁的头上，谁也受不了。你得相信，鲁迅的《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一文，绝对是人世间的真实写照。

    穆宗接位，召回长安，当时宦官猖獗，朋党倾轧，不再愣头青的白居易，不想也不敢蹚这浑水，自请外出，历任杭州、苏州刺史。文宗时曾官太子少傅，武宗初以刑部尚书致仕。晚年退居洛阳，自号香山居士，以诗酒自娱。明人王世贞看不上白居易，他说：“张为称白乐天广大教化主，用语流便，使事平安，固其所长。极有冗易可厌者，少年与元稹角靡逞博，意在警策痛快，晚更作知足语，千篇一律。诗道未成，慎勿轻看，最能易人心手。”（《艺苑卮言》卷四）

    王世贞领衔明后七子，喜欢以领袖状指点江山，其实，他不了解，文学是要变的，作家也是要变的。不变的文学，必死无疑，同样，不变的作家，总有一天，老调子已经唱完，就该找根绳子把自己勒死了。古今中外，很多真正的作家，最后采取自杀的手段结束生命，就因为这种没有出路的彷徨所致。而当下，在我们这里，却是相反，那些大作家，老作家，根本已经写不出东西，还要硬写，还要一本书一本书地推到我们眼前，好像发誓，不逼得中国读者在阅读他们的作品时，于愤怒与痛苦中自杀，决不罢休似的，也真是中国式的今古奇观了。

    也许，任何一个信口雌黄的人，任何一个站着说话不嫌腰痛的人，任何一个习惯于高调指责一切的人，任何一个其实很王八蛋却总将别人看作王八蛋的人，大可以痛斥白居易的软弱、转向、后退、认输。可是，善良的人们，怎么不能替这位诗人想一想，他为什么要冲锋陷阵，为什么要慷慨就义，为什么要奋不顾身，为什么要一往直前呢？

    世界在变，时代在变，生活更在变，那么，一个聪明的不那么认死理的文人，也就不可能不变。何况他该呐喊的，也声震九霄过了，该斗争的，也挺身而出过了，他终于知道自己既不是上帝，也不是救世主，于是，换一种无伤大雅的生存方式，也无可厚非的。

    据宋人钱易《南部新书·庚》载：“白傅葬龙门山，河南尹卢贞刻《醉吟先生传》立于墓侧，至今犹存。洛阳士庶及四方游客过其墓者，奠以卮酒，冢前常成泥泞。”可以想象，甚至到了宋代，人们对于这位一生嗜饮的“醉王”，对他提倡的适可而止、尽兴为善的饮酒哲学，还非常尊崇，非常仰慕。

    抄录在下面的这首《醉歌行》中，也是他的饮酒经济学的总结。

    朝亦独醉歌，暮亦独醉歌。

    未尽一壶酒，已成三独醉。

    勿嫌饮太少，且喜极易致。

    一杯复两杯，多不过三四。

    便得心中适，尽忘身外事。

    更复强一杯，陶然遗万累。

    一饮一石者，徒以多为贵。

    及其酩酊时，与我亦无异。

    笑谢多饮者，酒钱徒自费。（《效陶潜体诗十六首》之五）

    还有一首《劝酒歌》，更把人生的况味、世情的参悟，写到了极致的境地。

    劝君一盏君莫辞，劝君两盏君莫疑，劝君三盏君始知。

    面上今日老昨日，心中醉时胜醒时。

    天地迢遥自长久，白兔赤乌相趁走。

    身后堆金拄北斗，不知生前一樽酒。

    君不见春明门外天欲明，喧喧歌哭半死生。

    游人驻马出不得，白舆素车争路行。

    归去来，头已白，典钱将用买酒吃。

    一般来说，不懂酒者，无诗；不好酒者，无好诗；不善于在酒中觅得诗魂诗魄者，诗人的想象翅膀，也难以高高飞翔起来。白居易，甚至到了晚年，还写下《劝酒十四首》，虽醉眼蒙眬，但对世界看得异常清晰；虽酒意盎然，但对人生保持相当清醒。诗前的那短短序文，大致可以看到这位自封“醉吟先生”的诗人，是如何沉醉于酒乡之中，而有特别冷静的思考了。

    予分秩东都，居多暇日，闲来辄饮，醉后辄吟。苦无词章，不成谣咏。每发一意，则成一篇，凡十四篇，皆主于酒，聊以自劝，故以《何处难忘酒》、《不如来饮酒》命题。

    白居易将酒、诗、琴，视作“北窗三友”，可是，在他的诗集中，写琴的诗，其实是屈指可数的，而写酒的诗，却比比皆是，荦荦大观。他的全部诗歌中，至少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与酒有关。我一直思索，诗人对于酒的这一份眷恋，这一份陶醉，这一份念念在兹，这一份情有独钟，是否与《旧唐书》称：“白居易字乐天，太原人”，《新唐书》称：“白居易字乐天，其先盖太原人”的籍贯，有些什么联系？是否与他祖先成为山西人前，还曾策马扬鞭于大漠朔方，血管里至今仍流动着龟兹民族的浪漫精神，有些什么关联？

    经南北朝，到隋，到唐，民族的大融合，已经模糊了五胡与中原的华夷界限，在唐代，很有几位诗人，其出身，颇具浓重的西域背景。如李白的家族源于“碎叶”说，即是一例。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热海）以西，托克马克附近的城市，很难说李白不具突厥民族的基因。如元稹，为鲜卑族后裔，已是定论。据近人陈寅恪考证，他与崔莺莺的这段恋情，很大程度上是他用掩饰的写法，讲述他和来自中亚粟特（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北古尔丹一带，当时称曹国）的移民女子，所发生的“始乱终弃”的爱情悲剧。

    陈寅恪更想象这个被诗人负心背叛的女主人公名字，应为曹九九，是一个美丽得令元稹情不自禁扑上去的酒家胡。诗人压抑不住的冲动，美女无法控制的激情，可能都是缘起边外少数民族比较发达的性腺在起作用了。用现在的语言，曹九九是来自异国他乡的打工妹，在山西永济，古称蒲州的一家酒肆中当女服务员，对于元稹的诗才、人才，一见钟情，委身于他，是可以理解的，何况，有酒精在为爱情助燃。

    陈寅恪称：“此女姓曹名九九，殆亦出于中亚种族。考吾国自汉以来之史籍所载述，中亚胡人善于酿酒……莺莺所居之蒲州，唐代以前已是中亚胡族聚居之地……中亚胡族，肤色白皙，特异于汉族。今观《才调集》伍元稹《杂思》六首之六‘寻常百种花齐发，偏摘梨花与白人’，则莺莺之肤色白皙可证。由是而言，就莺莺所居之地域及姓名并擅音乐等条件观之，似有辛延年诗所谓‘酒家胡’之嫌疑也。”

    不过，也有学人对此说法持异议。

    中国之种植葡萄，始于唐，中国之酿葡萄酒，亦始于唐，这是唐太宗李世民平定西域、一统天下、胡汉交融的结果。而中国生产出有品牌的葡萄酒，名曰“河东乾和”，也是从山西黄河边的永济开始的，那位曹九九小姐，在她的店里用来招待情人，频频劝饮的，色如琥珀、味若琼浆、甘若蜜露、香若兰桂的葡萄酒，正是当地特产“河东乾和”名牌啊！不知为什么，山西制酒业者竟不珍惜和光大这样久远的历史光荣，而山西的文化人，或许书读得太多而呆的缘故，竟把这近乎常识的细节忽略过去，错过了多好的商机啊！

    唐初诗人王绩（绛州龙门人）有一组《过酒家》，又称《题酒家壁》的诗，“竹叶连糟翠，葡萄带曲红。相逢不令尽，别后为谁空。”说明晋地酿造葡萄酒业的发达。而“有客须教饮，无钱可别沽。来时长道贳，惭愧酒家胡”也说明当时山西境内确有胡人经营的酒吧，并有漂亮的胡姬陪酒。

    由此可见，三晋本为酒国，白居易之不能忘情于酒，与其祖籍山西太原的因素，大有干系。太原，旧属河东郡，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河水四》，还为河东郡之善酿缘起，记下了一则神奇的古老传说。

    河东都民有姓刘名堕者，宿善工酿。采挹河流，酿成芳酎，悬食同枯枝之年，排于桑落之后，故酒得其名矣。

    由此可以想象，白氏家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生活在这块中原酒文化的发源地上，而从庾信的诗句：“蒲城桑落酒，灞岸菊花天”，从杜甫的诗句：“坐开桑落酒，来把菊花枝”，大约远自南北朝时期起，一直到隋、唐，乃至后来的宋、元，河东郡的桑落酒，一直为见诸史册的公认名酒，被历代饮者所喜爱。

    因此不妨推断，对白氏家族而言，耳濡目染，佳醪独抚，齿沾舌尝，尽爵毕觞，在生理基因中，遂有了这种喜酒好饮、把盏握杯的天性。所以，唐代大诗人白乐天好酒嗜饮，擅品常醉，应该与他祖籍河东郡这出佳酿的酒乡，有着莫大的关系。

    从古至今，山西是出好酒的省份，所谓“河东桑落酒，三晋多佳醪”，与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与其丰沛富庶的天然资源，与其传统风格的酿造技术，与其历史悠久的地域文化，相辅相成的结果。读唐·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列举盛唐时期享誉域内的名酒时，河东桑落酒与剑南烧春并列。那么，到了今天，植根于山西水土的诸多名酒，以其优良的品质，以其上乘的口感，以其沁人的芳香，以其清冽的滋味，大获当代饮者的青睐，也是古代酒乡河东郡在新时代的继承和发扬吧！

    白居易饮过的桑落酒，当代人是很难再有此口福了，但近代中国，山西的酒，总是榜上有名。其实我之饮酒，不能满觞，大有苏东坡《题子明诗后》一文中所说“吾少年望见酒盏而醉，今亦能三蕉叶矣”的意思。蕉叶，是一种浅底酒杯，容量不大。我就是属于这类愿意喝一点酒，但酒量有限，喝得不多，决非主力的酒友。可是我很愿意在席间，在桌上，在小酒馆里，在只有一把花生米、一个搪瓷缸子、席地而坐的露天底下，看朋友喝酒，听朋友聊天。尤其喜欢西汉杨恽所作《报孙会宗书》，向往那“酒后耳热，仰天抚缶而呜呜”的激情，期待能够抒发出自己胸中块垒的热烈场面。

    1957年我当了“右派”后，发配去劳动改造的第一站，就在贯穿豫西北和晋东南的铁路新线工地上。河南这边，山极高，极陡，极荒凉，山西那边，地极干，极旱，极贫瘠。那时，我劳累一天以后，铁路供应站卖的那种散酒，喝上两口，倒头大睡，曾经是解乏兼之忘掉一切屈辱痛苦的绝妙方剂。起初，瓶装的山西名酒，还在货架上放着，颇引得爱酒的我嘴馋。但打成右派，工资锐减，养家糊口，哪敢奢侈，也就只能远远看上一眼，聊过酒瘾而已。

    身在晋地而不饮晋酒，心中总有一点欠缺的感觉。

    到得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物资供应渐显匮乏之际，别说瓶酒，连散酒也难以为继了。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也记不得是属长治市管，还是归长子县管的两地交界处的小镇上，一家已经没有什么货品可卖，只摆放着牙膏、牙刷的供销社里，居然在货柜底下，我发现还放着一瓶商标残损的名酒。当我倾囊倒箧，连硬币都凑上，将这瓶酒拿到手，对着冬日的太阳，那琼浆玉液的澄澈透明，当时，我的心真是醉了。

    而将这天赐良机、不期而得的佳酿，带回到工棚，与我那些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工友，共享这份快乐时，他们也都喜不自胜。人总是在没有的时候，才体会到有的可贵，人总是失去以后，才知道拥有的价值。那瓶酒，在人们手中传来传去。冬天，晋东南的丘陵地带，夜里干冷干冷，寒号鸟叫得人心发怵，帐篷里尽管生着炉子，也不免寒气逼人。不过，这瓶酒，却经过一只只手握过来，透出温馨，透出暖意，尤其后来打开瓶，酒香顷刻间将帐篷塞满，那时，尽管酒未沾唇，我的这些工友先就醉成一片了。

    说来好笑，当辛酸成为历史，也就不觉其苦涩了。那时，几乎没有别的下酒物，你有再多的钱，也买不到任何可吃的东西，有人从炊事班讨来一些老腌咸菜，蔓菁疙瘩，一个个吃得那么香，喝得那么美，成为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回味不尽的话题。

    不过只是一瓶酒，却能焕发出人们心头的热。

    他们知道那时的我是右派，也知道我曾经是作家，而且因为写什么小说，被打下来的。于是有人问，老李，你不是说过好诗如好酒，好酒如好诗吗？你不来上一首？

    我一愣，我还有诗吗？我灵魂深处还能发掘出来一星半点的诗意吗？

    尽管我马上想起来白居易的“唯当饮美酒，终日陶陶然”的诗句，可我却“陶陶然”不起来，尽管那倒在杯子里的酒，芬芳扑鼻，馨香无比，其味佳醇，其韵悠远，但那种政治境况下的贱民，列为不可接触者阶层的我，唯有愁肠百结，只剩满腹悲怆，哪有诗意存在的空间，哪有诗兴挥发的余地，真是愧对佳醪，辜负琼浆，竟一句诗也写不出来。

    不过，我倒也并不遗憾，因为在那个年代里，在那个寒冷的冬夜里，那瓶使人们心头熊熊燃起来的好酒，那一张张把我当做朋友的脸，在我的全部记忆中，却是最最难忘的一首最好的诗。

    白乐天的快乐生活

    白居易初出道，拜谒顾况。这位前辈，先是不大在意，读其诗后，大加赏识，为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在李白、王维、杜甫等顶级大师死去之后，顾况乃文坛大腕，诗界掌门，独撑唐诗一片天。因此，他的评价，等于给白居易打开了文学之门，使他进入了另外一种人生。

    “白乐天初举，名未振，以歌诗谒顾况。况谑之曰：‘长安百物贵，居大不易。’及读至《赋得原上草送友人》，诗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况叹之曰：‘有句如此，居天下有何难，老夫前言戏之耳！’”（五代·王定保《唐摭言》）

    “白居易应举，初至京。以诗谒顾著作况。顾睹姓名，熟视白公：‘米价方贵，居亦弗易。’乃披卷首篇曰：‘咸阳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即嗟赏曰：‘道得是语，居即易矣。’因为之延誉，声名大振。”（五代·张固《幽闲鼓吹》）

    此说还见诸于《唐语林》、《全唐诗话》、《唐才子传》诸书。看来，从“居大不易”，到“道得是语，居即易矣”的名姓调侃，也是时为著作郎的这位前辈的自况。因为他也是在长安“居”不下去，才卷铺盖走人的。

    汉字的“居”，还有一个异体字，是“尸”字下面为“立”字，如今已无人使用。不过这个“立”字，倒相当形象地表明，头顶的遮风蔽雨，固属重要，脚下的立锥之地，恐怕更为关键。现在，弄不明白顾况的有感而发，只是及时答对的捷智，表示他的幽默，还是这位诗人对于文人生存状态，所表达出来的慎思熟虑？

    据唐·李肇《唐国史补》，“吴人顾况，词句清绝，杂之以诙谐，尤多轻薄。为著作郎，傲毁朝列，贬死江南。”估计前者的可能性要大一些。但他先说的“居大不易”，和后说的“居天下有何难”，确实值得我们大家认真思考的。

    应该怎么理解这个足以安身立命的“居”字呢？

    居之大者，概括天地；居之中者，泛指人际；居之小者，意味周遭；居之实者，物质世界；居之虚者，精神空间。一言以概之，凡人之生存环境，曰居，凡人的灵魂空间，也曰居。

    对真正意义上的文人来说，不是那些假冒伪劣、投机打把、虚抬行市、狗屁不是的，而是那些真有才华、真有思想、真有灵感、真有想象力的，追求既广阔、又自由、无拘束、无疆界的创作天地者，居之重要性、迫切性，不言而喻。

    鸟，关在一个笼子里，可能感到寂寞和无奈，人，关在一个笼子里，可能感到痛苦和悲哀，而作家或诗人，关在一个笼子里，那很可能就会发疯。因此，顾况这句看似无意的戏谑之言，具有非常深刻的内涵。

    所以，我在臆测，公元790年（贞元六年），白居易才十九岁，也许不能领悟顾况无意中的这句话，所包含的真理价值。要到公元815年（唐元和十年），他也被赶出长安，落魄江州，才有可能懂得“居大不易”的其中堂奥。

    那年，白居易四十四岁，按孔夫子教导，已是过了“不惑之年”的人，但他仍旧改不了年轻时那多血质、好冲动、重感情、易愤激的性格。结果，为当年六月宰相武元衡被暴徒无端刺杀，政府反应迟缓，他跳出来打抱不平，慷慨激昂，伸张正义，结果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碰了一鼻子灰，被贬江州，尝到他平生第一次失败的滋味。

    人家告诉他，老弟，为什么要打你的屁股，因为，你越位了。

    什么叫越位，就譬如一间屋子里有很多人，比你有发言权的多的是。你的爹，你的妈，你的娘舅，你的姨妈，还有你的大哥二哥、表兄表姐，轮不着你第一个抢着说话。老弟，你要记住，“居”之所以“大不易”，就因为你不是鲁滨孙，那荒岛上只你老哥一个，你怎么折腾怎么是，可你在这个屋檐底下，你要跟头把式的话，还得注意不要碰到别人。

    经过这次冒傻气、吃苦头以后，他终于懂得必须调适个人的生存环境，才能在“居大不易”的外部世界里，努力顺应，才能达到“居天下有何难”的目标。这是了不起的觉悟，也是诗人此后一辈子谨行不渝的方向。

    在宋·叶梦得《避暑录话》中，有一番诠释白居易在险恶的官场纷争中，如何摆脱政治绞杀，如何跳出是非渊薮，如何彻底改变自己，如何不停调适平衡的精彩分析：

    “白乐天与杨虞卿为姻家，而不累于虞卿；与元稹、牛僧儒相厚善，而不党于元稹、僧儒；为裴晋公所爱重，而不因晋公以进；李文饶素不乐，而不为文饶所深害。处世者如是人，亦足矣。推其所由得，惟不汲汲于进，而志在于退，是以能安于去就爱憎之际，每裕然有余也。自刑部侍郎以病求分司，时年才五十八，自是盖不得出。中间一为河南尹，期年辄去，再除同州刺史，不拜。雍容无事，顺适其意而满足其欲者十有六年。方太和、开成、会昌之间，天下变故，所更不一。元稹以废黜死，李文饶以谗嫉死，虽裴晋公犹怀疑畏，而牛僧孺、李宗闵，皆不免万里之行。所谓李逢吉、令狐楚、李珏之徒，泛泛非素与游者，其冰炭低昂，未尝有虚日，顾乐天所得岂不多哉！”

    白居易活了七十多岁，在中国古代文人中，算是长寿者。这与他后四十年，一直贯彻至终这个目标，一直身体力行这个方向，有着莫大的关系。第一，努力在物质世界中追求最大值，营造最为适宜的生存条件；第二，努力在精神世界中追求最佳值，拓展最为妥当的自由空间。在唐代众多文人中间，他大概是唯一的，过得最快活的聪明人了。

    他写过一篇文章，题曰《池上篇》，讲述他在洛阳履道里那个精神家园里的幸福时光。“十亩之宅，五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勿谓土狭，勿谓地偏，足以容膝，足以歇肩。有堂有亭，有桥有船，有书有酒，有歌有弦，有叟其中，白须飘然，识分知足，外无求焉。如鸟择木，姑务巢安；如蛙作坎，不知海宽。灵鹊怪石，紫菱白莲，皆吾所好，尽在我前。时引一杯，或吟一篇。妻孥熙熙，优哉游哉，吾将老乎其间。”

    这篇得其所哉的短文，至少可以说明一点，在长安“居大不易”的白乐天，终于在洛阳，在静静的伊水边，实现了当年顾况对他“居天下有何难”的期许。

    世事短暂，文学长久，聪明如斯人者，才真是值得我们钦服啊！

    在中国，其实聪明的文人多的是，但活得不那么辛苦、不那么操劳、不那么忧心、不那么负担的聪明人，却很少很少。白居易有一首诗《吾土》，“身心安处为吾土，岂限长安与洛阳。”这恐怕是他对于“居”这样一个大题目，最为通透、最为豁达的诠释了。

    白居易的粉丝

    中国文学，一直有大众化和小众化的分野。

    唐代的白居易，则是最能代表中国文学大众化的典型诗人。

    白居易，生于公元772年（唐代宗大历七年），终于公元846年（唐武宗会昌六年），活了七十四岁。经历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六朝。无论当时，无论后世，谈及这位诗人，离不开以下三点：一、他在诗坛领袖群伦，推动潮流的地位；二、他在朝野引起轰动，遐迩知名的程度；三、作为诗人，他在当时中国人之大多数心目中的无与伦比的尊崇，非同凡响的声望，他的粉丝，可以说是举国上下，遍地皆是，大江南北，无处不在，这也许是最值得大书而特书的中国文学的“白居易现象”。

    说到底，中国人欣赏文学，或者，中国的老百姓对于文学的观点，是不能拿高雅的西方文艺理论标准来套的。这就如同橘子一样，淮水以南为橘，过了淮水，则为枳，地域不同，口味也相异。数千年来，中国人的阅读，被训练得已经习惯于“文以载道”。老百姓拿过来一篇文章、一首诗歌，他在享受阅读美感的同时，也在期待作家或诗人要灌输给他的“道”。

    这使那些受过西方文学训练的绅士淑女，闲人雅痞，挺恼火，挺憋气，摇头不迭，叹气不已。不是他们或她们不想与民同乐，而是民不吃那一套，不想与他们或者她们同乐，这样，只好搞小圈子文学，孤芳自赏。

    所以，当下的中国文坛，鞭炮齐鸣的轰轰烈烈，锣鼓喧天的热热闹闹，说了归齐，也只是关起门来，在一个其实有限的范围里自得其乐而已。据最新统计，中国人口已经超过十三亿，我敢说，如果这个圈子的动静，能达到多出来的那个零头数，那也就不得了，也就是奇迹了。

    你所写的东西，与大多数中国人风马牛不相及，凭什么要他们向你叫好？

    他的朋友元稹为他的诗集《白氏长庆集》序中，这样写道：“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马走之口无不道。缮写摹勒，炫卖于市井中，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

    明人胡震享的《唐音癸签》一书中引《丰年录》：“开成中，物价至贱，村路卖鱼肉者，俗人买以胡绡半尺，士大夫买以乐天诗。”白居易的一首诗，竟可以换来一条胖头鱼、一方五花肉，我估计当代诗人的作品，怕难以卖出这样的高价来。所以，我一直认为，白居易大众化的文学追求，和白居易诗歌的大众化现象，是特别应该加以研究的对象。因为与之相对的文学小众化，文人的小圈子化、贵族化、雅痞化、老爷化，使得文学脱节于现实，疏隔于生活，陌生于人民，淡漠于民众，再这样下去，不但换不来鱼，换不来肉，被人唾弃、视作敝屣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不论朝代之变迁，不论帝王之更迭，不论统治者之笼络收买，或打击镇压，不论被统治者之欢迎爱戴，或冷淡隔膜，中国文人中的大多数，总是要把自己的命运，与中国人的大多数者的命运，捆绑在一起。唯有如此，老百姓买你的账。文学，从来是双向的、互通的、有来有往的行为，你不关注老百姓的死活，老百姓干吗要捧你的场？

    因此，文必载道，这是中国文学的特色。而且要载老百姓的“道”，则尤其是中国文学的安身立命之处。如果一个作家、一个诗人，为了分一杯羹，沾一点光，歌功颂德，万寿无疆，顺风搭船，为虎作伥，载的是统治者的“道”，也就不必期待老百姓为你鼓掌；反之，你载了老百姓的“道”，也就别指望统治者和国家机器中的臣僚，以及主管意识形态的官员，对你笑脸相迎。所以，白居易的诗遂成为当时家喻户晓、如今脍炙人口的精神食粮。

    为什么要研究？因为在唐朝，中国文人的作品，其传播的范围、速度、方法、手段，都是极其有限的。然而，白居易能够在这有限的空间里，创造出来无限的局面，在中国文学史上，如果他算不得是唯一的一位成功者，也是少有的被他同时代广大公众所追捧，千载以来被更广大公众所认可的成功者。

    “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通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

    “日者又闻亲友间说：礼、吏部举选人，多以仆私试赋判传为准的。其余诗句，亦往往在人口中。仆恧然自愧，不之信也。及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娼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由是增价。又足下书云：‘到通州日，见江馆柱间有题仆诗者，复何人哉？’又昨过汉南日，适遇主人集众乐，娱他宾。诸妓见仆来，指而相顾曰：‘此是《秦中吟》、《长恨歌》主耳。’”（元稹《白氏长庆集》序）

    我很纳闷，唐代一没有作协，二没有诗刊，三没有朗诵会、演唱会，四没有立体的、平面的媒体鼓吹，五更没有好事之徒、乌合之众，炒作什么排行榜、名家榜、成就榜、畅销榜，起哄架秧子，赔钱赚吆喝。然而，白居易的诗，竟弄得连政事缠身的将相王侯、深居九重的嫔妃宫娥，也被他的诗声文名，为之倾倒。不能不看到没有现代传播手段的唐代诗歌，其传播速度之快，影响范围之大，群众反映之广，舆论呼应之热，简直成了一个不解之谜。

    因为一直到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白居易死后约二百年，一个叫毕昇的技工，才发明活字版印刷。在此以前，雕版印刷书籍，数量有限，然而，尽管如此，白居易，还是成为中国最受欢迎、最有读者、最具广泛影响、最拥有知名度的诗人了。那时的读书人，要是手里不拿着两册白居易的书，要是嘴里念不出白居易的诗，就是缺乏格调、赶不上时代的落伍者了。

    据宋人计有功的《唐诗纪事》卷二载：

    “唐宣宗李道龙闻白居易死，以诗悼之曰：‘缀玉连珠六十年，谁叫冥路作诗仙。浮名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一个诗人，能得到上自帝王的知音，下至黎民的拥戴，拥有如此上上下下的热烈支持，得到如此方方面面的强大反应，在中国文学史上，唐代诗人白居易，恐怕是绝无仅有者。

    而据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白居易竟有如此热爱其诗歌的追星族，简直令人叫绝了。“荆州街子葛清，勇不虏挠，自颈以下，遍刺白居易舍人诗，成式尝与荆客陈至呼观之。令其自解背上，皆能暗记。反手指其去处，至‘不是此花偏爱菊’，则有一人，持杯临菊丛。又‘黄夹缬林寒有叶’，则指一树，树上挂缬，缬窠锁胜绝细，凡刻三十余处，陈至呼为‘白舍人行诗图’也。”说实在的，古往今来，中国诗人何止千千万万，但从来没有一位诗人的粉丝，追捧到这等程度者。

    打开整部中国文学史上，与大众如此呼吸相通、生息相关、声气相连、心神相交的文人，还真是很少见有与他相匹敌者。所以，对于我等身在其中的，已经进入21世纪的中国文坛来说，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多，读小说的人，比写小说的人少，相较之下，就不免感到相当败兴，相当沮丧，相当打不起精神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