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辛亥百年，满清终结，遂想到中国历代王朝，在其画上句号时，总有遗老孤忠，文人学士，为之身殉，演出一番壮烈。但在清朝，反响实在寂寥，在《清史稿·忠义十》的最后，幸亏还有两位殉清者，而且均为文人，点缀一下，未成空白。这对以杀戮起家的爱新觉罗王朝来说，在其盖棺之日，也就增添了一点儒雅韵味。 按道理，这样一个统治中国近三百年、入主中原的异族王朝，在其谢幕之时，总该有几位运筹帷幄的决策之士，执掌国政的机枢之流，为王朝走到这一步，承担责任，与国同难才是。没有一个王爷或者大臣，为之上吊服毒、抹脖自尽，没有一个都督或者总兵，为之举枪自杀、饮弹身亡。谁也想不到，补上忠义这一课，主演这出末日节烈大戏的挑大梁者，却是两位既非翰林、也非学士的一般文人：一为其文不著的梁济，一为其名不大的王国维，属于比小人物大一点、比大人物却小得多的中不溜秋之辈。因之，辛亥那年秋天的大清王朝，曲终人散，鞠躬闭幕，颇有点草草了事，来不及吹灯拔蜡，不免有点凄凉。 古人言，忠臣不怕死，怕死不忠臣，看来，大清王朝混得有点惨，竟找不出一位不怕死的忠臣，只好由两位不怕死的文人顶缸了。 这两位以死效忠大清王朝的文人，首先其选择的自杀地点和自杀方式，就不令人振奋。梁之沉于北京西城积水潭，无壮烈可言；王之溺于颐和园昆明湖，更谈不上豪雄，与屈原之投汨罗江，与老舍之跳太平湖，如此不约而同，如此殊途同归，不禁感叹中国文人之无奈。一个人想死，方法多种多样，为什么都要选择赴水而逝、饮恨而亡一道呢？其实，大义凛然的这两位，完全可以殉出来一个轰轰烈烈，完全可以得到一个惊天动地的效果，然而，从屈原起，到老舍止，中国文人所以只能如此这般窝囊地死，因为长就的骨头生就的肉，在基因里就有怯懦、退缩、服输、认孬的DNA。尤其大清王朝三百年时光，其文化专制主义，其文字狱恐怖统治，中国文人已经奴化成既无斗志、更无勇气的文化侏儒。即使借给他胆子，给他一把刀、一杆枪、一颗手榴弹，也不敢闹出什么大动静，于是，只有采取赴水的这种多为弱者所用的手段。想想，也颇悲哀。 再则，他们殉节所选择的死亡时间，也不免太晚，大有黄花菜已凉的感觉。通常，国亡时殉国，城破时殉国，拒降新朝殉国，复辟失败殉国，这两位之死，梁为公元1918年，斯时民国已八年；王为1927年，斯时民国已十七年了。离王朝终结那天，相距七八年、十几年，时过境迁，已无任何耸人听闻的意义。 王国维自沉那天，我翻了一下当日的《奉天时报》，大篇幅介绍的，是京剧四大名旦之一荀慧生，在北京前门外新民戏院演出时装戏《摩登伽女》，轰动京城。王国维的殉国义举，只字未提，与数年前将梁济从积水潭捞起来的情景大致相似，大小报纸，连条社会新闻，也算不上，整个北平，无声无息，全体市民，了无反应。因为大清王朝被中华民国推翻，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你若对这些“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胡同百姓，问他王国维何许人也、梁济何许人也，肯定是大晃脑袋，一问三不知的。 显然，对这两位很晚的死，冠之以“殉”，已无任何意义。 但《清史稿》，却定性这两位为殉国之士，为义民，有什么办法呢？史家总得找两位忠义殉节之士，点缀一二吧！而那个以末代皇帝溥仪为招牌的小朝廷，还装模装样地赐谥追褒，这种关起门来当皇上的自得其乐，当然是一种黑色幽默。其实，当人们已经淡忘脑后曾经拖着的那根辫子的时代，二位才扑通一声跳湖里，除了个人具有作秀意义之外，那些曾经做过大清王朝的臣民，如今又成为中华民国的百姓，照旧吃他的炸酱面，照旧喝他的二锅头，正如闻一多诗《死水》所写的那样：“这是一泓绝望的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涟。”跳了，也就跳了，死了，也就死了，对这两位跳水者和他俩尽忠的前朝，已无任何兴趣，这个近三百年的王朝，如此快速地不得人心，这才是真正的悲剧。 不过，遗老们编撰的这部《清史稿》，还是给二位留下了几行记载： “梁济，字巨川，广西临桂人（为近人梁漱溟之父）。光绪十一年举顺天乡试，嗣后为内阁中书十余年，不迁。光绪三十三年由内阁侍读署民政部主事，升员外郎，在部五年，未出缺。逊位诏下，辞职家居，岁戊午，年六十，诸子谋为寿，止之不可，避居城北隅彭氏宅，先期三日，昧爽，投净业湖（即积水潭）死，时十月初七也。遗书万余言，倦倦者五事，曰民曰官曰兵曰财曰皇室，区划甚备。” “王国维，字静安，浙江海宁州诸生，少以文名，弱冠适时论谋变法自强，即习东文，兼欧洲英德各国文，并至日本留学。壬戌冬入南书房食五品俸，屡言事，皆褒许。甲子冬遇变（即冯玉祥率军逼宫逐溥仪一事），国维誓死殉，驾移天津，丁卯春夏间时局益危，国维悲愤不自制，于五月初三日自沉于颐和园之昆明湖。家人于衣带中得遗墨自明死志，曰五十之年，止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云云。”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隆裕下诏逊位，民国开始纪元，这两位殉清“义士”，为什么没有马上就杀身成仁呢？我想：首先，梁、王，在清廷这架统治机器里，自忖乃微末之士，非显赫之辈，在前朝文武眼中，不过小八腊子罢了。那些王爷宗室不殉，那些高官勋爵不殉，那些阁老大员不殉，那些将军藩镇不殉，一向谨慎行事的这两位，不能不考虑，抢这个效忠就义先行者的死誉，会不会有出风头之嫌？其次，我不敢武断这两位，抱苟活之心，存侥幸之意，打算在新朝另求发达，但看一看，试一试，等一等，不急于即刻殉国之念头，肯定是有的。最后终于走到这一步，其实已不完全是初始的以死明志，而是杂以对新朝的彻底绝望，以及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个人烦恼，夹杂在一起。也许，一死为最好的解脱，遂一头栽进湖里，给自己画了个句号。 在中国历代王朝最后覆灭的时刻，总有或多或少的慷慨激昂、高风亮节、视死如归、英勇赴义的殉节者出现，有许多可歌可泣的事，有许多可钦可佩的人，但在这部《清史稿》中，殉节者之少，少得令人尴尬。就在最后一章《忠义十》，记录这个王朝末日的殉节者，也只有直隶青县诸生张传楷、山东益都人孙方楷、福建龙溪人王乘龙、江苏江阴人赵彝鼎、江苏高淳诸生施伟、广东香山县诸生李泽霖、湖北江陵诸生胡穆林，以及杭州望江门更夫某等，以殉节者身份进入这部官方史册，才得区区八人，真是可怜得很。 而且这其中，最堪玩味者，第一，没有一个天子脚下之人，舍命亡身，为爱新觉罗王朝殉难，难道京城之人，由于太过于聪明世故，而装聋作哑？第二，没有一个为从龙而来的满洲人后裔，为其祖先的江山变色，痛不欲生。难道提笼遛鸟的八旗子弟，果然养尊处优以致身心俱废，百无一用，也就彻底颓废，而假作痴呆？这就是清人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卷三十《元末殉难者多进士》中指出的，“元代不重儒术，延祐中，始设科取士。顺帝时，又停二科始复，其时所谓进士者，已属积轻之势矣，然而末年仗节死义者，乃多在进士出身之人。”在赵翼所抄录的殉难者名单中，除了一个蒙古籍进士外，全是汉族的读书人，为这个异族王朝的覆灭，献出生命。看来，作为外来的统治者，元末、清末，殉难者寥、死节者少，也是情理之中事。 明末，就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了。 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攻陷北京，朱由检在煤山自缢身亡，痛哭失声者，悲愤莫名者，张皇出逃者，从死殉国者，整个北京城顿成地狱，绝对是世界末日来临的景象。而1911年（宣统三年）大清帝国宣告结束，京城内外，若无其事，士农工商，毫不在意。除了龙旗换成五色旗外，店铺照常营业，戏院仍旧客满，饭馆依然满座，八大胡同的姐姐们，一如往常地送往迎来，花枝招展。而在清人谷应泰所编的《明史纪事本末》卷八十的《甲申殉难》一章中，这个月，却是北京城建城以来最血淋淋的死亡之年。 其中那些惨绝人寰的死节场面，令人不忍卒读。 朱由检在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不大被责备的亡国之君，甚至连李自成、连顺治都讲他的好话。虽然我们知道明朝万历年后注定亡国的命运，不是他所能改变，但是，他的性格上的缺陷，诸如猜忌怀疑、刻薄寡恩；他的政策上的失误，诸如措置失当、用人多变，也加速了明亡的步伐。然而他上吊煤山，着实震撼了中国人，所以，眚不掩德，“吾君之痛”，成为全体中国人之痛，这也是明末殉难者前仆后继之众、杀身成仁之多的缘故。而在宋末，出现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壮烈的殉难场面，已不是宋朝最后的三位幼主的感召力了。这也让我们真正理解中国人的节烈观，帝王不过是一个国家的符号，数以十万计的大宋臣民，与末代皇帝叫做帝昺的六七岁孩童，一齐在珠江口外的崖门跳海殉难，说到底，已经不是为了这个帝昺，帝王的因素不是决定性的，而是这个国家、民族、江山、社稷，才值得有血性的中国人，为之同生共死。 赵翼在《陔余丛考》一书的《六朝忠臣无殉节者》考证，宋以前诸朝，做臣子的有点类似公司雇员，你是老板，我忠诚于你，你不是老板，我就不必忠诚于你。也有个别的效忠者，至死不渝，忠诚于旧老板，但绝大多数很自然的，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向新老板表忠心，人们也都视作正常。“直至有宋，士大夫始以节义为重，实由儒学昌明，人皆相维于礼义而不忍背，则《诗》、《书》之有功于世教，匪浅鲜矣。”所以，他的结论便是，历代殉国者，以宋朝为最。 据毕沅的《续资治通鉴》，南宋末年，为了抵抗南下的元军，从长江流域，节节败退到南海之滨的大宋王朝，守土将士，郡县官吏，志士仁人，普通民众，其尽忠报国之心，其切齿咬牙之恨，其不屈不挠之志，其宁死不降之贞，一直战斗到这个王朝的最后一天。翻开南宋王朝最后几年的历史，每一页，每一面，字里行间，都渗透着鲜红的血、辛酸的泪。这里流淌着的每一滴血，这里跌落下的每一颗泪，都在告诉我们，什么叫节烈，什么叫忠贞，什么叫爱国，什么叫中国人。 公元1279年的3月14日，南宋末代皇帝帝昺的最后一天。先败于辽，后败于金，再败于元，前后坚持了319年的大宋王朝，终于覆灭的这天，元将张弘范兵分四路，包围住已逃亡到海上的南宋朝廷以及十数万军民。崖山之役后，与这个小皇帝共同赴难，殉国者达十万人之多，明末义民，瞠乎其后，元末清末的那些赴死者，包括梁济、王国维者，真是不值一哂。如今，我们读明人陈邦瞻撰《宋史纪事本末》的“二王之立”末段，尽管时隔七百三十多年，犹能感受到帝国末日那天，那“日暮风雨，昏雾四塞，咫尺不相辨”，敌酋压境，难逃虎口，大海茫茫，无路可走，命悬一发，生死绝杀的恐怖气氛。 “（张）世杰遣小舟至帝所，欲取帝至其舟中，旋谋遁去。（陆）秀夫恐来舟不得免，又虑为人所卖，或被俘辱，执不肯赴，秀夫因帝舟大，且诸舟环结，度不得出走，乃先驱其妻子入海，谓帝曰：‘国事至此，陛下当为国死。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即负帝同溺，后宫诸臣从死者甚众。世杰乃与苏刘义断维夺港，乘昏雾溃去。余舟尚八百，尽为（张）弘范所得。越七日，尸浮海上者十余万人。” 这是一个何其骇人的惊悚场面，数达十万人之多的殉国者，共同赴海而亡。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最惨痛、最残酷、最血腥、最英烈的国殇。 次日，彤云密布，天色昏暝，海面上一片浮尸，随浪起伏，崖门外生者呐喊，魂兮归来。“元卒有求物尸间者，遇一尸，小而衣黄衣，负诏书之宝，取宝以献弘范，弘范亟往求之，已不获矣，遂以帝崩报，年九岁。杨太后闻之，抚膺大恸曰：‘我忍死艰关至此者，正为赵氏一块肉耳。今无望矣！’遂赴海死。飓风大作，将士劝世杰登岸，世杰曰：‘无以为也。’登舵楼，露香祝曰：‘我为赵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复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几敌兵退，别立赵氏以存祀耳。今若此，岂天意耶？’风涛愈甚，世杰堕水溺死。” 史臣陈邦瞻曰：“宋虽起于用武，功成治定之后，以仁传家。然仁之弊失于弱，中世有欲自强以革其弊，用乖其方，驯致棼扰。建炎而后，土宇分裂，犹能六主百五十年而后亡，岂非礼义足以维持君子之志，恩惠足以因结黎庶之心欤！所可恨者，嗣主昏庸，奸臣接迹，驯致大命以倾，虽有善者亦未如之何。区区奉二主为海上之谋，固无救于亡，然人臣忠于所事而至于斯，其亦可悲也夫。” 虽然，宋朝已是昨天的史实，但宋朝的志士仁人，不会因国灭帝亡而终结其精神上的向往。同样，也不会因版图变色、江山易主，而转变其信仰的忠诚。或许，更主要的，与异族文化格格不入的宋朝文人，更有其不变的主旨，坚守的信念，明确的疆界，清浊的分野，会维持相当长的一段时期。虽然，经过岁月的淘洗，时光的磨蚀，疼痛会消失，记忆会淡化，但是，这种对于中国人精神熬煎的民族灾难，却是铭刻在心、不会遗忘的。所以，我们能够随意地谈到清末民初的梁济和王国维，无论如何，他们之死不会触动我们的切肤之痛。然而，对于宋末元初的文天祥、谢枋得之殉难，却不能怀着极大的崇敬之心，肃然待之。自1840年鸦片战争，列强侵略我国以后，中国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精神上得以自强自尊的遗产，究竟还剩下多少？所以宋亡以后的这两位爱国志士，矢志不屈而死，所表现出来的志节，也许是我们仅存不多的强心剂了。 文天祥（1236—1283），号文山，江西吉水人。厓山破后，元将“张弘范等置酒大会，谓文天祥曰：‘国亡，丞相忠孝尽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今，将不失为宰相也。’天祥泫然出涕曰：‘国亡不可救，为人臣者，死有余罪，况敢逃其死而贰其心乎！’弘范义之，遣使护送天祥赴燕。道经吉州，痛恨不食，八日犹生，乃复食。十月，至燕，馆人供张甚盛，天祥不寝处，坐达旦，遂移兵马司，设卒守之。既而丞相孛罗等召见于枢密院，天祥入长揖。欲使跪，天祥曰：‘南之揖，北之跪，予南人行南礼，可赘跪乎！’孛罗叱左右曳之地，或抑项，或扼其背，天祥不屈，仰首言曰：‘天下事有兴有废，自古帝王以及将相，灭亡诛戮，何代无之？天祥今日忠于宋氏，以至于此，愿早求死！’” “先是，天祥留燕三年，坐卧一小楼，足不履地。……王积翁欲令宋官谢昌言等十人请释为道士，留梦炎不可，曰：‘天祥出，复号召江南，置吾十人于何地！’”就因这个卖国贼的这句话，文天祥被押至柴市受刑。“天祥临刑，从容谓吏卒曰：‘吾事毕矣！’南向再拜，死，年四十七。其衣带中有赞曰：‘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据清·朱彝尊《日下旧闻考》载赵弼《文信国传》：“公至柴市，观者万人。公问市人，孰为南向，或有指之者，公向南再拜，索纸笔为诗曰：‘昔年单舸走维扬，万死逃生辅宋皇。天地不容兴社稷，邦家无主失忠良。神归嵩岳风云变，气入烟岚草木荒。南望九原何处是，关河暗淡路茫茫。’” 谢枋得（1226—1289），号叠山，江西弋阳人。“元至元二十五年（戊子，1288）夏四月，时程钜夫至江南访求人才，荐宋遗士三十人，枋得亦在列。……既而留梦炎亦荐之。”这大概就是汉奸和具有汉奸倾向的知识分子所特有的一种强迫症了。这也是有了汉奸，必有狗腿子，有了买办，必有假洋鬼子一样，卖国求荣者，恨不能中国人都与他一块同流合污；崇洋媚外者，恨不能中国人都与他一起摇尾乞怜。谢枋得不想陪这个留梦炎做落水狗。“枋得复遗书梦炎曰：‘江南人才，未有如今日之可耻。春秋以下人物本不足道，今欲求为人如吕饴甥、程婴、杵臼厮养卒，不可得也！……夫女真之待二帝亦惨矣，王伦一狎邪无赖，市井小人，谓梓宫可还，太后可归，终则二事皆符其言。今一王伦且无之，则江南无人才可见也。今吾年六十余矣，所欠一死耳，岂复有他志哉！’” “元至正二十六年（己丑，1289）夏四月，福建参知政事魏天祐……逼之北行，枋得以死自誓。自离嘉兴即不食，二十余日不死，乃复食。既渡采石，惟茹少蔬果，积数月，困殆。是月朔日，至燕，问太后攒所及瀛国所在，再拜，恸哭。已而疾甚，迁悯忠寺。留梦炎使医持药杂米饮进之，枋得怒，掷之于地。不食五日，死。” 文天祥之死，为“元至正十九年，（壬午，1283）十二月，杀宋丞相文天祥”。这时，宋亡五年。 谢枋得之死，为“元至正二十六年（己丑，1289）夏四月，福建参知政事魏天祐执宋谢枋得至燕，不屈，（绝食）死之”。这时，宋亡六年。 对这两位爱国文人来讲，宋早亡了，他们所爱的家园，早就沦为异域，他们所爱的故国，早就山河变色，然而，他们至死也不放弃这一份爱，不割舍这一份精神依托，甘愿为这个不存在的故国，为这个失去的家园，走向死亡而无怨无悔。道理很简单，因为这些文人，他们的生命脐带，系于这块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他们的血脉律动，与数万万炎黄子孙同命运共呼吸。国之安危，民之存亡，无不与这些文人的生命史、创作史息息相关。他们之所以敢于洒热血、抛头颅、以身报国、慷慨赴死，如鲁迅先生的诗所写“灵台无计逃神矢，我以我血荐轩辕”那样义无反顾地不惜牺牲生命，其实，是在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精神感召之下，中国文人作出的必然选择。其优秀分子，其杰出人物，在家国多难之际，都会迸发出一种高尚的爱国情操。 爱国文人用血写成的篇章，永远是中国文学史最辉煌的一页。 同样，爱国对每个中国人而言，就是基于内心深处的一种对国家的认同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人的报国情怀，便成为义不容辞的责任担当。 因为我们这个民族遭遇到太多太多的灾难，每一次异族入侵，都是大地血洗，生灵涂炭，山河变色，神州陆沉；每一次强敌来犯，都是奸淫烧杀，掠夺洗劫，铁骑践踏，赤地千里。当民族矛盾压倒一切，当生死存亡就在眼前，张扬着爱国情操的中国人，就会挺身而出，就会前仆后继，这也就是为什么宋朝在其北宋靖康年间，南宋德祐年间，一直到明亡后元朝至正年间的文天祥、谢枋得，涌现出来那么多不屈不挠的爱国志士，演绎出来那么多可歌可泣的高蹈志节，道理就在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