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九回（上）：荆州城公子三求计

    从诸葛亮出山，三国的轮廓大貌基本定型。

    当此时也，平定袁绍，远征乌桓，统一北方的曹操，自然是不容间歇，挥师南下，乘胜完成大业。虽然他的幕士多次建议休整，而且他没有诸葛亮为刘备设谋的隆中决策可用，也没有甘宁为孙权囊括荆襄宏图远见的进言。但曹操比之刘备，比之孙权，终究是略胜一筹的政治家、军事家。他的战略目光一开始就十分明确地落在了刘表的荆州版图上。

    所以把曹仁派驻樊城，主要是防范有强烈拓展野心的刘备。一、曹仁是嫡系部队；二、曹仁是有政治头脑的一员猛将；三、他和刘备作过战，深知对手。可见曹操防刘备，甚于防孙权。一头饥渴的狼，要比一头吃饱了的狼，更具攻击意识。

    曹操很清醒，虽然孙权实力较胜刘备，但终究初握政权，攻打黄祖，相当吃力，拿下江夏，又怕孤城难守，撤回东吴。这说明他的进攻，是在复仇情结支配下的行动。包括甘宁降权，转过脸去杀黄祖；凌统在庆功宴上，拔剑直取甘宁，都是不具有十分政治意味的报仇而已。至少表明东吴上下，完整的战略意识还未形成。

    而刘备在军事上，出新野，攻樊城，烧博望，势不可遏。在政治上，对荆州的图谋，也已到了瓜熟蒂落、坐享其成的地步。

    从组合十八路诸侯联军，讨伐董

    卓会盟开始，曹操的全局观点就表现出他的敏锐性、独到性，以及准确性。虽然，此时此刻，刘表占荆州，刘焉占益州，马腾、韩遂占凉州，但最难剃的头，一个是刘备，一个便是孙权，而刘备比孙权具有更大的危险性。虽然这两个人的存在，同是他的障碍，但他不可能两拳并出，在时间上必有先后之分。曹操的兵向荆襄而去的决策，当然是正确的决策。

    准确的判断，果敢的决定，迅捷的行动，是一个掌权者必需具备的领导力。相比之下，刘备就差得太多了，他忘了自己是一个房客的身份，房东病了，不在他的关心之列；病势严重到相当程度，他也置若罔闻。万一出现状况，他的继承人会不会提高房租，或者请他搬家，都不在他的考虑之中。连一个房客都当不好，还想当统帅吗？再说樊城与襄阳，半日路程，竟然不布置一两耳目，结果，刘表一死，刘琮降操，毫无心理准备的刘玄德如闻晴天霹雳，立马六神无主。措手不及，狼狈万状。

    “时刘备屯樊，琮不敢告备。备久之乃觉，遣所亲问琮，琮令官属宋忠诣备宣旨。时曹操已在宛，备乃大惊骇，谓忠曰：‘卿诸人作事如此，不早相语，今祸至方告我，不亦太剧乎！’引刀向忠曰：‘今断卿头，不足以解忿，亦耻丈夫临别复杀卿辈！’遣忠去，乃呼部曲共议，或劝备攻琮，荆州可得，备曰：‘刘荆州临亡托我

    以孤遗，背信自济，吾所不为，死何面目以见刘荆州乎！’备将其众去，过襄阳，驻马呼琮，琮惧，不能起。琮左右及荆州人多归备，备过辞表墓，涕泣而去。”《资治通鉴》汉纪六十五中的这段描写，倒把刘备形容得比《三国演义》要有声有色多了。

    晋人习凿齿对刘备的行止高度评价，论曰：“刘玄德虽颠沛险难而信义愈明，势逼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顾，则情感三军；恋赴义之士，则甘与同败。终济大业，不亦宜乎！”

    这场大撤退，刘备吃了大亏，是由于他背了太大的包袱。因为刘琮降操后，“琮左右及荆州人多归备，比到当阳，众十余万人，辎重数千两”。太多的盆盆罐罐，是他不愿轻易抛弃的本钱。另外，相当多的黎民百姓，被刘备的仁义感召，也随着他过江而去，他自然无法不闻不问、弃之不顾。这种农民式牵牛赶羊的大搬家、大迁徙，自然是军家大忌。加之曹操“以江陵有军实，恐刘备据之，乃释辎重，轻军到襄阳。闻备已过，操将精骑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及于当阳之长坂。”拼命地追过来，将他包抄。

    不该取而取，非也；该取而不取，大非也！当然刘玄德拿下荆州，未必守得住，但率众逃亡，真是一窝囊废也！所以，非常之人，方可做非常之事，而正常之人，只能做正常之事，这也是刘备永远成不了曹操的原因。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