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里森总统曾经是一个军人，作为总统他有点儿好斗的倾向，他的态度让他的一些朋友有些担心。他反对就白令海问题作出公断，主张应该采取强制手段来解决；索尔兹伯里勋爵在加拿大的讲话中不得不批判布莱恩就解决这个问题所达成的协议；他还支持主张用武力对抗南方的法案。幸好，在他身边的人总能提出沉着冷静的劝谏，成功地劝阻了他。
当与智利之间产生争端时，曾经有一段时间看起来没有办法阻止总统采取行动了，而这会导致一场战争的爆发。他的人格受到了极大的挑衅，因为智利当局针对他的行为发表了非常轻率的言论。我到华盛顿去看看我能否做些和解工作，因为，作为泛美大会的成员之一，我认识南美许多国家的代表们，并且跟他们有不错的交情。
总统挽着我的胳膊，时值黄昏，我们俩在华盛顿的街头漫步，大概有一个多小时。期间，我们的谈话进展得很顺利。我给他说他曾经任命我为泛美大会的代表，他曾经让南美国家的代表们确信在他们分开之时所举行的阅兵大典是一种表达敬意的方式，不是要向他们炫耀我们的军队，而是要确切地告诉他们，我们什么都没有，也不需要什么，我们是这个泛美大家庭中的老大哥，如果引起什么争论，都会用和平的手段来解决问题的。因此，我对他现在采取一种截然不同的解决方式感到很惊讶和难过，只是因为一点小小的争端，就对小小的智利威胁要将其诉诸于武力。
“你是个纽约人，只考虑生意和钱。这是纽约人的思维方式，他们从不在乎共和国的尊严和荣誉。”他说。
“总统先生，我是在战争中获益最多的美国人之一；我拥有一个最大的钢铁制造厂，光这个就能让钱哗哗地流进我的腰包里。”
“哦，你的情况的确如此，我刚忘了。”
“总统先生，如果我要打架，我会挑一个和我相当的对手。 ”
“难道你会因为这个国家实力的大小来决定是否允许它对你的侮辱和败坏你的名誉吗？”
“总统先生，没有一个人能败坏我的名誉，除了我自己。名誉的损害都是自己造成的。”
“你看见我们的水手在沙滩上被攻击，其中有两个人死了，而你对此会无动于衷？”他问。
“总统先生，我认为美国的名誉不会因为在酒醉的水手中发生的纠纷而受到损害。况且，这些人也不全是美国的水手，他们中有些是外国人，从他们的名字可以看出来。我觉得受到责问的应该是他们的船长，他在当地发生骚乱时还允许他的船员们上岸。”
我们一直讨论，直到走到了白宫的大门前。那时天已经黑了，总统先生告诉我他晚上有约，并邀请我第二天晚上和他一起共进晚餐，他说，只是家庭式的聚餐，到时候我们可以继续谈。
“我深感荣幸。”我说。然后我们就分手了。
第二天上午，我去拜访布莱恩先生，他是当时的国务卿。他
从椅子上站起来，伸出双手迎接我：
“哦，昨晚为什么没和我们一起吃饭？我的夫人从总统那听说你来了后，她说：‘真是的，卡内基先生来了，我这儿居然还有一个位置空着。’”
“好了，布莱恩先生，我觉得昨晚没有来见你是种幸运。”我回答，然后我告诉他了我昨天碰到总统先生的事。
“是啊，”他说，“这真的是种幸运。要不然总统该认为你和我串通一气了。”
没一会儿，西弗吉尼亚的埃尔金议员也来了，他是布莱恩先生的至交，也是总统先生的好朋友。他说总统先生和他说，他和我就智利事件讨论了一晚上，他说我热切地关注着这个问题。
这个事件终于得到了解决，这都多亏于有布莱恩特色的和平政策。据我所知，他不止一次使美国免于外交纠纷。“好战的美国人”这个名声的确不适用于形容布莱恩先生，美国的人们也不会接受这个称号的。
在那天晚上的晚餐中，我和总统友好地交谈了很长时间，但是他看起来显得有些精神不济。我冒昧地给他说他需要休息，无论如何他应该去度个假。他说他很想坐上缉私船离开几天，但是最高法院大法官布拉德利刚去世，他要找到一个优秀的接班人。我说我有一个合适的人选，但我不能推荐，因为我们曾经一起钓过鱼，他和我是非常亲密的朋友，我们无法无私地、客观地评价对方，但是你去调查一下—希拉斯先生，在匹兹堡。总统先生照做了，并任命他为大法官。在任何地方，希拉斯先生都能得到强有力的支持。如果希拉斯先生不是总统先生想要的人，那么不管是我还是其他任何人的推荐，总统先生也不会考虑重用他的。
布莱恩的确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他有远大的眼光和准确的判断以及和平的支持者。在白令海问题上及与智利的战争纠纷上，都显示出他的冷静、明智和对和平的追求。他尤其努力促进我们英语国家之间关系的加强。他对法国在我们国家独立战争期间所给予的帮助表示无限感激，但是他并没有因此失去警惕。
在伦敦的一次晚宴上，布莱恩先生展开了一场短兵相接的较量，是对《克莱顿—布尔沃条约》的讨论。一个重要的政治家说在他们印象中的布莱恩先生总是对他的祖国怀有敌意。据我对他的了解，布莱恩断然否认。他以有关《克莱顿—布尔沃条约》的信件为例子来回应这个说法。他回答：
“当我成为国务卿后不得不处理有关于这个条约的事务，我惊讶地发现你们的外交大臣总是通知我们，你们国王陛下所‘期望’的，而与此同时我们的国务卿则要告诉你们，我们的总统所‘斗胆地希望’的。因而，当我收到急件通知我们你们的国王陛下期望什么的时候，我就回信告诉你们，我们的总统‘期望’什么。”
“好了，你承认你改变了公文的性质？”这像利箭一样射向了他。
他像闪电一样迅速作出回应：“只能算是条件改变了。美国早就已经过了因为权力要把‘期望’说成‘斗胆希望’的时代。我只不过是配合你们的例子而已。如果你们的国王陛下也用‘斗胆希望’一词，那么我们的总统也将永远能这样做。恐怕只要你们用‘期望’一词，美国将只能用‘期望’来回敬了。”
一天晚上，布莱恩先生和约瑟夫 ?张伯伦先生及苏格兰钢铁公司的总裁查尔斯 ?田纳特爵士一起共进晚餐。晚餐期间，张伯伦先生说他的朋友卡内基是个好人，大家看到他成功都觉得很欣
喜，但是他不知道为什么美国政府每年要给他 100多万英镑的补贴，就只是因为制造钢轨。
“好了，”布莱恩先生，“我们可不是这样想的。我对铁路非常感兴趣，我们以前只能以 90美元每吨的价钱向你们购买钢轨—所要花的钱一点都不少。现在，在我从家里出发之前，我们的人和我们的朋友卡内基签订了一份大合同，每吨钢轨只需 30美元。我印象中，如果卡内基和其他人没有冒着风险把他们的资产投资于发展大西洋彼岸的钢铁制造业，我们今天还要 90美元每吨的高价向你们购买钢轨。”
布莱恩是少有的健谈者，他的讲话有这样一些优点：我从来没听说他讲故事或者演讲时用了任何一个不合适的词，甚至是那些吹毛求疵的家伙们也没听出来。他的反应像捕兽夹一样迅速，他是一个令人愉快的伙伴。我发现他是真正的保守派人士，而且在所有的国际问题上都坚定地主张和平。
约翰 ?海是我们在英国和苏格兰的常客。1898年，他在要来斯基伯的前夜，被麦金利总统紧急召回美国，接着他就被任命为国务卿。对那届政府的记录几乎没有提及这个任命过程。他用他的真诚和绝对的自信鼓舞着人们，并且他有着高远的志向。他厌恶战争，认为战争是“人类最残忍和最愚蠢的行为”。
正当合并菲律宾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时，我在伦敦碰到他和亨利 ?怀特（那时的使馆秘书，日后的驻法大使），当时我正要前往纽约。我非常高兴地发现我们３个人的观点是如此的相似，我们都认为这严重地违背了美国的传统政策。美国一向主张避免对遥远的与我们本土不接壤地区的占领，只要把我们的国家势力留在北美洲大陆上就可以了，尤其要防止陷入军国主义的旋涡。海、怀特和我３人在海的伦敦办公室里就此达成了共识。在此之前，他曾经给我写过以下的一封短信：
伦敦，1898年８月 22日我亲爱的卡内基：
感谢你在斯基伯的嘱咐和你的来信。当我上周读这封信的时候，我觉得听到这么多善意的祝福和赞赏的话语是既严肃而又很吸引人的事情。对那些赞赏我还不敢当，我觉得信中像是在谈论另外一个人。虽然我很期待这份工作，但我希望自己在最后离开政府的时候还能保持着一点亲切与善良。
我对你在《美国北方》上发表的那篇文章非常感兴趣。在我的立场上，我不被允许表达对你观点的同意。我想不明白的唯一问题是现在我们要从菲律宾撤军有多大的可能性。如果这个重大问题不是让我去解决，我将会无尽感激。
刚开始他在保护美国公平的和平条款方面取得了成功。鉴于英国作为我们种族的一部分，他极其重视美英之间的关系，在这点上，总统是十分支持他的，也是对英国在古巴战争中抵抗住了其他欧洲国家支持西班牙的倾向而深表感激。
关于巴拿马运河的《海—庞斯福特条约》看起来引起了我们很多人的不满。埃尔金议员告诉我，就在他要就此问题发表讲话的那天，看到了我在《纽约论坛报》上发表的反对文章，文章的观点对他很有帮助。在那篇文章发表后不久，我就去了华盛顿。早上，我和汉纳议员一起前往白宫，发现总统正发愁于参议院提交的关于条约的修正案。我给总统说英国对参议院的要求无疑会
持默许态度。我们给这项工作提供了资金，而它是最大的受益者，因而，它给不出任何理由来拒绝我们的要求。
汉纳议员问我有没见过“约翰” —他和麦金利总统总是这样称呼海先生。我说还没有。然后他就让我去见见“约翰”，让他高兴一下，因为他最近正因条约的修正案而闷闷不乐。我找到了海先生，并提醒他说，《克莱顿—布尔沃条约》也曾经被参议院修改过，而现在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件事，也没有人关心这件事。虽然《海—庞斯福特条约》会按照修正案来实行，但没有人会在意它是不是原来的样子。他对此表示怀疑，并且认为英国会因退让而感到不舒服。这次见面不久后，我和他一起吃饭，他说我是真正的预言家，因为一切都很顺利。
海先生不是很喜欢参议院，因此，他瞧不起那些繁文缛节。在 1905年关于仲裁条约的提议上，只是假设要改变一个用词 —以“协议”来取代“条约”，也使他产生过度激动的表现。我认为这次事件导致了他健康状况的大转变，因为自从那次后，我的好朋友的健康状况就一落千丈。
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他家的一次午餐中，那时被参议院修改的仲裁条约正等待着罗斯福总统的批准。这个仲裁是由前国务卿福斯特牵头的，力劝总统接受这个修改了的条约。我们认为他对此持赞同态度，但是，从我和海先生后来的谈话中，我可以看出总统如果批准了这个条约，那么对他将会是很大的刺激。如果罗斯福驳回此条约，我不会感到意外，因为他是为了给他正在遭受病痛折磨的好朋友海先生一些安慰。对我而言也是，我不能去做让那个高贵的灵魂苦恼的事情—这是世界上最困难的事。几乎是在这点上，海是非常顽固的，决不可能向参议院投降。离开他家后，我对妻子说，我怀疑我们再也见不到我们的朋友了。不幸被我言中了。
美西战争源于对古巴战争报道引起的恐慌。麦金利总统曾经极力设法避免战争的爆发。当西班牙大臣离开华盛顿，法国大使成为了西班牙的说客，和平谈判得以继续。西班牙提出让古巴自治 ,总统回答他说，他不知道“自治”的确切含义是什么，他只是希望古巴能享有像加拿大拥有的权利。法国大臣给总统看了一封电报，上面说西班牙也同意他的观点，他觉得事情已经解决了。看起来是解决了。
在纽约时，参议院议长里德星期天早上来看我。那年，我刚从欧洲回来不久，他给我打电话说参议院出现了之前从没有过的失控状态，他曾经有瞬间想过要离开位置，走到议院的地上说服大家冷静下来，但这根本行不通，因为总统已经接受西班牙提交的让古巴自治的保证书。唉！已经晚了，晚了！
“西班牙究竟是在干什么？”国会强硬地质问道。国会中，众多的共和党议员和民主党议员都一致要求要采用战争手段来解决问题。愤怒之情旋风般地充斥了整个白宫，而且无疑还被加剧了，因为在哈瓦那海港的“缅因号”战舰不幸被炸，而有些人认为是西班牙人干的。这个猜想使得西班牙在名义上和事实上都失去了信誉。
宣战了—参议院被普罗克特对他在古巴营地中所看到情景的描述震惊了。整个国家都对“西班牙究竟在干什么”反应强烈。麦金利总统的和平政策被搁置了，他唯一能做的就只有顺应民意。
然后，政府宣布了这场战争不是为了扩张领土，而是承诺给予古巴独立—一个得到切实遵守的承诺。我们应该不会忘记这一点，因为这是这场战争中令人欣慰的因素。
对菲律宾的占领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污点。他们不仅仅是扩张
领土，而且还是勉强地从西班牙手中夺来，还付给了他们 2000万美元才获得了宗主权。菲律宾人已经成为与我们并肩作战对抗西班牙的同盟军。内阁在总统的带领下，同意我们只能用菲律宾的一个装煤站而不能向菲律宾再要求什么了，这也是从巴黎和平委员会一开始就得到的指示。麦金利总统当时到西部游历了一圈，他在那儿发表了演讲，当说到德威取得了胜利时，受到了大家的喝彩和欢呼。回来之后，他深深地感觉到撤兵是不合民意的，所以他开始改变了以前的政策。他内阁的一个成员和我说内阁的所有成员都反对他的改变。一个议员告诉我，戴法官作为和平委员会的委员，曾经从巴黎给他发来一封抗议书，如果将其公开发表，就能与华盛顿的“告别演说”相提并论了。
我去了华盛顿，并和总统会面了。但是他很固执。他认为，撤兵会引发国内革命。最后，他去劝说他的部长们，说他不得不屈服于民意的压力，并坚持这只是暂时性的占有，会找到一个撤军的办法的。听了他的话之后，内阁作出让步。
以布莱恩先生的能力，他曾一度可以阻止与西班牙和平条约中“付给西班牙 2000万美元”的条款得到通过。我也去了华盛顿以期能对此问题的解决有所帮助，因而待在那儿直到投票开始。我听说布莱恩在华盛顿时，曾经建议他的朋友们让这个条约得以通过，因为这是个很好的党派策略。这个条约会降低共和党在民众中的声望，而任何执行“付给西班牙 2000万美元”条款的政党都会被击败。于是，很多支持布莱恩的人们都纷纷投票反对侵占菲律宾。
在纽约时，布莱恩打电话说要来找我商量“购买”菲律宾的问题，因为我明显地就此提出反对意见。现在我在奥马哈，所以我给他发了封电报给他解释现在的形势，并希望他能够让他的朋友们作出他们自己的判断和选择。他的回答依旧是那样—宁可让共和党通过这一条约，然后在民众面前难以下台。我觉得不值得再和他讨论这个问题，因为他只能考虑到狭隘的党派政治问题。这是多么令人惋惜啊！当时赞成票与反对票是同票数，主席所投的一票是决定性的，而当时布莱恩的一句话就能将这个国家从灾难中拯救出来。在此后的很多年，我都无法热忱地对待他。在我看来，他是一个为了党派利益而甘愿牺牲他的国家和个人信誉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