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我要记录下一些我处理过的劳资冲突，这对劳资双方都能有所启迪。
有一次，在我们钢轨制造厂，高炉工人不停地宣称，如果我们不在周一下午 4点之前提高工资，他们将离开工作岗位。当时，这些工人与公司签订的合同要到年底才到期，这之间还有好几个月。我感觉到，如果有人打破了协议，那么就无须再跟他签订第二份协议了，但是，我当晚就从纽约坐火车赶回，第二天一早便到了工厂。
我让主管把三个罢工委员会叫到一起来，因为他们控制着所有的工人—不光是高炉部门，还有轧钢和锤炼部门。他们来了，并且得到了我的友好接待 —这并不是因为礼貌和客气是一种礼节，而是因为我的确很喜欢与工人们在一起。可以说，我对工人们的了解越多，我对他们德行的评价就越高。但是和他们在一起的感觉，就像巴利所描绘的和女人在一起的感觉：“尊敬的侯爵能将事情做得很好，因为女人就是他的工作指南。”当然，他们也有偏见，也会有令人不快甚至是愤怒的地方，这一点我们也必须重视，因为冲突的主要根源是无知，而非恶意。委员会的成员坐在我的前面，形成一个半圆。当然，他们都脱掉了帽子，和我
一样。事实上，就像现代的会议一样。我对轧钢委员会主席说：“麦克凯先生（他是一位老绅士，戴着眼镜），我们之间是
否有一个协议，一直签到年底？”他慢慢地取下眼镜，拿在手里，说：“是啊，卡内基先生，你也没有足够的钱让我们毁约。”“这是一个真正的美国工人说的话，”我说，“我为你骄傲。 ”“约翰逊先生（他是钢轨锤炼委员会主席），我们之间是不
是也有一个类似的协定呢？”约翰逊是一个瘦小的人，他非常谨慎地说：“卡内基先生，当我要签署那份协议的时候，我很仔细地阅
读了它，并且，如果不合适的话，我就不会签字。合适的话，我
会签字的，我签了字，就会守约。”“这又是一个自尊的美国工人说的话。”我说。现在，轮到高炉委员会主席了，他有一个爱尔兰名字—凯利。
我问了他同样的问题：“凯利先生，我们是不是和你签订了一个持续到年底的合同？”
凯利先生回答说，他不太清楚。他曾经在一张纸上签过名，但没有细看，也不懂上面说了些什么。这时，我们的主管，琼斯上校—他是一个很优秀的经理，但是有一点冲动 —突然叫道：
“好，凯利，你知道我读了两遍，你还和我讨论了其中的内容。”
“安静，安静，上校！凯利先生有权利解释，我在许多我没有看过内容的纸上签过名 —那些我们的律师或是合作伙伴交到我手里的文件。凯利先生说他是在这种情况下签的合同，这也是可以接受的解释。但是凯利先生，我一直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把这个一时粗心而签署的协议先履行完毕，而后在下一次签合同时加倍小心。你能不能再坚持４个月，到协议期满，等你再签协议时，再好好地理解一下内容？”
对此，他没有作出回答，我站起来，然后说：
“高炉委员会的先生们，你们威胁公司说要撕毁协议，并且要离开高炉（这意味着灾难），除非能在今天４点之前得到满意的答复。现在还不到３点，但是我已经可以答复你们。你们可以离开高炉，在我们对你们作出让步以前，高炉周围肯定会长满了杂草。作为劳动工人，撕毁协议的那一天是最不光彩的一天。这就是我的答复。”
委员会的工人们慢慢地走出屋子，留在屋里的股东们都保持沉默，一个陌生人走了进来 —他是来谈生意的—说他在走廊上看到了很多人。
“我进来的时候，一个戴眼镜的人和一个叫凯利的爱尔兰人走在一起，他说：‘你们应该明白，这个工厂里不许胡闹，也许现在已经晚了。’”
事件经过就是这样的。后来我从一个员工那里了解到高炉车间发生的事情。凯利和他的委员会成员走向他们，当然，工人们正等待着他们，人们都聚拢过来。凯利向他们吼道：
“快去干活，你们这些混蛋，你们在这里干什么？小个子老板已经说得很清楚了。都去干活，你们这些混蛋。”
爱尔兰人和苏格兰人都有点古怪，但是如果你知道如何跟他们交往，其实他们很容易相处。从此以后，凯利成了我可靠的朋友和仰慕者—他本来是那里最好斗的一个。我的经验是，你可以依靠工人中的大多数，提供给他们一个职位，向他们的头儿承诺与他们站在一起。但是即使有时候，他们对首领的忠诚是错误的，
我们也完全理解，并对他们充满了敬意。当一个人内心充满了忠诚，他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他们只需要得到公正公平的对待。
在我们的钢轨厂，有一次罢工的解决途径是很有意思的。还是在这里，我很遗憾地说，由各部门的 134名工人秘密宣誓，结成同盟，要求在年底增加工资。第二年的生意不太好，全美的其他钢铁厂都普遍在减薪，我们不可能在这个时候，还给工人加薪。于是，工厂停工，罢工开始了。工厂的各个部门都陷入了停顿状态。工人们在预定日期的前一两天离开了高炉，我们陷入了极大的麻烦之中。
我赶往匹兹堡，发现高炉封了火，这是违反协议的。我本打算在到达匹兹堡的当天上午与工人们见面，然后我收到他们的一个纸条，说他们已经离开高炉，将在第二天与我见面。这是要给我个下马威，我的回复是：
“不，告诉他们，我明天就不会在这里了。每个人都可以停工，把戏还是老一套，总有一天，这些人会想要重新开工，那时候我将告诉他们我现在是怎么做的：如果他们不接受我们按照产品价格制定出来的工资标准，工厂决不开工。这个标准将要实行 3年，他们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他们已经好几次迫使我们让步，现在轮到我们了。”
“现在，”我对我的股东们说，“今天下午我将返回纽约，不用再多做什么了。”
罢工者得到我的回复不久，他们请求在当天下午，在我离开之前与我见面。
我回答说：“当然可以。”
他们来了，我说：
“先生们，你们的工会主席班尼特先生向你们作出过保证，说我会来和你们一起解决这个问题，用我一贯的方法。他说得很对，他还告诉你们我不会大动干戈，这也没错。但是他和你们说的其他的一些东西则是有问题的。他说我不能和你们斗，先生们。 ”我看着班尼特的眼睛，握紧拳头，举了起来，“他忘记了我是一个苏格兰人，但是我要告诉你们一些事情，我不会和你们斗，我有比争斗更好的办法，我不想、也不愿与你们斗。但是我能，我有能力击败你们。工厂不会开工，除非三分之二以上的工人投票要求开工，到那时，就像我在今天上午跟你们说的那样，我们将实行浮动工资制，我的话说完了。”
他们都退出去了。大约在两个星期之后，我的一个男仆走进我的书房，拿着一张拜帖，上面是我手下工人的名字，其中一位是老成持重的老工人。仆人说他们从匹兹堡的工厂来，想要见我。
“去问一问，他们之间有没有违反协议、将高炉封火的人。 ”仆人回来说没有，我说：“既然如此，那么下去告诉他们，我很高兴请他们上楼来。”当然，他们受到了我的热情而诚恳的欢迎，我请他们就座，与他们聊起了纽约，这是他们第一次来这里。“卡内基先生，我们到这里来是想和你谈工厂的事。”一名
工人终于谈到了正题。“哦，那么，”我回答说，“工人们投票了吗？”“没有。”他说。
我说：“你们想让我再介入处理这个问题，而我说过，除非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人投票决定开工，我才会考虑这个问题。”我带他们出去，一路上与他们天南海北地聊着，绝口不提他们要谈的那件事情。他们回匹兹堡去了，对工厂的事再没说过一个字。但是，工
人们很快就投票公决了（只有少数人投票反对开工），我回到了匹兹堡，我把拟定的工资标准让工人委员会过目，这是一项按产品价格浮动的工资标准，这样一个标准让劳资双方真正成为了合作者，利益均沾，风险共担。当然，这个标准还有一个下限，可以保证工人们的生活费用。正如人们看到的这个标准情况，我们也无须在这里再作回顾。主席说：
“卡内基先生，我们会同意所有的条款。现在， ”他有点迟疑，“我们有一个要求，希望你不要拒绝。”
“很好，先生，只要是合理的，我当然不会拒绝。”
“当然，是这样，请允许工会的头头们替工人们签这些文件。 ”
“为什么不呢？当然好了，先生，我很乐意这么做。既然我答应了你的要求，那么我也希望你能给我帮个小忙，请不要推辞。在工会头头们签完字之后，请每个工人再签上自己的名字。你看，班尼特先生，这份合同持续 3年有效，有些人 —或者说会有很多人，可能会有意见。认为你们没有权利让他们遭受这么长时间的束缚。但是如果我让他们自己签了名，就不会有什么误会了。 ”
接着是一阵沉默，他旁边的工人向他耳语道（但是我听得很清楚）：“天哪，一切都完了。”
这次并没有从正面进攻，而是从侧边攻击，迂回包抄。如果我不同意由工会首脑来签署合同，他们就会愤愤不平，就有了发动冲突的理由。既然我大度地允许他们这样做，他们又怎会拒绝这一个简单的要求呢？每一个自由独立的美国人都应该为自己签名。但是我的回忆中，事实上工会的头头们并没有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在上面签字。如果每个工人都要求独立签写，他们还有什么必要呢？此外，工人们知道，一旦标准被接受之后，工会就什么也帮助不了他们了，也就不愿意再交会费，而工会也就会遭到废
弃。（那是在 1889年，距今已有 27年，那个工资标准一直没变，工人们也不愿意改变它，就像我跟他们说过的那样，这个标准对双方都是有利的。）
实行浮动工资制是我对劳工问题作出的最大贡献，这是解决劳资双方的很好的办法，因为这使得他们在真正意义上成为了合伙人—不管是在繁荣时期还是萧条时期。早年间，在匹兹堡实行的是一年一度的工资标准，这使得劳资双方总是在为一场注定要爆发的斗争作准备。对双方来说，对一个业已达成协议的标准不限定实行期限，这是一个好得多的办法。经过６个月或者一年的实践，两种制度进行对比，如果确实体现出了它的优越性，这种工资标准就可以成功地被实行好几年。
一些看上去不起眼的琐事有时候可以很好地解决劳资双方之间的矛盾，我举两个友好解决此类问题的例子。有一次，我去与一个工人委员会面谈，他们提出了一些不合理的要求。有人告诉我他们是受了一个人的煽动，这个人尽管在工厂上班，但是他有自己的地下酒吧间。他一向蛮横霸道，老实厚道的工人都怕他，去他那喝酒的都是他的债务人，他才是这件事情真正的煽动者。
我们以一种惯常的友好方式见面，见到他们我很高兴，他们之中很多人我早就认识，并且能叫出他们的名字。我们围着圆桌坐下，那个领头的同事与我各坐桌子的一端，所以我们面对着面。我看见那人从地板上拿起他的帽子，慢慢地戴在头上，暗示他要离去，这时，我的机会来了。
“先生，你出席的是一个绅士的聚会，请你最好脱下帽子，要不然就请离开这里！”
我的眼睛一直紧紧盯着他。我能感受到当时会场有多么安静，这个工痞有点儿犹豫了，但是我知道，无论他做什么，都已经被
打败。如果他继续戴着帽子，没有礼貌地离开会场，那么他就不是一个绅士；如果他脱掉自己的帽子，继续坐在这里，那么他的气焰已经被压倒。他到底要怎样？我并不关心。他只有两个选择，而且每一个都是死路。他陷入了任我摆布的境地。慢慢地，他脱下了帽子，将它放在地上。在会上，他一个字也没有说出口。后来有人告诉我说，他不得不离开了工人领袖的位置，大家为这段小插曲而感到高兴，纠纷得到了友好解决。
有时候，金钱并不是唯一的，甚至也不是主要的问题。公平、尊重和关心，是美国工人们无法抗拒的。雇主们只要略微花费一点成本，就可以为他们做很多有价值的事情。在一个会议上，我问工人们我们能为他们做些什么。我记得一个叫比利 ?爱德华兹（我对他印象深刻，后来他被提拔到了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上）的工人站起来说，因为我们是按月付酬，所以他们很多人都不得不在商店赊账。我依然清楚地记得他说的话：
“我有一个很好的老婆，她很善于理财。我们每个月的最后一个周六进城去大批量地购买下个月的必需品，这样就能节省三分之一的开支。而许多工人做不到这一点，这里的店家要价太贵，而且，煤的价钱也很高。如果你给工人们每两个礼拜付一次工资，这就和给他们涨10％的工资一样好了。”
“爱德华兹先生，你的建议很好。”我回复说。
这要求我们增加些人手和更多的文员，但这都是小事情。他们对物价太高的抱怨给了我启示：他们为什么不开一个合作社呢？这个也得以组织起来—公司答应支付租房的费用，但是坚持由工人们自己持股并且管理。于是有了布拉德道克斯合作社。有很多理由可以说明这个机构的价值，至少能让工人们明白，做生意也有很多的难处。
煤的问题很快得到了有效的解决。我们答应公司可以卖煤给所有的工人，只收成本价（这大概只有外面煤商要价的一半）。同时我们还安排把煤送到工人的家中，当然得由他们支付运费。
但还有一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我们发现我们的工人有了结余之后，就迫切地想把钱存起来。但是我们的政府还没有邮政储蓄，这一点不如英国。他们对银行没有什么信心。我们主动提出帮助保管他们的积蓄，每个工人账户上只要达到 2000美元，我们就给他 6％的利息，以此来鼓励勤俭节约。这些钱和公司需要运作的资金是分开的，我们还另外建立了一个信托基金。一旦出现某个工人要建房的情况，就从中借钱给他。我认为这是为了保护工人的利益所做的最好的事情之一。
像这样一些满足工人福利的做法，可以视为公司最能获利的投资，即使是从经济的角度看也是如此。这是在与工人签订的合同之外的。菲普斯先生曾说，我总是过于大方，总会答应一些工人的要求，甚至是不合理的要求。但是如果回顾一下我在这方面所遭受的失败，我只希望我能再大方点，甚至不只是一点点。如果能获得工人们的友谊，这比钱更重要。
在我的商业生涯中，有很多的事件表明，劳资冲突并不只是单单与工资有关。我认为避免纠纷的最好方法莫过于真诚地承认工人们的贡献，让他们感受到你对他们的真正关怀，由衷地感谢他们出色的成绩。我对工人的了解越多，我就越发地喜欢他们。他们通常比他们的老板具有更多的优点，因为他们彼此之间更慷慨大方。
与资方相比，劳动者往往处于相对无助的地位。如果雇主关闭车间，那么他也许在短时间内不再创造利润，他们的习惯、饮食、食物、穿着并不会有多大改变—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恐惧和需求。
但与他们相反，他的雇员则会因为生存手段的丧失而遭受折磨。他们有妻儿需要养活，他们的孩子有病需要治疗。我们要保护的不是资本家，而是无助的劳动者。倘若我重回商场，对劳工问题的担忧不会主导我的思绪，我会用我充满柔情的心去对那些贫困的劳动者，尽管他们有时候会被误导，但是他们的心是善良的。我要用我的心去温暖他们的心。
在荷姆斯泰德冲突之后，当我在 1892年回到匹兹堡，我去了工厂并且见了很多没有卷入暴乱中的老工人。他们说，如果我当时在家的话，罢工就不会发生了。我告诉他们，公司已经提出了非常慷慨的条款，我也不可能会有更优厚的条件。我说：
“你们听信了谗言，我的合伙人的条件已经很慷慨了，是可接受的，我甚至不知道我自己能否开出这么好的条件来。”
对此，一个工人说：
“噢，卡内基先生，这个问题和钱无关。工人们允许你踢他们，但别人要揪我们的头发的话就不可以。”
这就是感情因素在实际生活中发生的作用，甚至是在处理与工人阶级之间的事件中。那些不知道情况的人不会赞成我的观点，但是我敢肯定，与工资相关的冲突在劳资纠纷中占不到一半的比例，很大部分是因为雇主没有给予工人正确的评价，对他们也不够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