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2年 4月，我和我的妻子到格莱斯顿家做客，他给我的《美国的四驾马车在大不列颠》一书以较高的评价。他建议我抽出上午，和他一起参观他的新图书馆，我们两人可以聊聊天，而他也可以整理一下他的书（他从来不允许别人碰他的书）。我在书架之间徜徉，发现了一本很独特的书，于是我向在我远处站在梯子上整理书卷的朋友喊道：
“格莱斯顿先生，我发现这有一本《丹佛姆林的名人》，是我父亲的朋友写的。我小时候还认识其中的一些名人呢！”
“是啊。”他说，“再往左三或四本书那儿你会找到另外一本丹佛姆林的人写的书。”
我按他说的做了，看见了那本书 —《美国的四驾马车在大不列颠》。在我找到这本书之前，就听到了来自梯子上方传来的热情洋溢的声音：
“麦加对伊斯兰教徒有意义，贝拿勒斯对印度教徒有意义，耶路撒冷对基督教徒有意义，所有这些就是丹佛姆林对我的意义。”
听到那些声音的片刻，我意识到这些是我当年在南边从远处第一眼瞧见丹佛姆林时所产生的感觉。
“你到底怎么弄到这本书的？”我问，“我写完这本书时还没有认识你的荣幸呢，也就更不可能给你寄过这本书了。”
“对啊！”他回答，“那时我们还没有相识，但是有人 —好像是罗斯伯里—和我提过这本书，我就派人去取来这本书，而且读得非常高兴。那里边对丹佛姆林的赞美深深打动了我，以至于我一直对它念念不忘，至今都无法忘怀。”
这件事发生在我写完这本书的 8年之后，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格莱斯顿先生美妙的回忆。作为一名虚荣的作者，也许我应该请求得到宽恕，我必须承认我非常感激他对我这本书给出的极高的评价。
我的第３本文学作品《民主的胜利》的写作源于意识到见多识广的外国人极少了解美国，甚至英国人也是这样，而即使是了解到的那一部分也是受到歪曲的。那么优秀杰出的英国人居然没听说过美国的共和制，这是个严重的问题。我永远不会忘记 1882年与格莱斯顿先生的第一次谈话。我说到现在大部分讲英语的国家都已经是共和制主义者了，君主制主义者只是少部分，明显地处于劣势。他说：
“为什么，怎么可能？”
“好了，格莱斯顿先生，”我说，“在美国，讲英语的人们比大不列颠和它所有的殖民的人口都多，甚至它的讲英语的殖民地再多一倍也没用。”
“啊！是吗？你们的人口总数是多少？”
“6600万。而你们的还不到一半。”
“哦！是的，真让人吃惊。”
关于国家的财力问题，同样让他感到非常震惊，根据 1880年的人口普查证实了这个有百年历史的共和国可以买下大英帝国和
爱尔兰及其所有他们所拥有的资产和投资项目，并且还清英国的债务之后还绰绰有余。但这其中最令他吃惊的还是我提出的关于自由贸易的问题。我指出美国现在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家（后来的某天，我记得霍尔丹大法官也犯了同样的错误，把英国称为世界第一的工业国家，他感谢我给他纠正了错误）。我引用了一组数据：1880年，英国工业的产值是 8.16亿英镑，美国的工业产值是 11.26亿英镑。他只说了一个词：
“难以置信！”
接着，我还说了其他一些令他惊异的事实，他问道：
“为什么一些写有关这方面主题的作者没有把这些事实用简单明了的形式告诉世界？”
事实上，那时我正在忙于给《民主的胜利》搜集材料，我告诉他，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起到他所希望的作用。
《环游世界》和《美国的四驾马车在大不列颠》没让我费多少劲，但是《民主的胜利》这本书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这本书的准备工作开始于 1882年，它需要扎实和艰苦的工作，因为要检验和整理数据。但是当我慢慢深入这个研究中后，我发现它越来越有意思。好几个月，我头脑里装满了各种数据。时间在不知不觉中逝去，都已经黄昏了，我还觉得是中午。但过度的劳累引发了我一生中的第二次重病，因为当时我还兼顾着料理生意。我经过再三考虑后，才确信自己能够重新开始这项令人着迷的工作。
1887年６月，大赦年的那天晚上，布莱恩先生和我与格莱斯顿一起共进晚餐，这是布莱恩第一次见格莱斯顿。
格莱斯顿和布莱恩在晚餐中的谈话主要围绕英国和美国之间议会的进程的不同而展开。整个晚上，格莱斯顿都在反复地询问布莱恩先生作为演说者的期间众议院的程序模式。我注意到了“先决问题” —不受限制地讨论。这个给格莱斯顿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期间，我们还不时地拓宽谈话的范围。
有一次，我告诉格莱斯顿先生，布莱恩先生曾向我提过的他的惊愕和怜悯。在一次游园会上，布莱恩看到年迈的格莱斯顿冒着严寒，手拿着帽子，向那些虚有头衔的碌碌之辈致敬。由此，我们谈到了政教合一的问题，我还是坚持认为英国消除政教合一的现象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种现象是不正常的。没有其他任何种族还坚持这个了。在其他讲英语的国家中，宗教是被鼓励发展的，但不是让他们享受特别优待。格莱斯顿问：
“你说我们的体制能存在多长时间？”
我的回答是这没有一个固定的日期，在政教分离的问题上，他应该比我更有经验。他微笑着点了点头，他问：
“你能预测一下英国的未来么？”
我提到了希腊在古代国家中地位，并说也许乔叟、莎士比亚、斯宾塞、弥尔顿、伯恩斯、斯科特、斯蒂文森、培根、克伦威尔、华莱士、休姆、达尔文和其他的名人出现在英国也并非偶然。天才从来都不靠物质资源决定。许多年以后，英国可能不再是一个工业国家，并不是它衰落了，而是通过在其他领域的发展，我认为，它会变成一个现代的希腊，在其他国家中扮演“精神领袖”的角色。
他揣摩着我的话，反复地念叨着：
“精神领袖，精神领袖，我喜欢，我喜欢！”
我以前从来没有感觉到那么喜欢和一个人聊天。我在哈瓦顿时又去拜访了格莱斯顿。我最后一次见他是 1897年的冬天在戛纳兰德尔的家中，当时他已经病得很重，但是他依然那么有魅力，对我的弟妹露西尤为殷勤。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他给
露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我们离开时，露西感叹道：“一只病弱的鹰！一只病弱的鹰！”我都不知道怎么形容那天我所见到的既苍白又脆弱的格莱斯顿。他不仅仅是一个伟大的而且是一个真诚的好人，没有任何的私心杂念。他确实配得上“世界第一公民”的称号。
罗斯伯里勋爵为我捐赠的第一座图书馆揭幕，即丹佛姆林的图书馆。最近（1905年）他又为我最新捐赠的一座图书馆揭幕。当他到纽约访问的时候，我驾车带他在河边闲游，他说这个世界没有哪个城市还能那么地吸引他。他有杰出的一面，但也优柔寡断。他出生于劳动人民之家，在青年时代就进入了下议院，经过努力进入了上议院。他是一个很有名的演说者 —非常温文尔雅又极有风度的演说家。（说这些话的时候他可能已经成为首屈一指的演说家了。在此对他表示崇高的敬意。）
一天早上，我应约去拜访他。在一段寒暄之后，他拿起我进来时就已经放在他桌上的信封递给我，说：
“我希望你能解雇你的秘书。”
“您的要求太高了，阁下。他是我的得力助手，还是个苏格兰人，”我回答，“他怎么了？”
“这不是你的笔迹，这是他的。你是如何认为一个在拼写‘罗斯伯里’时写了两个‘r’的人的？”
我说如果我连这类事情都在意的话，那生活对我来说简直无法忍受。“我家里每天收到很多信件，其中肯定有 20％—30％的信是把我的名字拼错的—从卡纳杰到加纳格。”
但他是严谨的，就只是这么小的一些事也都能给他带来那么大的烦扰。干大事的人应该学会从这些小事情中发现乐趣，或者对其付之一笑，否则就连他们自己也可能变“小”了。此外，一个有人格魅力的人，应该将羞涩、敏感、任性和保守排除在外，
也许在下议院待的那几年改变了他的性格。
当他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在上议院制造了一些轰动时，我曾经尝试着向他灌输一点儿我自己的民主思想：
“勇敢地支持国会，扔掉你世袭的头衔，声明你蔑视特权，因为它不是每个公民都享有的权利。这样才能使你自己成为人们真正的领袖，而作为贵族阶层，这永远是不可能的。你年轻、聪明、有魅力，又是演讲天才。你如果投身于这个事业，你肯定能当上首相。”
令我吃惊的是，虽然看起来他对我的话很感兴趣，他却非常平静地说：
“但下议院的人不可能承认我和他们是一块的。”
“这正是我所希望的。如果我是你，即使落选了，我将继续参加下一个议席的竞选，迫使下议院表态。我坚信一个能与他世袭的特权断绝关系的人是一个高尚的公民，完全有资格去参加任何一个职位的竞选，并且肯定能取得胜利。克伦威尔就是这样成功的。民主倾向于打破先例或者制造先例的人。”
当世界第一公民去世之后，摆在面前的问题是，谁来接替格莱斯顿？又有谁能接替格莱斯顿？内阁中的年轻成员们一致同意让莫利作出决断。莫利先生（虽然是个勋爵，担仍然保持着平民作家的作风）很早就成为了我们的英国朋友，当时他是《双周评论》的主编，我第一次给英国期刊投稿就是在这本杂志上发表的。到了晚年，我们之间的友谊更加深厚了，彼此承认对方是自己亲密无间的朋友。我们经常星期天下午互相通短信（有时是长信），因为这种精神感动着我们。我们不是同一类人，甚至还相差很大，我们能走在一起正是因为这些反差让彼此取长补短。我比较乐观，
认为所有的丑小鸭都能变成天鹅；而他比较悲观，在真正危险面前显得非常冷静谨慎，甚至有时候有些杞人忧天。在我看来，世界是光明的，地球是一个真正的天堂 —我是如此的快乐，我对命运充满感激；莫利很少对任何事表现出狂热，他总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才作出判断，他的眼睛总能看到台上的斑点。
我给他讲过一个故事：
有一个悲观主义者，从来没有什么能让他高兴的事；还有一个乐观主义者，从来没有遇到让他不高兴的事。在他们获得进入天堂的机会时，天使给予他们祝贺。悲观主义者回应道：
“是的，天堂是个好地方，但是不知怎的我觉得这个光环和我的头不是很相配。”乐观主义者用一个故事来反驳他。有一个人被拖下地狱，魔
鬼把他放在河边，他想喝一口—水温非常高。一个老朋友向他搭话：“啊，吉姆，这是怎么了？没救了，你真是无可救药了。”吉姆答道：“安静点儿，可能还有更糟糕的呢。”“还能怎样啊，你都被拉到无底深渊了！”“嘘，安静，”他指指他的魔鬼殿下，“他可能会想起让我
背他的。”
我邀请莫利到美国来拜访我们，在 1904年，他终于来了，这次他游遍了大半个美国。我们尽可能地让他认识一些像他自己一样杰出的人士。有一天，伊利弗 ?鲁特议员应邀请到我家做客，莫利和他谈了很长时间。议员离开后，莫利和我说他非常喜欢这个同伴，是目前他所遇见的最合他意的美国政治家。的确如此，伊利弗 ?鲁特对公共事务拥有准确的判断力和广泛的知识面，但他却一点儿都不高傲。
莫利离开我们去白宫拜访罗斯福总统，与那个非凡的人度过了富有收获的几天。后来，莫利评论说：
“我在美国见到了两大奇迹，罗斯福和尼亚加拉瀑布。”
这是聪明和真实的生活—伟大的一对奇迹，他们不知疲倦地去完成他们应该做的事情。
莫利是拥有阿克顿图书馆的最好人选，我给他这份礼物的原因是，当格莱斯顿先生告诉我阿克顿勋爵的情况时，在他的建议下，我同意买下阿克顿图书馆，并且允许他在他的有生之年仍然归他使用。不幸的是，仅仅几年之后，他就去世了，而图书馆就归我所有了。我坚信莫利能够最好地发挥这个图书馆的作用并且最终会把它留给合适的机构。我刚开始和他说我拥有一个图书馆，他打断了我，说：
“好了，我必须告诉你在你买了它的那天我就知道这件事了—格莱斯顿先生告诉我的。我对它能够安稳地陪着阿克顿勋爵度过一生感到非常高兴。”
这就是我和他的亲密关系，根本用不着和对方说明情况，但我惊奇的是莫利居然不感到惊讶。这个事件证明了格莱斯顿和莫利的亲密无间 —唯一一个他无法控制地要与之共享世俗快乐之事的人。然而在神学的问题上，他们两个人的观点差别很大。
对于莫利来说，斯基伯是最好的休养胜地之一，因为他的妻子陪着他每个夏天都要来我们这儿好几次，都成为我们家庭的一员了。他像我一样很喜欢驾游艇，这对我们俩来说是最好的良药。
莫利是—也必定永远都是—“诚实的约翰”。他不搪塞别人，不说废话，在所有问题上和所有的紧急事件中都坚定得像块岩石；然而善于到处观察—纵向的和横向的，带着宽阔的胸怀从不同角度观察。他不经常显出和蔼亲切，偶尔在适当场合中展示他的在场和权威；在那之后，就保持沉默了。
张伯伦和莫利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他们都是先进的激进派人士。我在英国时经常与他们见面和商讨问题。当地方自治问题被提起时，引起了英国广泛的兴趣，风头盖过美国的联邦制。我不赞成《地方自治第一法案》，我反对将爱尔兰成员从国会中排除，作为一个独立体存在。我总是指出美国有很多立法机构，但是只有一个国会。英国应该向美国学习 —一个议会和地方性的立法机构（不是很多个议会）。爱尔兰地方性立法机构的法案应该经过国会下议院３个月连续的圆桌会议的讨论，考虑到议会中反对方的意见，但这会使得法案更具操作性（除非它不被通过）。
“阶级只是几尼① 1的标记。”
这个感觉当时已经普遍地流行于英国所有的殖民地。这个亲爱的老祖国就像母鸡在岸边向令它非常操心的、像鸭子一般游泳的孩子们尖声警告着，但她不久以后也会学会游泳的。
1905年的秋天，我和夫人出席了授予约翰 ?罗斯博士丹佛姆林荣誉市民称号的仪式。罗斯博士是丹佛姆林信托基金会的主席，是热情的公益活动家。麦克白市长在他的讲话中说，这个荣誉是非常难得的，目前在世的只有三个人获得这个称号，一个是国会的成员、时任英国首相的 H.坎贝尔 ?巴内曼，另外一个是前印度总理、时任殖民部部长的丹佛姆林的埃尔金伯爵，还有就是我。这看起来像是我所在的官位永远都没法赢得的荣誉。
一旦成为了某地的荣誉公民，类似的荣誉就会接踵而至。1906年，我在伦敦连续６天收到６个地方的荣誉称号，并且接下来的另一星期又收到了 2个。我不得不每天赶早班车去参加授予
①　几尼：一种英国货币。
仪式，到晚上才回来。也许有人认为这些仪式肯定会单调无味，其实不然，每个地方都有不一样的情况。我见到了很多很出色的人，他们当中有市长、市政要员和军队长官。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特色和问题，有成功之处，也有失败不足。很多人都渴望通过不断地改进自身的不足来吸引人们更多的支持。每个地方都有自己小小的世界。市议会就是内阁的一个缩影，而市长就是首相。人们关心地方内的政治事务，对地方外的态度显得很冷淡。城市之间存在很多问题，比如如何处理与邻近地区的关系，水资源、天然气或者电力的输入，有关于支持或反对联盟还是分离的协商会的举行。
地方政府是最能够体现新旧世界之间的差异的。最优秀的人聚集在英国的市镇议会中，他们为官清廉，富有爱国心，为自己的家乡感到骄傲并全心全意地为家乡作贡献。在美国的发展进程中，也正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但是我们目前还远远落后于英国。然而，人们趋向于在这些地方定居下来，这个国家充满着浓厚的移民气息。我们应该努力地培养那些离开自己的出生地来到这里发展的人们的爱国心。只是一代人的时间，苏格兰市镇的军队长官们就成为当地的大地主和上流阶级。那个“大不列颠人深深地爱着地主”仍然是真理，但他们的爱很快就会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