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商业继续膨胀，我需要频繁地去东边，尤其是纽约，它在美国就像伦敦在英国一样重要 —美国真正重要的大公司的总部都在这里。似乎不在纽约设立代表处，大公司就不能良好发展。我弟弟和菲普斯已经完全掌管了匹兹堡的业务。对我来说，似乎只要指挥公司整体政策，以及参与重要的合同谈判。
我弟弟很幸运地和露西 ?克鲁曼小姐结婚了，克鲁曼小姐的父亲是我们最可贵的一个合伙人和朋友。我们在荷姆伍德的家交给了弟弟，这样我又一次被迫放弃现有的生活圈子，1867年离开匹兹堡，到纽约安家。对我来说，这个变化是痛苦的，而对我母亲则更加难以接受。但是她依然还年富力强，只要我们不管到哪里都在一起，我们就会很高兴。她依然满怀离愁别绪，在纽约我们完全就是陌生人，一开始，我们把住处安在圣尼古拉斯旅馆，它在当时当地十分有名。我在百老汇街开了一个办公室。
匹兹堡的朋友们有时来纽约，我们都会感到非常高兴，这也是到纽约之后能让我感到快乐的主要事情了，匹兹堡的报纸也是不可少的。我频繁地奔赴匹兹堡，母亲也总是与我同往，这样我们和老家的联系便一直保持着。但是过了一阵之后，我们就有了新朋友，也有了一些新的兴趣爱好，也可以开始把纽约称之为家了。当圣尼古拉斯旅馆的老板在城外开了一家温莎旅馆后，我们就搬到了那里。而且我们在那里一直住到 1887年，到我们在纽约有了新家为止。
在纽约，我从中受益最大、对我影响最深的是帕尔默夫妇组织的“19世纪俱乐部”。俱乐部在他们家集会，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这很快便吸引了许多杰出的人士。我能成为它的成员多亏了伯塔夫人的推荐，她是一位很出色的夫人，伯塔教授的妻子，他们家的客厅更像一个沙龙。有一天，我应邀参加伯塔家的聚会，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莫大的荣幸。也就是在那里，我第一次认识了很多杰出的人物，在他们之中有当时康奈尔大学的校长、后来被派往俄国和德国做大使的安德鲁 ?D.怀特，他还是海牙和平会议的美国代表团团长，也是我的终生好友和顾问。
这里，“19世纪俱乐部”事实上是一个舞台。会员们非常正式地讨论当天的主要议题，并且依次向听众们演说。参与的人越来越多，私人的房间很快就容纳不下了。于是，每月一次的会议便改在美国艺术馆举行。我记得我第一次作为发言者参加聚会的那个晚上的主题是“金钱贵族”，托马斯 ?文特沃森 ?希金森上校是第一个发言者。这是我第一次被介绍给纽约的观众，后来，我就时不时地发表演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训练，因为每一次出场演讲，都需要精心准备，大量的阅读和研究是必不可少的。
我在匹兹堡生活了很长时间，学习并且发展自己的制造业，与投机生意比起来，我把它看成是一种实业、一种精神。我在匹兹堡当电报员的经历使我学到了各种事物的知识，使我认识了当时在匹兹堡有限的几个通过纽约股票交易所从事股票交易的人和公司，我怀着浓厚的兴趣关注着他们。在我看来，他们的运作就像是一场赌博。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些人和公司的信誉已经被严重损害，因为人们都认为他们热衷于投机。不过，当时这类公司的数量很少，屈指可数。石油和股票的交易还没有出现，通过电报与东部的股票交易所联系的经纪人办公室还没有产生的必要，匹兹堡就是一个制造业重镇。
当我发现纽约的状况有多么不同的时候，我感到甚为惊讶。几乎所有人都或多或少地在华尔街冒过险。人们纷纷向我打听与我打过交道的铁路公司的情况，搞得我应接不暇。有人提出愿意筹集资金来投资，但要我来负责管理、运作 —他们认为我能得到内部消息，所以容易成功。还有人邀请我加入他们，与之合作，他们正悄悄地打算买下某家公司的控股权。事实上，尽管它有诱人的伪装，但投机领域我从未涉足。
我抵制了这所有的诱惑，在我刚搬到纽约不久，在温莎，有一天上午，我收到了一个最富诱惑力的提议。杰 ?古尔德找到了我，当时他正处于事业的巅峰，他说听说过我，想买下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控股权。如果我参与它的管理的话，那他可以付给我一半的收益。我谢绝了他，说尽管我和司各特先生都有不同的公司，但是我永远都不会与他作梗。接下来，司各特先生就告诉我，他听说纽约公司企业已经选中我来接替他。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这些的，因为我从没提起过。我告诉他说，只有在我自己的铁路公司，我才愿意做总裁，以此来使他放心。
改变时间之轮的东西带来了惊奇。1900年的一个上午，大约30年之后，我将这一提议告诉了古尔德先生的儿子，说：
“你的父亲曾提议让我来控制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现在作为回报，我提议让他的儿子来控制一条跨越大洋的国际线路。”
我们同意了第一个步骤 —把他的瓦伯计线引入匹兹堡。我们签订了一个合同，答应把我们钢铁公司三分之一的运输权给这条铁路，在这个协议下，这一步骤取得了成功。我们准备把东部的扩展由匹兹
堡开始一直延伸到大西洋，这时候（1901年３月），摩根先生通过斯科维博先生找到了我，问我是不是真正打算退出生意场。我很坚定地回答说，在我给我们的铁路业务一个结尾之后，我会这样做的。
在我的一生中，我从来没有买入或者售出过一只投机股票，但有一次除外。那是在我的早年时期，我买了一小股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股票投资，花的还是银行借给我的低息贷款。我一直遵循着一条原则：绝不买我无法偿还的东西，也不卖我不拥有的东西。然而，在那些早年的岁月中，我在做生意的过程中也获得过一些股份，其中包括一些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和债券。我发现当我在早晨打开报纸的时候，我首先看的便是股票市场的行情表。当我决定售出所有非本公司的股票，并且把我的精力集中到我们在匹兹堡的钢铁公司上来，此后，我就从来没有涉足过证券市场上的股票交易。除了少量通过各种途径到了我手中的股票外，我一直都严格遵循着这条原则。
每一个制造业从业人员，所有有职业的人，都应该欢迎这一条原则。对制造业者来说，这一条尤其重要。如果他要明智地裁断哪些问题会持续在他面前出现，他就必须在脑海中保持平静和自由。没有什么比好的判断更加可靠，如果一个人的脑子中满是股票交易的商业投机，那他也就不可能拥有好的判断力了。他的心思都在股票的涨跌上面，而无法顾及那些需要冷静思考的问题。投机是蚕食价值的寄生虫，而不能创造价值。
在纽约定居下来之后，我所承接的第一项重要的工程是在基奥卡克建一座横跨密西西比河的大桥。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总裁汤姆逊先生和我签订了整个的合同，包括整个桥梁的结构、基础、石工和上层建筑。合同还规定，我们拥有大桥的部分债券，以作为工程款。除了财务之外，在任何方面，这项工程都是一个杰作。一场危机导致了相关铁路公司的破产，他们无法支付规定的款项。竞争对手在柏林顿修建了一座跨密西西比河的大桥，并且还在河西岸修建了一条通向基奥卡克的铁路。我们亲眼看着即将到手的丰厚利润无法兑现。尽管没什么盈利，但好在我自己和托马斯先生没受什么损失。
在建造基奥卡克大桥时我们赢得了声誉，这使得那些负责在圣路易斯修建密西西比河大桥计划的人与我接洽商谈。我的第一笔巨额资金与此有紧密联系，1869年的一天，负责此项工程的绅士—麦克弗恩先生（他是个典型的苏格兰人），来到了我在纽约的新办公室，说他们正在为修桥筹集资金，他想知道我能否游说几家东部的铁路公司加入这一项目。仔细审阅了工程计划书之后，我代表吉斯通桥梁公司与他就桥梁的建筑签订了合同。我还获得了大桥所属公司 400万美元的选择买卖权，1869年３月，为了联系债券的发卖，我出发去伦敦。
在旅途中，我准备了一份内容说明书，当我一抵达伦敦，便叫人将它印刷了出来。我上次来伦敦结识了尼厄斯 ?S.摩根，一个大银行家。一天早上我去拜访他，并且开始了谈判。我给他留了一份说明书，当我第二天再去他那儿的时候，很高兴地发现他对这件事充满了兴趣，认为有利可图。我卖给了他一部分债券，但他的律师们建议，债券的措辞需要作一定的修改。摩根先生对我说，如果我打算去苏格兰，那么最好现在就走，因为我需要写信给圣路易斯的董事会议确定他们是否同意上述的修改。他说，我 3个礼拜后再回来，还有充足的时间来处理这件事情。
但是我不希望这条鱼在水里游的时间太长，因此我告诉他说，明天早上我将收到电报，确认对所有的改变的一致意见。大西洋的电缆开通已有一段时间了，不过我那天发的那么长的一份私人电报可能还比较罕见。我给合同的每一行都编上号码，这是一件
比较容易的工作。然后仔细地向他们讲解哪些地方已经作出了修改，则需要在每一行中加入冗长和额外的话语。在发送之前，我给摩根先生看了这份信息，他说：
“嗯，好吧，年轻人，如果你成功了，你应该得到奖励。”
当我在第二天早上到他办公室的时候，在他的私人办公室里，专给我使用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个彩色的信封，里面是答复我的电报。内容是：“昨晚董事会作出决定，所有改变都予批准。”“现在，摩根先生，”我说，“我们可以继续了，请确认这份合同是你的律师所需要的。”协议很快就达成了。
当我在办公室的时候，《泰晤士报》财经版的主编桑普森先生进来了。我曾和他有过面对面的接触，深知他的几句话便能提高债券交易的价格。美国的有价证券受到了猛烈的冲击，起因是菲斯克和古尔德对伊利铁路公司的诉讼，他们控制了纽约的法官们，那些法官好像唯命是从。我知道这件事肯定会被桑普森先生用来作为反对我发行债券的理由，我很快就遇到了这一情况。因此我提醒桑普森先生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圣路易斯大桥公司是中央政府特许成立的。如果有必要，对它的诉讼可以直接提交到美国最高法院。桑普森先生说他会很高兴将这一特点作为重点报道，我把大桥描述为大陆高速公路处的收费站，这似乎让他很满意。一切都很顺利，他一离开公司，摩根先生就拍着我的肩膀说：
“谢谢你，年轻人，你今早把那些债券价格提高了５个百分点。”
这件事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圣路易斯大桥的修建资金有了着落。通过谈判，我获得了可观的利润。这是我第一次与欧洲的银行家们合作。普尔曼先生告诉我说，在几天后的一次宴会上，摩根先生讲起电报的事情，并作出预测说：“那个年轻人将会声名远播。”
在结束了和摩根先生的谈判之后，我去了一趟我的家乡 — 丹佛姆林。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送给这座小镇一件礼物 —一座公共浴室。这是我的第一次大额捐款。很多年以前，我的劳德姨父建议，给斯特林的华莱士纪念馆基金会寄一笔捐款，那座纪念馆海拔很高，可以由此看到班克诺本。这笔捐款虽然数目不大，但那时我还在电报公司工作，每月薪水 30美元，同时还得负担家里的开支，这样看来，这却也是一笔可观的数额了。母亲对此没有丝毫吝啬，相反，她为自己儿子的名字刻在捐助者名单中而感到自豪，而他儿子也认为自己开始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了。几年之后，我和母亲重游斯特林，那时候，在华莱士塔下，沃尔特 ?司各特的半身像正公之于众，这是她捐赠给纪念碑委员会的。从最早期的捐助开始，至少在资金上，我们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不过，大量的捐赠还没有开始，那时还只是处于积累阶段。
1867年，当我正在游历欧洲大陆，为所见所闻深深吸引的同时，我依然牵挂着公司的一切事务。我通过频繁的信件往来保持着对公司业务的参与。因为内战，通向太平洋的铁路交通而显得至关重要，国会也已通过了一个法案，要鼓励建设这样一条铁路线。这条铁路刚刚在奥马哈破土动工，并打算最终铺设到圣弗朗西斯科。我得到消息时在罗马，这项工程的进展速度要比当初设计的快得多。国家已下定决心，要将国土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并且要抓紧时间实现这一目标。我写信给斯考特先生，认为我们应该争取获得在这条加利福尼亚大铁路上运营卧铺车厢的合同。他在回信中有这样的话：
“很好，年轻人，你的确抓住了时机。”
回到美国之后，我继续着我的想法。卧铺车厢的业务十分繁忙，我对此也十分感兴趣。当时需求上升如此之快，以至于我们无法满足人们的需要。这一现实导致了今天普尔曼公司的成立。中心
运输公司的业务不能足够快地覆盖这个国家的领土，普尔曼先生开始在芝加哥建立世界上最大的铁路公司，而且很快它就可以与父母公司竞争了。他同样看到了太平洋铁路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卧铺车市场。我发现他也正在做我已着手做的事情，他是一个真正的拦路虎。再一次，从这些事件中，人们将会学到我从普尔曼本人身上学到的东西，那些无所谓的小事，有时候可以起到的作用是决定性的。
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总裁正在芝加哥视察工作，普尔曼先生去拜访他，并且被带进了总裁的房间。桌上放着一封给斯考特先生的电报，写着：“你对于卧铺车厢的建议已被接受。”普尔曼先生无心地读到了这份电报。电报所放置的地点也使得他无法不去注意。这时候，德伦特总裁走进了房间，普尔曼先生向他解释说：
“我相信在我向你提出建议之前，你是不会对此事作出决定的。”
德伦特先生答应等待，此后不久，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董事会在纽约召开会议。我和普尔曼先生都列席了会议，我们都在努力争取那份我们都很看重的订单。一天晚上，我们同时登上圣尼古拉斯旅馆的楼梯。我们以前见过，但并不熟识。在我们都爬上楼的时候，我说：
“晚上好，普尔曼先生！我们又在一起了，你不认为我们是一对绝妙的傻瓜吗？”
他并不愿意承认这件事，说：
“你是什么意思呢？”
我向他解释了具体情况，我们各自提出一份相互竞争的提案，努力夺取自己的利益，而这事实上损害了我们自己的利益。
“噢，”他说，“那你将怎样做呢？”
“联合，”我说，“向联合太平洋公司提出一份共同的提案，
你我组成一个公司。”“你打算把它叫做什么？”他问。“普尔曼皇宫车厢公司。”我答。这让他很满意，当然我也同样如此。“到我房间来谈谈吧。”这位卧铺车厢大王说。我照办了，结果是我们得到了一份共同的合同。我们的公司
随后并入了普尔曼总公司，我们拥有部分股权。直到 1873年那场金融恐慌来临，我不得不卖出这些股份以保护我们自己的钢铁公司。我相信，我是普尔曼公司的大股东。
在为人处世方面，普尔曼先生算得上是一位大师，他也和其他人一样，有自己的难处和失意的时候，并不是每次都能够成功—这也没有人可以做到，但他总能以一种令人满意的方式承受下来。他给我讲过一个寓意深刻的故事。他告诉我说他总是能从这个故事中获得宽慰：
在西部的一个县里，一个老人经受了人生的各种苦难，他的邻居们都很同情他。但是他对他们说：
“是的，我的朋友们，你们说的都对，我的一生烦恼不断，但是有一个很奇怪的事 —90％的忧虑并没有变成现实。”
这是至理名言，人类很多的忧虑和烦恼都不过是想象的，不值一提。杞人忧天是愚蠢的，只要天没塌，一切都会好的。即使天塌了下来，十有八九也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糕。一个聪明人就应该是个坚定的乐观主义者。
因为在各类的谈判中获得成功，我开始受到纽约的关注，我接下来很多大的行动也都与联合太平洋公司相联系。它的一个董事在 1871年来找我，说他们必须设法弄到 60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几百万美元）来渡过一个难关，公司管理层中几位认识我的朋友建议说，我也许能弄到这笔钱，而且能让这条重要的西部铁路置于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控制之下。
我揽下了这件事，因为我想到，如果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董事会愿意将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提名的几位候选人选入董事会，那么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就完全有理由帮助联合太平洋公司。我去了费城，向汤姆逊总裁提出了我的方案。我建议说，如果公司信任我，愿意为联合太平洋公司在纽约借到钱，我们就可以在宾夕法尼亚公司内部控制联合太平洋公司。汤姆逊总裁一向自信，而这一次则最好地呈现了出来。汤姆逊先生在对公司资金的使用上要比对待他个人的钱保守谨慎得多，但这件事的利益如此巨大，不容错失。即便失去了这 60万，那对这家公司来说，这并不是一次失败的投资。更何况，这有惊无险，作为贷款给联合太平洋公司的报答，我们将把自己持有的股票转交给他。
在宾夕法尼亚，我会见了托马斯先生。当我起身要走的时候，他过来拍着我的肩膀说：
“安迪，请记住，这件事完全指望你了。我相信你，我依靠你所持有的所有股票。因为宾夕法尼亚公司从来不愿意丧失１美元。 ”
我将这责任担了下来，而结果成功了。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非常想让汤姆逊先生本人出任总裁，不过他说这是不可能的。他推荐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副总裁托马斯 ?A.司各特先生，出任这一职位。司各特先生、普尔曼先生和我也因此在 1871年被选为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董事。
我们得到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股份一共有 300万股，它们锁在我的保险柜里，待价而沽。正如我所预料的，宾夕法尼亚公司的参与，使得联合太平洋的股票有了更大的价值，股价一路飙升。这时候，我要去伦敦参与奥哈马密苏里大桥的债券相关事宜的谈判，就在我离开期间，司各特先生决定卖掉所有联合太平洋公司的股份。我临走前跟我的秘书说过，司各特先生是我们的合伙人之一，他有权接触我的保险柜，而且当我不在的时候，我的股票也许要由个人来管理。但是卖掉这些股票，使我们丧失已经获得的对联合太平洋公司的重要地位—这样的想法我从来都没有过。
我回来之后发现，我不再被认为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同事，相反，联合太平洋的董事们认为我是为了达到投机的目的而利用了他们。我们本来夺得了一个借这一伟大事业来密切合作的最好机会，也从来没有人如此草率而鲁莽地丢掉这一机会。普尔曼先生知道这件事情，也像我一样愤怒。他马上又买入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股票，我虽然也像他这么做，并对已发生的事情进行指责，但我觉得如此泾渭分明地和老朋友司各特先生划清界限有点不太合适，也不近人情。
我很不光彩地被赶出了联合太平洋公司董事会。对一个年轻人来说，其滋味就像吞下了一枚苦果。这件事也使我和那个曾对我影响巨大的人之间产生了分歧，他就是我少年时期可亲可敬的雇主—托马斯 ?A.司各特先生。汤姆逊先生对此事懊悔不已，但是，正如他说的，他对此事没予以关注，整个的股票都被司各特先生和我持有，他以为我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将之卖掉。我一度以为我失去了一个好朋友莱维 ?P.莫顿，他也有联合太平洋公司的股份，但最终他知道我是无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