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英语国家的人民能够实现和平，我早就已经想到了。在 1869年，当英国“魔鬼”的君主号战舰（是当时所知最大的战舰）下水时，不记得出于什么原因，人们都传说它能够轻而易举地把美国的城市一个接一个地征服，所向披靡。当时，我发了一封电报给英国内阁成员约翰 ?布莱特（这封电报最近被公开）：“君主号的第一个任务，也可能是它最有意义的任务，应该是将皮博迪（美国商人和慈善家，死于伦敦）的灵柩运回家。”
我没有在电报上留下署名。但令人惊奇的是，我在电报上所说的都被实现了，而君主号也因此变成了和平的传播者而不是毁灭者。许多年后，我在伯明翰的一个小型宴会上碰见布莱特先生，我告诉了他我就是当年那个给他发匿名电报的人。他非常地惊讶于我为什么没有附上署名，并表示他当时心里也正想这样做。我相信他说的是真的。他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
在美国内战时期，当联邦需要朋友的时候，他是联邦的朋友。他一直是我最喜欢的还健在的公众人物，同时也是我爸爸的偶像。刚开始他被指责为狂热的激进分子，但是他仍然始终坚持自己的主张，直到他最终获得了国民的支持。主张和平的他一直都不赞成克里米亚战争。索尔兹伯里勋爵后来承认，英国在这场战争中压错了赌注。我非常荣幸布莱特家族以朋友的身份允许我用一个曼彻斯特 ?布莱特的雕像的复制品放在国会中来取代原来的已经破旧了的雕像。
早期的游历使得我对英国和平协会产生了兴趣，并且还多次参加了他们的会议。后来，我又跟克里默先生所创建的议会联盟走得特别近。克里默先生是议会中著名的工人代表。我们活着的人当中很少有人能比得上克里默先生的。当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 8000英镑奖金之后，他自己仅留下 1000英镑做急需之用，其余的钱全部都捐给了仲裁委员会。这是一种高尚的奉献精神。真正的英雄视钱财如粪土！克里默先生每星期只能从他所从事的议员工作中获得仅够在伦敦谋生所需的薪金，但他却将一笔已经到手了的巨款捐给了和平事业。这就是最高境界的英雄气概。
1887年，我有幸能在华盛顿将仲裁委员会引见给了克里夫兰总统。克里夫兰总统热情地接见了仲裁委员会委员，并向他们保证会真诚与他们合作。从那天起，我变得尤为关心如何避免战争的问题，以致忽略了任何其他的问题。第一次海牙会议中一个令人惊讶的举动令我大为兴奋。为了号召裁军（虽然现实证明了只是个梦想），它成立了指导实务的永久特别法庭来解决国际纠纷。我看见人类迈向和平以来所走的最大一步，而且这一步好像是出于灵感而并不是经过很多先前的讨论后所作的选择。
国际法庭成立的那一天将会成为世界历史上最具有纪念意义的日子之一。它将对那些杀害同类的人敲响丧钟，因为他们犯下了十恶不赦的罪行。我相信总有那么一天，和平会降临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这天恐怕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遥远）。在那个时代，很多至今被我们称赞为英雄的人物将被世人遗忘，因为他们并没有推行用和平与善良来取代战争。
当安德鲁 ?D.怀特先生和霍尔斯先生从海牙回来之后，曾向我建议创立一个基金会，在海牙建一座和平教堂。我给他们说我不会那么自以为是；如果荷兰政府能向我提出这样的要求，我会很高兴地考虑的。他们表示怀疑，说任何一个政府恐怕都不会这么做。我说我也不会这么冒昧地去做这件事的。
最后，荷兰政府还是通过它的公使盖弗斯男爵，在华盛顿向我提出了这个要求。我很高兴。任何一个人能够做一件那么高尚的事情，能够为建和平教堂 —世界上最神圣的建筑，因为拥有最神圣目标 —尽自己应尽的义务，自己都会觉得受宠若惊的。除了圣彼得的，我觉得它比任何一个其他标榜上帝的伟大和神圣的建筑更有意义。正如路德所说的：“我们不需要伺候或拯救上帝，他不需要从我们这里得到任何帮助。”建这个教堂的目的就是为了带来和平。至少，我与路德和富兰克林有着同样的感觉：“对上帝最高的崇拜就是为人类服务。”
1907年，有朋友来邀请我出任他们即将组织成立的纽约和平协会会长，我谢绝了，因为那段时间我实在有太多要忙的事情，这是真实的情况；但是在我拒绝之后我从心底里觉得不安。如果我连为了和平事业都不愿意奉献自己，那还有什么事值得我去奉献呢？幸运的是，几天之后，莱曼 ?埃博特牧师和林齐牧师及一些其他的著名人士强烈要求我重新考虑。我坦白地告诉他们，由于我先前的拒绝，我的良心正受到煎熬，我会接受这一委任，并将履行我的职责。之后就召开了历史上第一个和平协会全国大会（第二年４月份），与会代表们来自联邦的 35个州，此外还有许多有声望的外国人士。
我的第一枚勋章不期而至。法国政府授予我二级爵士荣誉勋章。在纽约我主持的和平协会宴会上，埃斯图内勒斯 ?德康斯坦男爵发表了激情的演说，并在来宾的欢呼声中将勋章授予我。这是一个极大的荣誉，我会非常珍惜，因为这是对我服务世界和平事业的一个肯定。这样的荣誉是谦逊的，他们并没有吹捧，所以应该享受这个荣誉。这个荣誉的获得更加警醒我应该比以往更加努力奋斗，更加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以配得上我所获得的这个荣誉的要求。
我编造的或曾经编造的才能都不可能接近皮坦克里夫的。这完全是一种幼稚的想法，但又是最纯真和最甜蜜的。我必须告诉大家这个故事：
在我小时候，丹佛姆林曾经为获得部分大教堂的地产和王宫遗址的所有权进行斗争。我的外祖父莫里森发起了这一运动，或者说，至少，他是其中的一员。后来我的姨父劳德和莫里森舅舅继续开展这场斗争。莫里森舅舅被起诉，因为他煽动和带领人们去拆毁了一堵墙。市民们在最高法院的判决中败诉了。于是，皮坦克里夫地主随后宣布“不允许莫里森家族的人进入峡谷”。我作为莫里森家族的一员和我表哥多德一样，也在被禁之列。好几代的皮坦克里夫的地主们都与当地的居民们势不两立。
据我所知，皮坦克里夫的峡谷是独一无二的。它与大教堂和王宫相毗邻，它的西北边就是我们城镇的主干道。它的面积在60—70英亩之间，郁郁葱葱，景色宜人。在丹佛姆林人的心目中，它就是天堂，我也不例外。当我听到“天堂”，我就会联想到皮坦克里夫的峡谷，觉得它是我心目中最接近天堂的地方。只要能从围墙的上方或者通过看门人小屋往里瞟一眼，我们都会觉得非常的开心。
在我童年时代，没有任何城堡和建筑能够比得上皮坦克里夫峡谷那么壮丽、宏伟。劳德姨父曾经预言了很多我成人之后可能
会做的事，但如果他能够预测到我有一天会有足够的钱和足够的运气成为皮坦克里夫的地主，他没准会对我佩服得五体投地。能把这个我童年时的天堂还给丹佛姆林，使它成为一个大众公园，这会比给我一顶王冠更加荣幸。
当罗斯博士轻声地和我说，亨特上校可能会被迫卖掉皮坦克里夫的时候，我的耳朵竖了起来。罗斯博士认为他的要价太高，但我根本什么都没有听见。1902年的秋天我在伦敦待得不是很舒服，我就又想到了这个问题，所以我有意让罗斯博士过来探望我。我们讨论了皮坦克里夫的问题。我建议，如果我们共同的朋友和老乡—在爱丁堡的邵先生（邓弗林的邵勋爵）可以和亨特上校的代理人见个面，他可以明白地向那个代理人表示如果不与我达成交易，他们有一天会后悔的，因为很难再找到一个像我这么热心的买家了。而且我还随时可能会改变主意，甚至不买了。博士将我的话转达给了邵先生，邵先生说他第二天与亨特的律师有个约会，他一定会替我如实转告的。
在这之后不久我就去纽约了。一天我收到了邵先生的电报，说亨特接受我提的 45000英镑的价格，问我可不可以成交。我回电说：“可以，只要罗斯也同意了就行。”平安夜那天我又收到了邵先生的回信：“万岁，皮坦克里夫的主人！”就这样，我很幸福地拥有了在我心目中最伟大的头衔。
在成为了峡谷和公园的主人之后，我发现只有把钱交到一个有公德心的人手中，钱才有可能为我们的社会公益事业作贡献。至于皮坦克里夫公园，我全权委托给罗斯博士来管理，还听从他的意见请了一些可靠的人和组织一个管理委员会来打理。在罗斯先生还没有向他们提出任何想法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设想把它变成这个城镇的公园。当他们听说即使 50万英镑被套牢，还要承担5％的利息，但这个公园也主要是为丹佛姆林的人谋福利时，他们都很诧异大家想法的一致。
管理委员会把峡谷作为公园开放距今已经有 12年了，如今这里到处是鲜花，到处是欢笑的儿童，还吸引了很多附近城镇的居民来游玩。这个管理委员会完美地达到了委托书的要求：
给丹佛姆林居民们的单调生活增添更多的“色彩”，给他们—尤其是孩子们—欢乐和幸福，以及一个美好的生活环境，让家乡的孩子们长大后在回想往事的时候，不管离家乡有多远，都能感觉到童年时代是多么的幸福和美好。如果你们的劳动能做到这一点，那么你们就是成功的；反之，则是失败的。
这段文字让我获得了前加拿大总理格雷伯爵的友谊。他写信给罗斯博士说：“我必须认识一下今天早上在《泰晤士报》发布那个消息的人。”我们在伦敦见面了，彼此都有相见恨晚的感觉。格雷伯爵也是我捐给英国的一个 1000万美元基金会的监管成员。
就这样，皮坦克里夫峡谷成了目前为止我所做的社会公益事业中最令我有成就感的一个。它让我还给了我们莫里森家族一个应有的公正的回应，曾经被地主们驱赶出峡谷的家族如今永远成为了给丹佛姆林的人们带来峡谷和公园的标志。这是一个真实的浪漫传奇，超过了任何一部小说的构想。我听见有声音在我耳边低语：“你没有白活一世。”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荣幸！这是我在其他公益事业中所没有的。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从我停止聚积财富，转而从事捐赠事业，至今已经有 13个年头了。如果我当时挣够了下半生的花费就早早退休，去享清福，那么我无论在聚财还是散财方面都不会成功的。但是，我有阅读、写作和演讲的习惯和爱好，我还有一些在我工作时认识的受过高等教育和有修养的知音和朋友。在退休后的许多年，我都不敢回以前的工厂去看看，因为那里会唤起我的许多回忆，几乎已经没有几个比我年长的朋友和我握手，会叫我“安迪”的老人也只有一两人了。
千万不要以为我忘了那些比我年轻的工作伙伴们，或者他们在支持我适应新的生活中没起多大的作用。绝对不是这样的！最令我宽慰的是他们组织了卡内基老兵协会，这个组织将会一直存在，直到最后一个成员死去为止。我们每年都要在我纽约的家中聚会，这是一种无与伦比的快乐，因而能一年又一年地持续下去。有一些老部下从很远的地方赶来参加聚会，我们之间所发生的故事成为了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我永远记得我和“我的孩子们”的感情，因为我的心里一直记挂着他们。
我的夫人和我都非常喜欢结交许多朋友，但是这一点都没有改变我们对“我们的孩子们”的感情。她用老兵协会的第一次聚餐给我们纽约的家命名。“首次相聚”就是她所说的，所以也难怪他们选她作为第一个名誉会员，而我的女儿则是第二名誉会员。他们在我们的心中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虽然我较为年长，但我们仍然是“男孩聚会”。充分的信任和共同的目标，互相之间的体谅和深厚的感情使得我们就像亲兄弟姐妹般相处。我们首先是朋友同时也是伙伴。这一生，我们 45个伙伴都将紧紧地连在一起。
还有一件一年一度的盛事，就是我们的文学聚餐会。组织者是《世纪》的主编理查德 ?沃森 ?基尔德。每年他都会引用客人们在这一年所写的作品当中的句子写在卡片上，这很受客人们的喜爱。在这之后的见习演说又在适当的时机调动了整个活动的氛围。约翰 ?莫利是我们 1895年聚会的客人，他作品中的句子出现在每个餐盘的卡片上。
有一年，基尔德很早就来到了聚餐会，给客人们安排坐席。但座位都已经安排好了，他就来找我说，他发现约翰 ?伯勒斯和俄内斯特 ?汤普森 ?塞顿的座位是紧挨着的，他说他们俩正在进行一场关于兽类和鸟类习性的激烈论战，两人在论战中都有些口不择言，正处于势不两立的状态。因此，他要把他们俩人的座位调开。我当时没说什么，但悄悄溜进餐厅，偷偷地把座位又换回来了。可以想象当基尔德先生后来发现他们俩人坐在一起时有多惊讶了。但结果如我所愿，他们和解了，并且还成为了好朋友。可见，如果你想成为和事老，那就让敌对的双方在一个必须保持文明状态的场合坐在一起。
伯勒斯和塞顿都很感谢我给他们俩的“特别安排”。事实上是，我们只讨厌那些我们不了解的人。因此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我们想要和自己的敌人和解最好的方法就是邀请甚至请求他们一起共进晚餐。很多争论变得越来越尖锐就是因为双方既不见面也不沟通，却道听途说了太多关于他们的分歧。他们并没有完全弄懂对方的观点，而这些都是可以说清楚的。睿智的人会选择伸出他的和解之手，这样可以消除敌意获得友谊。而拒绝这样做的人在此生都会感到不高兴的。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弥补失去一位朋友的损失，即使这位朋友已经不再像从前那么亲密，但是他依然是你的朋友。随着时间的流逝，朋友们最终都会辞世，永远地离开你。
在我的朋友中，对我的激流勇退最表支持的是马克 ?吐温。以下是我收到的他的一封短信，当时报纸正在大谈我的财富。
亲爱的先生和朋友：
这些天你好像很风光。能借一个半美元给一个仰慕者，用来买一本赞美诗集吗？如果可以的话，上帝会保佑你的。我知道。如果要用于别的用途的话，就别考虑我的请求了。
您的马克附：不要直接寄给我赞美诗集，把钱寄给我。我想自己去挑选。
当他在纽约卧病在床的时候，我经常去探望他。我们在一起非常的愉快，因为即使躺在床上他也像平常一样聪明睿智。在我要起程去英格兰之前，我给他致电道了别。在我走后不久，“大学教授养老基金”在纽约宣布成立。为此，马克还往苏格兰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上的地址写着“致圣人安德鲁”，下面是一段摘录：
你可以把我头上的光环拿走。如果你在我床边时就告诉我你做了什么，你当时就可以得到它。它是纯洁的只配给有责任心的人。
公众一般只了解马克 ?吐温先生幽默风趣的一面，很少有人知道他在政治和社会问题上也有坚定的信念，是一个坚决的反无道德原则的卫道士。
为他庆祝 70岁生日的聚会盛况空前，文学界的名流都参加了，但是马克没有忘记让人将亿万富翁—H.H.罗杰斯先生安排在他身边。罗杰斯先生曾经在他需要帮助的时候向他伸出了援手。没
有任何意外，这些文学界的名流在讲话时都只停留在赞扬他在文学领域的成就。轮到我讲话的时候，我提醒了他们注意到，我们的朋友作为一个男子汉的所作所为，也将像他的作品一样流芳百世。我们完全可以把他与沃尔特 ?司各特爵士相提并论。我们的朋友—就像司各特一样—也因合伙人的过失而彻底破产了。有两条路摆在他面前，一条平坦、容易，也是一条捷径 —法律之路，放弃所有的财产，让法庭通过破产，然后再重新开始；另一条路是漫长而又充满荆棘，需要一生的艰苦奋斗，并且牺牲其他的一切。他的决定是：
“这不是我如何向债主交代的问题，而是如何向自己交代的问题。”
在大多数人的一生中总会经历很多次考验，来决定他是金子还是渣滓。在关键时刻所作出的决定才能真正检验一个人。我们的朋友将自己置于充满烈焰的火炉中，从而历练出一个英雄。他在全世界讲演，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偿还债务。“一个风趣的家伙—马克 ?吐温”，这是一个普遍的评价，但真正的克莱门先生（马克 ?吐温）是一个男子汉大丈夫，是可以与沃尔特爵士并列的英雄。
他有一位贤内助。她就像他的守护天使一样支持他，陪着他走遍全世界，使他能够像沃尔特爵士那样克服自己。这些他总向他的知己好友说起。在克莱门夫人去世后，我去探望了马克，发现他独自一人在家，我拉着他的手，谁也没有说话。然后，他突然使劲地攥着我的手，说：“家没了，家没了。”打破了长久的沉默。此事已过许多年，我今天在此提及仍然能够清楚地听到那三个字，并从心底里产生了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