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帝王为文学者，古往今来，曹操还得坐首席位置历史好比一座出将入相的舞台，生旦净末丑，各类人物都是少不了的。所以，耍笔杆子的，自然也要走出来亮一亮相。尤其中国是一个文化古国，翻开二十几史，在这个舞台上，文化人还是少不了的角色。古往今来，没有文人这个行当，还真是少了许多热闹。所以，文人很像凡中药方里都有的甘草一样，多一分不嫌多，少一分也不嫌少，但完全没有这味药，君臣配伍就要成问题，文化人就是要起这样一个点缀的作用。在有皇帝的封建社会里，歌舞升平的随班唱和啊，文修武治的山呼万岁啊，歌功颂德的封禅加冕啊，皇恩浩荡的树碑立传啊，没有文人的帮衬，那许多场面，怕就不会那么精彩了。因为，数千年来，这样用惯了文人，也使他们出了风头，遂养成了其中一部分人那种时刻准备着、只要一掀帘子就能登台献艺的本事。开场锣一响，便马上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表演欲强烈得过头的文人，甚至锣鼓家伙还没敲起来，就情不自禁地跳将出来，在那里卖老、卖俏、卖苦、卖骚、卖病、卖隐，乃至于卖寡廉鲜耻，卖死猪不怕开水烫地“舞蹁跹”了。这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一是耐不住，二是不怕丑，三是挺自得，这或许就是曹丕所说的“文人类不护细行”的职业病了。《三国演义》是中国第一部历史小说，写了那么多的帝王将相，笔锋之余，描绘三五个文人雅士凑趣，也是理属正常的了。现在看起来，魏晋文人，特别是建安时期的几位作家和诗人，也许是中国最早作为文学家存在于社会之中的独立个体，他们作为文学家的个性，更为突出。在此以前，像司马迁、班固、班婕妤、司马相如、枚乘、邹阳之流，他们的身份，主要还是附庸于帝王贵族的官员、清客、幕僚、侍从，或者竟是医祝巫仆等三教九流之类，这种职业身份，压倒了他们的文学家身份，而文学不过是他们讨好皇帝老子、巴结王公贵族的一种谋生手段，很少作为表现自我的工具。到了汉末，这些文人，就是以文学名、以文学为生存手段，为文学而文学，以文学来表现自己了。至于职务，只是个形式或象征性的东西了。在中国文学史上，管这批以文为生的作家，叫做“建安七子”，因为他们都是在汉献帝的建安年代，活跃于许都的诗人作家。那时的中国，在文化上有点号召力的，主要是曹操父子，其次是刘表。至于江东的孙吴，那时还不成气候，而刘备则是一个无处存身的亡命徒，处于狼奔豕突的状态之中。在中国，一旦到肚子吃不饱、生活不安定的时期，领导人便只会革命文化，而顾不上建设文化的。而自身文化素质很低的皇帝，更把文化视为末流了。回顾五千年文明史，中国文化遭受的毁灭性劫难，大半是由这些人造成的。在中国帝王级的人物中，真正称得上是诗人的，曹操得算一个。他的诗写得有气概，有声势。而且，他能花重金，把蔡文姬从匈奴单于手里赎回来，就因为她的诗把他感动了，这绝对是诗人的浪漫行径，别的领袖人物未必有这等胸怀。他还让蔡文姬把她能记下来的她父亲蔡邕的已被战乱毁灭的图书文字，整理出来，不致湮没，这也是一个了不起的行为。可就在不久前的十年浩劫期间，多少珍贵书籍被化成纸浆，再生产成擦屁股的卫生纸；多少稀世文物被砸被毁，从此成为绝响。联系古今这种文明与愚昧的倒置，真不知道历史是在进步还是在倒退。在曹操平定吕布、陶谦、公孙瓒、袁绍、袁术以后，公元196年的许都，有了一个初步安定的局面，这才使得他有可能在文化上有所建树。加之他手中汉献帝这张王牌，对士族阶层，对知识分子，具有相当的招徕作用。“是时许都新建，贤士大夫四方来集”。他延揽了一批像崔琰、孔融这样的士族大知识分子，许都遂成了中原地带的文化中心。当时，到许都去献诗作赋，吟文卖字，便是许多有名和无名作家竞相为之的目标。当时驻镇在荆州的刘表，是一个志大才疏式的人物，号称八俊，喜以风雅自命。这种经常舞文弄墨，偶尔谈诗论经，平素要找几个文化人装点门面，动不动就酸文假醋来上几句的官僚，是我们中国官场的土特产。凡是文人，哪怕是假文人，也有不大肯安生的毛病。由于中原混战之际，他在荆州，得以偏安一隅，经营他的地盘，所以相对稳定，而且也网罗了像王粲这样很负盛名的文人。因此，他在文化上，也想与北方的曹操分庭抗礼。其实，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感叹，被人咏唱了几千年，而现在看刘表，不过以文博名的无聊政客而已。项羽烧阿房宫的时候，不会想到作诗，到乌江四面楚歌的时候，就唱开“虞兮虞兮奈若何”来了。凡无出路，无出息，在仕途上晋升无望、拓展无门，但天性不甘落寞，不肯归田，情不自禁犹想一搏，然而又无气力、无奥援的吃政治饭者，就只有附庸风雅，做斯文状，此为保持心理平衡的最佳之计了。亦文亦官，似官似民，有名有实，亦下亦上，说在位又不在位，说不管事又管事，说退了还很忙，说忙吧，忙里偷闲还能跳跳舞，唱唱歌，看看戏，指导指导创作，是中国官场中的落魄者和即将落魄者最能接受的处境。外国人不大搞这一套假惺惺，打仗就打仗，绝不唱偃武修文的高调；做官就做官，不表示自己案牍劳形，做清高状。拿破仑绝不羡慕作家，非要当一名作协会员。据传他从莫斯科败退时，把作家和驴子编在一个队伍里，放在最后，不知确否。伊丽莎白女王可以示意莎士比亚写她喜欢看的《第十二夜》，但绝不亲自执笔，还要在剧本开头署上芳名。哈韦尔当了捷克总统以后，就只管做他的总统，不再当他的剧作家了，而且也不过问别人是写喜剧还是写悲剧。一到我们这儿，什么儒将啊，儒吏啊，全出来了，最近更扩而大之，还有儒商一说。人们知道，商是唯利是图的，而儒是反对上下交征利的，儒和商联在一起，实在是有些莫名其妙。若以此类推的话，岂不是可以有儒盗、儒匪一说了吗？那可就是真正的笑话了。其实，像刘表这样的中国官僚，说穿了，有了足够的权力还不满足，和中国的暴发户、百万富翁一样，有了许多钱，甚至到有钱使鬼推磨以后，还觉得缺点什么，就因为中国是一个文化古国，事实上存在着一种权力、金钱之外的社会价值观，那就是文化。所以，狗屁不通、平仄不分的领导，要作两句歪诗，以显肚子有墨水；毛笔握不好、字像鬼画符的老爷，喜爱到处题词，表示自己有学问；分明文学白丁，却要指导作家，证明他什么都明白；唐宋元明，五代十国，都搞不清楚，也说不上来，却大讲历史教训，以示自己渊博。和有钱人在多宝桶里摆假古董，在墙上挂赝品字画，修不今不古的亭台楼阁，雇几个作家为自己写传，或者请枪手弄出一部著作一样，不过是钱多了、权有了以后，在文化方面沽名钓誉，给自己沾点书卷气而已。荆州的平稳假象，使得刘表错以为他的感召力、凝聚力和政治、经济、文化实力，可以与曹氏父子一决高低。人通常缺乏自知之明，有一定实力的人物，尤其容易过高估计自己。这也不光是作家的毛病了，绝对清醒的政治家和具有深刻自省意识的作家，终究是少数。处于中原战乱之外的荆州，不过是一个暂时安稳的地方，许多人到此，逃难避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其实，明白人也看出虚名无实的刘表，前景不佳。《世说新语》引《魏志》曰：“裴潜，字文行，河东人，避乱荆州，刘表待之宾客礼。潜私谓王粲、司马芝曰：‘刘牧非霸主之才，而欲以西伯自处，其败无日矣！’遂南渡适长沙。”可见有识之士，并不把他当成什么中心的。后来的荆州，实际上成了吴、蜀、魏的兵家必争之地，成为重灾区。刘表也成了过眼烟云，除了他怕老婆的名声外，现在谁还知道他在文化上的任何成就呢？就算他当时做了荆州作家协会的主席，又如何？文人的不肯安生，也实在是没有办法。曾经在荆州待过的那位很自负的青年才子祢衡，大概觉得刘表不过是个浮泛虚靡的人物，打了个铺盖卷，不远千里跑到许都，想在那里一鸣惊人，结果没想到送了一条小命。写《登楼赋》的王粲，命运比祢衡强多了。刘表死后，他劝刘表的儿子刘琮依附曹操，随之来到许都，跟着立了功。这位被刘表认为“貌寝通脱，不甚重之”的王粲，颇被曹操和曹丕倚重，很快成为建安文学的主力。此其时也，许都的文学气氛达到了高潮。《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对这个活动着许多文人墨客的中心，有过这样一段评述：“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孔融、杨修、陈琳、刘桢、徐干、阮瑀、应玚和从匈奴赎回的蔡琰都在许都，真可谓济济一堂，竞其才华。刘勰距离这个时代约两个世纪，写这段文坛盛事，应该是相当准确，并具有权威性的。所以，建安文学得以勃兴，很大程度是由于曹操削平袁绍，北征乌桓，统一中原，休养生息，出现了一个安定局面。如果曹操仍同吕布、刘关张没完没了地打，和我们“文革”期间没完没了地斗一样，恐怕除了样板戏，就搞不出别的名堂了。加之他本人“雅爱诗章”，懂得文学规律，这与只知杀人的董卓用刀逼着大作家蔡邕出山，效果就完全不同了，很快，“建安之初，五言腾踊”的局面出现了。《文心雕龙》说到建安文学的特点时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所以，曹操的《蒿里行》，曹丕的《燕歌行》，曹植的《送应氏诗》，王粲的《七哀诗》，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蔡琰的《悲愤诗》，以及《孔雀东南飞》等具有强烈现实色彩的诗篇，便成了建安文学的主流，具有了文学史所说的“建安风骨”了。曹植《与杨德祖书》中，说到这番繁荣景象，不免为他老爹的气派自负：“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此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吾王（曹操）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看起来，曹操是振一代文风的始创者，而曹丕、曹植是不遗余力的倡导者。所以，在三国魏晋文学中起先河作用的，正是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他们开创了文学史上的一个新时期。二、政治家玩文学，文学家玩政治，后者永远不敌前者文学的发展，与时代的动乱和安定的关系至大。东汉末年，先是黄巾农民起义，九州暴乱，生灵涂炭，后是董卓那个军阀折腾，战祸不已。洛阳被夷为平地，中原水深火热，这时候，一切都在毁灭败坏之中，文学自然也陷于绝境。因为农民革命虽然有其推动时代进步的作用，但其破坏文明文化和毁灭社会财富的极其消极的方面，则更可怕。董卓这个军阀，不过是一个穿上战袍的西凉农民而已，所以，他的行动也自然带有农民革命家的那种仇视文化、仇视知识、仇视人类文明的特点，在这种荡涤人类文明成果的氛围里，在刀光剑影之中，文学这只鸟儿，只有噤若寒蝉，举步维艰。因为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动乱，接触到遭受严重破坏的社会现实，加之当时一定程度的社会思想解放，文人的个性得以自由舒展。所以，“慷慨任气”便成了这一时期文学的特征。回忆十年浩劫结束以后，新时期文学之所以如井喷而出，一时洛阳纸贵，也是由于这些劫难中走出来的作家，适逢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才写出那些产生轰动效应的作品。这和建安文学的发展，颇有大同小异之处，就是以对动乱年代“梗概而多气”、真实而深刻的描写，引起读者共鸣的。因此，“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时代不容精雕细琢，对之求全责备，是大可不必的。无论后来的诸位明公，怎样摇头贬低，不屑一谈，起到历史作用的文学，在文学史上便是谁也不能抹杀的了。现在那些笑话新时期文学发轫之作如何幼稚的人，其实正说明他不懂得尊重历史唯物主义。由建安文学的发展看到，乱离之世只有遍地哀鸿，而文学确实需要一个安定的环境和思想解放的背景，以及适宜的文学气氛，才能繁荣起来。建安文学的发展，得益于曹氏父子的提倡，得益于相对安定的中原环境，也得益于以“建安七子”为代表的文人个性的解放。有一次曹操派邯郸淳去看望曹植，据《三国志》裴注引《魏略》曰：“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与谈。时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遂科头拍袒，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千言讫，谓淳曰：‘邯郸生何如邪？’于是乃更著衣帻，整仪容，与淳评说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区别之意，然后论羲皇以来贤圣名臣烈士优劣之差，次颂古今文章赋诔及当官政事宜所先后，又论用武行兵倚伏之势，乃命厨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无与伉者。”从这里，我们看到建安文人的浪漫、豪情和无拘无束。这和司马迁《报任安书》里那种对帝王委曲求全到低三下四的心态，和司马相如给皇帝献赋时的那种唯唯诺诺到谄媚依附的神情相比，多了一点作家的自我意识和不羁的精神。从曹丕的诗《于谯作》中：“清夜延贵客，明烛发高光”，曹植的诗《箜篌引》中：“置酒高殿上，亲友从我游”，可以看到他们宴游燕集、豪饮小酌、斗鸡胡舞、高谈畅啸的快乐情景。《文心雕龙》曰：“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这类沙龙式文人聚会活动时的自由竞争，各驰所长，平等精神，批评空气，是此前所不曾具有的。尤其之前党锢之祸将大批知识分子无情镇压，人人胆战心惊，唯恐连坐，精神委靡不振，建安文人的崛起，实际是给中国文学注入了一股活流。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里，具体地描写了他们的一次出游，也是很令人神往的：”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既妙思六经，逍遥百氏，弹棋闲设，终以六博，高谈娱心，哀筝顺耳；驰骋北场，旅食南馆，浮甘瓜于清泉，沈朱李于寒水。皦日既没，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舆轮徐动，宾从无声，清风夜起，悲笳微吟，乐往哀来，怆然伤怀。”这种文友间的平等来往，证明了建安文人思想解放的程度相当之高。作为五官将的曹丕，那时正如日中天，是个炙手可热的人物，能够这样不摆架子，与一个地方官吏友情深厚若此，恐怕时下的某些文化要人，也未必做得到的。所以，建安文人，可能是中国较早从绝对附庸地位摆脱出来以文学生存的一群作家。他们追求自由不羁，企慕放任自然，赞成浪漫随意，主张积极人生，并对礼教充满叛逆精神，成为中国非正统文人的一种样本。鲁迅先生认为这种文学态度，可以用“尚通脱”三字来概括。到了魏晋南北朝，由阮籍，嵇康，陆机，潘岳，陶渊明，谢灵运，一脉相承，“通脱”则更加发扬光大，一时成为文学发展的主流。然而，文学的每一步，总是要付出不大不小的代价。因为任何新的尝试，总是要打破过去的格局，失掉原有的平衡，必定引起旧秩序维护者的反扑。倘若探索实验，一旦越出了文学的范围，被视作离经叛道、越轨出格的话，就要以文人的脑袋作抵押品了。“建安七子”中，孔融是死在曹操手下的。有一个，被曹操送到采石场去劳动改造的，那就是刘桢。还有一个不属七子之列的杨修，也是被曹操杀掉的。至于文学新秀祢衡，虽然不是曹操杀的，但事实上是他用借刀计让黄祖杀的。曹操作为文学家，写诗是一把好手，作为政治家，杀作家也是一把好手。但掉脑袋的这三位，也是因不大肯安生而惹祸的。孔融的地位相当高，曾任北海相，到许都后，担任过将作大匠，也就是建设部长，这还不是曹操主要嫉恨的。由于他和曹操总过不去，经常发难，加之他是孔子后代，具有很强的号召力，于是成为士族豪门的代表和知识分子的领袖。他的府邸已成为反曹操的各种人物聚合的“裴多菲俱乐部”。这时就不管你的文章写得好和儿时让梨的美德了，对不起，找了一个叫路粹的文人，作家中的败类，写了封密告信，检举孔融“与白衣祢衡跌荡放言，云，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大逆不道，宜极重诛”。书奏，下狱弃市。杨修的职务要差一点了，在曹操的指挥部里，只当了个行军主簿，大概相当于参谋，而且不是作战参谋，连行军口令还从别人嘴里听说，显然是闲差了。所以杀他不像杀孔融那样颇费周章，以“扰乱军心”四个字，就推出去斩首了。《三国演义》说是曹操嫉妒杨修的捷才，生了杀心。其实是由于杨修不安生，介入政治，成为曹植的嫡系党羽，为之出谋划策，卷入到宫廷接班人的夺权斗争之中，而且许多臭主意都被曹操拆穿了，曹操才要把他除掉的。老实说，文学家玩政治和政治家玩文学，都有点票友性质，是不能正式登场的。在中国历史上，有几个像曹操这样全才全能的政治家兼文学家呢？因此，他的一生，既没有出过政治家玩文学玩不好的闹剧，也没有出过文学家玩政治玩不好把小命搭上的悲剧。所以，鲁迅先生说：“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只看曹操对付那个自视甚高的刘桢，就可知道文学家永远不是政治家的对手。他把刘桢送去劳改的理由，就在于这位文学家崇尚“通脱”，到了过头的地步。刘桢也是不怎么安生，越出了文学的范围，才惹祸上身的。有一次，曹丕在私邸宴请他的这些文学朋友，也就是“建安七子”中的几位。当时，大家酒也喝得多了些，言语也随便，曹丕的夫人甄氏是位闻名的美人，可能有人提出来想一睹芳容，也许正是刘桢的主意。《三国志》裴注引《文士传》中讲述了这段插曲：说道“桢辞旨巧妙皆如是，由是特为诸公子所亲爱。其后太子尝请诸文学，酒酣坐欢，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众人咸伏，而桢独平视，太祖闻之，乃收桢，减死输作”。就因为看了一眼皇太子妃的“通脱”和不在乎，对不起，关进劳改营去采石了。过了一些日子，“武帝至尚方观作者，见桢匡坐正色磨石。武帝问曰：‘石如何？’桢因得喻己自理，跪而对曰：‘石出荆山悬岩之巅，外有五色之章，内含卞氏之珍，磨之不加莹，雕之不增文，禀气坚贞，受之自然，顾其理枉屈纡绕而不得申。’帝顾左右大笑，即日赦之”（《世说新语》）。看来，这篇即席吟诵的《琢石赋》，把文学家的曹操打动了，曹操当场把他释放了。看来，这该是最早的大墙文学了。张贤亮和从维熙两位先生，常为自己是否大墙文学之父之叔争论不休，其实，大墙文学之祖，这位刘桢先生倒是当仁不让的。被政治家这样耍了一下以后，从此，这位文学家还敢坚持建安文人所倡导的“通脱”吗？所以，文学家想搞些什么名堂，都以适可而止为佳，太自以为是了，罔顾一切，便有物极必反的回应。假如这回应是一把悬在头上的达利克摩斯剑，大多数凡人，是不大容易潇洒得起来的。于是，不但不够“通脱”，甚至过分拘谨了。曹丕在刘桢死后，与吴质的一封信里评说到他：“公干有逸气，但未遒（尽）耳！”看来，在采石场劳改了一阵，他不但为人，而且连文章也收敛了不少，所以曹丕才有“未遒”之叹吧。因此，以后听到有些不知世事深浅的年轻人，不问具体环境，具体条件，动不动指责一些作家，为什么懦弱，为什么不说真话，为什么不顶着枪口上，为什么不杀身成仁。看似义正词严，掷地有声。其实不过是站在岸上说风凉话而已。且不说鼓吹别人去当烈士那居心之险恶，而他自己碰上这种状况，是否也能说到做到，是大可怀疑的。因为这么多年来，我很看到一些银样镴枪头的同行，嘴上说得不知多么激昂慷慨，事到临头，骨头比醋焖鱼还要酥软，溜得比兔子还快者，非止一位。但愿这些说大话的勇者，能够真正的无畏无惧，文坛也许更有希望一点。建安文人，最早被曹操用来祭刀的，应该算是祢衡，公元198年就让黄祖杀了。208年孔融弃市，杨修是218年被曹操以军法处死的。在这前一年，也就是217年，许都流行了一场瘟疫，徐干、陈琳、应场、刘桢，都未能逃脱，相继去世。王粲随曹操征吴，也在这一年死在路上。220年，曹操死。226年，曹丕死。曹植是建安文人中活得最久的，但到232年，也被他的侄子魏明帝用毒酒害死，于是建安文学便画了句号。数千年过去，如今谈起建安文人，这些名字还是常挂在嘴上的，“融四岁，能让梨”，连小学生都知道。至于谈到建安文学，在非专业研究者的心目中，只有曹氏父子是居霸主位置的。曹操的“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曹丕的“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植的《七步诗》（虽然不能证明是他的作品），还能在普通人的记忆之中，占一席之地。而像出类拔萃的王粲，地位很高的孔融，才华出众的祢衡，他们的作品，当然也很了不起，但很少被现代人知悉。至于徐、陈、应、刘，他们写的东西，大半失传，如今，只不过是文学史中的一个符号而已。所以，当代文人懂得无论如何折腾，也许最后连符号还混不上，多些自知之明，该多好啊！文学界里那些年纪大一点的，必欲当祖师爷，要众人膜拜；名声响一点的，定要领袖群伦，一言九鼎才过瘾；位置高一点的，就成了容不下别人的把头，称霸排他；资格老一点的，便来不及地给自己建纪念馆，开研究会，树碑立传，这形形色色的表演，很大程度在于看不大透，才折腾个没完没了。但继而一想，衮衮诸公心有外骛，不在文学上争一短长，而忙于文学外的建树，很大程度是由于他们创作力衰退，已如阉鸡，无振翅一鸣之雄风，才在这些地方寻找自我。如果不让他干这个，又能做些什么呢？世界本是舞台，没有这些膀大腰粗的、迎风掉泪的、顾影自怜的、哗众取宠的老少作家粉墨登场的话，也就不热闹了。于是，作为一名观众，不妨莞尔一笑，且看诸公如何把戏演下去就是了。三、曹操说，孤自烧战船，徒使周瑜成名耳曹操这个人，他的伟大之处是，胜得起，也败得起。不像有些人，胜时，贪天功为己有，败时，半点自我检查也不写，把过错全部推给别人。得意时，嚣张，不可一世，失败时，便孬得把头缩到裤裆里。他在剪除袁绍以后，一鼓作气，平定乌桓，肃清残寇，招徕贤才，拓边安民。至此，冀、青、幽、并、辽，西到大漠，东到渤海，整个北方中国，一统于曹操手中。汉王朝一个最挠头的问题，也就是北方匈奴频繁扰边的积患，总算解决了。终曹操一生，平定的北方边界，没有使他再担忧分心过，这不能不说是大成就，大功绩。所以，当他站在白浪拍天的渤海之滨，那踌躇满志的心情，那神采飞扬的姿态，那“东临碣石，以观沧海……幸甚至哉，歌以咏志”的诗怀，可以想见，肯定快乐得胡子都飞扬起来了。他赢了，不树碑，不立传，不要人们对他山呼万岁，而是作诗，就是毛主席在北戴河写的“东临碣石有遗篇”中的“遗篇”了，这种胜利者的潇洒，古今罕见。很显然，他从山东进军洛阳，掌握住汉献帝以后，一个最重要的战略决策，就是要除掉袁绍这股在长江以北的唯一与他抗衡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强敌不除，中原不保。没有一个巩固的北方，曹操休想越长江天堑一步。然而，就在张辽公孙康杀袁尚、袁熙和速扑丸，函首送诣曹操的建安十二年，诸葛亮隆中对策出台了，这种重新划分政治版图的设想，不能不使曹操震惊了。诸葛亮出山时的隆中决策，实际上对三国的政治轮廓进行了重新划分，虽未尘埃落定，但也是基本成型了。历史上的曹操，和《三国演义》里奸诈枭恶、残忍嗜杀的曹操，不完全相似，他实际是一个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如今，已很难于史料中发现曹操对诸葛亮这一战略思想的态度，但老谋深算的曹操，不可能对如此牵涉政治格局的新思维无动于衷。他的谍报系统，不会那么无能，他的智囊团，不会略无动静。于是，他提前实行战略重心南移的方针，出手来对付荆州的刘表和江南的孙权，这是针对诸葛亮三分天下的设想而实施的战略。于是，曹操几乎是不容间歇地挥师南下，大概有其对诸葛亮决策的反击意义在内。否则，他不会不顾幕士多次建议休整的意见，把曹仁派驻樊城，准备夺取刘表的荆州，更主要是防范有强烈拓展野心的刘备。起用这样一员亲信将领，可见他对南下的重视程度。一、曹仁是嫡系部队；二、曹仁是有政治头脑的一员猛将；三、曹仁和刘备作过战，深知对手。可见曹操防刘备，甚于孙权。他是不希望出现诸葛亮所设计的三足鼎立局面的。他的战略目光一开始就十分明确地落在了刘表的荆州版图上，他要夺取荆州，让刘备无立足之地，也让诸葛亮的新思维，无用武之地。其实，也有人建议曹操，东吴更是心腹之患。但他很清醒，虽然孙权实力远胜于刘备，但刘备在诸葛亮的辅佐下，政治上提出三分天下的主张，军事上，出新野，攻樊城，烧博望，势不可遏。取得刘表的荆州，也已到了瓜熟蒂落的地步。因此，对曹操来说，刘备比孙权，有更大的危险性，这两个人的存在，同是他的障碍。但他不可能两拳并出，在时间上必须有先后之分。曹操的兵向荆襄而去的决策，显然是正确的，而且果然把刘备打了个落花流水，落荒而走。这样，他又赢了，不但得到了荆州这块地盘，还打乱了隆中对策设计的时间表，使之不得不往后移了，至少晚了一两年才出现三足鼎立的局面。如果，曹操头脑能够冷静下来，不急于发动赤壁大战，而是像南征前那样进行军事准备，在政治上采取休养生息的方针，使荆州成为巩固的后方，那么，历史恐怕又是另外一个样子了。现在，弄不懂曹操为什么那样执迷于一举而下江东的雄图大略。一个领袖人物，他的性格因素，感情因素，常常左右他的决策。一个太相信自己的领袖，最怕脑袋发热，自信自尊加之偏执，无不给国家人民造成灾难。而在历史上，功高之主，容易发热；功并不高的主，也同样发热；甚至有的其实无功，照样热得发昏。热的结果，便是胡来；胡来的结果，便是老百姓遭殃。这些发热的领袖，一是听不进别人的正确意见；二是把以前行之有效的成功经验，弃之不顾；三是偏执到病态的程度，错了不认错；四是输不起，输了还要找个替罪羊，替他挡灾。很可能曹操在拿下荆州以后，功成业就，心满意足，开始头脑发热。置酒汉水之滨，庆祝克捷大会，那个说服刘表之子刘琮降操的文人王粲，捧起酒来，吹捧曹操：“海内回心，望风而愿治，文武并用，英雄尽力，此三王之举也。”一般来说，失败的后遗症，是畏缩；胜利的后遗症，是狂躁。此刻的曹操，比在渤海边，碣石旁，更不可一世了。他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完成他的“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夙愿，立万世基业了。胜利接着胜利，在乘胜之威的追击途中，从统帅到士兵最易出现的倾向，一是急躁情绪，二是轻敌思想，三是由急躁、轻敌而形成的迷恋武力解决问题，且求速战速决。对于武力以外的克敌制胜之法，往往被急功近利者因其不能立见成效而疏忽摒弃，以致求快不快，反而忙中有失，这就是所谓的冲昏头脑了。从魏武挥鞭的胜利，到火烧赤壁的失败，曹操的这个历史教训，对于我们每个人，都是值得深思的。有的人，有了点本钱，马上喜不自胜，有了点权势，立刻情不自禁，有了点名气，来不及地招摇过世，有了点成绩，脑袋便开始发热，好像天和地之间，简直摆不下他。于是，指手画脚，为所欲为，信口开河，逐渐走向反面。如果曹操想到华容道在等着他时，能够冷静些，清醒些，谨慎些，多思些，也许不致那样狼狈了吧？不过，他输得起，他给自己下台阶，他说，我自己要烧船的，周瑜不过徒得虚名罢了。然后，带着人马，杀向潼关，扑灭马超、韩遂在后院燃起之火，巩固阵脚去了。是真英雄，赢是好汉，输也是好汉。只有苍蝇，碰了壁，才嗡嗡叫，几声抽泣，几分凄厉。四、曹操用人，无非两个目的：或为建立新体制，或为打倒旧阶层在《三国演义》里，曹操一生，用了许多人，有“知人善察”的美名，但也杀过不少人，有“持法峻刻”的恶声，正因为如此，人多以奸雄视之。其实，近代学者陈寅恪的分析，是十分准确的。曹操是代表着非正统的新兴政治力量，与正统的旧王朝为首的士族豪强集团，进行一场统治权的争夺战。在阶级对垒的形势之下，曹操一方面善用人，建立新体制，增强自己的统治力量；一方面敢杀人，消灭异己，达到削弱、打倒旧阶层的目的。曹操在控制住中原，挟持住汉献帝以后，当上了丞相，掌握了政权。但他的统治，实际受到维护正统的汉王朝残余势力的挑战。尤其那些有实力的州牧，有资财的豪门，有声望的士族，是不怎么服气这个曹操的。除了他乱世奸雄狡猾无常的恶名声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曹操的出身不好。中国人好讲出身成分，倒也不是“文革”前后才兴起的。有个好爹娘，便好运亨通，投错了胎，成了黑五类，便永世不得翻身。这种中国式的成分怪癖，要溯本寻源的话，从汉朝或更早一点年代就有了。那个写过《饮马长城窟行》的诗人陈琳，在替袁绍起草声讨曹操的檄文中，一上来，就骂他：“赘阉遗丑，本无懿德，□狡锋协，好乱乐祸。”因为曹操的父亲，是中常侍曹腾的养子，而常侍这种皇帝贴身的官，必太监充任。这些太监虽然很有权势，但也很被人看不起。所以这和后来革命大批判文章，从揭老底开始，是异曲同工，古今同道的。所以，曹操当政以后，出身是他的一个心理弱区，他对此非常敏感。因为旧阶层的人，不但不接受他，还反对他，这也迫使他要建立新体制，当然也就要毫不客气地镇压旧阶层的代表人物。孔融是有相当地位的大士族，经常在家里纠集一些人，吃吃喝喝，非议朝政，制造舆论，公开跟曹操唱反调。于是，曹操找碴把这位孔子的后代杀了。杀鸡给猴看，别的士族便不敢轻易挑衅。祢衡是个少不经事的年青作家，有点狂躁，被人煽动起来，击鼓骂曹，曹操转手交给别人杀了。别的文人，不得不摸摸自己的脖子，考虑是否结实到足以与曹操较量的程度。杨修介入了宫廷接班斗争，结党营私，曹操也借泄露军机把他杀了。这也等于警告所有知识分子，不能存有政治上的野心。许攸提出决漳河水淹冀州城，使曹操战胜了袁尚，进城时，恃功的他竟以鞭指城门对曹操吆喝：“阿瞒，汝不得我，安得入此门？”这一句话，使他脑袋从脖子上搬家了。虽然是许褚杀的，但肯定是曹操示意为之，这也等于向那些有功之臣打了个招呼，让他们明白自己是吃几碗干饭的，不要越轨犯上。最突出的例子是荀或，他曾经是曹操的首席谋士，为曹操南征北战，运筹帷幄，立下不少功勋。曹操先后在建安八年上《请爵荀彧表》，十一年又上书《请增封荀或表》，为这位谋士请功。在表中把话都说到了绝对的地步，“天下之定，彧之功也”。但是，在董昭出主意要让曹操称王时，征求荀或的意见，荀彧不赞成，惹怒了曹操。结果曹操派人封了一份礼品给他，荀或打开一看，里面空空如也，他明白了，就服毒自杀了。被人用者，哪怕作为领袖的智囊，要善于被用。无论作出过多少杰出的贡献，得到如何的殊荣，切切牢记自己的身份，不得僭越。用你者可以与你亲密无间，你万不可跟他平起平坐。从大政方针到具体政策上，和上峰产生差异，以致忤逆上峰，除遇昏君外，仍有获得理解的可能。但涉及领袖个人欲望方面，半点分歧也不能表现出来，那绝对是不可饶恕的。荀或饮药自杀，在于他过高估计了自己，认为有资本可以教训曹操，而曹操不能对他怎么样，结果曹操一翻脸，他只好自杀。其实，他至死恐怕也不明白一点：他是从维护汉王朝这个角度，反对曹操称王，触犯了曹操的神经敏感区，曹操才认为他罪不可逭。《三国演义》里刻画了许多谋士，这也是中国甚至世界上的任何一部作品中少见的。这些给主子出谋划策的知识分子，有成功的，失败的，走运的，倒霉的，至少有百十位登场表演过，其中贤愚巧拙，各各不一，善恶忠奸，鱼龙混杂，构成了一幅谋士群像图。在魏、蜀、吴鼎足三分的局面中，以曹操手下的谋士最众，人才最多。在许都他的相府衙门里，可以说是集中了东汉建安年代主要的知识分子和政治上层人物，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智囊团。曹操拥有的最大优势，就是手中握有一张王牌——汉献帝。别看这是一张不起眼的黑桃爱司，一个无权无势的傀儡，一个连老婆都保护不了的窝囊废，但曹操可以拿皇帝的名义，去统治那些不得不服膺于他的士族阶层，以及与士族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知识分子。所以，像孔融这样的集豪强、名门、士族和高级知识分子于一身的上层人物，代表着旧势力，当然不把非正统的曹操看在眼里，动不动还要找碴讽刺几句，跟他过不去。可他终于放下山东一方牧守的官位，跑到许都，在朝廷里当将作大匠，分管城市建设。看来他也是很想附丽于汉王朝和献帝这张皮，很重视许都的这份差使的。读《后汉书·孔融传》可知，此公经常给皇上递呈子，上表章。那个击鼓骂曹的祢衡，就是他向皇帝推荐的。而祢衡，也是从家乡跑到许都来求发展的，想附着在这张皮上，后来，失望了，才破口大骂。毛主席曾经谈到知识分子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从属性质。当时，那些看不起曹操的知识分子，可以不买这位枭雄的账，但不能不买汉献帝的账。所以，人才便络绎不绝地往天子脚下的许都这个方向流来。《文心雕龙》作者刘勰形容当时许都的人文状态，用了“俊才云蒸”四个字，是很传神的。当时，好多在许都曹操手下做事的人，都以为自己在为献帝效忠，做的是汉朝的官，曹操不过丞相而已。后来关云长被围土山，张辽劝其投降，关云长提了几条要求，其中有一条，就是降帝不降曹。曹操听了，哈哈一笑：“吾为汉相，汉即吾也！”所以，无论孔融，还是关羽，或者荀彧，实际还是被曹操驱使，不过是自我感觉有点不同罢了。中国人好这一份精神胜利法，只要名目上好听些，心理上就平衡多了。但曹操，一方面，用汉献帝这张牌笼络住向往王朝的贵族势力，为他尽力。对不顺从者，则采取打击的办法。《三国志》引《曹瞒传》说：“诸将有计画胜出己者，随以法诛之。及故人旧怨，亦皆无余。其所刑杀，辄对之垂涕嗟痛之，终无所活。”另一方面，他要让更多没有机缘出头的非贵族阶层的人士，走到台面上，以此构筑新贵阶层，为他效劳。这就是曹操的两手，也是他高明的、值得称道的地方。为了使人才脱颖而出，他还创立了他的“唯才是用”的人才理论，推行他的招揽人才计划。第一，只要有本事，不管是哪个阶层的，他都用。“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这样，使出身寒门的知识分子能有晋身之阶。第二，只要有能力，其他种种毛病缺点均可不必计较。如此大度和宽容，等于开阔了纳士之门，使更多人才脱颖而出。他说过：“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耶？”他以盗嫂受金的陈平为例，来搜求人才，甚至“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也要使用。这样，使很多人能够放下包袱，毫无顾虑地追随于他。第三，哪怕过去反对过他，跟他打过仗，只要调转枪头，真心投降，为他卖命，他能够既往不咎，一视同仁，这也不是任何一个领导者都能具有的气度。第四，凡为他立下功劳的谋士，皆奖掖有加，还以皇帝的名义赏赐。不管他是真情还是假意，对那个病死在北征乌桓途中的郭嘉，他为之痛哭流涕过，表示要托以大事过，嗣后又一个劲地给遗孤增爵授勋过。因此，像曹操这样广泛地招贤纳士、善于驾驭人才的帝王，在历史上还是少见的。他的用人胆略，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无人可以与他相比。虽然，他对反对派的无情镇压，使他在历史上的名声也很坏。可是，对不起，这个世界上有几个毫无偏见的皇帝呢？要都从善如流的话，中国的封建社会岂不是早就终止了吗？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说他：“知人善察，难眩以伪，识拔奇才，不拘微贱，随能任使，皆获其用……勋劳宜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毫不与。用法峻急，有犯必戮，或对之流涕，然终无所赦。”这个评价，应该说还是很准确的。五、不在谋，而在用，只有曹操敢毅然拍板：唯奉孝能知吾意世界上还没有一本书，能像《三国演义》，讲了这么多的权谋。而其中许多权谋，直至今天，还有其实用价值。当然，也没有一本书，像《三国演义》，讲了这么多的谋士。三国时的谋士和现在理解的参谋、秘书、文职人员这些部属，还有所不同。也不完全是军师、顾问、参事、高参这些直接参与帷幕指挥的人员，更接近于“智囊”，是进行战略决策时，为领导人提供方案的高级辅佐人才。领导靠谋士出主意，谋士为领导想对策。我们读《曹操集》，其中有《遗荀攸书》一文，信中说：“方今天下大乱，智士劳心之时也。”这句话，表明了他十分看重智士，看重智士的计谋对于治理天下的作用。在三国时期，拥有谋士最多，使用谋士最力者，就是这个曹操，所以，得益于谋士最大者，也是这位魏武帝。中国的知识分子，由于不能忍受压迫而揭竿而起、铤而走险者，简直太少太少了。中国没有一个像普希金那样决斗而死的作家，也没有像海明威、法捷耶夫、茨威格那样壮烈自杀的作家。“文化大革命”迫害了中国的绝大部分作家，但也只有老舍先生、傅雷先生，才采取断然结束生命的做法。这也是中西文化差异的所在，中国文化人对生命，远远要比自由、爱情、理想、真理、尊严、人格……看得重些。所以，“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的讽刺，就是因为文人不愿很轻易地拿生命为赌注而来的。因此，有史以来，开国之君，来自文化偏低的阶层者为多，不是一介武夫，便是起义农民。刘邦是流氓无产者，当了皇帝之后，还把儒生的帽子拿来作尿壶用。这绝不是他的潇洒，而是他的愚昧。所以，对于知识，对于知识分子的作用，能有曹操这样的认识水平的，并不多。所谓“得人者昌，失人者亡”，谁拥有人才优势，而且能给人才创造一个“各尽其能，各展所长”的良好环境，谁就会在竞争中占上风。三国时期，曹操讲求“唯才是举”，哪怕“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才，也要“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地网罗，即使在现在社会里，有如此识见和气度的领导，也不多见。可以设想，当时，在许都，呈现出一个多么兴旺的人才济济的局面。就以文学来说，创造了建安时期文学繁荣景象的大部分作家都在曹氏父子周围。至于那些政治上、军事上的谋士，则更是曹营中的骨干力量。官渡之战，对曹操而言，是决定他能不能立足于天下的最大考验，一天不消灭袁绍这个军事上、政治上的劲敌，曹操一天不得安生，连觉都睡不踏实的。而且，袁绍手下的谋士，像许攸、沮授、审配、郭图，也都是一流的“智囊”。因此，曹、袁之战，也是一场谋士之战。结果，由于袁绍“多疑而寡决”，手下谋士又分帮结派，纷争倾轧，可以打赢的仗，也打输了。而曹操之胜，应该说，很大程度获益于他的这些谋士的高明对策。官渡之战中，久攻不下的时候，曹操也动摇过的，因为几无隔宿之粮，干脆不如撤兵算了。他同荀彧商量，这位谋士给曹操写了封信，信内建议：“公今画地而守，扼其喉而使不能进，情见势竭，必将有变。此用奇之时，断不可失。”以弱战强，正如狡兔和鸷鹰搏斗，只有一口气不停地拖着叼住它的鹰向前奔走，愈到最后时刻，愈不能泄劲，坚持到底，才是胜利。哪怕稍一迟疑，就会全盘皆输，会成为鸷鹰的一顿美餐了。官渡大捷以后，曹操给皇帝上表，给荀彧请功。这一点，倒说明曹操是“有功必赏，有过必罚”的英明领导。不像有些当官的，有了成绩，连忙贪为已有；有了过错，赶紧推诿。这种人，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是经常可以碰到的。曹操在这份《请增封荀或表》中，说得相当实事求是。“昔袁绍作逆，连兵官渡。时众寡粮单，图欲还许，尚书令荀彧，深建宜住之便，远恢进讨之略，起发臣心，革易愚虑，坚营固守，徼其军实；遂摧扑大寇，济危以安。”他还设想，“向使臣退军官渡，绍必鼓行而前，敌人怀利以自百，臣众怯沮以丧气，有必败之形，无一捷之势”。所以，曹操承认荀或的谋略，“以亡为存，以祸为福，谋殊功异，臣所不及”。即使在今天，能找到这样敢于襟怀坦白，承认自己“不及”部下的人，怕也不多的。要是那些坐在主席台上，一握住麦克风，必哇啦哇啦发一通不切实际的指示、讲一些不咸不淡的话的先生，有曹操这点自知之明，倒是台下听众的福气了。另一位年轻的谋士郭嘉，也是为曹操立了大功的。在击败袁绍，击败袁谭，袁尚、袁熙西投乌桓蹋顿以后，他力主乘胜追击，为统一北方，作出了杰出贡献。所谓“智士劳心”，就是不仅能够准确地把握住动乱不定、变化不已的局面，作出攻守得当、进退适宜的决策，而且应该能够高瞻远瞩，在看到今天的同时，看到明天和后天，来作出与现在相衔接而又与未来相吻配的正确决断。因此，不光要注意眼前的危险，也要重视今后会出现的潜在威胁。总是唱形势大好，而且还执拗地认为“就是好，就是好”，其实，危机倒离得并不太远了。当时，曹操部下对郭嘉的谋略，不以为然，是有争论的。大多数人认为在取得如此辉煌的讨袁胜利之后，挥师南下，图刘表荆襄之地，不失为佳计良策。因为袁绍败后，唯刘表是一支可以与曹操抗衡的力量。若远征乌桓，许都空虚，倒有可能受到刘表、刘备袭击。这种忧虑，也是不无道理的。然而郭嘉却敢于悖众出言，建议大军西征乌桓，置刘表于不顾，这种出人意外的谋略，也难怪只有曹操才能赏识。他说：“唯奉孝为能知孤意！”因为不扫除边庭、消灭隐患的话，就不能巩固北方，确保中原，当然更不用说实现越江而下，囊括江东、荆襄、巴蜀的宏图了。然而，刘表会不会派刘备乘虚而入？郭嘉和大家看法不一。他说：“刘表，坐谈之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刘备，重任之，则恐不能制，轻任之，则备不为用。”他掌握了刘表的弱点和刘备刘表之间的矛盾，作出了准确的判断，这就叫胆略了。郭嘉敢提出来，曹操敢于拍板，所以，主择臣，臣亦择主，智士能用，在于用智士者。郭嘉病逝西征途中，曹操的悲痛，发出天下相知者少的感慨，是真实的。对于远期的潜在威胁，郭嘉能有超前识见，预作防范，这恐怕是一般谋士所不及的。俗云：“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但鼠目寸光者，急功近利者，挖肉补疮者，寅吃卯粮者，又何其众也？所以，对于小农经济思想所带来的短期行为，不足为奇。农民，在春天，只能看到秋天，来年怎么回事，全是未卜之数。那产生许多失误，还不是很自然吗？三国时期，像这样有远谋高见的智士，并非只有曹操帐下的荀或和郭嘉两位，甚至在袁绍军中，也曾经囊括了大部分河北名士，但他恰恰败在了不会用谋士上：所有的好主意，都被他优柔寡断、疑而不决的性格毁掉了。而他的谋士们，又陷于内讧和派系互斗的旋涡中，不能自拔，这样一支离心离德的军队，怎能不败在曹操手里？所以，并不是没有人才，而是要能发现人才，要能使用人才，要给人才提供发挥才能的条件和环境，更关键的是要尊重人才，使人才得到应有的报偿。所以，韩愈悲叹“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识人才能得人，得人而不识人，有人也等于无人。毛泽东同志讲“路线确定以后，干部便是决定因素”，也就是这个道理了。六、曹操致书韩遂，故意抹掉几行字，竟使马超上了一当怀疑，是人类感情的一种痼疾。治怀疑的唯一的药方，就是信任，可既已成病，这药就很难见效；于是，只有宽容，可气得肚子都鼓起来了，一下子也难消得下去；要是这还办不到，那么最后的一个措施，莫如不予理会，或者尽量往好处想了。否则，怀疑是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越往里钻，越转不出来。所以，若是没有提到你作品如何如何之好，应该不等于就说你写的东西，便是如何如何之坏；假如不曾在口头上向你的成就、不朽致敬，应该不等于就是抹杀了你，把你忘了；倘若谁跟谁在文学观点上更接近些，应该不等于把你排挤，或者把你抛弃；即或某个与你曾经相近的人，忽然与和你相左的某位作家来往密切，应该不等于他也成了你的反对派；假如一个作家红了些，他的作品放在头条，你的作品放在了次要位置，应该不等于你从此就灰了些，黑了些。诸如此类的文坛的是是非非，有一大半都是由于文人的神经比较脆弱而造成的无谓纠纷。魏文帝早说过的“文人相轻”，说白了，就是这个嫉妒。嫉妒不是女性的专利品，固然有些女作家爱较长计短，但男作家中的谁，要是发作起妒病，那一副妒妇心态，也是不可救药的。按说老作家是过来人，要想得开些，一辈子风风雨雨，按说该看穿了。可是文人的那股酸劲，倒像老陈醋那样，愈老愈爱跟年轻人过不去，无非因为后来人抢了他的风头，便老是在那里挑刺，说闲话，这都是醋在起作用的结果。楚汉相争，刘邦其实从心里忌惮项羽的实力。有个叫陈平的高级间谍，对他说，你给我四万两银子，不要过问我的用途，让我在项羽军中，离间他们君臣的关系，我保险能够瓦解他们。果然，在陈平的谣言攻势下，“意忌信谗”的项羽中了计，认为钟离昧要背叛而不再信任他，自毁长城。后来，项羽派一个使者到刘邦处探听虚实，陈平这里摆下盛宴，待使者来后，故作姿态，佯装原先准备接待的是范增的使者，见是项羽的人，便撤宴去酒，按一般规格接待。这个使者回去一汇报，项羽当然要怀疑范增了。多疑，是最容易被离间计击中的；而握权柄者，位愈崇，权愈重，年事愈高，也愈多疑，离间的成功率常常十之八九。文坛也是这样，某些人总是看不惯，总是发脾气，其实十有八九都是别人在他耳边灌风的结果。而处境危殆者，险象丛生者，无时无刻不在疑惧中生存者，也是离间计易于奏效的对象。同样，离间的目标如果是对手的股肱，也就是老百姓所说的左膀右臂，那所产生的效果，往往是最具摧毁性的。曹操在赤壁之战以后，一时难以击破吴蜀之盟，便下决心回师西北，扫清后院。但没想到，马超和韩遂联合起来对付他，曹操在潼关连吃败仗，差点送了命。于是，他采用贾诩之计，挑拨离间马韩的关系，先虚张声势，含糊其辞，后扑朔迷离，制造假象，弄得马超对韩遂怀疑起来。假如曹操这一次的对手是诸葛亮的话，那情势肯定又是另一个样子了。因为马超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一介武夫，力气有的是，脑子却懒得动，是最易离间的了。同样，我们看到围在个别成名作家身边的那些耳目，东家长、西家短地不停灌输，再清醒的头脑，也会坠入五里雾中，而做出失态的举止。凡离间，首先得有可以施计的基础。作为个人，则是性格上的多疑成性，心理上的犹豫忐忑，思想上的警惧防范，行动上的举棋不定；作为集体，则是成员间的内部矛盾，大家意见有分歧，观点不一，互相猜忌。通常来说，这世界上，无疑人之心者，绝少。而越是把团结的口号，叫得震天响，说明越不团结；愈强调一致，愈是欲盖弥彰。只要能抓住见解的不同，使其不信任的感情膨胀起来，便是离间计得以施展的机会到了。所以，像马超这样的人不上当，还会有谁呢？七、曹操最后一次大屠杀，是在漳河边玩了一次轮盘赌曹操死前，也就是建安二十三年春正，许昌发生了一次未遂政变，这自然也是由于曹操称王而使矛盾尖锐化，引发出的一场都城上层人士策划的小型暴动。这次暴动很快给镇压下去了。嗣后，曹操进行了一次轮盘赌式的生死游戏。他把政府官员，拉出许都城，到漳河边办学习班。然后在教场上立下红白两旗，集中全部人员，声称，在这次政变大火中，出来救火的，站到红旗下，闭门不出者，站到白旗下。结果，众官自思救火者必无罪，多奔红旗之下，三停儿中只有一停儿，站在白旗那里。曹操下令把红旗下的官员统统杀掉，理由是他们这些人唯恐天下不乱。他说：“汝当时之心，非是救火，实欲助贼耳！”通过这次大屠杀，大清洗，曹操重整了他的国家机关，把反对他的旧王朝势力，彻底摧垮。这是他和已经溃不成军的汉王朝正统派势力，最后一次较量。许都这场内部动乱的发生，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曹操对于士族上层人物的镇压，逼得他们起而反抗；一是曹操面临政权交班，而曹丕、曹植各树己党，统治集团出现分裂征兆；另外一个外界因素是，关羽在荆州势力强大，重兵压境，这些拥帝反曹的大臣贵族，以为关羽可作外援。加之他们的府邸里均养有私兵，便能乘机起事了。在这以前，发生了三国时期政治斗争中的一个重要事件，曹操到底把大名士崔琰处死了。崔琰是士族执牛耳的代表人物，影响力相当强大。当曹操在战败袁绍、打下冀州城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去拜访崔琰，许以高官厚爵，问以治理之道，一心要拉拢他。但是，曹操先称“魏公”，已引起异议，后又要称“魏王”，危及汉王朝的根本。维护汉室的上层人士，自然要加以抵制，崔琰持不合作的态度，使曹操野心受阻。于是，他就下令将崔琰关起来，关起来也不能使这位名士服气。崔琰坐在牢房里也瞪着眼睛，不畏曹操的威势，根本看不起他，气得他把崔琰处死了。但杀崔琰并不能恫吓住整个士族阶层，使他们俯首帖耳。那些拥有权力的臣宰官吏，拥有资望的名家子弟，拥有声望的文人名士，一旦认为时机对他们有利，仍然结成反对曹操的神圣同盟。于是他们就密谋了这次都城起义的放火行动，以为能够里应外合，引关羽，召刘备，杀曹操，拥天子，成就复辟大业。这也是任何一个统治者，必然会遇到的挑战。甚至在很长时期的统治以后，只要还有异己的政治力量存在，也仍会有各式各样的复辟行动出现，只不过是形式上、方法上、规模上不同而已。在魏晋的门阀制度中，清河崔氏，是大姓中的大姓，在士族中更是出类拔萃者。后来到了南北朝，一些出身寒微清素和本是胡戎羌狄的帝王，一定携重礼定聘求媒于山东崔氏，也是冲着这个名门的贵族血统去的。崔琰和孔融等世人侧目的大名士，虽然实际上仕魏，但名目上却在仕汉，心存帝祚，阳附曹操，保持独立人格，在许多政策上与曹操持不同意见，并不与他同心同德。而崔琰又是这些名士中领袖群伦的佼佼者，他的言行，在当时的许都具有强大的号召力。这些人，一直是曹操的心腹之患。因此，曹操先自封魏公，而后又登上魏王之座，享受与天子不亚的尊荣，这种行径，在士族豪强眼中，是狂妄自大，当然是不能接受的。所以，崔琰代表他那士族集团站出来表示反对的态度，实际也是和曹操的最后一次较量，因为正统势力已无路可退了。双方矛盾激化到这个程度，曹操倘不摘掉魏王冠冕，唯有杀一儆百，去掉崔琰，才能给士族豪强阶层一个沉重打击。但曹操没料到，杀崔琰，实际上是点燃了这次许都动乱的导火线。士族豪门在汉末社会中，是很有实力，并具有深远影响的阶层。在政治上拥有极大的发言权，他们臧否人伦，操纵选举，阿党比周，左右政策。作为喉舌挥斥方遒的，便是那些大小名士。再加上一部分诸侯州牧，一部分地方豪强，不是出身于名门望族，便是和这样一个阶层存在着姻亲、故旧、门生、隶属等等关系，构成了一支举足轻重的社会集团力量。可他们没有想到，流水落花春去也，汉王朝已经衰朽透顶，大部分既得利益者，已归属曹操。再说，曹操也不像建安初年刚进许都时那样立足未稳，杀孔融，还不能不有所顾忌，要找些依据。现在，他已有足够的力量，粉碎反抗，让这些反对他的人来和他玩轮盘赌了。所以，复辟失败，这个阶层也就分化瓦解了。于是，等曹操儿子逼汉献帝退位，登上皇帝宝座时，几乎没有什么人敢公开跳出来反对了。但是，英明如曹操者，竟没有及早地看出这些地下活动，没有对反对派采取切实的防范措施，光看到拥护他称公称王的上表者、劝进者，而对这些拥有数百家僮的官员在都城磨刀霍霍之举，了无所闻。由此也可看出阿瞒老矣，到底不比当年。东临碣石，横槊赋诗，盛年时还有千虑一失之处，火烧赤壁，败走华容。那么到了晚年，自然更有考虑不周的地方了。他只是比较敏感那些公开地、半公开地与他唱反调的名士，必置之死地而后快。但由于他任用非人，陶醉于盖世殊荣而麻痹失察，放松对暗藏反对分子的镇压，才导致了许都暴动，差点使政权颠覆。人到晚年，精力不逮，才会有这最后一次较量。然而，看他这次处置反叛分子时那种大开杀戒的穷凶极恶，早年的从容不迫，一点也看不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