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类历史的最初发源点开始，“吃”这个主题就和地缘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甚至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是“吃货”们创造了历史。在五千多年以前，华夏族文明开始发端于黄河流域中下游，除了因为靠近水源便于灌溉以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里的土质松软，你随便拿点骨头或是石头做的工具，就可以把土地开垦出来。久而久之，围绕着“吃”这个主题，人们有了农耕、渔猎，进而有了部族，再进一步就有了联盟、邦国、国家间的外交、战争……一颗土豆引发的血案所谓“地缘”并没有听上去那么高冷，更重要的是，其实它和我们生活中的很多领域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就比如说——“吃货”。其实在人类历史中的大部分时候，“吃”并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一“口”一“乞”为“吃”，所谓“吃”，其实就是一个人张着口向天乞食，以维持生存繁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是我们老祖宗生活中至关重要的一个问题，所以才有“民以食为天”的说法。从人类历史的最初发源点开始，“吃”这个主题就和地缘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甚至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是“吃货”们创造了历史。在五千多年以前，华夏族文明开始发端于黄河流域中下游，除了因为靠近水源便于灌溉以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里的土质松软，你随便拿点骨头或是石头做的工具，就可以把土地开垦出来。久而久之，围绕着“吃”这个主题，人们有了农耕、渔猎，进而有了部族，再进一步就有了联盟、邦国、国家间的外交、战争……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历史上出现了一对史诗级的“吃货CP”——商汤和伊尹。最初，商的祖先因为在大禹治水的过程中和夏的祖先结下了梁子，所以在夏朝建立之后一直被追着打，那么自然商部族就不太可能守着一块地方靠种地过日子，那就只能靠别的途径来解决“吃”的问题。既然总是隔三岔五就要搬家，他们索性就在各个部族间直接做起了“倒爷”，把各地的特产来回贩卖，于是东方的商业文化就产生了。以此为发端，后来又产生了战国时代的法家学派，再后来在他们的思想指导下有了秦对中国的统一，有了我们现在基本的国家框架。当然，以上这些都是后话。回到商汤和伊尹的时代，在当时，伊尹因为出身寒微，所以理论上是无法获得去商汤那里面试的资格的，但伊尹充分利用了吃货铁则——“要想抓住一个男人的心，先抓住他的胃”，让自己作为陪嫁奴隶进入了商汤府上做了一名光荣的厨子，再凭借高超的厨艺获得了商汤的接见，一来二去，这二位就从做饭聊到了治国……再然后就有了汤武革命，有了中国历史上第二个朝代——商，而伊尹也从厨子升职到了商朝的开国CEO.而在地球的另一端希腊半岛，也发生了差不多的事：希腊半岛的土质多为沙壤土——具体这是什么意思我们不需要了解，你只需知道，这种土种不了粮食作物，但是非常适合种葡萄和橄榄。但是古希腊人肯定不能光靠葡萄酒和橄榄油来过日子。为了降低粮食需求压力，“搞基”成了当时非常喜闻乐见的生活方式——因为不会新增需要吃饭的人口。可仅仅靠“搞基”还是不能解决当地人民的吃饭问题，而在希腊半岛的对面，西亚和北非地区恰好有着发达的农业文明，那里的人们对葡萄酒、橄榄油以及大理石、金属制品之类的东西有着很大的需要——这其实就是所谓的“饱暖思淫欲”。于是乎，需求供给链条就建立起来了。而更妙的是，希腊所处的地中海是一个几乎完全封闭的海区，那里多数时候都处于风平浪静的状态，而且里面遍布着大量的岛屿，这就意味着，即便你的航海技术再差，出事的概率也不会太大，你可以放心大胆地往前走，即便迷航了，过不了太远就可以找到一个岛让你停泊，顺便喘口气，而且无论你从任何方向走，最终都肯定能碰到陆地。这么一来，古希腊人就可以放心大胆地拉着葡萄酒和橄榄油出海，然后到对面换回粮食，顺带还会捎回来毛毯、香水、亚麻布以及半道上抓来或是买来的奴隶。于是，西方的商业文化和海洋文化就产生了。吃货与地缘的渊源至此才仅仅是个开始。从地缘上说，地处南欧的西班牙曾经是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教文明相互对抗的最前沿。来自北非的摩尔人曾经统治了西班牙700多年，到公元15世纪后期，天主教联军又打了回来。由此开始，吃不吃猪肉，就不再是一个饮食习惯问题，而成为一个政治站队的问题，任何场合的宴会，第一道菜都肯定是猪肉。再后来，众多商家乃至居民就索性在自己屋檐下挂一支火腿，慢慢地就有了如今备受小资青睐的伊比利亚火腿和塞拉诺火腿。事实上，地处东西方文明碰撞前沿的中东欧和南欧国家也都存在类似的事情，于是我们今天又有了德国烤猪肘和意大利帕尔玛火腿、萨拉米香肠……与此同时，欧洲贵族们正在着魔似的迷着一种进口商品——香料，听着似乎很高大上，其实说白了就是胡椒、肉蔻、丁香叶、肉桂、生姜……基本就是如今我们拿来炖肉的作料，但是在当时，这些来自东方的舶来品，经过阿拉伯商人一倒手，在欧洲市场的价格随随便便就可以炒到高过黄金。而香料在当时最大的用途其实和现在一样，就是拿来做菜的。那个时候的欧洲贵族，基本都是完全的“肉食动物”，吃蔬菜会被看成是不体面的事情。可偏偏那个时候的欧洲人还没意识到，饲养那些肉牛、肉猪应该先来上断子绝孙的一刀（阉割），导致当时的食用家畜一方面出肉率不高，而且脾气暴躁不好养，另一方面肉质和味道也不怎么样，有着浓重的腥膻味，而胡椒之类的作料恰好可以掩盖这些让人不悦的味道。所以从古罗马时代开始，香料就一直占欧洲进口贸易非常大的份额。随着发源于安纳托利亚高原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迅速崛起，欧洲与南亚、东南亚之间的香料贸易通道被切断。眼看着市面上的香料就要断档了，欧洲人决定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自己开船去印度进货。于是大航海时代开始了，其中一个叫哥伦布的路盲，稀里糊涂地把船开到了现在的美洲大陆……又往后过了几十年，西班牙的殖民者来到美洲，除了从那儿带回了黄金之外，他们还带回了另一样东西——土豆。在此之后，西欧乃至世界的历史都因此被改写了。从16世纪开始，欧洲人开始种植土豆，但那时土豆被作为园艺观赏植物，偶尔也被当作催情药物，就像玛咖那样。很久以后，欧洲人才发现，敢情这东西是可以吃的？于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在欧洲人面前打开了。块茎类作物皮实，而且产量还大，里面的淀粉又可以很容易填饱肚子，困扰欧洲底层数百年的饥饿问题在短时间内得到了解决，欧洲的人口随之开始迅速增长。至此，一串连锁反应开始出现。人口的增长一方面给国内带来了压力，另一方面，也使得连续发动战争成为可能——战争肯定要死人，因此需要大量人口补充兵员。于是欧洲对世界的大殖民时代开始了。如今这颗星球上现存的国家，超过90%曾被英国殖民者军事侵略或是驻军。再然后，随着更多土豆被种下去，人口继续增长，除了种地、打仗之外，还有更多富余人口可以去工厂干活，于是资本主义产生了。由于土豆减产，英国在1640年闹了一场饥荒，人们重回饥饿时代，于是资产阶级大革命开始了，而随着土豆产量的回升，紧接着工业革命开始了……1845年，又一场土豆大规模减产，导致爱尔兰大饥荒，爱尔兰人和英格兰人就此结下了难以化解的仇恨，于是就有了之前的北爱尔兰独立公投。再然后，在成堆的土豆之上，整个欧洲的发展进入了癫狂状态，中间有了拿破仑、库图佐夫、两次世界大战……在某种程度上说，这段历史也可以叫作一颗土豆引发的血案。也是在这段时间里，1783年北美十三州脱离英国统治宣告独立，由此正式有了美国。在此之前，“美国”人和英国人一样，都认为茶才是有品位的饮品，咖啡之类的统统都是渣渣。独立之后，美、英彻底撕破脸皮，美国人为了和英国人彻底划清界限，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掀起轰轰烈烈的“戒茶”运动，伴随着“咖啡万岁，茶叶渣渣”的口号，美国人的咖啡消费量从1772年的人均0.19磅猛增到1799年的人均1.41磅——27年里足足增长了7倍多。这里面的深层原因是，当时产茶的印度和斯里兰卡都掌握在英国人手里，而产咖啡的南美却在美国家门口，为了避免因为贸易问题而导致在地缘政治上进一步被英国人压制，美国上层选择让老百姓改喝咖啡，再然后就有了如今到处可见的星巴克。而在大西洋的另一端，此时原本被西欧视作蛮夷的沙俄也在迅速崛起，从16世纪中期开始，他们先后揍了波兰、立陶宛、瑞典、丹麦、土耳其……最终还重创了拿破仑治下的法国，由此沙俄在欧洲的影响力开始不断攀升。在这个背景下，俄国人为西餐贡献了俄式上菜。最初西欧人流行法式上菜，简单说就是把一大堆菜一起摆上桌，当时上层贵族日常的一顿饭通常都要十几道菜，所以场面通常都非常土豪，有点类似《哈利·波特》里面霍格沃兹学校吃饭的样子。而俄式上菜就是我们现在通常印象里西餐的样子，从头盘开始，一道吃完再上下一道。这么干原本是因为俄国地处高纬度苦寒之地，一道一道上有利于菜品保温。后来随着俄国国力增长，在欧洲上流社会，这种在内敛中体现品位的上菜方式也就随之变得流行起来。说到底，一个吃货的自豪感，也需要一个强大的祖国在背后支撑。说了这么多，我们会发现，其实做一个吃货，除了“撸猫”和美食地图，其实我们完全可以去开发一些更有意思的周边，比如地理、地缘知识，事实上，只要找到了合适的途径，这个过程同样可以是非常有趣而愉悦的。国都背后的玄机也不知具体从什么时候开始，雾霾成了继天安门、故宫、长城、烤鸭等之后，北京城的又一个标签。作为长期在内蒙古享受大晴天的笔者而言，起码从我的直观感受来说，地形在雾霾的成因当中，恐怕占了相当大的权重。在清朝郎世宁的画里，就有对京城雾霾的描绘（当然，那时的雾霾主要就是水汽和尘土，并没有现在的工业污染物，而且也没这么频繁）。北京之所以这么招雾霾，是因为北京城周边的一大半被燕山山脉所环绕，冬季的时候，城内相对比较温湿，灰尘水汽易于凝结、悬浮，而因受山脉阻隔，西北风吹不过来，污染物自然也就不容易散开。那当初皇帝老儿怎么选了这么一个并不算舒服的地方当国都呢？而且还不止元明清三朝，春秋战国时代燕国的国都就在如今房山一代，古称“蓟”，所谓“燕山”“燕京”等，最初都由此而来。金台夕照，不光是地铁站，它最初的由来，是燕昭王筑黄金台招贤的典故。一个地方能否在政治、经济上起到重要作用，能不能成为一国的都城，和地理因素有非常大的关系。换句话说，看明白一个地方的山川地貌、所在位置，对于房屋乃至城市的选址，可以起到重要的作用，搁在如今，我们叫它地缘，而放在过去，术士们给它起了一个更玄乎的名字——堪舆。没错，就是《鬼吹灯》里经常提到的那个“堪舆”。之所以起这么个名字，其实也好理解，就好比猕猴桃改名叫神秘果，草莓改名叫士多啤梨，比萨改名叫打卤馕一样，换个玄乎的名字，立马就不是原来那个价了。中国历史上，作为国都时间最长、经历朝代最多的，首推长安（西安）和洛阳。先来说西安。从历史上说，无论你多热爱和平，都必须承认，迄今为止所有的统一，基本都是打出来的，这就意味着每个朝代的开头，都必须先有个牛人以及一支非常能打的武装力量。这么一支力量肯定不会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必然要经历一个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这期间除了自身的经营之外，也离不开对地利的依托。打一个比方，好比一颗鸡蛋，鸡蛋能够孵出小鸡，首先需要蛋壳能保护里面的胚胎，其次蛋壳里要有足够的空间和养分供胚胎发育，再次，这个蛋壳还不能过厚，否则等胚胎长成小鸡以后不能破壳而出，最后就得憋死在蛋壳里。放在打天下的角度来说，如果你想造反，就得先给自己选一块根据地，这块根据地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一、可守。必须有足够的地理屏障，能让你依托地势仅靠少量兵力就能抵御外部入侵，这样才能腾出手搞建设、攒钱、升级。二、能养。在地理屏障的背后，根据地必须有足够大的空间，这样才能多种地、多造人，而且这块地方还不能被分割，必须交通便利，否则将不好管理。三、可攻。忙活了这么多，最终是为了要打出去，这和雏鸡破壳是一个道理，如果根据地与外界的通道过于闭塞，别人进不来你也出不去，那玩笑就开大了。放眼全中国，找来找去，最符合以上三点的，就是位于陕西省的关中盆地。关中依托陕北高原、太行山脉以及秦岭等天然屏护，只要守住函谷关、武关、潼关等几处关隘，那么即便天下大乱，关陇之地也依然可以长期处于一种相对安定的状态，而一旦越过这几处险要的关隘，等待你的将是八百里秦川沃野，而且是完完整整的一块，基本没什么地势阻碍。而从关中地区东出函谷关，很快就可以打到四通八达的中原地区，再向南推进到江淮地区，越过长江，便无明显的地理屏障能够阻挡你，而由此南下汉中，则可很方便地进出中国地域最封闭的巴蜀（四川）地区，由此整个天下就尽归你手。从历史上看，周、秦、汉、隋、唐等王朝，都是走这个路子，周的国都镐京、秦的咸阳以及后世的长安，其实彼此离得都不算太远，差不多都处于关中盆地偏东的位置，一来那时西北雨量充足，那一片有八水绕长安的说法，水源丰富，就可以支撑得起大城市的需求——如今北京城的发展，一个最麻烦的问题就是水源；二来由长安或是咸阳出发，通过泾河、渭水、灞河等河流，再借助运河，你可以坐着船一路往东一直入海，这个场面如今是难以想象的。除了水的问题，定都长安的另一个好处是，这个位置既可以很方便地管理关中全境，又因为比较靠近东部，战时军队在函谷关以东打仗，离国都不算太远，便于指挥。要知道，在农业时代，通讯只能靠人和马，信息传递的链条长度对战争有极为重要的影响。这么一来，西安就有了十三朝古都的说法。当然，这种地形也使得西安和北京有差不多的问题——夏天闷热，冬天大气污染物不易消散。和西安息息相关的另一座古都，就是位于中原的洛阳。在宋以前，凡是王朝昌盛的时期，我们国家在事实上往往都处于双首都的状态——西都长安、东都洛阳。这个传统要从武王灭商算起。商朝的首都朝歌，差不多就是现在的河南省鹤壁市，以农业时代的标准来说，离洛阳说远不远说近不近。周武王灭商以后，重新分封了天下诸侯，他自己则依然定都于老根据地镐京（也就是现在西安市长安区），因为这里是全中国安全环境最好的地方，日后任你哪路诸侯想要造反，只要我稳坐关中，凭借这里易守难攻的地理环境，就可以给自己保留足够的回旋余地。可是终归还是不要让诸侯们造反最好，那么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在他们身边设立一个机构，时刻看着他们。这有点类似于现在派出所对基层治安的作用——当时周武王就在中原地区设立了这么一个“派出所”，就是在洛邑（洛阳）设立了王畿，也就是天子直领土地，有点类似于现在的直辖市。王室会在那里常驻一套班子，对于日常问题，可以就近解决，不用非得耗费十几天时间跑回镐京去汇报再等批示。再后来，到了周幽王那一辈儿，镐京被犬戎蛮族给彻底烧毁，他的儿子周平王只能把国都挪到当初的那个“派出所”，因为老底儿已经赔光了，光靠一间派出所再也撑不起周天子的面子，于是天下开始大乱，就有了春秋战国四百年乱世。等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始皇帝嬴政天天被一群大臣围在耳朵边上，嚷嚷着要在东部重新搞分封制，虽说后来通过焚书坑儒暂时堵住了这些人的嘴，但终归堵不住他们的心。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秦始皇其实也怕被惦记，于是任何让人觉得可能会松动的口子都绝对不开：不立皇后、不立太子——立了，其他皇子就得封王，就会让人联想到分封制。不单不能立太子，周朝时其实非常好使的一国二都模式也不敢搞，搞了怕你联想到分封制。这么一来，秦始皇就惨了，天天要批示从东部而来的大量文件，而且因为离得远不好解决问题，时不时还得搞现场办公，于是就得一趟又一趟地东巡，有一次在博浪沙还差点让张良做了。这么干不但很累，而且效果还不怎么好，东部新征服的国土始终都安定不下来，始皇帝一死，天下随之大乱……再往后，汲取了前面几代的经验教训，从汉朝一直到唐朝，“长安——洛阳”这个模式都被保留了下来。那后来为何不这么继续玩下去了呢？原因在于气候变化。现在媒体上天天担忧气候变暖，其实在历史上，华夏民族的麻烦基本都出在气候变冷的时期，气候温暖的时期，往往都是中原王朝最为鼎盛的时期。最早在秦汉时期，当时的平均气温比我们现在普遍要高2-3℃，河南当时还到处跑着犀牛、大象，黄河里还有能吃人的鳄鱼，乌鲁木齐还能看到新疆虎和西域狮……总之，西北地区气候温暖湿润。这种环境下，关中盆地的农业才能支撑得起一国首都的需求。随着气候变冷，降水量不断减少，长安最终无法再继续承担帝国首都的角色，这其实也就是玄学家们所说的“王气耗尽”。而一旦失去长安的依托，洛阳的首都属性也就开始难以为继。北宋定都开封，从军事上说，并非一个特别理想的选择。与此同时，如今的北京在当时的地位开始迅速提高，于是就有了评书里经常出现的“大名府”。再往后的历史，其实就是一个首都选址不断试错的过程：杭州——pass、金陵（南京）——pass，至明成祖朱棣，中原王朝最终定都于北京。在此之前，明朝定都南京，这里虽然水陆交通便利，经济发达，但抗冲击的能力并不强。“虎踞龙盘今胜昔”说的就是南京的地势，“虎”即石头城（如今已经并入南京市），“龙”指紫金山，它们与金陵城遥相呼应，战时可以互相支援，彼此配合。但从军事防御上说，这只能说相对于江淮地区的其他城市，南京的条件要好一些，但和西北地区相比，这里依然算是易攻难守，燕王朱棣南下夺位本身就是例子。后来抗日战争时期，淞沪会战一败，南京顺势就丢了，除了国民党政府自身的问题之外，缺乏地理屏障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这里根本不是一个适合战略决战的地方。反过来说，靖难之役后朱棣迁都北京，对强化大明朝的中央集权，稳固国家体制，则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总之，在关中盆地无法继续承担首都职能之后，依托燕山山脉的北京，就成了最佳的替代选项。于是，今天您就只能吸雾霾了。这一路说下来，您可能也会发现，其实翻来覆去，这里面的基本原理其实就是那么几条，地理特征+政治需求，就有了“地缘”这个东西，听着高冷无比，但其实只要捅破那层薄薄的窗户纸，其中的原理并不复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