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杜甫死前两年（768），韩愈出生；死后两年（772），白居易、刘禹锡出生；再一年（773），柳宗元出生。
韩柳与白刘，加上稍迟一步到来的元稹，共同扛起了中唐时期的文学大旗，挥舞得相当起劲。
中唐诗人的数量比盛唐还多，但是论质量却远不能与李杜王的光辉相抗衡。韩愈和柳宗元虽然位列“唐宋八大家”，但特长是散文而非诗歌。元稹在当世与白居易齐名，并称“元白”，对后世的影响却远远不及。
整个中唐最著名的诗人，就是白居易了。他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幸福的诗人，人生在世75年，整整熬死了八个皇帝，第九个皇帝唐宣宗亲自为他写悼诗。
而且，他几乎和整个中唐的著名诗人都有往来，人缘不是一般的好。所以，白居易的人生，就是一部完整的中唐史。
在前面的讲解中，白居易早已出场，我们再回顾一下他的成名史。
唐代宗大历七年（772）正月，白居易出生于河南新郑的一个小官僚家庭。
毫无意外的，他既是牛人也是天才，还不会说话时就已经识字了。在保姆怀中认识“之”“无”两个字，每次遇见，必以手指，从未有错。
白居易明明可以靠天分吃饭，还偏偏很刻苦。5岁识声韵，6岁学作诗，十五六岁知道有进士这回事，便立心苦读。白天作赋，晚上背书，写诗当成课间小息，累到口舌成疮，齿发早衰。
但是功夫不负有心人，16岁写下得意之作《赋得古原草送别》：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
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凭着这首诗，白居易在初入京城时，就得到了顾况的赏识，声名鹊起。于唐德宗贞元十六年（800）一举及第，乐颠颠地写下了“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
这一年，白居易27岁，正式步入仕途。
之后，白居易在校书郎这个位子上一直干了六年，久无升迁。于是决定辞官，全力准备更难更高深的制举考试，要做尖子中的尖子。
这期间，他认识了一生的至友元稹。
元稹比白居易小7岁，参加的是明经考试，15岁就进阶了。虽然在课题上稍为容易，可是胜在年龄小啊，说是神童也不为过。
两人相见恨晚，一拍即合，情意相投。虽然起点不同，但是方向一致，都是要考更难的试，要当更大的官。
于是两人在长安华阳观一起租了房子，闭门苦读，全力以赴应对制举试。
白居易很擅长考试，“揣摩当代之事，构成策目七十五门”，弄了好多模拟试卷出来，把所有从前考过的题目都做一篇文章出来，装订成册。
806年四月，两人一同考取“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及第得官，名扬天下。而那些考卷也不胫而走，编成《策林》一书，成为考生们人手一册的高考辅导教材。
白居易很得意地说：“日者闻亲友间说，礼、吏部选举人，多以仆私试赋判为准的。”——不但成了教辅材料，还成了考官们的评分标准。
想象一下，要是白居易和元稹不做官，开个高考补习学校，那收入也一定不比俸禄低啊。
有了这样的交情，白居易和元稹不难成为一辈子的好兄弟，无论是仕途还是写作，一直是一帮一一对红。
制举及第后，白居易授翰林学士，就是李白从前干过的活儿，任进士考官、集贤校理；808年任左拾遗，迎娶杨虞卿从妹为妻。
要说白居易成婚也够晚的，36岁，已经人中到年了，才想起结婚来。现代专家们从他的诗中寻踪觅迹，演绎了一段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出来，大意是说白居易从小就喜欢一个叫湘灵的邻家女孩，却被母亲棒打鸳鸯，因而负气抗婚，直到36岁因为母亲以死相逼才不得不娶了同僚的妹妹。
但是这些故事都是出自现代人的推测，而从未记录于史书哪怕传奇之中，与其说是考古发现，不如说是小说家言。
推测的理由，是白居易一生写过的所有关于爱情或相思的诗句，比如《邻女》：
娉婷十五胜天仙，白日嫦娥旱地莲。
何处闲教鹦鹉语，碧纱窗下绣床前。
不过，一则这类诗可能是一时起意，顺笔而为，并不一定真有其人，或者与斯人有什么情愫；二则就算有这么一个人，不同时期的艳情诗也可能所指不同，未必所有诗作的女主人公都是同一位。
因为从白居易的情事看去，对女色之道实在谈不上检点专一。“我有所念人，隔在远远心。我有所感事，结在深深肠。”虽然缠绵感人，然而，正如作家笔下的爱情故事未必是本人经历一样，诗人笔下的相思，也未必就真有实际意义。
有时，这相思是一种代指，比如李白的“美人如花隔云端”；有时，则是一种比喻，比如张籍的“还君明珠双泪垂”；也有时，则是单纯的诗兴发作，为赋新辞强说愁。连和尚们还写过大量的艳情诗比喻禅悟呢。
811年，白居易因母亲去世，离职丁忧，回到下邽老家。
之前白居易花钱一直大手大脚，没什么积蓄，因为母丧而守制三年，停了俸禄，日子就过得有点紧巴。
这时期元稹的日子也不大好过，因故被贬江陵，降职减俸。但是仍然每月拨出固定数额接济白居易，继续他们“有试一起考，有肉一起吃”的革命交情。
元稹接济了白居易多少钱呢？白居易在诗中写过：“一病经四年，亲朋书信断。……彼独是何人，心如石不转。忧我贫病身，书来唯劝勉。……三寄衣食资，数盈二十万。……念我口中食，分君身上暖。……”
元稹先后寄赠白居易的资费，竟然高达二十万！虽然钱不是用来衡量友谊的唯一砝码，但是能赠送二十万的朋友，那在任何时候都是过命的交情！
前面说过，孟郊穷困潦倒时，到处写信求援，说只要能给他找个月入三千的活儿糊口就行。月入三千，一年加起来也不到四万，三年就是十万，还不够元稹寄给白居易的捐赠一半。
814年，白居易守制结束，回到长安，授太子左赞善大夫。
这时候的皇上已经是唐宪宗李纯了。
李纯挺热爱文学，所以白居易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因此频繁上书言事，希望以尽言官之职责报答知遇之恩，并写下大量的反应社会现实的诗歌。
815年，宰相武元衡遇刺，白居易第一个跳出来，呼吁严缉凶手，被派了个“越职言事”的罪名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
也因此写出了“江州司马青衫湿”的千古名篇《琵琶行》。
这首诗无论从叙事、写情、音乐描绘、人生感悟，都是一篇顶峰之作。其中名句：“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惹下了多少人的泪水。
《琵琶行》与《长恨歌》，成为白居易人生中最著名的两首长诗，宣宗形容：“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可见其流传之广。
相传有位歌伎每每演出必索高价，理由是：“我会唱白居易的《长恨歌》，怎么可以和一般歌伎同等价格呢？”奇的是这理由大家很是认可，于是大把银子捧出了一位高价天后来。
（二）
谪贬江州，成了白居易人生的转折点。
这和张志和有点像。在我们看来，他们一帆风顺的人生中，偶尔遭点小惩罚简直不算什么，哪个文官没有被贬个七八九次？尤其白居易曾经挑战的“诗豪”刘禹锡，一贬再贬，都成家常便饭了。以至于连白居易都看不过眼，写诗同情他说：“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
但是阳光青年刘禹锡不管怎么折腾，依然兴冲冲地跑去玄都观写诗，赏花，随时打好了包裹卷儿等着贬谪令下，性情却是一点不改。
还有韩愈也是，发配地直接是岭南，都以为没命回来了，不得不对神仙侄孙韩湘托付后事：“好收吾骨瘴江边”。但是只要有命回来，还是一片童心童趣，兴高采烈地喊张籍“小明出来淋雨啦！”
小白的心理素质却是有点差，收到贬谪令后，“即日辞双阙，明朝别九衢”，第二天就赶赴江州了。他走的，也是韩愈走过的蓝武驿道，崎岖难行：“浔阳仅四千，始行七十里。人烦马蹄阻，劳苦亦如此。”
他从前春风得意，敢说敢为，一旦被贬，却不免“流人押领”，视为囚徒，受尽苦楚。这心理落差肯定很大，加之为人敏感，也就难免性情大变了。
而且唐代文臣多有在流贬途中被杀的，比如周子谅、薛乡、王捕贬等名为流贬，实则赐死于蓝田；杨志诚、顾师邕途经商州被刺杀；至于病死客途的就更加不可枚举了。
白居易经此远谪，一路上想起朝廷风云，故人沉浮，不能不心惊胆寒，只觉瘴路烟岭，皆为怨气，遂有诗云：
皆疑此山路，迁客多南征。
忧愤气不散，结化为精灵。
贬谪前的白居易，忠言上谏，以“兼济天下”为己任，曾多次在诗中表白自己的人生志向（《新制布裘》）：
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
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
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
这段话很像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白居易以杜甫为师，认为他的“三吏”“三别”之章才是真正的好诗，只可惜“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的句子还是太少了。“杜尚如此，况不迨杜者乎？”
除了杜甫外，他连李白都不放在眼里，认为全是不切实际的创作。
白居易把自己担任左拾遗时写的“美刺比兴”“因事立题”的五十多首诗编为《新乐府》。宣称要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
所谓新乐府，就是一种用新题写时事的乐府式的诗。有三个特点：用新题，写时事，并不以入乐与否为衡量的标准。
也就是说，从音乐上来说，徒有乐府之名；但从文学上来说，则继承了汉乐府“缘事而发”的精神，关注民生。
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稹一起，发起轰轰烈烈的“新乐府运动”，要求诗歌文辞质朴易懂，说话直截了当，切中时弊；叙事要有根据，言之有物，令人信服。
《冷斋夜话》称：“白乐天每作诗，令一老妪解之。问曰：解否？妪曰解，则录之；不解，则易之。”
为了保证写出来的文字浅显易懂，白居易每次写诗都要找个不识字的老太太来读给她听，老太太听得懂，他才会把这首诗录出来传世。这就是他身体力行的“新乐府”风格。
新乐府运动代表人物除元白二人外，如张籍、王建、李绅等也都是中坚力量。由于他们的主要文学活动在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0），因而历史上把他们创作的诗歌和仿效他们的作品统称为“元和体。”
且举个大家最熟知的诗作，以李绅（772—846）的两首《悯农》为例，就足可以说明新乐府精神了。
其一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其二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李绅与白居易同年生人。这两首诗语言直白，情感真切，深刻地表现了对农人耕作的悲悯。
可惜的是，李绅写这首诗时颇不得志，后来当了官之后，就违背初衷，横征暴敛起来，盘剥民众比谁都狠。
由于李绅为官酷暴，当地百姓纷纷渡江外逃。下属向他报告人口流失严重，李绅说：“你见过用手捧麦子吗？饱满的颗粒总是在下面，那些秕糠随风而去，这事不必报来。”
而且，李绅家中私伎成群，宴会不断。刘禹锡做苏州刺史时，有一次被请到李绅府上做客。席间李司空命歌伎献演一首《杜韦娘》，也不知触动了刘禹锡哪根弦，听了个泪流满面，当场吟诗一首《赠李司空妓》：
高髻云鬟宫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
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苏州刺史肠。
这诗的意思是说这位歌伎唱得太好了，李司空平时听惯了不觉得怎么样，然而今天本刺史第一次听见，却是惊为天人，触情断肠。
李司空一听，让大诗人断了肠子还得了？当即就把这位歌伎送给刘禹锡了，算是安慰了刘大诗人的肠子。
而“司空见惯”这个成语也从此就这么流传下来了。
一水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女人倒是随手就送。李司空随手送女人这一点，和他的前辈杨司空杨素有点像。
李绅对刘禹锡挺大方，却和韩愈是死对头，为了个“台参”的面子问题死掐了小半辈子。
原来，按照惯例，京兆尹上任，必须先到御史台参拜。但是韩愈上任时，自觉在职衔上是李绅的上级，就没有屈身俯就。于是李绅就火冒三丈了，把私人恩怨卷进了朝廷党争，打了个天翻地覆，还一直闹到皇帝老儿那里。结果皇上各打五十板，俩人一起被罚了。
李绅死后，又被翻出一些他从前判过的冤案。按照唐朝规定，对酷吏即使死了也不能放过，于是又追加了一个“削绅三官，子孙不得仕”的处罚，真是死了也不能瞑目。
白居易不至于像李绅这样前后人生大拐弯，但是自从贬谪之后，便对宦海生涯看透了。“孔穷缘底事，颜夭有何辜。”对人生穷通的思考，使他决定从此韬光，“漂流随大海，锤锻任洪炉”。
这些思考，都翔实地记录在《东南行一百韵寄通州元九侍御……》。一百韵啊，小白是一边赶路一边吟诗一边思念元稹好基友，倒是啥也不耽误。
以820年为分界，白居易一改从前的“兼济”之志，开始“独善其身”起来。虽然仍有关怀民众的心，也做了不少利民利君的好事，但是从前忠言直谏的火花却是没有了。
（三）
820年夏，唐宪宗暴死，穆宗李恒继位。
白居易被召回长安，任尚书司门员外郎、知制诰。821年，加朝散大夫，正式着五品绯色朝服（绯色即朱色，为五品以上官员所用的服色），转上柱国，又转中书舍人。
同年，元稹也升为翰林学士、中书舍人。
白居易很得意地说：“予除中书舍人，微之撰制词；微之除翰林学士，予撰制词。”
意思说，白居易做中书舍人时，是元稹撰写制词；如今元稹做翰林学士，则是白居易拟写诏书。
这对好朋友的缘分着实奇怪，同科及第后，同时做官，落魄时同时被贬，发迹时同时擢升，如花照水，相映得彰，命运交叉重叠得只能用一句大俗话形容：好得合穿一条裤子。
人生能有一个这样肝胆相照的知己，也是至大的幸福。
822年，白居易上书论河北军事，不被采用。这个小小打击让他再次看清了自己在朝廷中是无可作为的，反而还处处暗藏风险。
此时的他已是“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看到前面有路障，立刻来个急刹车，主动请求到外地任职。
七月，白居易月被任命为杭州刺史，美差啊！
“谁知名利尽，不复长安心。”白居易是聪明的。会转弯，不代表墙头草，软骨头，而只是识实务，不硬碰，在更合适的地方发挥光和热。
白居易是个好官，在他做杭州刺史期间，不但留下无数脍炙人口的诗篇，还留下了著名的“白堤”。
在他任内，曾修筑西湖堤防、疏浚六井，灌田千顷，又将西湖水引入运河，使得运河逐渐与杭州城融为一体，直接奠定了今日杭州“一江一湖一河”的城市格局。
他还亲笔写下《钱塘湖石记》刻碑于西湖岸边。
他的《钱塘湖春行》也流传甚广：
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
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
白居易离任时，杭州百姓自发前来送行，很是不舍得这位才气洋溢的诗人刺史。白居易题《别州民》诗以赠：
耆老遮归路，壶浆满别筵。
甘棠无一树，那得泪潸然。
税重多贫户，农饥足早田。
唯留一湖水，与汝救凶年。
西湖水，永远记下了白居易的功绩。
白居易不仅为杭州的百姓留下了一湖水，还将自己的一笔俸禄留在州库中，以备后来的官员公用开支不足时支取。
后来的官员以他为榜样，每次支取后，又想尽办法给填上，甚至补得更多。这个良好传统，一直保留到唐末战乱，文书焚烧散失，白氏基金也不知所踪了。
白居易只在杭州做了两年市长，却为西湖写了二百多首诗，创下的业绩更是泽被百代。
关于“白堤”，也有人说并非白居易所修，只是当地百姓为了纪念他，而名之为“白公堤”。
过了数百年，又一位诗人来到西湖做官，虽然没有了白氏基金做备用，却有白氏精神为楷模，又为西湖岸修筑了一条堤坝，称为“苏公堤”。
他就是宋代最有才华的词人苏东坡！
苏东坡对白居易一直非常看重，宋代周必大《二老堂诗话》中说：“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着，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
原来，白居易被贬江州司马后，他的弟弟白行简来到江州探望。后来白居易改迁忠州刺史，白行简也一同溯江而上。途中又和元稹相约于黄牛峡，三个人还一起游玩，偕游之处遂被称为“三游洞”。
白居易在忠州任职其间，曾在城东山东种花，命名为“东坡”。而苏轼后来自号“东坡居士”，也就源于此。
白居易后来还任过苏州刺史，又干了件流芳百世的大好事：为了便利苏州水陆交通，开凿了一条西起虎丘东至阊门的七里长街山塘街，就是今天的“七里山塘”。
我去苏州旅游时，曾经特地弃车步行，从虎丘一直走到阊门，沿途感受白居易的德政。真是一个有眼光有才干有远瞻性又有执行力的好官啊！
如果这样的市长轮流在每个城市干上两年，唐朝是不是早就遍地巴黎了？
两任刺史生活带给了白居易一生的美好回忆，遂创制了词牌《忆江南》：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
能不忆江南？
而且，他还明确地提出：“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可见杭州有多让他牵肠挂怀。
（四）
白居易是那种很难得的在活着的时候就已经享誉世界了的诗人。
这件事要多亏他的好朋友元稹。
当白居易在杭州时，元稹亦从宰相转任浙东观察使。浙东、杭州相去不远，因而两人间有许多赠答诗篇。当白居易任满离开杭州时，元稹要求白居易交出全部的作品，编成《白氏长庆集》五十卷。
这集子后来在日本大卖。嵯峨天皇曾手抄白居易诗歌，藏之宫廷；醍醐天皇则说：“毕生所爱，《白氏文集》七十五卷是也。”
日本《骏台杂话》中说：“我朝自古以来疏于唐土文辞，能读李杜诸名家诗者甚少。即使读之，难通其旨。适有白居易的诗，平和通俗，且合于倭歌之风，平易通顺，为唐诗上竺。故只学《长庆集》之风盛行。”
日本女作家清少纳言的著作《枕草子》中，引用白居易诗达二十次之多，对白诗熟背成诵。有一次，皇后清晨起来，顾左右说：“香炉峰之雪当如何？”清少纳言立刻打起窗帘，以照应白居易“香炉峰雪拨帘看”之语。
另外，鸡林国（韩国）宰相也非常喜欢白居易的诗，两地贸易的商贩会特地拿白居易的新诗去卖给他，开高价一首一百金。有时候诗作不够，就用别的诗人的作品对付，但是鸡林欧巴可以一眼看出哪个是膺品，对白居易的熟悉程度几乎要超过小白自己。
还有契丹国王，也曾经把白居易的诗翻译成契丹文字，命令诸臣阅读背诵。
如果那时候有诺贝尔文学奖，白居易每年拿一个都不成问题。
827年，白居易官至长安秘书监，佩紫金鱼袋，换穿三品紫色朝服。后转任刑部侍郎，封晋阳县男。虽然比高适的封侯还差些，但是好歹也是加官封爵，日子不知多逍遥。
而且他很会为自己找后路，以病为由，弄了个太子宾客分司的闲职，回洛阳履道里。
太子宾客分司是个什么职务呢？就是在洛阳东宫留守，随时准备太子驾幸，帮着打点一切事务。
可是这时期皇上早已经不像武则天时期那样留恋东京，已经很少驾幸洛阳了。而且唐文宗李昂刚刚继位一年，正忙着大展拳脚，更是轻易不到洛阳来。
皇上不来，太子自然也不敢来，所以洛阳东宫就是个空园子。白居易在这个空宫的东宫任职，哪有什么活儿好干？只是到日子领工资罢了。
他将自己的生活状态定义为“中隐”，还专门写了首诗《中隐》来详细说明：
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
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
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
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
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
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
君若好登临，城南有秋山。
君若爱游荡，城东有春园。
君若欲一醉，时出赴宾筵。
洛中多君子，可以恣欢言。
君若欲高卧，但自深掩关。
亦无车马客，造次到门前。
人生处一世，其道难两全。
贱即苦冻馁，贵则多忧患。
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
穷通与丰约，正在四者间。
“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不干活还白领薪水，这真是赤裸裸的炫耀啊。
白居易的月钱一直是后世文人很羡慕的一个话题。
清人赵翼在《瓯北诗话》中曾说，白居易“历官所得俸入多少，往往见于诗”。
我们不妨来细数一下：
最初白居易任校书郎时：“俸钱万六千，月给亦有余。”
后来做了周至尉：“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
贬为江州司马时：“俸钱四五万，月可奉晨昏。”虽然贬官，钱上一点没吃亏。
等到在洛阳做了太子宾客和刑部侍郎，先说“俸钱七八万”，不久改为“秋官月俸八九万”。
而到做了太子少傅，则已是公开招认：“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闲人。”
百千，那就是十万啊！这是要让我们的诗圣杜甫气得从地底下跳出来吗？
白居易分司东宫的日子过得顺风顺水。用一句现代人形容理想人生的大白话就是：睡觉睡到自然醒，数钱数到手抽筋。
如果说这段时间他有什么不快乐的话，那就是831年元稹的过世。
元稹的墓志铭，责无旁贷由白居易来写。按理应该义务劳动，可是元家也不差钱，硬是塞给了白居易六七十万的润笔费。巨资啊！天价啊！这可是孟郊二十年的生活费！
白居易觉得赚好朋友的身后钱不地道，全数布施给了洛阳香山寺，当是替元稹做功德。
“琴诗酒友皆抛我，雪月花时最忆君。”
痛失至友大概是白居易在这段时间的最大打击，但即使这件事也很快得到了补偿：刘禹锡回来了！两个性情开朗的老头相伴过掉了吟风弄月的幸福晚年。
从顾况到元稹，从刘禹锡到李商隐，白居易一生都没有为“知音难遇”这件事伤感过。
晚年的白居易笃信佛教，号香山居士，曾手书《楞严经》传世。这幅字后来还曾经机缘巧合为宋代赵明诚借阅，打马回家与自己的爱妻秉烛夜读，欣喜若狂，饮茶瞻阅，足足死盯着看了三个多小时，犹不知困倦。
可知这赵明诚的爱妻是哪位？正是宋代第一才女李清照。
遥想李清照捧着白居易的手书秉烛夜读的情形，真让人肃然起敬。
白居易有一首诗题《僧院花》，极具清洁之美：
欲悟色空为佛事，故栽芳树在僧家。
细看便是华严偈，方便风开智慧花。
可是信佛不持戒，一点也不妨碍他纵酒放歌，享受欢乐时光。
早在做杭州刺史时，白居易就有过携妓夜游的风流韵事，而且是“携容、满、蝉、态等十妓，夜游西湖武丘寺”——携妓游寺院，这算是哪门子的居士？
放纵成这样子，居然忠厚的杭州百姓们也没对他有意见，在他离职时还热泪长流地将他送出二十里地去。做人做成白居易这样，也是没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