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安史之乱开始时，杜甫好端端地呆在家中，却不知为什么被叛军抓了，献给了伪朝廷。安禄山一翻白眼：杜甫？一个仓库保管员？抓他做什么？监狱哪有那么多空地方，让他滚！
从这点来说，杜甫似乎比王维的运气要好一点，可是也真够屈辱的。
被释放后，不知为什么，杜甫并没有回到家中，却辗转飘徙于长安，并写下了著名的《春望》：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在流亡中，杜甫狼狈地踩着高适的步伐一路讨饭追随皇上的銮驾，终于在凤翔见到了唐肃宗。
这让我们猜测，也许他离家伊始，就是为了去投奔皇上的。
述怀一首
去年潼关破，妻子隔绝久。
今夏草木长，脱身得西走。
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
朝廷愍生还，亲故伤老丑。
涕泪授拾遗，流离主恩厚。
……
杜甫面圣的形象是衣冠不整的，岂止不整，连胳膊肘都露出来了，麻鞋破烂，衣不蔽体。皇上看他可怜，赏了个左拾遗的官，从八品上，算是开恩了。
乾隆年间，有人翻出了杜甫的家谱。《平江县志》还记载了作为杜家传家宝的皇诏原文：“襄阳杜甫，尔之才德，朕深知之。今特命为宣议郎、行在左拾遗。授职之后，宜勤是职，毋怠。命中书侍郎平章事张镐赍符告谕。故敕。至德二载五月十六日。”年月日上面还盖着皇帝宝印。
这段话告诉我们，宣诏的人便是张镐，就是那个杀了闾丘晓替王昌龄报仇，又曾给李白寄过冬衣的好心宰相。
杜甫曾为张镐写过一首《洗兵马》，最能鉴证张公为人，其中有：
张公一生江海客，身长九尺须眉苍。
征起适遇风云会，扶颠始知筹策良。
左拾遗是个从八品的官，品级不高，但却是皇帝近臣，能在圣前说得上话。如果表现得好，加官进爵的机会是很多的。王维因手下伶人舞黄狮子获罪被贬，后经张九龄帮忙打捞出来，重入长安时做的官便是右拾遗。左拾遗还比右拾遗大一点呢。
所以说杜甫一生怀才不遇没有机会是不确切的，只是杜甫没有抓住机会而已。
杜甫和李白一样，只有作诗的心，没有做官的才。而且比李白更死心眼儿，根本不适合做言官。没过几天，就因为“房琯事件”乱说话得罪了皇上，差点被治罪，又是依靠宰相张镐求情，才免刑被赦。
还记得房琯是谁么？琴师董庭兰唯一出山就是在他门下做清客。
高适写过《别董大》：“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李颀写过《听董大弹胡笳弄兼寄语房给事》：“高才脱略名与利，日夕望君抱琴至。”房给事就是房琯，意思是房相高才，不好名利，却昼夜盼望董大抱琴来奏。
崔珏《席间咏琴客》：“唯有河南房次律，始终怜得董庭兰。”房次律，还是说房琯，只有房相才最懂得董大的琴声，所以请得他出山。
从这些诗句来看，可知房琯是位儒相，所以诗人们都喜欢与他亲近。
但是从军事和政治来看，房琯却有点志大才疏，不切实际。
安史之乱中，在政治上，他向唐玄宗建议“诸王分镇”，直接导致了永王在江东兴兵，乱上加乱；在军事上，他主动请缨领兵平叛，却纸上谈兵，天真地以古代车战的方式来对抗安禄山的边塞骑兵，这就好比现代人训练义和拳去打仗，没法不败，一战折损了肃宗四万兵马。
这样一个花架子宰相，只会喊口号不能干实事的宰相，被罢官是必然的，根本尸位素餐，杀了都不冤。
然而在这种时候，杜甫却顾着朋友交情，想想自己好容易做了言官，必须要显示一下话语权了。于是力排众议，为房琯喊冤，理由竟是“罪细，不宜免大臣”。
这话实在有点没脑子：四万将士阵亡，能叫罪细？怂恿玄宗分权，动摇肃宗新政，能叫罪细？
这可把肃宗气坏了，而杜甫短暂的言官生涯也就此宣告结束。
这件事在后世的评写中，惯例为了诗人形象而被形容成忠言上谏，刚直不阿，仗义直言，因言获罪……
但是细看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杜甫的半生经历，却不得不承认，杜甫在政治上是非常弱智的，当官的水平也不怎么样，不然不会毫无建树。
虽然说他的官位一直很低，可是同代的柳宗元、宋代的苏东坡，被贬的次数更多，地方更远，条件更艰苦，但是不论贬到哪里，都能为当地百姓做一点好事，为后世子孙留一分荫庇。
而杜甫，好像除了杜甫草堂的景点之外，就没听说有什么遗泽了。
所以，诗人的无所作为，不能只用“怀才不遇”四个字来推诿。
李白也好，杜甫也好，都曾经是皇上身边的人，而且认识许多高官权贵，人脉极广，又有知名度，比起绝大多数人来说，已经是有过很好的机会了。只是，他们都没能抓住机会有所作为。
不过，对于文坛来说这是件大好事，因为两个人，都是唐朝最伟大的诗人，上天才不舍得让他们去做官，他们最适合的，只有作诗！
（二）
且说刚到手的官位还没领到薪水就飞了，杜甫也很郁闷，于是羞愧地往鄜州探望家人，写下《羌村》《北征》等诗，叙述了与妻子劫后重逢的苍凉情感。
国家不幸诗人幸。杜甫以诗为史，在这段时间写下了大量反映社会现状的不朽诗作。“三吏”“三别”等刻画入骨，上悯国难，下痛民穷，被称为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
这是杜甫最伟大的地方。他漂泊困顿，寝食不安，却仍心怀黎庶，眼睛始终看着大众的生活，对百姓疾苦有些深切的认识与同情。他是真真正正地用生命在写诗。
因此他的诗被称为“诗史”，而他本人也被后世尊为“诗圣”。
但这些都是身后功名。杜甫在世时，可是一世都过着漂泊拮据的生活。
多年中，杜甫带着家人到处奔波，想寻找一片能够安稳生活的乐土。在接连换了几处暂住地之后，759年七月，杜甫一家来到成都，在成都西郊盖了一所草堂，开始了十一年“漂泊西南”的生活。
著名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便是这段时间的作品。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这锥心呼唤，是真正经历了生命的苦难之后，从最悲悯的心底里发出的呐喊。
杜甫在饥寒交迫之中，祈求的不只是自己一家的温饱，而是希望全天下的百姓都能够得到庇护，完成“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终极理想。
杜甫在成都的生活相对平稳，主要来自两任成都府尹高适和严武的接济。
高适对李白不怎么样，但是对杜甫可是真不错。
在杜甫三餐不继时，高适还曾亲自背米百里相送。在高适的照拂下，杜甫的日子是相对清爽安然的。
杜甫为此在诗中再三感谢，有一首《江村》犹为写实：
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
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
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
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
有限清欢，无限辛酸。这是乱世中难得的一段清淡日子，杜甫写得悠闲而悲哀。
首联点明他如今的寄居之处乃是江村，时维苦夏。“事事幽”的这个“幽”字，可作清幽静雅讲，也可解作万事磋砣，晦暗不明，前途苍茫。
颔联以梁上燕与水中鸥来写景，似乎是闲笔，却饱含着无限的羡慕之情。因为燕子是忙碌的，自来自去，筑巢梁上，忙得极有章法；鸥鸟是悠闲的，相亲相爱，依偎水上，无忧无虑。可是人呢？
颈联便写到了人：老妻苦中作乐，在纸上画了个棋盘，与我对奕；小儿子把铁针敲弯了，想做根鱼钩来垂钓。
乍一看，这景象好不清闲，仿佛岁月静好，现世安稳，日子过得不错嘛。
然而末一联却流露心声，不小心真相了：幸好还有老朋友高适送钱米来帮忙度日，只要尚能饱腹苟活，此外还能求些什么呢？
然而，满腹才华的杜甫是真的心无所求了吗？我们都知道不可能。他怎么会只甘于温饱不问将来？更何况，即便是他眼前的温饱，也是不可久恃的，他怎么会真正觉得安闲自在？
那表面清幽的生活表层下掩藏的茫茫的不安定感，那看不到未来的无奈和仓惶，让人真的很怕往深里想。
幸好，有老妻陪在他身旁，伴他偷闲对弈，共度时光。
后来，高适迁职，新任成都府尹严武继续照顾了杜甫。
严武是武将，但也写过诗，且看这首《军城早秋》：
昨夜秋风入汉关，朔云边月满西山。
更催飞将追骄虏，莫遣沙场匹马还。
这是严武带兵大破吐蕃七万大军后，豪情满怀，扬眉吐气写下的一首诗。
诗如其人，形象毕现。严武以性格暴躁而闻名，脾气上来还几次说要杀杜甫，幸亏夫人报信给杜甫才没让两人真闹起来。
但是杜甫诗集中赠和严武的诗有三十五首之多，而严武流传下来的诗统共没有几首，其中就有两首是与杜甫唱和的，可见二人关系之亲密。
（三）
李白和王维都未能真正看到战乱结束，但是杜甫等到了。
广德元年（763）春天，唐军收复了洛阳和郑州、开封等地。次年，史思明的儿子史朝义兵败自缢，安史之乱宣告结束。
杜甫听闻捷报，欣喜若狂，恨不得马上回到河南老家，遂写下《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这是诗人一生中难得的喜乐之诗。尾联用了一个流水对，畅快淋漓，仿佛为归程计划好了一份路线图，即日便可启行。
最开心的时刻，他关注的仍然是老妻和儿子的态度：“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只要携得妻儿，带上诗书，他的人生就是完满的。如今，他就要带上自己人生中最珍贵的人和书一起回家了。
可悲的是，他却一直未能成行，至死也没有回到家乡。
或许是因为筹不足路费，或许是因为严武给了他一个工部侍郎的职位——这是杜甫一生中做过的最高官职，所以又称“杜工部”。
但是，不管怎么样，回家或者流浪，总算老妻是一直陪在他身旁的。
在成都的这段时间，可说是杜甫人生中难得比较安稳的岁月，他一直迁延未归也是可以理解的。
在这期间，他写出的最美的诗篇就是一首无题的七言绝句：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这是我小时候最爱的一首诗，喜欢它的清新、工整、跳脱，色彩明丽。9岁那年，因为这首诗，我给自己改了名字：西岭雪！
只是，这寄人篱下的日子也未能过得了多久。杜甫还来不及为战争平息而高兴，却已经为了好友严武和高适的先后病死而痛哭了。
杜甫痛失两位好友，大受打击，为二人写了很多伤感的悼亡诗。我们且看一首《赠高式颜》：
昔别是何处，相逢皆老夫。
故人还寂寞，削迹共艰虞。
自失论文友，空知卖酒垆。
平生飞动意，见尔不能无。
我向来觉得感恩是人的至大美德，只可惜杜子美身兼这么多美德，却偏偏命运多蹇，一生凄苦。
严高二人的死，更使杜甫失去了最有力的庇护。他只得离开四川，再次漂泊。
大历五年（770）冬，杜甫带着妻儿从潭州前往岳阳，因避洪水而漂泊舟中，数日未进一粒米。有朋友相遇，送了他五斤牛肉。杜甫也是饿极了，竟然一顿吃完，遂因消化不良死在船上，完成了“三贤归一水”的悲凉巧合。
至死，也没有回到家乡。
李白的死，传说是在酒醉后欲入水捞月亮，那么杜甫的死，难道是为了继续追随偶像吗？
后世一直将他们并称“李杜”，不知道李白怎样想，但是杜甫，一定感到很欣慰吧？
（四）
写完杜甫之死，我们就该告别盛唐了。可我是那么的舍不得，于是再镂影钩沉，剔艳寻珠，补充几段来不及讲述的诗坛往事。
前面介绍了关于盛唐开启时间和压卷之作的多种争议，对于盛唐诗歌大典的序幕曲，同样也有着各种说法。
第一位选手，是我们熟悉的王之涣（688—742）的《登颧雀楼》：“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踏在初唐的楼梯上，望向盛唐的千里山河，很有气势吧？确实具备开幕大典的风范。
第二位选手，是大唐宰相张九龄（678—740）的《望月怀远》：“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真有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气概。
有人说，盛唐所以会出现那么多出类拔萃的诗人，关键就在于有张说、张九龄两位好宰相。
这两位选手的呼声都是够高的，但是胡应鳞认为，王湾（693—751）的“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一句，才是真正宣告了盛唐的驾到。且看全诗：
次北固山下
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
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
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
这首诗的手法极其传统。首联写明时间、地点、人物、事件，乃在春天，因为青山绿水，翠色生春；一个“客”字，点明不是故里是异乡；再一个“行”字，进一步具体说明人在旅途，而且走的是水路。可谓描绘如画，无一废字。
颔联继续写景。潮水涨满，尤觉江面宽阔，顺风行船，恰可扬帆高悬。
“平”是“阔”的起因，“正”是“悬”的理由，措词极其考究。而且这个“正”字有一种正义凛然之气，远比“风顺”来得典雅大气。
颈联由景及情，从眼前所见到时间永恒，发出曹操“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般的慨叹，衍发出“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的清新警句。
夜幕还没有褪尽，旭日已在江面上冉冉升起；才是新年乍始，春天的气息早在残冬未尽时已经悄悄渗入。
这句神来之笔有力地刻画了时间的永恒与变迁，恰如烟波浩荡，旭日辉煌，让人忍不住想到北固山的前世今生：北固山本来就是三国时兵家必争之地，刘备曾在此题下“天下第一江山”，宋代词人辛弃疾为此写下：“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
诗人在这样一个地方这样一个时间写出了昭示盛唐气象的名句，也真是天意！
最后尾联惯例地表达思乡之情：寄出去的家信不知何时才能到达，只有请北归的大雁将它捎去洛阳。
前后呼应，照应了诗人“客路行舟”的身份，完美收结。
开元年间，宰相张说特别喜欢这首诗，亲自题写于政事堂，“每示能文，令为楷式”。意思是每每见到读书写诗的人，就让人家作为范文来学习参考。
这首诗情景交融，饶有哲味，的确是律诗中的典范作品。不仅“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一联隽永清新，就是“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之句，也大气磅礴，意境开阔，足以成为咏江景诗作的擂主。终唐一代，只有杜甫的“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可与之相抗。
我们都知道，老杜的律诗是最工整的，这首《旅夜书怀》其实比《次北固山下》更具起承转合的示范性：
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
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
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
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
这简直是杜甫的一幅自画像。
这首诗同样写于客途。
首联与王湾诗一样，交代地点、环境：微风吹拂着岸上的细草，小船竖着高高的桅杆孤独地泊在月夜江中。这行程和王湾恰恰相反，王湾写的是白天行船，而杜甫正在月夜停泊。
颔联也同样是进一步写景：星垂四野，江天开阔；月随波涌，大江东流。
这两句写景雄浑阔大，功夫同样在“炼字”之奇上。只有视野特别开阔的时候，才会看到星空笼盖四野的壮景，而有种星星垂落的视觉误差；江水滔滔流去，波光粼粼，仿佛江面翻涌的不是江水，是月亮。
这两句其实是倒装句，因为“平野阔”方有“星垂”的胜景；只为“大江流”，方觉“月涌”的奇观。
颈联一转，由景生情，念及自身：“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
这正是杜甫的生活现状：薄有名声，哪里是因为文章好呢？做个小官，真应该因为年老多病而早点退休。
这当然是反话，表现出诗人怀才不遇，仕途失意的飘零之恨。
所以最后直抒胸臆，自喻说，我这样飘然一身，正像是转徙飘于广阔天地间不知所往的一只沙鸥罢了。
（五）
诗圣杜甫的诗之所以能被称为“诗史”，是因为他的诗是盛唐兴衰最好的记录者。
所谓盛唐，主要指唐玄宗登基后，励精图治，政治清明，遂使唐朝出现了经济繁荣、文化昌明的盛世景象，这段时期的年号为“开元”（713—741），史称“开元盛世”。
杜甫的长诗《忆昔》二首，无疑是对盛唐最好时光的最好诠释：
其二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
百余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
……
读着这样的诗，仿佛闻到了开元的米饭香，可是杜甫自己的后半生，却一直都和饥饿分不开，就连死，都与食物有关。
即便在唐朝最繁华的岁月，杜甫也没享受过多么安逸的生活，一生大多时候，都像他自己在诗中说的：“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
尤其安史之乱后，他更加漂泊无依，还曾经在江南遇到了著名的宫廷乐师李龟年，就是为李白的《清平调》三首即席度曲的那位。
史载李龟年流落民间时，“每逢良辰胜景，为人歌数阙，座中闻之，莫不掩泣罢酒”。
杜甫不知在谁的酒席上与他劫后重逢，感慨万千，遂写下一首《江南逢李龟年》：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岐王与崔九，都是京城里的达官贵人，彼时邂逅李龟年的场景，想来必是繁华胜极的极乐盛宴吧？如今江南重逢，却是劫后余生，今非昔比，天上人间。
这首诗淡淡说来，似乎没有一丝情绪波动，甚至还很喜悦地感慨“正是江南好风景”，然而今昔之别，溢然纸上，令人不敢深思。
然而以乐语写悲情，正是老杜的工笔所在。
因此后评为“言情在笔墨之外，悄然数语，可抵乐天一篇《琵琶行》矣”（《唐宋诗醇》）。
甚至有人说，这首诗，是告别盛唐的最好的离歌。
而杜甫的《登高》，“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一联，则向来被认为是从盛唐走向中唐的界碑。且看全诗：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战争从来都不是诗意的，而杜甫用自己的笔，为我们记下了大唐由盛转衰的真实景象。
一场安史之乱，终结了大唐繁华，也改变了许多诗人的命运与笔风。
李白、杜甫、王维、高适、王昌龄，他们都是盛唐最伟大的诗人，竟然同人不同命到如此地步，简直像历史跟我们开的一个黑色幽默。
这五位诗人的命运，完全诠释了这场战争带给大唐政治文化的影响，几乎映射了大唐子民在战争中能够做出的所有选择。
最后，让我们以昆曲《长生殿》中流亡江南的宫廷乐师李龟年的一段《弹词》来挥别盛唐的背影吧：
唱不尽兴亡梦幻，弹不尽悲伤感叹，大古里凄凉满眼对江山。
我只待拨繁弦传幽怨，翻别调写愁烦，慢慢的把天宝当年遗事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