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苍颉造字以后，便有了知识分子，便有了书写工具。
当然，也就有了藉文字传播的一切便利，和因文字而招来的灾祸。不过，终究是利大于弊，尝到文字狱苦头的人，在总人口中比例到底是很小一部分，所以，从结绳记事开始的汉文字，有了迅猛的发展。
于是，书写工具，也跟着进步了。
我先前对蒙恬发明毛笔，很不以为然。不完全因为小时候被逼着练毛笔字，产生的逆反心理；而是在已经有了钢笔、铅笔、圆珠笔的时代，深感用毛笔书写，在速度上，实在太慢了。我甚至曾经把中国进展之慢，归罪于毛笔上，当然这是很偏激的看法。不过，千百年来这种慢条斯理的书写工具，多少是会影响人们思维方法的。
鲁迅先生一辈子用那种“金不换”的毛笔写他的不朽之作，现在影印出版了他的许多手迹，看得出一笔一划的认真。那魏晋风格，古朴无华的墨宝，从书法的角度看，无疑是极有价值的。但继而一想，要是先生一开始就用钢笔的话，那么，今天的《鲁迅全集》就不是现在的20大本，很可能是40大本了。
前些日子，北京图书馆创馆80周年，我看到了馆藏的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且不说先祖们在石器时代，究竟用什么锐器，在骨头上镌刻了和现今用的钢笔粗细差不多的笔划，让我们赞叹不已。而是一块骨头上，也就那么十几二十几个字，即使如一篇后来在《尚书》中的《盘庚》，该花费多少功夫啊！更甭说洋洋洒洒的大部头了，那得多少人刻到死才能竣工啊！于是，我觉得蒙恬研究出毛笔，实在是个了不起的进步。
然而毛笔终究退居二线，被引进的钢笔、铅笔、圆珠笔代替，据我所知，我所认识的作家中，拿毛笔写小说的人，绝无仅有的了。汪曾祺用毛笔绘画，鲁彦周用毛笔写信，王蒙用毛笔题词，一写小说，对不起，毛笔就靠边了。
钢笔虽比毛笔快得多，但比起外国作家用打字机写作，又逊色了。偶尔和那些洋鬼子作家打交道，发现他们年纪不如我大，出过二三十本书，并不是十分奇怪的事。当然，数量不等于质量，何况我们几乎将近20年被禁止握笔呢！但得承认，书写工具制约着作品产量，这是个事实。所以作家对于混饭吃的工具，十分地在意，是很正常的。
笔啊笔！不光是作家，包括记者、编辑、秘书、文档所有这些爬格子的人，谁不想有一支得心应手，下笔成文的神笔呢？现在看来，电脑是实现这个理想的最佳工具了。
我曾经很神往过在伊拉克战争中的一个小镜头，不是定点轰炸的超准确性，也不是闻所未闻的尖端武器技术，而是几个随军记者在大沙漠里的作业方式。
他们跳下了吉普车，迅速地支撑开了像锅一样的卫星天线，然后接上便携式电脑，一面喝着罐装啤酒，一面劈里啪啦把最新战况，发往总部设在美国亚特兰大的CNN有线电视网。几分钟后，消息传遍全世界。这时，他们把卫星天线折叠起来，往车上一扔，又去采访更新的新闻了。那份潇洒，较之二战期间美国合众社记者，采取垄断办法，扔一本《圣经》，让电报局先拍发着，写完稿后，他可以撤回《圣经》，拍他的新闻以抢在众人前边的近乎卑劣的手段，不可同日而语了。
随着电脑的普及，总有一天，我们的记者，或者作家，在现场，在旅途，在下榻的住处，在会议的休息厅，劈里啪啦在电脑上飞快击键的场面，我想隔不很久，将会司空见惯不以为奇的。
据我所知，在作家中，韶华是最早接受用电脑写作这个新事物的，1985年我们同车在西伯利亚的漫长途中，他就劝我使用电脑。接着，张洁从美国讲学回来，带回一台电脑，我去参观过，觉得非常新颖。随后，就是谌容、张贤亮，还有陆文夫，都相继丢下了钢笔，谌容还写过一篇《告别手稿》的短文；张贤亮、陆文夫用电脑写小说，报纸还专门发过消息呢！如今这三位又领导新潮流，下海经商了。
叶楠、王蒙、梁晓声和我，是同期进入这个行列的。一年多过来，相比之下，叶楠技术最精，王蒙速度最快，而梁晓声好像还未能完全进入角色，他的读小学的儿子，倒用得挺溜的。随后，用电脑的作家便越来越多了，在北京熟悉的作家朋友间，用电脑者似乎占多数了。
看来，笔的变化，大概是一个发展趋势。当公元前那位秦国大将军蒙恬发明毛笔时，当1884年美国人沃特曼发明自来水笔时，肯定存在过一个由不习惯到习惯的过程。但等到适应以后，必然促进书写速度的加快，精神产品效率的提高，从而也推动文化的发展。
从笔的历史看，其制作材料由鹅管、兔狼毫、竹杆，到钢、铱、塑料，也是随着人类物质生产、科学技术的进步在变化。那么，进入电脑时代，换上这样一支先进科技的神笔，恐怕也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