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中国历史，从秦始皇焚书坑儒起，到明、清两代的文字狱，给知识和知识分子所造成的灾难，真是罄竹难书。
雍正四年，一位去江西学差的主考官，给考生出了一道策论题，曰“维民所止”。其实这是一道很普通的四书题，有人检举上去，向雍正皇帝献媚，说“维”和“止”这两个字，恰好是“雍”、“正”两字的下半截，等于将皇上枭首示众一样。龙颜大怒，主考官内阁学士查嗣庭掉脑袋不说，还祸延九族，不知为此多少人遭了殃。
且不说查嗣庭拟题的时候，是否真的打算采取这种精神杀头法，来泄其心头之恨？确系如此的话，恐怕这种拆字法，比斯芬克斯之谜还令人费解的。不过，我十分钦佩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举发者和告密者之多，之坏，之绵延不绝，而在挖空心思，不遗余力整人时，所表现出的超常智商，和罗织罪名时的非凡想象力，实在是骇人听闻的。亏他想得出来，能从这一道考试题看出弑君的歹心，其牵强附会的程度，怕是连雍正本人也叹为观止的。恰好这位皇帝要收拾隆科多余党，对这样可怕的歪曲，正中下怀，于是来个一网打尽。
不消说，检举者帽子上的顶戴，被鲜血染得通红通红，自然荣华富贵。正因为告密有理，陷害有功，咬人有赏，谈虎色变的政治局面，康、雍、乾三朝百多年间，文字狱罪案不下百起，主犯及株连者，不知有多少人掉了脑袋？
乾隆最厉害了，仅1778年一年间，就有10起之多。有一个已故的东台举人徐述夔，因为“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的诗句，以其影射讥刺，乾隆命将徐述夔及其子戮尸，其孙论斩，失察的江苏布政使，列名校对的学人等俱斩监候。并且连曾为之作传的礼部尚书沈德潜，也是编过《古诗源》、《唐诗别裁》，很受乾隆宠遇的一代文宗，死了也不放过，命将其御赐碑推翻，磨毁碑文，把他的牌匾撤出乡贤祠。
文字狱至此，可谓登峰造极，那些蘸人血馒头吃的举报者，不仅咬活着的人，连死去的人也从坟墓里拖出来咬。当然咬死人是为了咬活人，挟嫌告讦之风大炽，诬陷谗害之行不绝。谁要是偶一不慎，疏忽了避皇帝的名讳，一经检举，马上便有坐牢杀头的危险。因此读书人坐在家中，真是可怜哪！不知什么时候飞来横祸，倘非满门抄斩，便是充军发配，罚往黑龙江为披甲人作奴。知识分子生活在如此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恐惧之中，自然是“万马俱喑”的局面。
至此，“舆论一律”，满清统治者箝制言论，禁锢思想的目的达到，自1782年起，乾隆就不禁书了。可那些想借禁书发迹者，并不晓得皇帝老子胃口变了，还一个劲地举报以邀功请赏。于是，这一年的2月，署湖南巡抚李世杰查获高治清所撰《沧浪乡志》进呈，奏请严办，碰了个大钉子。乾隆帝阅后，对签出的“悖逆不法字句”，一一加以驳斥，并指出：“各省查办禁书，若俱此吹毛求疵，谬加指摘，将使人何所措手足耶？”他训斥李世杰：“任听庸幕属员谬加签摘，以致拘泥失当，滋扰闾里。若办理地方事务皆似此草率，漫不经心，何以胜封疆重任耶？”本想讨皇上的好，谁知讨了个没趣，马屁拍到马脚上，也是活该了。5月，又来一个不识相的，安徽巡抚谭尚忠以已故贡生方芬所著《涛浣亭诗》语多狂悖，奏请将方芬刨坟戮尸，其元孙方国泰拟斩立决。乾隆斥他“办理殊属失当”，甚至说：“吹求字句，办理太过，屡经降旨通谕各督抚，毋得拘文牵义，有意苛求，岂谭尚忠竟未知之耶？”这批语和赏他一顿嘴巴子，也差不多的了。
禁书是皇帝，不禁书的，也还是皇帝，统治者的变化，自然从他的政策考虑出发。那些吃人不吐骨头的，想藉着大兴文字狱而飞黄腾达者，其实很像家养的狼狗；主人让你咬人，你可以放肆地咬，主人不让你咬，你还咬个没完，屁股上挨一脚，被踢得叽哩哇啦，那也是自找了。
不过，这些举报者也不会损失太多，这两位巡抚大人，顶多等于被皇上掌嘴罢了，谁也不曾像犯了文字狱罪者掉了脑袋，送了性命。所以，从那以后，聪明人就明白“宁左勿右”是万全不败之策，吃一记耳光算什么，打是疼，骂是爱，到了又要禁书的时候，他们不就又能得其所哉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