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第六章 艾丽斯
我和彼得·范- 本肖普的会面定在十点半。他准时到达，穿着牛仔裤和一件看上去很贵的天蓝色夹克。
我让实习生给他端来一杯咖啡，在他对面坐下。
“好了，范- 本肖普先生。我彻底了解了你的案情。”
“所以呢？你怎么想？你看过DVD了吗？你想知道我们接下来会出什么新片吗？这些天来，MILF 卖得很火啊。”
“其实，我对这个案子的法律方面更感兴趣。”
“我没告诉你老板你昨天撇下我走了。我告诉他，我们谈得很成功。”他眨眨眼。“所以你一定会好好补偿我，对吧？”
我忍住了不耐烦。“当然。我们讨论一下案情，好吗？”
“好吧，你有什么看法？”他拿出一个笔记本。
“坦白地说：我的感觉并不好。”我故意停顿了很长时间，希望给他一个警告，让他严肃对待这件事。
“你面临很多严重风险，我建议你解决它们。”
他安静了一会儿。看到他拉长了脸，我觉得很高兴。他紧张地轻轻敲打着自己的金色钢笔帽，问：“有哪些风险？”
“你也许必须把片子从网上撤下来，赔偿德布尔小姐。”
“我已经给她钱了。两千欧元。眼睛都没眨。”
“我们回顾一遍案情的重点，好吗？”
他又敲了几下钢笔帽，然后在笔记本上用大写字母写下“解决”这个词。
“法官有许多理由可以定你的罪，首先是制造和发售儿童色情片。”我看到他记下“儿童色情片”几个字。
“还有性虐、强奸，甚至企图谋杀。”我顿了顿，给他时间写下这些关键词。
“德布尔小姐很可能指控你强迫她参与拍摄。她会说自己天真无知，被你哄骗了。”
“是她先来找我的，其实。”
“你能证明吗？”
他考虑了好一会儿。“我不知道，也许能。”
“希望你能，否则法官很容易相信原告的故事，毕竟，比起喜欢穿紧身皮裤的大肚腩中年男人，十八岁的女孩更能博得同情，你觉得呢？”我友好地微笑道。彼得·范- 本肖普也笑了。
“受雇拍摄期间，德布尔小姐尚未成年，拍摄未成年人性行为是一种应受惩罚的罪行，支付参与拍摄的未成年人费用也是一种犯罪。年满十六岁的两个人自愿发生性行为是合法的，然而涉及到钱的话，就属于胁迫未成年人卖淫，这是违法的。”
“很荒唐的法律，不是吗？”
“你这么认为吗？你有孩子吗，范- 本肖普先生？”
他摇摇头。“据我所知，没有。”
“我可不这么觉得。无论如何，你的优势是，那个女孩看上去不像未成年人。”
“是年轻女人，别忘了。”彼得·范- 本肖普听上去很激动。
“年轻女人。而且她很有街头智慧，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我无视了他的话，继续说：“此外，你并没有把电影制作成儿童色情片的打算，也没有把它们当成儿童色情片来销售。”
“当然，我才不会拍什么儿童色情片，从没拍过。”他像得了诺贝尔奖一样傻笑道。
“这很好，范- 本肖普先生。”
他又敲了几下钢笔。
“制作儿童色情片是一种犯罪。事实上，德布尔小姐选择不追究你的刑事责任并非明智之举，法官一定会怀疑她的动机。”
范- 本肖普热切地点头，脸色瞬间阴转晴，像个小孩。
“问题在于，她为什么提起民事诉讼？她为什么不走报警这条路？我认为这只能意味着一件事。”
我的客户倾身过来，显然不想漏掉任何一个字。
“她想要钱。刑事案件是由公诉人提起诉讼的，民事案件则是一个公民起诉另一个公民，就像这个案子一样。”
范- 本肖普写下“刑事案”和“民事案”几个大字。
“现在，刑事庭也可以审理民事案件，在这种情况下，会由法官决定赔偿受害者多少钱，而且数额一般不会太多，所以我猜，德布尔小姐会要求民事庭审理此案，因为她想要钱——很多钱。”
“她们都想要钱，就不能换个花样，”彼得·范- 本肖普不胜其烦地说。
“你应该感谢你的运气。因为如果德布尔小姐打的是刑事官司，你就坐等法庭宣判吧，如果法官认为强奸、性虐或者我提过的其他罪名成立，你最少要蹲四年大牢。而且，要是警察继续挖你的黑历史，谁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事。”
“比如？”
“还是你来告诉我吧。你昨天提到你想去巴哈马，我猜你是不是把钱存在了外国银行的户头上？”
他没有回答。
“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彼得·范- 本肖普又敲了一下他的钢笔，在笔记本上的“解决”两个字下面画上了着重符号。
第七章 雷
为了早点回家，我想要取悦医生，然而却写不出一个字。当天晚上，我辗转反侧，仿佛回到了曾经工作过的艾琳公主街上的法式糕点店“普罗旺斯面包坊”。七十年代，面包师皮埃尔·亨利追随他在某个夏天浪漫邂逅的女朋友玛格丽特来到她的荷兰老家，在这片蓝领居住的街区开了这家糕点店，那时候，本地人从没吃过羊角包、法棍和法式牛油包，甚至不知道普罗旺斯在地图上的什么地方，不过普罗旺斯面包坊最后还是成功了，非常成功，还在另外几个街区开设了连锁店。
当他无法一个人打理自己的生意时，皮埃尔收我做了学徒，玛格丽特现在已是他的妻子，也是面包店的经理，嗓门很大，无论在店里的哪个角落都能听见她吆喝。“四个原味、两个巧克力味羊角包，给这位女士，马上就来。”
“切，下午吃羊角包，”皮埃尔会说“。你们荷兰人疯了！在法国，我每天卖一百五十个羊角包，这儿能卖出五六百个，周末有时候甚至卖到一千个，你们真是太爱羊角包了。”
皮埃尔认为，我在烘焙学校学的东西都没有用，甚至还是错的。例如，在学校做面包时，我们会用酵母发面。
“酵母人人都会用，”皮埃尔说。“但那些不专业的糕点师才会用酵母，它属于工厂、机器人和烘焙新手，亏你还上过专门的学校，他们就教了你这些？难以置信！”
皮埃尔一直用他父亲三十年前给他留下的一块老面酵头发面，最初的几年，他根本不准我靠近它，皮埃尔叫它“面团之母”，将它保存在带温度控制功能的特殊橱柜里，远离任何可能危及它的东西，皮埃尔每天会揪下一小块“面团之母”，用它制作普通面包、法棍和羊角包，然后再给面团之母添加新面，确保它永远不会用完。
面团之母每天定时“进餐”，然后被放回设好温度的橱柜里。
皮埃尔甚至会和她说话：“你今天感觉怎么样？我的宝贝？还满意吗？”
他告诉我：“这有点像酿酒，雷，全在于时间和温度。记住：时间和温度。”
有一天他把我叫过去。“闻闻。”他捧起面团之母住的那只陶土面盆，搁在我鼻子底下。
我向前靠，慢慢闭上眼睛，谨慎地嗅着味道。
“闻到她有多甜了吗？很新鲜而且不是太酸？她就是我的生命，雷。有了她，我们的面包才会外酥里软，她赋予了面包鲜甜味。没有了她，面包就只是面粉和水。没有她，它们什么都不是，我的孩子。”
他教我如何侍候面团之母，因为她是一块严谨、挑剔的面团。“比女人还麻烦，”皮埃尔说。他把她喜欢什么、讨厌什么都告诉了我，比如她最适合在什么温度下工作，需要什么时候进餐，进多少。
一年后，由我全权负责照顾面团之母，因为皮埃尔认为我比他还善于估测她的进食量，温度也控制得很出色。他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人像我一样精确。
五年后，我正式接手整个厨房的事务，每天凌晨三点一刻准时启动烤箱，把法棍、坚果面包、谷物面包、巧克力面包、羊角包和牛油包送进炉膛后，我就开始称重，准备好当天需用的所有原料，放进一只只小碗里：面粉、巧克力、葡萄干、瓜子仁、奶酪、杏仁酱……
玛格丽特和皮埃尔六点三十到店里来，把刚出炉的糕点摆好，七点钟开始营业后，来自那些体面街区的人以及少数比较精明的本街区居民（“他们疯了！”皮埃尔通常如此感叹）会排起长队，皮埃尔和我做的面包有七种花样，还会烤卡娜蕾、蛋挞和水果挞。
下午全力制作羊角包，把黄油包进面团，不停折叠，直到出现几百层油酥才算成型。
“啊，完美，”皮埃尔终于说。绝对完美。
我在那里工作多年后，皮埃尔和玛格丽特把店卖了，搬去了法国，收购普罗旺斯面包坊的是一个戴着俗气样式眼镜的男人，他喜欢拍我的背。玛格丽特说，他这样做是想成为我的朋友，毕竟，假如没有我，面包坊分文不值，不是吗？她说。
他们的离开前一天，皮埃尔把我叫过去，怀里抱着陶土面盆，面盆里是那块老面酵头，“这是我最珍贵的财产，我的宝贝，我自己的第一家店开业时，我父亲把它给了我。没有她就没有现在的我。因为我没有儿子，玛格丽特也过了生育年龄，所以我把它送给你。”他老泪纵横地说。
泪水里有盐，盐对老面酵头来说是致命的，因此我迅速接过陶土面盆，以防他的眼泪滴到面团之母身上。
“欣赏她，运用她。到了时候，我相信你也会找到一个人继承她。如果找不到合适的人，我希望你能毁掉她，你会答应我吗，雷？给我一个保证？”
“好的，”我回答。
皮埃尔和玛格丽特离开后，面包店的新主人决定重新装潢。
之前，食物准备区和烤箱都在店铺后方，有自己专门的位置，而新店主认为让顾客看到制作过程应该很有趣，还能让他们知道每样食材都很新鲜，而且面点完全由本店制作，并不是交给外面的工厂加工的。于是，隔开店堂和厨房的那堵墙被拆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块玻璃隔板。
突然之间，我要在众目睽睽之下为水果挞削苹果了，还得故作镇定、动作夸张地揉面，这让我感到害羞，让我失去了自信。
此前，我做的花冠面包每一只都正好是525 克，这对我来说很重要。而玻璃隔板出现后，花冠面包有时接近600 克，因为给食材称重时我的手会抖，有时我会把它烤糊了。我憎恨被人盯着，直到我遇到萝丝塔，从那一刻起，我不断地密切关注玻璃隔板，这样等她进店的时候，我就不会错失每一分钟看着她的机会，最后我甚至习惯了那些讨厌的视线，面包的重量也恢复了正常。
我很少和邻居打交道，因为不知道该对他们说什么，他们有时会和我打招呼，我便也跟他们打招呼，仅此而已。而且我每天都很忙：面包店、我的鱼、吃饭、睡觉、洗澡、打扫卫生、洗衣服、熨衣服、买东西、喘气儿。
萝丝塔搬到我家隔壁那天艳阳高照，天气炎热。她开着一辆生锈的老货车，褪了色的蓝色儿童座椅上坐着个孩子，车里还有个头发油腻、梳马尾辫的男人。萝丝塔和那个男人把几件家具拖进屋里，一套棕色沙发、一只小桌子和两把椅子，还有一张我见过的最大号的双人床。
那个男人看起来很累，而且挺老，甚至比她家的破床垫和棕色皮沙发的年纪还大。萝丝塔却总是笑容满面，她穿得很简单：一条很短的短裤、一件无袖T 恤。汗水沿着她深色的卷发滴下来，她的背部湿了一大块。我觉得她应该没有穿胸罩。
我认定萝丝塔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女人，甚至比电视上的女孩都美，当然比我在街上见到的女人美得多。街上的女人都有一口大黄牙，虽然也不穿胸罩，但她们的胸不像萝丝塔的那么挺，而且她们总是吵吵嚷嚷，吵嚷的对象包括她们的丈夫和孩子，还有在她们家的前院拉屎、把威廉敏娜女王街搞得臭气熏天的流浪狗，尤其是在初春，雪刚融化的那一阵。
然而，为什么她们连自家的前院都照顾不到呢？那些受到忽视的前院真的惹恼了我。有时候，晚上值夜班之前，我会带上一把树篱剪。虽然我不能把邻居家的花园当成我自己的那样精心收拾，但至少可以把威廉敏娜街上疯长的树篱好好修剪一遍。
我很庆幸自己很少遇到那个发型怪异的老男人，反而经常看到萝丝塔。我喜欢躲在我母亲为我挑选的深红色窗帘后面看着她。下班回家后——通常是下午三点零五分——我会坐到厨房窗下的一把椅子上向外望，期待着见到她。
不下雨的时候，她经常会推着婴儿车出门散步，我从自己坐的地方可以一直目送她走到街那头，拐进比阿特丽斯公主街。
她走路的方式迷住了我——昂首挺胸，每走一步，高跟鞋都会响亮地敲打一下地面。还有她的屁股，仿佛和着无声的节奏扭来扭去。我有时甚至会跟随她的步伐大声数起拍子：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她从来不会弄错一拍，甚至精确到了几分之一秒。
有时她会停下来与邻居聊天，或者把橡皮奶嘴塞进宝宝嘴里，但大部分时间她都会径直朝街那头走去，完全不会停留。
第一次看到她拐进比阿特丽斯公主街时，我立刻跳起来，跑到她家门口，读门旁的名牌，上面写着“萝丝塔和安娜·安杰利”，刻在一块棕色的石板上。我一定大声念过她的名字上百次：萝丝塔、萝丝塔、萝丝塔。听起来就像美味的奶油蛋卷，加了普罗旺斯的奶酪和香草。
我最喜欢她散步回来的时刻，那时我能看到她的脸，连她两侧锁骨中间的那个坑我都觉得比往常更有吸引力。
有时她会对我挥手，我就在窗帘后面挥回去，想到自己要对她挥手我就紧张，没有办法不紧张。
第八章 艾丽斯
我的母亲仍然住在我出生的房子里，那是位于阿姆斯特丹郊区的一套漂亮的带花园的平房。我父亲十年前去世了，那时他刚退休不久。他一直期待和我母亲出门旅行，还希望打理花园和读书，然而《安娜·卡列尼娜》还没读到一半，他就心脏病发作，两天后便去世了。
出门度假前，母亲让我帮她看家，反正我要和亚伦在一起待几天，加上天气非常好，我这次没有反对，因为我家只有一个六英尺宽十英尺长的屋顶阳台，小孩子根本活动不开，而我母亲的花园里有足够的空间给亚伦搭一座儿童戏水池，亚伦可以随心所欲地玩水，摆弄他的塑料鲸鱼玩具，我则在阳伞下努力工作。
尽管花园很棒，但房子快把我搞疯了。我母亲很在意她的东西，为了防止亚伦弄脏沙发，她逼我在沙发上铺了一床被罩，“我只买品质最好的东西，”她说。“只要精心使用，一辈子都不会坏。”所以她为屋里的每一样东西制定了维护计划，买来专门清洁厨房地板的特殊肥皂、木质餐桌专用蜡、施华洛世奇藏品专用清洁剂、不锈钢厨具亮光剂、沙发套和椅套专用的柔顺剂……光是各种清洁装备就填满了门厅的壁橱。我母亲还为此写了五页纸的说明，确保她的宝贝东西得到应有的重视。
天气晴好时，花园足以胜过所有麻烦，而且亚伦喜欢那只水族箱——大得离谱的水族箱，几年前的某一天，它突然出现在这座平房的起居室，仿佛从天而降。亚伦那时还没出生，我刚刚完成学业，感觉自己能轻易征服全世界。
“我不知道你喜欢鱼，”我对母亲说。
“你不知道的多着呢，”她回应道。
这不是你家那种普通的水族箱，而是结构复杂的海水箱，有许多报警装置，遇到紧急情况，可以随时启动保护机制。那些娇弱的珊瑚、热带鱼和海葵必须在恒温下才能养活，而且还需要控制水的盐度、酸碱值，每周都要换水、施用特殊的维生素。
我母亲请了一个男人来帮她打理水族箱，主要的工作都是他负责。
“买个小圆鱼缸养条漂亮的金鱼不好吗？”我问。
“噢，打住。”
“养狗呢？你不喜欢可爱的德国腊肠？”
“当然不喜欢，狗毛什么的烦死人，我一直搞不懂，那些年纪一大把的家伙为什么要对着自己的狗喊‘干得好，小狗狗！’而那些狗不过是光天化日之下在马路中央拉了一泡屎。反正我不会养狗，不过非常感谢你的好意。”
我说不准水族箱是否适合我的母亲，它似乎没必要如此复杂，那些施华洛世奇藏品也不必一直闪闪发光，木质厨房柜台也不需要每个月都要上油。
亚伦出生后，我却发现了水族箱的巨大好处，每当他哭得停不下来——这种情况经常发生——我就开车带他去我母亲家，用儿童座椅把他拎到水族箱前，水族箱是他最喜欢的“玩具”，比起他心爱的芝麻街搔痒娃娃和摩比世界玩具飞机，亚伦甚至更喜欢水族箱。他会在那儿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看着摇曳的珊瑚和亮闪闪的彩色鱼。
为了庆祝他的三岁生日，我母亲送他一本海水鱼百科全书。
从那以后，我就得每天晚上给他读那本书，亚伦会随便指着一条鱼，高兴地告诉我：“看，旗鱼！”或者“刺尾鱼！”
坐在我母亲家的后院里，我开始研究范- 本肖普的案子，网上搜到的“撒尿的彼得”图片令我震惊，我浏览了他的DVD，然后试图赶紧忘掉它们的内容，尤其是看到那个“年轻女人”一开始歇斯底里，后来却麻木冷漠之后。然而工作就是工作，我必须集中精力拟出最切中肯綮的辩护词。
在结辩陈词中，我打算邀请原告律师协助提出调解意见，就在这时，我听到亚伦在叫我。
“妈咪！妈咪！”
我这才发现刚才忽视了他，他一定走进房子里了。他的声音听起来很苦恼，我跑进屋，以为自己会看到破碎的展示柜或者地毯上汪着一滩门厅橱柜里的全部清洁剂都无能为力的污渍，却发现亚伦坐在水族箱前。当然，除了这里他还会去哪？
“怎么啦，亲爱的？”
“鸡缸死啦，鸡缸死——呜呜呜——啦。”
“金刚”是亚伦最喜欢的鱼，一条深蓝色的大刺尾鱼，尾巴是亮黄色的，只见它漂在水面上，嘴巴张着，似乎仍然想吸到最后一口氧气。
死鱼意味着灾难，说明整个水族箱都需要检测和清洁，而上一次这么做是在一个月前，那是我第一次听到母亲抱怨水族箱。
“死——呜呜呜——啦。”
亚伦又哭起来。
“我知道，亲爱的，太糟糕了。”
“我想摸摸鸡缸。”
“不，我们不能这么做。”我决定还是给维护水族箱的那个家伙打电话，他好像叫莫里斯，有只著名的海象首领也叫莫里斯，总之他的名字和工作很衬。来我母亲家时，我见过他两次，虽然他不太友好，但我相信他知道该怎么做。我发现水族箱顶部贴着一条胶带，上面用防水记号笔写着莫里斯的电话号码。
然而接电话的是莫里斯的语音信箱。我试着打电话给我的母亲，也没打通。每年她都和她朋友琳娜跑到斯洛文尼亚的什么养生度假村去，在那儿清肠道、挤粉刺、修眉毛，以及计划着每天游泳一千米。我仿佛看到一位严肃的东欧救生员站在泳池边缘，手里拿着一根长杆子，大声鼓励我母亲继续游。尽管她痛恨水疗，可年年都会到那里去。
看来我不得不自己想办法。我抬起水族箱沉重的盖子，用网子把金刚捞出来，它的表皮似乎生了斑点，颜色也变浅了，至少不是我上次看它在水里游时的那种深蓝色。
“给我！”亚伦喊道。“我想摸摸他！”
“甜心，鱼不能摸，尤其在它们死了的时候。”
我捏着金刚来到厨房，用印着小猫图案的纸巾把它包好，放进冰箱。我母亲把上一条死去的鱼“汉尼拔”的遗体送到乌德勒支大学兽医系解剖，我不记得尸检结果有什么可疑之处，但毫无疑问，金刚也必须接受尸检。
“看他！我想看他！”
“他在冰箱里，亚伦，”我说。“我们去玩拼图吧？”
“我想要鸡缸！”
“你还记得那个记得鲨鱼拼图吗？大鲨鱼张着大嘴，你能看见他的所有牙齿？”
“鸡缸。”他嘟囔着，不过走运的是，他拉住了我的手，跟着我进了起居室。
注意。我必须多多注意他。托儿所有位护工告诉过我，亚伦之所以让我头疼，是因为我总希望同时做很多事。“如果你接受事实——陪他玩的时候，你没法做别的事，甚至连读报纸都不可能——的话，就会发现看孩子容易多了。”然而，谁有那么多的闲工夫光看孩子？而且，那个女人还告诉我，当她儿子突然发脾气时，她会把他拎到喷着冷水的花洒下面——对于这样的处理办法，她好像还觉得很自豪。
不过我还是决定听从她的建议。接下来的两个小时，范- 本肖普案件和冰箱里的死鱼可以先等一下。
于是，亚伦和我坐在那里，开始第三次拼那套鲨鱼拼图——就在我遵照亚伦的指示，把七十五块小碎片按照特定的顺序组合起来的时候，电话响了。
“嘿。我在露营。”一个男人的声音响起，说完这五个字，他就开始等我出声。我猜他一定是莫里斯。
“太糟糕了，”我说。“我该怎么办？”
“你该怎么办？不要问我。我告诉过你母亲，我这周出门。
请给水族箱的经销商打电话。”
“你能推荐一个吗？”
“给‘海底世界’的范·德尔克打电话，他在阿默斯福特，水族箱就是从他那里买的。”
范·德尔克先生原来是帮助最大的人，他马上表示打烊后亲自过来。
“你会从阿默斯福特来吗？”
“海水箱是我们的重要业务。维护日志在你手边吗？”
“维护日志？”
“应该有这么一本东西的，如果没扔的话。”
“我找找看。”
我再次尝试呼叫我的母亲，这次是为了问她如何找到维护日志，她终于接了电话，刚刚说完“你好”，电话里就传来一阵嘎吱嘎吱的噪音。
“妈妈？”我试探道。“你能听见我说话吧？请你告诉我水族箱的维护日志在哪里好吗？”
“妈妈？”
我妈似乎说了几句什么，然而根本听不清楚。
“妈妈？”
嘎吱声变成更响亮的嗡嗡声，然后电话断了。我又打了一遍，被转到她的语音信箱。
看来我必须自己找到维护日志了。
除了对永久性污渍、裂缝、凹痕和划痕的厌恶，我母亲还讨厌你碰她的东西。从记事起，我就记得她专门收拾出一间屋子当书房，我始终没弄明白她到底在书房里研究什么，那个房间也始终锁着，连我父亲都不让进。
我小的时候，有一次，趁我母亲偶然放松了警惕——我猜当时她在浴室——我往她的那座暂时没锁的堡垒里面瞟了一眼，看到的东西却令人失望：一张写字台、一把椅子和一个巨大的柜子，柜子里塞满了大号文件盒。为了看看盒子里有什么，我走了进去。我把她想象成国际犯罪集团的首脑，可这个身份与她烫得完美无瑕的发型和闪亮的鞋子并不符合。这时母亲进来抓住了我，她很生气，甚至打了我屁股一下。
“你在那个房间藏了什么？孩子进去看看又有什么要紧？”
我父亲问她。在我记忆中，这是父亲第一次对母亲动怒，也是唯一的一次。
“你有你的办公室，艾丽斯有她的学校，所以我也想有个自己的地方，这样不算过分吧？”她退到自己的房间里，啪嗒一声锁了门。
“不管她，”我父亲对我说。“我们哪天晚上偷偷进去看看，等她睡着了以后。”当然，我们后来也从没进去过。
从那天起，我就对我的母亲保持警惕，可我从来没撞见她搞什么见不得人的黑帮生意，只好猜测她或许是在书房里记账，或者研究刺绣技法，后来便渐渐不去注意这件事。我还悟出一个道理：如果我想过刺激兴奋的生活，就得自己去创造。
按照逻辑，与水族箱有关的东西应该都放在一起，于是我打开存放鱼食、Ph 试纸、备用过滤器、微量矿物质补充剂、藻类清洁刷的橱柜。没有维护日志。不过我找到一本蛋白质分离器的使用说明，有人在封面上工工整整地写了一个名字：“R·伯伦斯”。
伯伦斯是我母亲的娘家姓，但她以前叫阿加莎·安东尼娅·伯伦斯，所以缩写应该是“A·A·伯伦斯”，不是“R·伯伦斯”，我外祖父母的名字分别是“图鲁斯”和“简”，而且他们很久以前就去世了。
“没有维护日志，”我对亚伦说，当然，他听不懂我的话。“我们再看看书柜？还有门厅的壁橱？厨房的柜子？如果还是找不到，你猜我们该怎么办？”我抱起亚伦，鼻尖压着他的鼻尖。“然后我们就去看看外婆的秘密房间。你觉得怎么样？”
“鸡缸，我想看鸡缸。”
“说不定在那里我们可以找到比死鱼更精彩的东西。”
然而，我在水族箱底下的抽屉背面找到了维护日志，它的封面上也写着“R·伯伦斯”，和刚才我见到的那个签名的笔迹如出一辙，似乎属于同一个人。我迅速翻了翻，发现这本维护日志最早的记录始于1990 年，从记录可以看出，R·伯伦斯谨小慎微地维护了这个水族箱十三年，忠实地记录下它的情况：买了哪些鱼、哪些鱼死了，水的盐度、温度……然而2003 年年中时，记录的笔迹变成了另一个人的，这个水族箱不正是2003 年出现在我母亲家的吗？而且另一个人也冷静地记录了鱼的购买和死亡情况，还有许多与水质测试和温度有关的符号，但这个人的字体略微有些潦草。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R·伯伦斯这个人，他也许是我的某位已经进了养老院的舅舅，抑或是我母亲帮助另外一个与她同姓的人照看水族箱，不过无论如何，这件事都有些蹊跷。
晚上六点半，我刚做好亚伦的晚餐——土豆泥和青豆浓汤，范·德尔克先生就来了。
“啊，了不起，”他发出虔诚的赞叹，仿佛在教堂做礼拜。“这是我在这个国家见过的私人所有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水族箱。
啧啧啧。我记得它2001 年赢得了荷兰海水鱼养殖协会颁发的最高奖项。当时它十分惊人，现在仍然相当壮观。”
“在你的商店买的？”
“是的，”他自豪地说。“他是我那时最忠实的客户之一，你长得像他，你的儿子更像他。”
“鸡缸，”亚伦说，他在我身后蹒跚而行，“鸡缸死啦。”
“像谁？ R·伯伦斯？”
“当然。”范·德尔克若有所思地说“，可怕，后来发生的事情，真是可怕，”接着他朝水族箱走去，盯着一丛海葵研究了一会儿，“我能看看维护日志吗？”
我把那本硬纸封面的笔记本交给他，当然，我很想问问他后来究竟发生了什么，但现在似乎不是好时机。
范·德尔克仔细查看了最后一页，“数值都正常，六周前加了活石，可不久之后另外一位小朋友死了，这说明水受到了污染，但如果是这种情况，其他鱼也应该受到影响。”
他拿出一个温度计——反正看起来像温度计——把它放进水里，瞥了眼刻度：“水的盐度也没问题。”
“你想看金刚吗？
“看鸡缸，”亚伦强调。
“是的，你也可以看金刚，只要你把晚饭吃完，所以现在就坐下吃吧。”
“不。”
“听话。”
“不！”
我抓住他的胳膊，把他放进椅子里，“你先吃饭，然后就能看金刚。”我用好母亲该有的平静友好的语气说。
电话响了，我接起来，但只能听到线路那头传来一阵杂音。
“喂？”我重复了几次，回答我的是刺耳的噪音。我只好把听筒放回机座。
趁我接电话的工夫，亚伦已经爬出椅子，回到水族箱那里。
“不！”我严肃地说。“先吃饭。”我坚决地把他抱回椅子里。
亚伦开始大声哭叫，我立刻后悔刚才没顺着他，但既然选择和他对着干，我就得坚持到底，不能没有原则，每本育儿书都是这么告诉你的。
“留在椅子上。听见没有？不吃光盘子里的东西不准下来。”
我几乎听不清自己说什么，因为亚伦的哭声震耳欲聋。真希望我有个能给他静音的遥控器。
我从冰箱里拿出包着金刚的纸团。
“在这里，”我对范·德尔克先生说，声音足以压过亚伦的尖叫。
他戴上一副阅读眼镜，开始检查死鱼。
“对不起，太吵了。”
“没关系，”他也大声对我说，但我注意到他的脖子开始变红，显然对噪音的忍耐程度并不高，而且还得检查死鱼。
电话铃又响了，屋里比刚才还吵，我拿起听筒，然后马上挂断。亚伦嚎叫得更厉害了，我走过去，尽管内心深处真的想要尖叫，我还是尽量用既端庄又严肃的语气对他说：“不许叫，如果再叫，你就永远见不到金刚了，听见没有？别叫了！”
他只是眼泪汪汪地盯着我，同时继续尖叫个不停，像一台不屈不挠的机器。
我抓住他的胳膊——动作有点粗鲁，我得承认——“别叫了！
看在上帝的份上，别叫了！”
他依旧眼泪汪汪，然而半点害怕的表情都没有，这让我更愤怒。
“好吧，你现在回卧室吧！”我把他拎出椅子，他开始疯狂地甩动胳膊，首先把盛着食物的盘子扫到地上，然后对我又踢又打。
“抱歉！”我朝范·德克尔吼道。“请等我一分钟！”
亚伦把我的屁股踢得又青又紫，还咬了我的右边肩膀，但我不会松手，我把他扔进他的房间，砰地关上门。可惜我的母亲没把这间屋的钥匙给我，否则我可以把他反锁在里面。我听到他在里面摔东西。
我打开门。“够了！住手！不准碰任何东西！”我已经失去自控，开始站在门口对我的孩子歇斯底里地大喊大叫，甚至忘记了范·德克尔先生就在隔壁。
我再次用力关上门，两手按着太阳穴，做了个深呼吸，看在上帝的份上，我已经坚持了原则，然而仍旧没用。为什么对我就没用？我哪里做错了？然后我想出一大串其他母亲根本不会想到的疑问：如果没生下亚伦会怎样？如果我发现怀孕之后做了流产呢？如果我和另一个男人生了个听话的孩子呢？
我听见亚伦在门的另一边疯狂地撕纸、撞头、哀号，里面仿佛关了一只野生狒狒。太晚了，我对自己说。我活动了一下肩膀，走回起居室。
“好了，”我对范·德尔克说，他很善良地假装什么事都没发生，我们虽然还能听到亚伦的嚎叫，但至少可以用正常的音量交谈了。我强自压抑着愤怒和委屈的泪水，问：“你发现什么没有？”
“我不能完全确定。可能是由于细菌感染。如果你不反对，我想取一些水样，把这个——”他朝金刚点点头。“送到实验室检查。”
“好的，”我说。“听起来像个好主意。”
尖叫戛然而止，仿佛有人终于找到了静音开关。
我发现自己又能喘气了。
“那就这样。”
“那个R·伯伦斯，”我说。“他是谁，他怎么了？”
“你不知道吗？”范·德尔克摘下眼镜，怀疑地盯着我。
我摇了摇头。
他犹豫了。“我不知道自己该不该说，我，唉……”
“为什么不行？”
“对不起，”他坚定地说。“我不能说。”
“我不明白，这家伙显然和我们有关系。我的儿子长得像他，你刚才告诉我的。”
“我建议你问问你的母亲。”他紧张地挠挠头。“至于水族箱，最好换掉四分之一的水，把其余的水过滤几次，拿到检验结果后我就给你打电话。”他突然急着要走。
“伯伦斯死了吗？”我最后一次试探道。
范·德尔克没有回答。
亚伦的卧室已经变成满目疮痍的战场，他躺在一个角落里咂大拇指，看起来很脆弱，几分钟前我还差点杀了他，现在神出鬼没却异常强大的母爱却重新控制了我。
“嘿。”我伸手把他拉过来。“你到底想怎么样，小家伙？”
他没有回应，但他靠近我的感觉真好，闻着他身上的甜味儿，听到他的呼吸，真是棒极了。过了不到十五分钟他就睡着了，我小心地把他抱到床上，抚摸着他棕色的脑袋。
“我这么爱你，”我低声说，希望他能听到，我知道他能。“你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爱的人，你知道的，对不对？”
我收拾了碗碟，为了清理地毯上的菜汤渍，我在门厅壁橱找出一瓶看上去不错的地毯清洁剂，它冒着臭味化解污垢时，我思索着那个神秘的R·伯伦斯。我所掌握的情况不多，只知道他1990 年从阿默斯福特的范·德尔克那里买了水族箱，水族箱2003 年被托付给我母亲，他遇到了非常可怕的事，这件事显然必须保密，就像地毯上那些必须用家具盖住的清除不掉的污点。
R·伯伦斯到底是谁？我站在书房门外，发现那儿仍旧锁着，想要试着打开它，当然，我知道自己没有任何权利窥探母亲的隐私，我还不得不权衡究竟是否值得与一位可靠的保姆吵架，过去我巴不得摆脱她的管束，而现在我早已不再追求这种自由，我需要她，可恶，我非常需要她。
我在那里站了一会儿，手放在门把手上，我可以用一根铁丝试着撬锁，或者给锁匠打电话，假装丢失了钥匙。接着，我突然灵机一动，范·德克尔不是说这个水族箱赢得过荷兰海水鱼养殖协会2001 年颁发的奖项吗？我打开笔记本电脑，把协会名称加上‘伯伦斯’这个关键词搜索了一下，发现两条可能有用的结果，第一条是协会的成员名单，R·伯伦斯的全名和住址出现在名单的中段：原来他叫雷·伯伦斯，住在阿默斯福特附近的一个小村子里。我知道它在哪里，但不记得自己是否去过。
第二条是马斯特里赫特青少年足球队的球员住址清单，加入球队时只有十一岁的伯伦斯赫然在列。
我大声念了几遍他的名字：“雷，雷·伯伦斯。雷。”听起来似乎很熟悉，但我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