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居大不易白乐天
公元789年（贞元五年），白居易18岁，随父在衢州任上。
这一年，著作顾况“坐诗语调谑，贬饶州司户”，路过此地，时为文学青年的白居易，抱着一腔热诚，到他的下榻处，登门求见。
著作，是官名，也称著作郎，主撰国史，隶属于秘书省。官位不低，从五品上，实际却是坐冷板凳的闲差。在这个有声望，无权势，有地位，无利益的清水衙门里，混口饭吃，绰绰有余，生老病死，保证待遇。但图功名，求利禄，想发达，往上爬，可并非值得留恋的地方。
顾况认为自己“当得达官”，有点不安心，有点不自在。
中国文人之吃亏，多在于自我感觉良好。因为当时先后为德宗相的柳浑、李泌，是他的朋友，一言九鼎，大权在握，安排一份要职，应该不会有什么困难。可他疏忽了一点，这两位是政治家，而非纯粹的文学家，谈谈诗歌，怡情悦性，饮饮老酒，消食化痰，当无不可。但要让他俩向皇帝举荐，要朝廷叙用，委以重任，授以达官，就不能不心存顾忌了。
谁能把握得住这位大牌诗人的自由主义呢？万一吊儿郎当起来，万一胡说八道起来，谁来替他擦屁股？果然，“吴人顾况，词句清绝，杂之以诙谐，尤多轻薄。为著作郎，傲毁朝列，贬死江南”。（唐李肇《唐国史补》）
顾况就这样被踢出长安，谪往饶州。途中经过衢州，碰上拿着自己作品求见的白居易。一般来讲，官员倒台，通常也就狗屁不是了，立马可怜兮兮，一脸惶恐，只有他努力搭理人，而无人再像以前那样巴结他了。而文人失败，哪怕失败得很惨，只要确实写过有一点影响的东西，还是会有人刮目相看的。至少那些文学后生们，才不在乎你犯过什么错误，戴过什么帽子。这一点，当过右派的我，倒是蛮有体会的。
于是，遂有了白居易受到顾况赏识的这段佳话。
“白乐天初举，名未振，以歌诗谒顾况。况谑之曰：‘长安百物贵，居大不易。’及读至《赋得原上草送友人》，诗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况叹之曰：‘有句如此，居天下有何难，老夫前言戏之耳！’”（五代·王定保《唐摭言》）
“白居易应举，初至京。以诗谒顾著作况。顾睹姓名，熟视白公：‘米价方贵，居亦弗易。’乃披卷首篇曰：‘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即嗟赏曰：‘道得个语，居即易矣。’因为之延誉，声名大振。”（五代·张固《幽闲鼓吹》）
白居易这次面谒顾况，与他“初举”、“应举”，了无关系。白居易第一次来长安应进士试，是在公元799年（贞元十五年）。而顾况被贬饶州，为公元789年（贞元五年）间事，后来，顾况隐居茅山，为公元793年（贞元九年）间事，这位早就隐居山林，怎么可能跑到长安去，专程为白居易鼓吹说项呢？所以，真实的历史，应是顾况在贬官南下途中，与白居易有了这次接触。
类似的文字记载，还见诸于《唐语林》、《全唐诗话》、《唐才子传》等书，看来，顾况赏识白居易，道路传说，反响很大，才留存文人笔墨之间。那时，白居易才十九岁，名不见经传，而顾况乃诗界大腕，文坛掌门。尤其在李白、王维、杜甫等顶级大师死去之后，就他独撑唐诗一片天，因此，他的评价等于给白居易，打开了文学之门，也推上了仕进之途。
第一，名人说话，第二，作品过硬，白居易顿时成了明日之星。这对他公元780年（贞元十六年）第四名进士及第，对他公元782年（贞元十八年）登书判拔萃科，对他公元806年（元和元年）中“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对他公元808年（元和三年）任翰林学士，便一路绿灯，通行无阻。唐代的科举制度，仍受九品中正制度影响，缙绅豪门的保举，名流雅士的推荐，十分要紧，干系重大。顾况那时，若是有作家协会的话，弄个主席、副主席当当，他不一定像今天某些同志那样积极，那样投入，那样奔走，那样抓耳挠腮的。他摆在那里，那些沐猴而冠的家伙，先就自惭形秽了。这位继续高举盛唐诗歌风韵的前辈，出来为白居易打保票，还有哪位主考官，敢不当回事呢！
这则文坛佳话，实际意义不仅如此。
顾况所说的“居大不易”和“居天下有何难”，并不是无足轻重的闲话，而是确实值得我们所有人深思熟虑的真理。什么叫“居”，仅仅是指遮风蔽雨的屋子吗？若这样简单化的理解，那可就大错特错了。
所谓“居”，大者，概括天下；中者，泛指人际；小者，意味周遭；实者，物质世界；虚者，精神空间。一言以蔽之，“居”即人的生存环境。对文人来说，我指的是那些非假冒伪劣，非投机倒把，非虚抬行市，非狗屁不是，而指那些真有才华，真有思想，真有灵感和想象力的作家、诗人，追求既广阔，又自由，无拘束，无疆界的创作天地，那是尤其不可或缺的“居”。
关在一个笼子里的鸟，可能感到寂寞和无奈；关在一个笼子里的人，可能感到痛苦和悲哀；而关在一个笼子里的作家或诗人，那很可能就会发疯。因此，顾况这句看似无意的戏谑之言，具有非常深刻的内涵。
那时还年轻的白居易，也许未必能够理解顾况对他姓名调侃的真意。因为这位著作郎，其实也是在长安“居大不易”，才卷铺盖走人的。所以，我在臆测，白居易要到公元815年（唐元和十年），才明白其中堂奥。
那年，他四十四岁，按孔夫子教导，已是过了“不惑之年”的这位诗人，仍旧改不了他那多血质，好冲动，重感情，易愤激的性格。结果，为当年六月宰相武元衡被暴徒无端刺杀，政府反应迟缓，跳出来打报不平，伸张正义，结果碰了一鼻子灰，被贬江州，尝到他平生第一次失败的滋味。
人家告诉他，老弟，为什么要打你的屁股，因为你越位了。什么叫越位，就譬如一间屋子里有很多人，比你有发言权的多的是。你的爹，你的妈，你的娘舅，你的姨妈，还有你的大哥二哥，表兄表姐，轮不着你第一个抢着说话。老弟，你要记住，“居”之所以“大不易”，就因为你不是鲁滨逊，那荒岛上只你老哥一个，你怎么折腾怎么是，可你在这个屋檐底下，你耍跟头把式的话，还得注意不要碰到别人。
经过这次冒傻气，吃苦头以后，他终于懂得必须调适个人的生存环境，才能在“居大不易”的外部世界里，努力顺应，才能达到“居天下有何难”的目标。这是了不起的觉悟，也是诗人此后一辈子谨行不渝的方向。
白居易活了七十多岁，在中国古代文人中，算是长寿者。后四十年，他一直贯彻至终这个目标，一直身体力行这个方向。第一，努力在物质世界中，营造最为适宜的生存条件；第二，努力在精神世界中，拓展最大限度的自由空间。在唐代众多文人中间，他大概是唯一的过得最快活的聪明人了。
在中国，其实聪明的文人多的是，但活得不那么辛苦，不那么操劳，不那么忧心，不那么多负担的聪明人，却很少很少。白居易有一首诗《吾土》，曰“身心安处为吾土，岂限长安与洛阳”，这恐怕是他对于“居”这样一个大题目，最为通脱，最为豁达的诠释了。
其实，白居易在任左拾遗、翰林学士期间，以敢言直谏，慷慨陈辞著称。这是前面提到的他的多血质性格所决定了的。在元和十年（这是他生命转折的关键一年）以前，他是经常上书，面折廷争，谠言诤论，以忠忱报效自任。《旧唐书·本传》里，有这样一段关于这位关东汉子，有点倔，有点犟，有点拧，有点一根筋的性格描写。
“王承宗拒命，上命神策中尉吐突承璀为招讨使，谏官上章者十七八，居易面论，辞情切至。既而又请罢河北用兵，凡数千百言，皆人之难言者，上多听纳。唯谏承璀事切，上颇不悦。谓李绛曰：‘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耐。’绛对曰：‘居易所以不避死亡之诛，吉无巨细必言者，盖酬陛下特力拔擢耳，非轻言也。陛下欲开谏诤之路，不宜阻居易言。’上曰：‘卿言是也。’”
白居易一生，亲历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七朝，几乎目睹了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转型期里全部败象。朝政之腐败，宦官之猖獗，党争之恶斗，藩镇之割据，外族之纷扰，战乱之频仍，灾难之常至，百姓之呻吟，对诗人而言，不可能不产生感同身受的认知，和触动灵魂的震撼。
因此，他早期的文学观点，是属于干预生活的绝对现实主义。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中国知识分子的忧国忧民心结，在动荡岁月里的责任意识，在危乱年代里的经世热忱，是不可遏止的。所以，他从呈顾况披阅的《赋得原上草送友人》，到诗人四十五岁这年所作的《琵琶行》，年代大约为公元788年（贞元四年），到公元815年（元和十年），共二十多年间，白居易是以讽谕诗，为他的创作重点。其中，《秦中吟》十首、《新乐府》四十首，为其代表作。
这些诗歌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政治色彩，鲜明的时代气息，勇敢的批判精神，高昂的抗争意识，无不激起共鸣；所反映出来的统治者对于被统治者的残酷剥削，贪婪榨取，无尽搜刮，民不聊生的惨状，无不义愤填膺。他的这些诗篇，满城传唱，万众吟诵，然而，也触犯了既得利益阶层。
正如他在《与元九书》中所说：“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握军要者切齿矣”，遂导致他第一次面临“长安居大不易”的失败，尝到了生存环境没有调适好的苦头。
反正，中国文人的脐带，系在大地母亲身上，系在民族国家身上，系在人民大众身上，你就不可能和统治者心血相通，你就不可能使统治者龙颜大悦，你就不可能不因为你的干预时政，挑战丑类，揭露败恶，批判权贵，说了些真话，道出些实情，而不遭受统治者的修理。
也许统治者日理万机，一时疏忽了你也有可能，可统治者手下的牛头马面，打手爪牙，却绝不是吃干饭的。于是，过了初一，过不了十五的白居易，到底被那些嫉恨他的人，新账旧账一块算，只有捏着鼻子“出佐浔阳”。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三十九载：“元和十年，秋，或言居易母堕井死，赋《新井》诗，出为刺史。王涯言其不可，乃贬江州司马。”下注：“论盗杀武元衡事，宰相嫌其出位故也。”
什么叫出位？就是诗人未能在此时此刻的生存环境中，调适好自己的位置。
据清·徐松撰《唐两京城坊考》，白居易在长安的四个坊里生活过，有过自己的屋宇房舍。基本都在东市之东，约相当于今日北京城的东四环部位。公元783年（贞元十九年）春，白居易第二次来京会试，以拔萃选及第，授校书郎，才在长安正式找房子住下来，所谓“卜宅之始”，住常乐坊。为主客司郎中时，住新昌坊，为左赞善大夫时，住昭国坊。为刑部尚书时，住宣平坊。其间还曾寄寓永崇坊的华阳观。但是，京城对他来说，仍是“居大不易”。
小的人居环境，未能尽如人愿，是与大的政治气候未能周全应对，存在必然联系。公元816年（元和十一年），他就在诗中写道：“行年四十五，两鬓半苍苍。清瘦诗成癖，麄豪酒放狂。老来尤委命，安处即为乡。或拟庐山下，来春结草堂。”就已经萌发出《吾土》诗中“岂限长安与洛阳”的不再逗留首善之区的逃避想法。
你可以责备他的退缩，他的软弱，但你不得不认同他这种聪明人的选择。作过斗士的人，不一定要当永远的斗士到底。我们总是以完人，全人，尽善，尽美，去期待谁，要求谁，指望谁，推动谁，说到底，其实是一种残酷，一种不堪负荷的道义承担。你得相信，鲁迅的《聪明人、奴才和傻子》一文，绝对是人世间的真实写照。
在宋·叶梦得《避暑录话》中，有一番诠释诗人远离官场纷争，跳出政治绞杀，彻底改变自己，全方位调适的精彩分析：
“白乐天与杨虞卿为姻家，而不累于虞卿；与元稹、牛僧孺相厚善，而不党于元稹、僧孺；为裴晋公所爱重，而不因晋公以进；李文饶素不乐，而不为文饶所深害。处世者如是人，亦足矣。推其所由得，惟不汲汲于进，而志在于退，是以能安于去就爱憎之际，每裕然有余也。自刑部侍郎以病求分司，时年才五十八，自是盖不得出。中间一为河南尹，期年辄去，再除同州刺史，不拜。雍容无事，顺适其意而满足其欲者十有六年。方太和、开成、会昌之间，天下变故，所更不一。元稹以废黜死，李文饶以谗嫉死，虽裴晋公犹怀疑畏，而牛僧孺、李宗闵，皆不免万里之行。所谓李逢吉、令狐楚、李珏之徒，泛泛非素与游者，其冰炭低昂，未尝有虚日，顾乐天所得岂不多哉！”
要知道，对中国文人来说，最大的诱惑，是握权，最大的机遇，是升官。假设，换一个人，这样的人际网络，这样的夤缘关系，这样的后台背景，这样的机遇门路，还不得半夜做梦都会笑出声来？这不等于阿里巴巴四十大盗的那座藏金洞吗？只消一句“芝麻开门”，还有什么要求，什么欲望，不能满足的呢？
可白居易简直像有洁癖似的，远离着一切是非，逃避着所有邪恶。这就是诗人令我们钦佩的地方，因为，他表现出来一种高尚的约束，可不是随便一个什么中国文人，能够达到的境界。
其实，佛家讲戒，就是提倡自我约束。为了清心寡欲，为了洗却尘凡，为了进入修心炼性，为了超度通脱，为了尔后有可能的成佛成仙，就得戒。然而，这对凡夫俗子而言，谈何容易，戒所以为戒，正因为不戒，若是世人都戒，也就无所谓戒了。唯其不成，这才有戒。
大千世界，充满诱惑，芸芸众生，六根不净，欲望也就成了饮食男女几乎无法抑制的本能。因此，不戒或许更接近于人的本性，有无可指责的一面，但也有不可恣肆的一面。所以，能戒，能约束，更多体现一种人格力量。
白居易之了不起，即在于此。前人对其卷入漩涡中，跳出是非外的洁身自好，也有很高评价。“乐天素善李绅，而不入德裕之党，素善牛僧孺、杨虞卿，而不入宗闵之党，素喜刘禹锡，而不入任、文之党。中立不倚，峻节凛然。”（宋·葛立方《韵语阳秋》）“予按乐天尝与刘禹锡游，人谓之刘、白，而不陷司马党中。及与元稹游，人谓之元、白，而不陷北司党中。又与杨虞卿为姻家，而不陷牛、李党中。其风流高尚，进退以义，可想见矣。呜呼！叔世有如斯人之仿佛者乎？”（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
当然，我们还要了解到，白居易之聪明，之睿智，之不断地调适生存环境，之不停地拓展精神空间，从而延续了他的人生，他的诗歌，奠定了他在历史上的不朽价值。之所以要这样做，我们应该为白居易设身处地想一想，大环境，也就是中唐残酷的党争倾轧，黑暗的政治迫害，无望的社会沉沦，深重的民族危机，所构成的这“居”，使他逃避躲让之外，别无选择。
他在《与元九书》中，曾经这样自我担承过的。“微之，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虽不肖，常师此语。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
白居易被贬江州以后，在那里编纂了他的第一部诗集，从此，诗人实际上中断了他的政治性很强，现实性很浓的讽谕诗写作。倒不完全因为这些作品，曾经给他带来了不幸。而是中唐的腐败黑暗，政治迫害，朋党倾轧，兵燹灾变，使他的兼济之志，除了无穷的碰壁，无谓的麻烦，无尽的讨伐，无聊的暗算，弄得焦头烂额外，一无所得。于是，他在独善之义的闲适诗方面，另辟精神空间，创“元和体”，别出蹊径，独树一帜，不但改变了唐代诗风，也影响着千年以来的中国文学。
文学是要变的，作家也是要变的。不变的文学，必死无疑，同样，不变的作家，总有一天，老调子已经唱完，就该找根绳子把自己勒死了。古今中外，很多真正的作家，最后采取自杀的手段结束生命，就因为这种没有出路的彷徨所致。在我们这里，却是相反，那些大作家，老作家，根本已经写不出东西，还要硬写，还要一本书一本书地推到我们眼前，好像发誓，不逼得中国读者在阅读他们的作品时，于愤怒与痛苦中自杀，决不罢休似的，也真是中国式的今古奇观了。
再没有比牵延中唐长达四十年之久的朋党之争，更能暴露中国知识分子，那最污浊，最阴暗，最寡廉鲜耻，最见不得阳光的丑恶灵魂了。宋·钱易在《南部新书》里，讲了一则小故事：“白傅与赞皇不协，白每有所寄文章，李缄之一筐，未尝开。刘三复或请之，曰：‘见词翰，则回吾心矣。’”看看这个李德裕，是个什么东西，也就无须废话了。
因此，白居易在开辟新的精神空间的同时，也在另谋新的生存环境。
《旧唐书·本传》说：“居易初对策高第，擢入翰林，蒙英主特达顾恩，颇欲奋厉效报，苟致身于□谟之地，则兼济生灵。蓄意未果，望风为当路者所挤，流徙江湖。四五年间，几沦蛮瘴。自是宦情衰弱，无意于出处，唯以逍遥自得，吟咏情性为事。大和已后，李宗闵、李德裕朋党事起，是非排陷，朝升暮黜，天子亦无如之何。杨颖士、杨虞卿与宗闵善，居易妻，颖士从父妹也。居易愈不自安，惧以党人见斥，乃求置身散地，冀以远害。凡所居官，未尝终秩，率以病免，固求分务，识者多之。”
也许，任何一个信口雌黄的人，任何一个站着说话不嫌腰痛的人，任何一个习惯于高调指责一切的人，任何一个其实很王八蛋却总将别人看作王八蛋的人，大可以痛斥白居易的软弱，转向，后退，认输。可是，善良的人们，怎么不能替这位诗人想一想，他为什么要冲锋陷阵，为什么要慷慨就义，为什么要奋不顾身，为什么要一往直前呢？
文学在变，生活更在变。
公元835年（大和九年）甘露事变发生，白居易写过“彼为俎醢机上尽，此作鸾凤天外飞。去者逍遥来者死，乃知祸福非天为。”（《咏史》）“祸福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九年十一二十一日感事而作》），从这些诗句里，我们看到在那场血腥的政治屠杀中，他能够侥幸脱险，未遭杀身之灾，是心有余悸的。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实际上他是在肯定自己，这些年来，为改变生存环境所作出的努力，是值得的。
因为，大约从公元824年（长庆四年），除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洛阳，便基本上离开“居大不易”的长安。而从公元829年（大和三年）起，一直到公元846年（会昌六年）去世，就一直居住在洛阳外郭城东南端的履道里。得以生存下来，得以进行创作，得以享受生活，得以安度晚年，做他的快乐神仙。
他写过一篇文章，题曰《池上篇》，讲述他在洛阳履道里那个精神家园里的幸福时光。
十亩之宅，五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勿谓土狭，勿谓地偏，足以容膝，足以歇肩。有堂有亭，有桥有船，有书有酒，有歌有弦，有叟其中，白须飘然，十分知足，外无求焉。如鸟择木，姑务巢安；如蛙作坎，不知海宽。灵鹊怪石，紫菱白莲，皆吾所好，尽在我前。时引一杯，或吟一篇。妻孥熙熙，优哉游哉，吾将老乎其间。
这篇得其所哉的短文，至少可以说明一点，在长安“居大不易”的白乐天，终于在洛阳，在静静的伊水边，实现了当年顾况对他“居天下有何难”的期许。
世事短暂，文学长久，聪明如斯人者，才真是值得我们钦敬啊！
（二）白居易饮酒
诗是吟的，酒是品的。
好诗要慢慢吟诵，好酒要细细品味。吟好诗，品好酒，不但是古人，也是今人的一种美的身心享受。
不过，说来不觉有点遗憾，如今，好酒是越来越多，好诗却越来越少，酒吧是越来越贵，诗刊却越来越糟。写诗的人越来越茂盛，读诗的人越来越稀缺。于是，自20世纪初胡适的《尝试集》倡白话诗以来，中国便成了一个有酒可品，无诗可吟的极其缺乏诗意的国度，想想唐朝，处于酩酊状态下的那些诗人，酒喝得越多，诗写得越好，该是多么令我们羡慕的了。
大约旧时诗人，懂酒、识酒、知酒、深谙酒之妙处，能从中汲取到诗的灵感，当今诗人，善饮者不少，明白酒之真谛而形诸绝妙文章者，却不多。所以，在唐朝诗坛上，无论初、盛、中、晚，凡好的诗人，差不多都好酒，而且还非一般的好，是嗜好，是癖好，有的甚至到了无酒不成诗的地步。因之，诗有酒意，酒有诗情，便是唐朝诗歌的一个相当突出的特色。
据宋·叶廷珪《海录碎事·酒门》，“李白每醉为文，未尝差，人目为醉圣。白乐天自称醉王，皮日休自称醉士”，可见当时诗人与酒是个怎样密切的关系了。再往远看，从曹操的“何以解忧，惟有杜康”，从陶渊明的“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在中国，无数好酒的诗人，写了无数出色的饮酒诗。
在中国，凡声名遐迩的好酒，都留在了诗人的作品里。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只要捧读他们这些锦词绣句，那佳醪浓浆的口角噙香，那金盏玉杯的诗情画意，那酩酊陶然的情致风雅，那玉山倾倒的酣畅淋漓，仍令人不禁酒兴大发的。
所以，好诗如好酒，耐人玩味，好酒如好诗，让人心醉。
虽然，“李白斗酒诗百篇，天子呼来不上船”，但唐代诗人中，李白写酒的诗，在数量上远不及白居易。“白乐天自称醉王”，当非虚言。一部《白香山集》，真可以说他是一位诗中有酒、酒中有诗的文学大师。
据宋人钱易《南部新书·庚》载：“白傅葬龙门山，河南尹卢贞刻《醉吟先生传》立于墓侧，至今犹存。洛阳士庶及四方游客过其墓者，奠以卮酒，冢前常成泥泞。”可以想象，甚至到了宋代，人们对于这位一生嗜饮的“醉王”，对他提倡的适可而止、尽兴为善的饮酒哲学，还非常尊崇，非常仰慕。
抄录在下面的这首《醉歌行》中，也是他的饮酒经济学的总结。
朝亦独醉歌，暮亦独醉歌。
未尽一壶酒，已成三独醉。
勿嫌饮太少，且喜极易致。
一杯复两杯，多不过三四。
便得心中适，尽忘身外事。
更复强一杯，陶然遗万累。
一饮一石者，徒以多为贵。
及其酩酊时，与我亦无异。
笑谢多饮者，酒钱徒自费。
（《效陶潜体诗十六首》之五）
还有一首《劝酒歌》，更把人生的况味，世情的参悟，写到了极致的境地。
劝君一盏君莫辞，劝君两盏君莫疑，劝君三盏君始知。
面上今日老昨日，心中醉时胜醒时。
天地迢遥自长久，白兔赤乌相趁走。
身后堆金拄北斗，不知生前一樽酒。
君不见春明门外天欲明，喧喧歌哭半死生。
游人驻马出不得，白舆素车争路行。
归去来，头已白，典钱将用买酒吃。
一般来说，不懂酒者，无诗；不好酒者，无好诗；不善于在酒中觅得诗魂诗魄者，诗人的想象翅膀，也难以高高飞翔起来。白居易，甚至到了晚年，还写下《劝酒十四首》，虽醉眼朦胧，但对世界看得异常清晰；虽酒意盎然，但对人生保持相当清醒。诗前的那短短序文，大致可以看到这位自封“醉吟先生”的诗人，是如何沉醉于酒乡之中，而有特别冷静的思考了。
予分秩东都，居多暇日，闲来辄饮，醉后辄吟。苦无词章，不成谣咏。每发一意，则成一篇，凡十四篇，皆主于酒，聊以自劝，故以《何处难忘酒》，《不如来饮酒》命题。
白居易将酒、诗、琴，视作“北窗三友”，可是，在他的诗集中，写琴的诗，其实是屈指可数的，而写酒的诗，却比比皆是，荦荦大观。他的全部诗歌中，至少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与酒有关。我一直思索，诗人对于酒的这一份眷恋，这一份陶醉，这一份念兹在兹，这一份情有独钟，是否与《旧唐书》称：“白居易字乐天，太原人”，《新唐书》称：“白居易字乐天，其先盖太原人”的籍贯，有些什么联系？是否与他祖先成为山西人前，还曾策马扬鞭于大漠朔方，血管里至今仍流动着龟兹民族的浪漫精神，有些什么关联？
经南北朝，到隋，到唐，民族的大融合，已经模糊了五胡与中原的华夷界限，在唐代，很有几位诗人，其出身，颇具浓重的西域背景。如李白的家族源于“碎叶”说，即是一例。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热海）以西，托克马克附近的城市，很难说李白不具突厥民族的基因。如元稹，为鲜卑族后裔，已是定论。据近人陈寅恪考证，他与崔莺莺的这段恋情，很大程度上是他用掩饰的写法，讲述他和来自中亚粟特（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汗北古尔丹一带，当时称曹国）的移民女子，所发生的“始乱终弃”的爱情悲剧。
陈寅恪更想象这个被诗人负心背叛的女主人公名字，应为曹九九，是一个美丽得令元稹情不自禁扑上去的酒家胡。诗人压抑不住的冲动，美女无法控制的激情，可能都是缘起边外少数民族比较发达的性腺在起作用。用现在的语言，曹九九是来自异国他乡的打工妹，在山西永济，古称蒲州的一家酒肆中当女服务员，对于元稹的诗才，人才，一见钟情，委身于他，是可以理解的，何况，有酒精在为爱情助燃。
中国之种植葡萄，始于唐，中国之酿葡萄酒，亦始于唐，这是唐太宗李世民平定西域，一统天下，胡汉交融的结果。而中国生产出有品牌的葡萄酒，名曰“河东乾和”，也是从山西黄河边的永济开始的，那位曹九九小姐，在她的店里用来招待情人，频频劝饮的，色如琥珀，味若琼浆，甘若蜜露，香若兰桂的葡萄酒，正是当地特产“河东乾和”，名牌啊！不知为什么，山西制酒业者竟不珍惜和光大这样久远的历史光荣，而山西的文化人，或许书读得太多而呆的缘故，竟把这近乎常识的细节忽略过去，错过了多好的商机啊！
由此可见，三晋本为酒国，白居易之不能忘情于酒，与其祖籍山西太原，大有干系。太原，旧属河东郡，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河水四》，还为河东郡之善酿缘起，记下了一则神奇的古老传说。
河东都民有姓刘名堕者，宿善工酿。采挹河流，酿成芳酎，悬食同枯枝之年，排于桑落之后，故酒得其名矣。
由此可以想象，白氏家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生活在这块中原酒文化的发源地上，而从庾信的诗句，“蒲城桑落酒，灞岸菊花天”，从杜甫的诗句：“坐开桑落酒，来把菊花枝”，大约远自南北朝时代起，一直到隋、唐，乃至后来的宋、元，河东郡的桑落酒，一直为见诸史册的公认名酒，被历代饮者所喜爱。
因此不妨推断，对白氏家族而言，耳濡目染，佳醪独抚，齿沾舌尝，尽爵毕觞，在生理基因中，遂有了这种喜酒好饮，把盏握杯的天性。所以，唐代大诗人白乐天好酒嗜饮，擅品常醉，应该与他祖籍河东郡这出佳酿的酒乡，有着莫大的关系。
从古至今，山西是出好酒的省份，所谓“河东桑落酒，三晋多佳醪”，与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与其丰沛富庶的天然资源，与其传统风格的酿造技术，与其历史悠久的地域文化，相辅相成的结果。读唐·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列举盛唐时期享誉域内的名酒时，河东桑落酒与剑南烧春并列。那么，到了今天，植根于山西水土的诸多名酒，以其优良的品质，以其上乘的口感，以其沁人的芬香，以其清冽的滋味，大获当代饮者的青睐，也是古代酒乡河东郡在新时代的继承和发扬吧！
白居易饮过的桑落酒，当代人是很难再有此口福了，但近代中国，山西的酒，总是榜上有名。其实我之饮酒，不能满觞，大有苏东坡《题子明诗后》一文中所说“吾少年望见酒盏而醉，今亦能三蕉叶矣”的意思。蕉叶，是一种浅底酒杯，容量不大。我就是属于这类愿意喝一点酒，但酒量有限，喝得不多，决非主力的酒友。可是我很愿意在席间，在桌上，在小酒馆里，在只有一把花生米，一个搪瓷缸子，席地而坐的露天底下，看朋友喝酒，听朋友聊天。尤其喜欢西汉杨恽所作《报孙会宗书》，向往那“酒后耳热，仰天抚缶而呜呜”的激情，期待能够抒发出自己胸中块垒的热烈场面。
1957年我当了“右派”后，发配去劳动改造的第一站，就在贯穿豫西北和晋东南的铁路新线工地上。河南这边，山极高，极陡，极荒凉，山西那边，地极干，极旱，极贫瘠。那时，我劳累一天以后，铁路供应站卖的那种散酒，喝上两口，放头大睡，曾经是解乏兼之忘掉一切屈辱痛苦的绝妙方剂。起初，瓶装的山西名酒，还在货架上放着，颇引得爱酒的我嘴馋。但被打成右派，工资锐减，养家糊口，哪敢奢侈，也就只能远远看上一眼，聊过酒瘾而已。
身在晋地而不饮晋酒，心中总有一点欠缺的感觉。
到得上个世纪的60年代，物资供应渐显匮乏之际，别说瓶酒，连散酒也难以为继了。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也记不得是属长治市管，还是归长子县管的两地交界处的小镇上，一家已经没有什么货品可卖，只摆放着牙膏、牙刷的供销社里，我居然在货柜底下，发现还放着一瓶商标残损的名酒。当我倾囊倒箧，连硬币都凑上，将这瓶酒拿到手，对着冬日的太阳，那琼浆玉液的澄澈透明，当时，我的心真是醉了。
而将这天赐良机，不期而得的佳酿，带回到工棚，与我那些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工友们，共享这份快乐时，他们也都喜不自胜。人总是在没有的时候，才体会到有的可贵，人总是失去以后，才知道拥有的价值。那瓶酒，在人们手中传来传去。冬天，晋东南的丘陵地带，夜里干冷干冷，寒号鸟叫得人心发怵，帐篷里尽管生着炉子，也不免寒气逼人。不过，这瓶酒，却经过一只只手握过来，透出温馨，透出暖意，尤其打开瓶，酒香顷刻间将帐篷塞满，那时，尽管酒未沾唇，我的这些工友们先就醉成一片了。
说来好笑，当辛酸成为历史，也就不觉其苦涩了。那时，几乎没有别的下酒物，你有再多的钱，也买不到任何可吃的东西，有人从炊事班讨来一些老腌咸菜，蔓菁疙瘩，一个个吃得那么香，喝得那么那么美，成为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回味不尽的话题。
不过只是一瓶酒，却能焕发出人们心头的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