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才子，皆风流潇洒，而且在男女之事上，持浪漫态度。倘一个才子，居然不浪漫，那他就白当了。
当代也有才子，也浪漫，而且浪漫起来，不让古人。不知为什么，也许才子，还得有才。没有多少的才，还要做出有才的样子，在那儿浪漫，就让人倒牙，就招人起腻了。古代才子，唯其有才，货真价实，这才风流出文坛佳话，这才浪漫出千古韵事。
清人赵翼的《二十二史札记》引《朝野异闻录》，说到唐寅，那才是一个够水平的浪漫文人，他自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这封号，无论在文学史，还是普通老百姓的口碑，都是认可的：“吴中自祝允明、唐寅辈，才情轻艳，倾动流辈，放诞不羁，每出名教外。今按诸书所载，寅慕华虹山学士家婢，诡身为仆，得娶之。后事露，学士反具资奁，缔为姻好。”
这就是我们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唐伯虎三笑点秋香》的故事，也是所有才子艳羡不已，希望自己能这样风流浪漫一回的故事。
野史所记，不足征信，至于他做过这种事，或者，没做过这种事，无关紧要。但他一定浪漫，而且相当浪漫，是可以肯定的。明代中后期，才子型的文人，强调个性自由，轻易不肯随人俯仰。纵情诗酒，放浪形骸，恃才狂傲，率性而为，成为当时非主流文坛的时尚。风气所至，唐寅会为他心爱的华学士府上那位漂亮的小妮子，“诡身为仆”，这浪漫，够意思。
明代文人的这种变数，也带来明代文学的变数。于是，中国文学的第一奇书，《金瓶梅》就选择在这个时代出现了。试想一下，唐伯虎为达目的，可以隐名埋姓，“诡身为仆”，那么别的其他什么才子，化名写一部淫秽笔墨的话本，又有何不可呢？至今查不出兰陵笑笑生，为何许人？但能够写出这部奇书，绝非菜鸟，一定是位高水平的才子。
《金瓶梅》问世，不是一种偶然现象。应该说，出这部书，一是要具备出这部书的气候，二是要具备写这部书的才子。有的朝代，才子也许不难找，但气候却未必总如人愿；有的朝代，天气倒是蛮不错的，风和日丽，但才子们或忙于巴结做官，或忙于大谈恋爱，或忙于炒股发财，无心伏案写作。总算到了嘉靖、万历，条件成熟，《金瓶梅》登场。什么时代，什么传统；什么作家，什么作品；大致会有一种必然的内在联系。
古代文人，基本可分三类，一类是完全从属于官方的，姑称之曰“住校生”；一类是身在山林思廊庙，人在廊庙想山林，于两者之间徘徊踯躅，游移不定的，姑称之曰“走读生”；一类就是唐寅这样的，索性当一名“逃学生”，若无缰之马，似不系之舟，要多自由，有多自由，要多快活，有多快活，干嘛非要考中状元，博一个封妻荫子呢？
唐寅（1470—1523）死后，李贽（1527—1602）出生，如果说前一代才子，只是创造了离经叛道的生存方式，那么后一代才子，从理论上提倡“好货好色”，人之本性，生活欲望，并非罪愆。这样，那些文人中的走读生、逃学生，便大解放，大轻松，便大放肆，大出洋相。文人的放浪和放荡，也对社会风气起到推波助澜的影响。作《拍案惊奇》的凌濛初曾经对十五六世纪的中国人的心理状态，作过这样的表述：“近世承平日久，民佚志淫。”而淫，是建筑在赵翼所说的“世运升平，物力丰裕”上。《金瓶梅》以及随后直至明末清初，不绝如缕的淫秽小说，能够应运而生，一是商人阶层文化消费的必然，一是整个社会的淫风所致。明代中后期的皇帝，和很多分封世袭的王，是这股淫风的总源头。《金瓶梅》作者兰陵笑笑生究竟是谁，有好几十种推断，但没有一个说法被认定。但是，此人必是一位名士，是毫无疑义的。他开创了中国文学中直接性描写的先河，先前的文学传统中，并非无此类性文字，但到他这里，公开的，而不是隐晦的，暴露的，而不是收敛的；恶俗的，而不是文雅的；大张旗鼓的，而不是点到即止的性描写，可谓集大成者。
他也提供后来许多无聊文人一个保证赚钱的饭碗，裤裆文学，永远能卖出好价钱的。所以，这类书籍的出现，首先是有闲，其次是有钱，闲和钱，两者不可缺一，才会有消费文学。作者要有闲，读者也要有闲，而闲是要钱来支撑的。所以，既有钱，又有闲，文学才会风花雪月。烽火连天，子弹在头顶上飞来飞去，没法性灵；或者，饥寒交迫，奄奄一息，眼冒金星，危哉殆也那一刻，一部足本《金瓶梅》和一个碗大的馒头，让只选一样的话，我想，肚子会替这个人作出决定。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然《金瓶梅》作者能文，故虽间杂猥词，而其他佳处自在，至于末流，则着意所写，专在性交，又越常情，如有狂疾。”“其尤下者，则意欲媒语，而未能文，乃作小书，刊布于世，中经禁断，今多不传。”
我在《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中，翻查属于具有情色文字的明代小说，从《金瓶梅》始，到最近从俄国发现的手抄本《姑妄言》（其实已是清初作品）止，约为六十余种。
一，“作者佚名”，“著者不详”，“作者不可考”，“无作者”，“不题撰人”，“姓氏无考”者，为绝大多数。
二，署名如“兰陵笑笑生”，“钓鸳湖客”，“醉西湖心月主人”，“东鲁落落平生”，“古吴金木散人”者，真实姓名及其生平，均不可考，又占去一部分。
三，最后，署真名，如《肉蒲团》可证实为李渔所著者，是极个别现象。
由此可见，这类明代情色文学的作者，写正文的时候，也许不知耻，但在落笔署上自己名姓时，还是有一份知耻之心。所以，那些“专在性交，又越常情，如有狂疾”的末流者，那些“意欲媟语，而未能文，乃作小书”的尤下者，都努力隐去姓名。肮脏文字要写，龌龊钞票要赚，但真名实姓是绝不署上的。即使用一个笔名，也是金蝉脱壳，不留痕迹的把戏。
作家写性，无论中外古今，为性而性者，少；为钱而性者，多。
生前不被人指责，死后不承担臭名，对这些明代“真实姓名无考”的情色文学作家，我逐渐有一点理解，他们实际上并非如鲁迅先生所说的“如有狂疾”，其实，他们一不无知，二不无耻，只是市场的驱使，书商的唆使，有钱有闲阶层的诱使罢了。
反观当代裤裆文学的作家，无论男的女的，倒没有一个想隐名埋姓的。我不知道这是无知，还是无耻？呜呼，写到这里，我也只好黯然搁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