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诗人曹操
《三国演义》第七十八回，记载了一首感叹曹操的《邺中歌》，其中有一句“雄谋韵事与文心”，盛赞其作为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的全面成就。
在中国帝王级的人物中间，真正称得上为诗人的，曹操得算一个。虽然曹操不是帝王，但胜似帝王。如果有列朝列代帝王之辈的文学成就排行榜的话，曹操倘不是拔得头筹的冠军，也是名列前茅的银牌、铜牌得主。
他的诗，写得实在的好，绝非那些附庸风雅的帝王可比。在中国，凡皇帝，无论识字的，不识字的，无论会写的，不会写的，穿上龙袍，坐上龙椅以后，都想在诗词上“得瑟”两下，在文学上“显摆”一通，几乎成为通病。这其中，写得最少的为汉高祖刘邦，他衣锦还乡到了下邳时，吼出过一首《大风歌》，留传至今。我一直怀疑这位亭长，是否具有写诗的细胞？如果他以后还写过一首《小风歌》，或者《微风歌》，也许无妨将诗人这顶桂冠，加在他的头上。就这一首，仅这两句，大有可能是秘书之类的文人，如叔孙通之流，现编现诌，当场口授，他记性大概还好，现趸现卖，于是，刘邦就文治武功，两全其美了。写得最多的为清高祖弘历，他简直像得了写诗的不治之症似的，一生写了四万首诗，差不多接近《全唐诗》的总和，但很遗憾，没有一句能留传开来。此人的诗，除以此人的年龄（40000÷80），平均每年要写500首诗，平均每天要写一至二首，这样的高产，打死他也办不到的，因此，只有找御用文人为他做枪手，做代工。外国最高统治者，没这毛病，凯撒不写诗，拿破仑也不写诗，所以中国帝王写诗，假冒伪劣者多，绝对信不得的。
曹孟德的诗，可以用十二字来评价，一，有气概，二，有声势，三，有深度，四，有文采，因此，千古传唱，弦诵不绝。在中国人的记忆里，至少下列三句，忘不了。
一，“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直到今天，还挂在酒鬼口边的。
二，“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至今还是上了点年纪的人，不甘退出舞台的座右铭。
三，“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这就是在诫劝大家，要珍惜上帝所给予的有限生命周期，到了晚年，尤其不要瞎折腾，不要乱巴结，不要颠三倒四，不要神经错乱。
中国有无数诗人，能够在千年以后，能有这三句被人不假思索、脱口而出者，有几何？
毛主席在北戴河赋的那首词里，有“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句，就充满了对这位大手笔的赞赏之意。毛主席在另一首《沁园春·雪》的词里，点了历史上四位帝王，“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独将曹操例外，可见在文学史上，这位后来被《三国演义》给歪曲了的人物，有着不可抹煞的地位。其实，曹操除了是了不起的诗人外，他还一手缔造了建安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
中国从建安文学起，才出现以写作为主业，有了不必奉长官意志写作的自由作家。虽然还是在政府部门做事，虽然也还需搞活经济，弄一点奉命文学，但大部分时间，可以依个人兴趣爱好志向，写自己愿意写的东西，这种写作上的自由，就是曹操开创的，虽然不大，但初创意义相当重大。
曹操在平定吕布、陶谦、公孙瓒、袁绍、袁术以后，公元196年的许都，有了一个初步安定的局面，他腾出手来，努力在文化上有所建树。他手中握有汉献帝这张王牌，对士族阶层，对知识分子，具有相当的招徕作用。“是时许都新建，贤士大夫，四方来集”。延揽了一批像崔琰、孔融这样的大士族和大知识分子，也吸引了王粲、陈琳这样才华横溢的作家诗人，遂形成了中原地带的文化中心。当时，到许都去献诗作赋，吟文卖字，便是许多有名和无名作家竞相为之的目标。于是，便出现了文学史上称之为“建安文学”的繁荣局面。没有曹氏父子，也就没有建安文学。如果当时要成立作家协会，大家肯定会投票曹操，他是众望所归、当仁不让的协会主席。
此其时也，许都的文学气氛达到了高潮。《文心雕龙》的作者为南朝梁代的刘勰，对活动着许多文人墨客的这个中心，有过这样一段论述：“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年，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孔融、杨修、陈琳、刘桢、徐干、阮瑀、应场和从匈奴赎回的蔡琰，真可谓济济一堂，竞其才华。刘勰距离这个时代约两个世纪，来写这段文坛盛事，应该是比较准确，可算是权威性的描写。
建安文学得以勃兴，很大程度由于曹操统一中原后的休养生息政策，出现了一个安定局面的结果。如果仍同二袁、吕布、刘关张没完没了地打，和我们“文革”期间没完没了地斗一样，除了样板戏，就搞不出别的名堂了。加之他本人“雅爱诗章”，懂得文学规律，与只知杀人的董卓，用刀逼着大作家蔡邕出山，就是完全不同的效果了，很快，“建安之初，五言腾踊”的局面出现了。
曹操对文学的重视，在历代帝王中也是少见的。因为他是货真价实的诗人，不是挂羊头卖狗肉的文化政客。他不惜重金，把蔡文姬从匈奴单于手里赎回来，因为她的《胡笳十八拍》把他感动了。当然，她的父亲蔡邕跟曹操曾经很哥儿们，他也不忍老朋友的女儿流落异国他乡，他下令财政部拨款赎人，这绝对是诗人的浪漫行径，别的领袖人物未必有这等胸怀，更不可能有这等雅兴。蔡文姬回到中原，曹操让她做一件事，就是将她养起来，提供资金人员，让她将记得下来的她父亲蔡邕已被战乱毁灭的图书文字，口授出来，整理成书，不致湮没，这实在是一件了不起的行为。
由此得出结论，文学的发展和繁荣，与时代的关系至大。动乱，则文学终结，安定，则文学复苏。“文革”期间，只有浩然先生的小说行时，舍此便全是空白，即可证明。
东汉末年，先是黄巾农民起义，九州暴乱，生灵涂炭；后是董卓那个军阀折腾，战祸不已。洛阳夷为平地，中原水深火热，这时候，一切都在毁灭的灾难之中，文学自然也陷于绝境。因为农民革命虽然有其推动时代进步的作用，但也有其破坏文明文化、摧毁社会财富的相当消极的方面。董卓，不过是一个穿上战袍的西凉农民而已。所以，他的行动和黄巾也差不多，都带有农民革命家的那种仇视文化，仇视知识，仇视人类文明的特点，在破坏人类文明成果的憎恨气氛里，在硝烟战火的刀光剑影之中，文学这只鸟儿，只有噤若寒蝉，休想唱出动听的声音了。
中原初定，大地回春，经历了巨大的变乱，遭受了严重的劫难以后，人民需要休养生息，这样，就出现一定程度的思想解放潮流，文人的个性开始得到自由舒展的机会。所以，“慷慨任气”，有许多郁结在心的话要倾诉，有许多身受之痛苦要排解，便成了这一时期文学的特征。曹操本人就是一位伤痕文学的作家，他有一首《薤露》诗，写出了董卓胁帝西迁长安，焚毁洛阳的万世不贷的恶行：“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
回忆十年浩劫结束以后，新时期文学所以如井喷而出，一时洛阳纸贵，也是由于这些劫难中走出来的作家，适逢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才写出那些产生轰动效应的作品。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与建安文学的发展，颇有大同小异之处，就是对于那个动乱年代“梗概而多气”，真实而深刻的描写，引起读者共鸣的。因此，“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也是时代的大趋势，不容精雕细琢，只求痛快宣泄。无论后来的诸位明公，怎样摇头贬低，不屑一谈，或求全责备，都是大可不必的。只要起到历史作用的文学，无论怎样的稚嫩，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便是谁也不能抹煞的了。现在那些笑话新时期文学发轫作如何幼稚的人，其实正说明自己不懂得尊重历史唯物主义的幼稚。
由建安文学的发展看到，乱离之世只有遍地哀鸿，而文学确实需要一个安定的环境、思想解放的背景，以及适宜的文学气氛，才能繁荣起来。建安文学的发展，得益于曹氏父子的提倡，得益于相对安定的中原环境，也得益于建安七子为代表的文人个性的解放。建安文人，可能是中国较早从绝对附庸地位摆脱出来，以文学谋生存的一群专业作家。他们的行为特点是：追求自由不羁，企慕放任自然，赞成浪漫随意，主张积极人生，对礼教充满叛逆精神，并强调艺术个性。可以说是中国非正统文人的最早的样本。鲁迅先生认为这种文学态度，可以用“尚通脱”三字来概括。到了魏晋南北朝，由阮籍、嵇康、陆机、潘岳、陶渊明、谢灵运，一脉相承，“通脱”则更加发扬光大，一时成为中国文学发展的主流。
那时，他们的浪漫行径，风流举止，自由作风，个性色彩，恐怕连后世的文人也深感不及的。
曹操也不例外，《三国志》称他“少机警，有权数，任侠放荡，不治行业”。裴注引《曹瞒传》称他“少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看来，曹操和他的两个儿子，都是具有浪漫潜质的文人。他在《祀故太尉桥玄文》中，回忆他和这位比他年高的大人物交往的一段插曲：“吾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顽鄙之姿，为大君子所纳。增荣益观，皆由奖助，士死知己，怀此无忘。又承从容约誓之言：‘殂逝之后，路有经由，不以斗酒只鸡过相沃酹，车过三步，腹痛勿怪。’虽临时戏笑之言，非至亲之笃好，胡肯为此辞乎？”这位后来在《三国演义》里被当作乔国老的老先生，能跟曹操开这样的玩笑：你要是经过我的坟墓前，不下车用一只鸡、一壶酒，好好祭奠我的话，走不出三步路，我就让你肚子疼，你可别怪罪我。说明曹操虽是执天子以令诸侯的枭雄，但不对他的统治产生危害和威胁，也还是能够欣赏这种文人的幽默感的。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曹操作为文学家，不愧为一把好手；但是，曹操作为政治家，谁也不能不承认，他杀作家也是一把好手。凡碰了他这根政治神经的人，不管是作家、诗人，还是其他什么人，他是一点也不客气的。文学的每一步前进，总是要付出代价的。任何新的尝试，总是要打破过去的格局，失掉原有的平衡，必定引起旧秩序维护者的反扑。倘若探索实验，一旦越出了文学的范围以外，越过政治雷池，被视作离经叛道，逾轨出格的话，就要以文人的脑袋作抵押品了。尤其文人不自量染指权力，插手政治，想得到好果子吃者，通常不会有好下场。
建安七子之中，孔融是死在曹操手下的，因为他专门跟曹操作对。还有一个徐桢，被曹操送到采石场去劳改的，因为他对曹丕漂亮的妻子甄后，有过邪念。不属七子之列的杨修，也是曹操杀掉的，至于文学新秀祢衡，虽然不是曹操杀的，但事实上是他用借刀计让黄祖杀的。
掉脑袋的这三位，也有其不大肯安生而惹祸的缘由。孔融的地位相当高，曾任北海相，到许都后，担任过将作大匠，也就是建设部长，这还不是曹操主要嫉恨的。由于他和曹操总过不去，经常发难，加之是孔子后代的号召力，成为士族豪门的代表和知识分子的领袖。他的府邸已成为反曹操的各种人物聚合的“裴多菲俱乐部”。这时就不管你的文章写得多好和儿时让梨的美德了，对不起，找了一个叫路粹的文人，在作家队伍中的这种败类，还不俯拾即是，写了封密告信，检举孔融“与白衣祢衡跌荡放言，云，‘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大逆不道，宜极重诛”。书奏，下狱弃市。
杨修的职务要差一点了，在曹操的指挥部里，只当了个行军主簿，大概相当于参谋，而且不是作战参谋，连行军口令还从别人嘴里听说，显然是闲差了。所以杀他不像杀孔融那样颇费周章，“扰乱军心”四个字，就推出去斩首。《三国演义》说是曹操嫉妒杨修的捷才，生了杀心。其实，由于杨修不安生，介入政治，成为曹植的嫡系党羽，出谋划策，卷入了宫廷接班人的夺权斗争之中，而且许多臭主意，都被曹操拆穿了，才要把他除掉的。
老实说，文学家玩政治和政治家玩文学，都有点票友性质，是不能正式登场的。在中国历史上，有几个像曹操这样全才全能的政治家兼文学家呢？因此，他的一生，既没有出过政治家玩文学玩不好的闹剧，也没有出过文学家玩政治玩不好把小命搭上的悲剧。曹操，不论在文学上，在政治上，都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数千年过去，如今谈起建安文人，这些名字还是常挂在嘴上的，“融四岁，能让梨”，连小学生都知道的。至于谈到建安文学，在非专业研究者的心目中，只有曹氏父子是居霸主位置的。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曹丕的“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植的《七步诗》（虽然不能证明是他的作品），还能在普通人的记忆之中，占一席之地。而像出类拔萃的王粲，地位很高的孔融，才华出众的祢衡，他们的作品，当然也很了不起，但很少被现代人知悉。至于徐、陈、应、刘，他们写的东西，大半失传，如今，只不过是文学史中的一个符号而已。
所以，鲁迅先生说：“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我想，这是对曹操最有见地的一个评价了。
（二）曹操赤壁何以败？
公元208年（东汉建安十三年），曹操在这里发动了一场大战。
这是他将黄河流域的各路诸侯，大漠朔方的各族渠首，统统打趴在地以后，腾出手来要收拾长江流域强敌，一次乘胜追击的决定性行动。
曹操是强悍的政治家，是善战的军事家，也是才分很高的文学家，但这位枭雄选择的战机，无论在天时上，在地利上，在人和上，都不是最佳状态。曹操灵魂中的诗人性格、浪漫气质，使他失去最起码的审缜和谨慎。你就看他在渡江前夜，马上就要发起总攻的那首“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的古体诗，其踌躇满志，其头脑膨胀，那一副按今天小青年所说的“酷毙了”的形象，看来此公已不具打袁绍时纵横捭阖的英武，也再无逐乌桓时千里驰骋的神俊。
那年，他43岁，应该说不老，但此时此刻，横槊赋诗的这个举动，却绝对是老态。
一个文人，来到什么地方，就要赋诗一首，碰到什么场合，必定题词一幅，遇到什么小女子，赶紧赠画送书，大献殷勤，最后累得自己吐血，这种生怕人家不知道他的重要性，他的特殊性，他的不同一般的名声、地位、待遇、威望，以及他理应得到的拥戴、追从，绝对是生理的老，加上心理的老，双重老化的结果。
也许东汉的中国人，平均寿命要低，年近半百，大概就算老了，否则，孙权不会张嘴“老贼”，闭嘴“老贼”地对曹操口出不逊的。这不是《三国演义》小说中的虚构，而是见诸陈寿《三国志》的正史。因此，或许正是年龄因素，曹操输在了赤壁。
政治家的老化，表现在思维能力慢，军事家的老化，表现在应变能力低，文学家的老化，表现在想象能力差，作为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的曹操，在赤壁一战中，充分表现了他老了以后的慢、低、差三者上。虽然老兄挟雷霆万钧，望风披靡之势，存志在必得、旗开得胜之心，但实际上，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他打的是一场自己压根儿不熟悉的水战。
曹操绝对明白，打仗与写诗不同，诗写得不好，可以修改。战争这个机器，只要开动起来，一步棋错，全盘棋输。可他执意要打这一仗，不拿对岸的年轻指挥员当回事，倘非老了的缘故，又能是什么？结果如何呢？第一，准备不够，第二，轻敌大意，第三，仓促上阵，第四，最主要的，在双方接触以后，主帅的应急能力不及，纠错措施迟慢，只有被动挨打的份，而无招架还手之功。
呜呼！一个人，不管他原来多么伟大英明，多么光荣正确，有了一把年纪以后，老而清醒，老而睿智，老而知趣，老而识相，岂是一件容易的事？于是，他在赤壁铸下他一生中最大的错。一位美国将军，评述上世纪50年代发生在朝鲜战场上，那次美国与中国的较量，作出“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所发动的一场错误的战争”的结论，用之这场赤壁之战，是完全可以的。
曹的对手周瑜这样分析：“今使北上已安，操无内忧，能旷日持久，来争疆场，又能与我校胜负于船楫间乎？今北上既未平安，加马超、韩遂尚在关西，为操后患。且舍鞍马，仗舟楫，与吴越争衡，本非中国所长，又今盛寒，马无藁草，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生疾病。此数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将军擒操，宜在今日。”
曹操，能不知道周瑜所说的这些吗？《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十三年春正月，公还邺，作玄武池以肄水师。”让北方那些旱鸭子，演习水战，到十二月，训练不足一年，就开赴战场，在风浪中，在船舰上，站都站不稳，不败何待？
没有办法，胜利，尤其是连续的胜利，会对军事统帅产生极大的冒险诱惑和再赌一把的勇气，经过官渡大战的得心遂意，经过征讨乌桓的势如破竹，经过江夏一役俘获了刘表的水师，这个骑在马上，厮杀一生的曹操，也要过一下在水战中指挥千船万舰的瘾。所以，曹操拍板这场赤壁大战，简直不费思量。
既是统帅太过自负的性格悲剧，也是一支打了胜仗的军队，很轻易地就能发动下一场战争的惯性作用。成功使人骄傲，胜利使人膨胀，立不世之功的自我期许，能使人觉得掉一回脑袋也值得的。
上世纪50年代的美国，挟二战大获全胜之威，颇不把小米加步枪的中国军队，而且还是刚刚建立起来的共产党政权，放在眼里，于是，大摇大摆地跨过三八线，直抵鸭绿江，结果，狐狸没逮着，反惹一身臊。这教训，使美国隔了好多年后，才敢发动下一次的越南战争。近年来，美国人所以打了阿富汗以后，打科索沃，打了科索沃以后，打伊拉克，打了伊拉克以后，琢磨着不知挑谁当靶子打下一仗？这都是打得太顺手了，便习惯用拳头说话，甚至用拳头代替头脑思考的结果。
可是，上帝不会给人百分之百，你第一仗打赢了，你第二仗又打赢了，你第三仗就未必高奏凯歌。于是，“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曹操号称的八十三万人马，被吴蜀联军打得惨败而归。据历史学家吕思勉统计，曹军实为二十多万，吴蜀联军约五万，拥五比一的优势，被打得灰头土脸，实在是挺没面子的。
现在分析起来，曹操要打这一仗，也是势所必然，他作了相当的打仗准备，也是众所周知，但他对于对手的估计，对于时机的把握，对于水战的经验，对于人心的动向，都有尚待完善和谋划不够之处。但一个接连打胜仗的统帅，更容易迷信武力解决问题。这也是西方古罗马帝国之败亡，东方秦帝国之覆灭的历史证实了的。
强，可以变弱，弱，可以转强，赢了今天，不一定能赢明天，输了今天，并不一定明天也输。曹操有这一点豁达，便相当光棍地，拍拍屁股走人了。临走临走，发表两通高论，也算是黑色幽默吧！
一，“刘备，吾俦也，但得计稍晚，向使早放火，吾徒无类矣！”（《山阳公载记》）
二，“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与孙权书》）
看来，如此风流人物，竟阿Q式自我安慰，难怪苏轼要发出“浪淘尽”的嗟叹了。
实际上，这场长江上的决战，究竟是在蒲沂西北的赤壁，还是在嘉鱼东北的赤壁，或者就是苏轼所认定的这个黄州附近的赤壁，至今还是有着不同看法。但赤壁鏖战的真正意义，是作为一支弱势军队打败强敌的战例，在军事教材上被反复提及的。赤壁战后，等于重新洗了一次牌，魏蜀吴三足鼎立，划江而治，曹操便彻底失去了统一中国的机会。
伟人犯错误，他不是第一个。但他的问题出在哪里，我想孙权对周瑜所说：“老贼欲废汉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吕布、刘表与孤耳。今数雄已灭，惟孤尚存，孤与老贼，势不两立。”其中两次说到曹操为“贼”而且“老”，是耐人思量的。
公元208年的长江上，在这次战争舞台上大显身手的主角，可分老中青三拨。刘备47岁、曹操43岁，为第一组；周瑜33岁，为第二组；诸葛亮27岁，孙权26岁，为第三组。还有一个未出场的，属于见习生的陆逊，才25岁。
这个陆逊，后来把刘备困死在白帝城，则更属于后生可畏之类了。
看来，43岁的曹操，败于33岁的周瑜，除了其他影响战争胜败的因素，他们两人的年龄差距，也决定了大自然的优势，是站在年轻人一边的。所以，苏东坡在《赤壁赋》中，也为这一世枭雄嗟叹：“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洒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
你不能不承认年龄所具有的优势，你不能不承认青春所带来的活力。“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一个绝对的强者，栽在一个绝对的弱者手下，不由得不服老，不由得不相信后来居上，苏东坡自己也不禁感慨系之了。“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赤壁战役的舞台上的活跃人物，与当前中国文坛的几代作家，不谋而合地相类似。相当于刘备、曹操者，为“文革”前十七年的一代，相当于周瑜者，为“文革”后知青的一代，相当于诸葛亮、孙权者，为知青后的一代，而相当于陆逊者，则为70、80后的一代，但中国文学家的早老现象，远高于同龄的政治家、军事家。因为在“学而优则仕”的传统精神熏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对于权力的攀附，对于权贵的趋迎，对于权势的亲和，对于权位的竞逐，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总心态。因而总不安生，总不安心，总不安稳，总不能安于斯地做文做人的情结，弄得中枢神经亢奋，迷走神经混乱，血液流动加快，细胞分裂提速，某种程度上说，从生理上，从心理上加速着中国作家的老化。
所以，无论怎样老当益壮，无论怎样精神矍烁，无论怎样姜是老的辣，无论怎样“庾信文章老更成”……只要一陷入声名的诱惑，登龙的欲望，功利的驱使，名位的追求，圈子的蛊惑，团契的经营，炒作的用力，自炫的热烈之中，想象之匮乏，感觉之迟钝，才智之退化，灵感之空洞，情感之干涸，文思之衰竭，创造之艰难，风格之鄙陋，是不可避免的。
于是，我们便看到在年龄上尚未进入老境，但在文学上已露出衰迈之气的中国文人，挣扎也好，扑腾也好，困兽犹斗也好，老黄忠不服老也好，不过，瘦驴拉硬屎，聊备一格，证明他还挂着一面作家的牌子而已。
文学的天空，基本上是靠年轻的后来一代支撑了。
新锐之气，势不可当，方兴未艾，未可限量，要没有这点清醒的认识，就会碰得头破血流。更何况上了年纪的人，并非人人真正称得上是老骥，已是日暮途穷，气息奄奄，还要强撑着献个什么丑呢？老，不管你欢迎不欢迎，接受不接受，来，是一种必然，躲也躲不掉，逃也逃不脱。因此，老是一种生命运行的正常现象，老了就得服老，不服老是不行的。
不管过去如何辉煌，老之将至，日薄西山，退出历史舞台，把位子让给后来人，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不要恋栈下去，贻人笑柄；更不要尸位素餐，倒行逆施；最让人摇头的，莫过于这些唱完了戏，还不肯卸妆，穿着龙袍，扎着硬靠，在台上台下招摇过市的老人家了。
什么叫作“大江东去”？这就是说，曾经光辉过的岁月，那已是昨天的事了。挑水的回头，你已经过井（景）了，认识到这一点，着实着实地关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