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得了浮尘，应得了来世。还好吾妻是你1878年6月21日，香港何家大宅内诞生了一个女婴，而此时何家已有八个孩子，尽管如此，何炳桓是香港经营茶叶出口和房地产的著名商人，他拥有与时俱进的新思想，没有传统观念上的“重男轻女”，因此对这个女儿依旧是宠爱有加。这个兼具中西思想与观念的商人给小女儿起了名字叫名谏，希望她长大后能成为一个温柔贤淑，又敢作敢当的女子。也许正是应了父亲的希望，何香凝从小性格刚毅有主见，特别爱听太平天国女兵的故事。何家在当时是名门望族，于香江之上也是数一数二的豪门，而豪门必定是妻妾成群的，奴婢满园，而孩子在这样的大户人家自然是最多的，何香凝是母亲生的第五个孩子，在家里排行第九，因此仆婢们也称她为九小姐。在大家眼中看似柔弱的九小姐，骨子里却有一颗叛逆的心，她身在豪门，却没有豪门小姐的娇柔，也不曾沾染一丝娇生惯养的大小姐脾气，更不同于她们整日热衷打牌穿戴。她喜欢自由，热爱无拘无束的嬉戏，最喜欢的便是进课堂读书。然而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社会氛围里，她依旧是不能进私塾读书的。于是她便天天软磨硬求父亲，终于进“女馆”读了几个月书。后来，她又找来哥哥们的书本自学。就这样，她认识了不少字，并接触到一些资产阶级维新派宣传的妇女解放等新知识。这一切都明显的与当时的“富家千金”格格不入，她被千金们排斥在外，却因此乐得自在，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她聪慧伶俐，做事精细，因而深得父亲器重。那时候的上流社会的女孩子都要缠足，何香凝也不例外，但往往母亲刚给她缠上，她便等母亲转身之时就剪开。为此，她不惧打骂，坚决反抗。只因她自小在家里常听人讲述太平天国女将们的故事，知道这些女将们都是“天足”，行军打仗，健步如飞。于是她暗暗下定决心，自己要学太平天国的女将，无论如何不能缠足。她同母亲之间展开的十几个回合的裹脚和剪开裹布的拉锯战中，最终以父亲的一句：“由她去吧！”结束。虽然几经周折，但想必她父亲却是喜欢的，所以便最后也依了她，放任她长成一双天足。也这正是这双“人人看不惯”的大脚，成就了后来她与廖仲恺的“旷世奇缘”。何香凝在17岁的时候父亲特许她当了自己的助手，担负着管理家庭财产的工作，这也为后来让她成为中国同盟会革命大家庭的“管家”奠定了基础。这些暂且是后话，所谓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何香凝19岁的时候已经是一位亭亭玉立、英气与秀气并存的大姑娘了，可是，那双大脚却是让她无论怎样优秀都很难嫁出去，“待字闺中”的何香凝成了何家的一块心病，何老爷整日忧心忡忡，他甚至后悔当日的冲动竟答应了女儿不缠足的荒唐要求，可是再想想女儿的聪慧，可真真是疼到了心尖上，那个慧眼识珠的乘龙快婿究竟在哪里呢。然而，世间有句话叫做“无巧不成书”，或者说“冥冥中自有天意”，一个从美国回来的青年犹如神助般的降临在何香凝的世界里，她人生的轨迹因此而改变了，自此之后伴随她的便是浮沉往事，至死不渝。这个青年的名字就是廖仲恺。1896年，香港上流社会中流传着一个爆炸性的消息：刚从美国回来的廖家公子廖仲恺，要给自己物色一位妻子，条件只有一个：必须是一位没有缠足的大脚千金。要知道，在当时的中国，几百年来的传统，都以女性缠足为美，三寸金莲，袅袅娜娜。而廖家的婚配条件无异于惊天霹雳，大众议论纷纷，茶余饭后的几乎人人都在打听，这个特立独行的廖家公子，究竟是个什么人？他为什么非要找个大脚的女子为妻呢？一时间舆论沸沸扬扬，各种说法纷至沓来，看褒贬不一。廖仲恺1877年出生在美国旧金山，童年时他被父亲送进当地的私塾学习中文。16岁那年，父亲病逝，廖仲恺便陪同母亲回到故乡广东惠州，随后便投靠在香港的叔父就读于香港皇仁书院。廖仲恺的叔父廖竹岗，时任香港招商局和电报局总办，是一个家大业大的香港社会上层人物。见侄儿已到而立之年，便张罗着为他操办婚事。可不想，这廖仲恺对未来的妻子，只有一个条件，那就是非大脚不娶。 消息一出，各路媒人纷至沓来，却始终找不到合适的对象。原来廖仲恺的父亲廖竹宾是客家后代，侨居旧金山多年。亲身经历了旅美华侨所遭受的种种歧视，深知小脚女人是中国的一种耻辱，所以曾留下遗嘱：儿子必须娶个大脚妇女作媳妇。可是，在19世纪末年，中国的妇女几乎都裹着小脚，社会上见不到多少大脚妇女，尤其是上层社会里，不缠足的大家闺秀更是难以寻觅。因为那时大脚女子极少，偶尔有一两个，多半也是因为家境贫困，为了能下地劳作才不缠足的，可这些人哪里能配得上廖仲恺。怎样才能为廖仲恺物色到一个门当户对的大脚媳妇呢？就在他叔父万分着急的时候，有位媒人兴冲冲地来到廖家，一进门就说：哎呀！真是天公有眼，人间奇缘啊！你们廖家要找的不缠脚的千金，有了！这个不扎脚的千金就是何香凝，她是香港大地产商何家的九小姐。以现在的眼光看来18岁正是大好年华、青春活波的时候，可当时清朝政府规定,女子十三、四岁就可以结婚生子了。像何香凝这样至今尚未婚配的大家闺秀，不仅是少见，甚至是让人耻笑的。正为女儿脚大而难找婆家正心烦意乱的何家，碰上要遵照父亲的遗嘱选择配偶的廖仲恺。两家的家境地位相差无几，何家一听喜上眉梢，廖家更是合不拢嘴，原本是两家一块心病的婚事，竟然奇迹般地解除了，用天作之合来形容真是再合适不过了，就连原本议论纷纷的普罗大众也是拍手称快。1897年的10月底，也就是光绪二十三年，廖仲恺与何香凝通过媒妁之言订婚，然后迎娶，旧时婚礼的一切顺理成章的进行着，可谓是水到渠成。何香凝与廖仲恺在广州结婚了，婚礼在廖仲恺广东的老家廖公馆举行。洞房花烛夜，廖仲恺几乎是用颤抖着的手，去轻轻揭开新娘的红盖头的，一个大脚千金生的是何模样？廖仲恺不曾见过，按照以前的习俗，婚前的新人是不能见面的。如今看着近在眼前的妻子，廖仲恺如何能不激动，他细细一看，只见何香凝眉清目秀，朱唇皓齿，是个相当漂亮的大脚千金，他当然很是满意！然而，第一次见到丈夫的何香凝，却是大失所望，心中是很不满意的。她原本以为廖家公子至少也应该是相貌堂堂的，可廖仲恺其貌不扬，不仅瘦削且身量不高，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还要成熟许多。尽管心里再不乐意，也是木已成舟。新婚之初，何香凝有些惴惴不安，但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接触，她发现廖仲恺是一个心地善良、诚挚忠厚，有着耿直性格和强烈的进取心的青年。在一段时间的相处之后，何香凝对廖仲恺大为改观，看着眼前其貌不扬的男子心里生出了甜蜜。知道妻子喜欢阅读，廖仲恺就设法搜罗各种新书刊给她，有疑难的地方还细心的为她讲解；何香凝爱好美术，而廖仲恺业余爱好恰恰如此，他常到画家伍已庄处学习，回到家里，当何香凝因读书而有些困倦的时候，廖仲恺就耐心地教她绘画，这为她后来的美术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夫妇二人都羡慕太平天国的革命人物，又都喜爱画画和学习诗词，他们志趣相同，情投意合。而正因为廖仲恺的耐心和体贴，何香凝很快就对自己的婚姻庆幸起来。生时并肩作战廖仲恺与何香凝结婚后不久，他父亲就病故了。因为廖仲恺自身清贫经济上更是窘迫，便不得已寄住在哥哥家中，可是哥哥廖凤书有子女十人，还有佣人、丫头，人多嘈杂，而人多的地方矛盾便无法避免，更何况“寄人篱下”。为了防止以后生出这些许烦恼，也为了减少矛盾，廖仲恺在征得哥嫂的同意后，便在二层西北角的晒台上搭了一间小屋，这间房子虽然矮小简陋，是一间名副其实的斗室，但它高处独居，完全不受楼下侄儿侄女们嬉笑打闹的干扰。因此小屋一建成他便和妻子一起搬了进去。只要能与丈夫在一起，就算是陋室又如何？“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小屋非常简陋，冬天冷、夏天热，住在里面十分难受，但胜在清净，两人自得其乐。白天他们在这里研读诗文、谈论时事、作画阅读；夜晚就一起观赏月色，谈着自己的过往和理想。每逢月圆时，银白色的月光给天地洒下一片清辉，斗室之内更是犹如素裹银装，微微探身姣姣河汉映入眼底。何香凝触景生情，写下了“愿年年此夜，人月双清”的诗句，这间小屋也就因此有了个雅致的名字——“双清楼”，且自称是“双清楼主”。在这里他们居住了四五年之久，这段时间也是他们最为怀念的日子。后来，廖仲恺和何香凝将自己的诗画集，取名为《双清词草》、《双清诗画集》等，正是为了纪念这“双清楼”开始了他们夫妇的新生活！爱情不一定轰轰烈烈，也不一定是一见钟情，即便是媒妁成婚，只要拥有滋润的养分，爱情的种子依旧能够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此时在何香凝眼中，廖仲恺不仅是自己的丈夫，更是自己的良师益友，感情日渐笃深。1898年，也就是廖仲恺和何香凝婚后第二年，戊戌变法失败了，《辛丑条约》签订后许多青年纷纷把目光转向海外，希望到国外去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希望学成归国后，拯救祖国于危亡的深渊。一股“留日热”、“留欧热”随时兴起，而在时代的趋向和潮流的推动下，廖仲恺在香港皇仁书院的中学生活结束后，廖仲恺也产生了去日本留学的念头。出国留学自然需要不少花费，此时的廖仲恺根本无力负担。他曾对何香凝说：“国家危险至此，我们岂能坐视？日本留学界朝气蓬勃，志士云集，我也想东渡求学，结交革命英豪，共图大业。只是留学的经费一点着落也没有，这可怎么办！”由于申请不到官费，他们“为经济所困，议之再三，迄未果行”。当时，廖仲恺父亲的遗产，已被哥哥廖恩焘拿到官场中作为活动资本挥霍得差不多了，叔父廖志岗生活很阔绰，却不肯全力帮助他。见到丈夫整日忧心忡忡、唉声叹气的，何香凝的心里也不是滋味，她不忍所爱之人的理想因经济问题受到阻挠，更不忍他承受忧思之苦，便安慰他说：“……你尽管放心，我可把我的奁饰变卖助你成行。”但是她的打算却遭到娘家人和廖仲恺嫂嫂的坚决反对，他们都认为这样做太丢脸了，哪有出嫁了的媳妇变卖首饰的道理，这样会让廖家失了颜面，更会遭到他人的耻笑。特别是何香凝的母亲更是坚决不同意，女儿的嫁妆就是在夫家的身份，这廖家儿子要出国哪有用媳妇嫁妆的！可是，任何人的反对都丝毫动摇不了何香凝的决心，她和丈夫一起同情维新、追求新学、渴望前进，正如她在后来的回忆中所说：因为听仲恺常常谈及时事，遂渐加深了我对“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认识。她深知丈夫的理想关乎国家命运，更理解丈夫的信仰。她毅然决然的把陪嫁的珠玉、金银、翡翠等首饰和所有的能变卖的细软及家具等统统卖掉，连同自己的私蓄总共“凑得三千余金”，作为廖仲恺出国留学的费用。而廖仲恺在赞叹之余更多的是感动和不舍，他没想到妻子能如此理解与包容，真是“得妻如此，夫复何求？”就这样，1903年1月，廖仲恺暂别了何香凝，满怀着兴奋感激的心情，途经香港跨海东渡前往扶桑。两个多月后，何香凝决定随同丈夫一同走上弃家留学的道路，她不顾家人的阻挠与反对，又把家里仅剩的所有杂物都卖掉，毁家去国，追随丈夫在同年4月到了东京。早稻田大学，因为诞生在东京郊区一片风景秀丽的稻田里，所以有了这个颇富田园气息的校名，它是日本最负盛名的大学之一。廖仲恺来到日本后，通过九个月的刻苦努力，考上了早稻田大学的经济预科。为了方便上学，夫妻俩就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民房，而从小自学能力就很强的何香凝，也进入了当地的一所女子大学就读。从无忧无虑的童年，到长大成人，这期间何香凝都是在家庭的小圈子里度过的，虽然偏爱那太平天国反清的故事，但深闺独处的生活依旧束缚了她内心深处革命的翅膀，纵然想要飞翔，却是力不从心，犹如盲人摸象。婚后，这颗革命的翅膀在廖仲恺的点拨下，挣脱了绳索，让她义无反顾的踏上同丈夫一样的旅程。资产阶级革命后的新日本万象更新，踏上日本的土地何香凝只觉得海阔天空、耳目为之一新，一切都是那么生动和新鲜！学习欲望随之高涨。那时，漂洋过海到日本留学的中国女青年屈指可数，总数还不足10人。何香凝在时代潮流的激荡下，深为留学界热气腾腾的爱国气氛所感染，她先后结识了具有先进思想的留日青年赵声、胡汉民、黎仲实、朱执信、苏曼殊等，进一步提高了挽救民族危难的爱国思想。她在学习之余，经常满腔热情地随同廖仲恺参加中国留学生的一些爱国活动和集会。尽管不在同一所学校，但廖仲恺和何香凝在学习上一直相互勉励。学习之余，他们会经常参加中国留学生组织的活动，一起议论时政、畅谈天下大事，因此，思想进步很快。他们虽有报国之志，却一直苦于报国无门，正在苦闷不已的时候，在一次留学生的聚会上他们便结识了孙中山。当时孙中山正在筹备同盟会的会议事项，但是受到日本警察的百般刁难。何香凝便担当了一个重任，她冒险将自己的家作为聚会场所，甚至用来通信联络，而为了同盟会的安全起见，她甚至辞退了女佣，从未下过厨的她亲自开始了与茶米油盐的斗争。不仅如此，她还拿出娘家寄来的钱用于革命，并将自己所有海外华侨的亲友列在了筹集经费之列。看着何香凝每天忙里忙外、干着粗活，廖仲恺也十分心疼。有一次，他捧着妻子变得粗糙的手，深情地说：香凝，真难为你了。没想到何香凝却反过来安慰他，说：“为了反清救国，我们从小事做起，辛苦一点又算什么呢？你和大家好好练习枪法，学好军事，将来用得上。”正是在何香凝的鼓励下，廖仲恺开始利用课余时间，认真地学习军事和枪法。1905年8月，在孙中山和黎仲实的介绍下，何香凝成为中国同盟会第一位女会员，负责同盟会的联络和勤务工作。孙中山对何香凝非常倚重，甚至连他和宋庆龄结婚的事宜都交给她操办。不久她又介绍廖仲恺加入同盟会，并全力支持他的革命活动，在廖仲恺三次奉派回国时，她曾作诗云：“国仇未复心难死，忍作寻常泣别声。劝君莫惜头颅贵，留取支那史上名。”都说“道不同不相为谋”，何香凝与廖仲恺不仅志同道合，更是为了共同的理想相互扶持，共同前进。一个原本高贵富足的“千金小姐”何曾想过自己有一天不仅纠缠于油盐酱醋，更同丈夫一起并肩前进，如若不是内心深处的爱，还能是什么？当廖仲恺回国的时候，何香凝不仅要独居日本，还要坚持革命，甚至还要按时完成学业，更要饱受相思之苦。同年冬季，何香凝和丈夫联袂参加了反对《关于准许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章程》(即俗称《取缔留学生规则》)的斗争。他俩在这一事件演进过程中始终积极参加斗争，并且遵照孙中山先生不赞成留日学生全体回国的指示，和同盟会中其他一些成员一道，对激进的留学生耐心细致地做工作，说服他们要团结一致，共同在日本坚持斗争，争取胜利，以避免全体归国遭到清廷镇压的危险，从而使许多青年学生在斗争中受到启发和教育，也挽救了一批革命的力量。1904年初春，春寒料峭中何香凝不得不暂时离开东京，因为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将要降生了，而日本条件艰苦，不适合生产，何香凝便回到香港母亲家中分娩。2月4日，女儿梦醒降生到人间。梦醒满月后不久，何香凝便把女儿留在娘家请了奶母抚养，时刻担忧廖仲恺的她又只身东渡日本，回到丈夫身边。1905年9月1日，廖仲恺思女心切，趁暑假回国筹措学费之便在途经香港时，把一岁多的梦醒带往日本，这对相敬相爱的年轻夫妇终于能和自己的孩子在一起了。有了这个新的小生命，夫妻两人在一起时又多了一处共同的爱好，那就是逗女儿开心，他们幸福和谐的生活中又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同盟会的同志们来家里开会的时候，梦醒常常是从这个伯伯的膝上传到那个叔叔的怀里，何梦醒被大家视为这个革命大家庭里宝贵的珍珠。三年后，1908年9月25日，在东京大久保寓所，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廖承志又在响亮的哭声中出生了，这次是个男孩，廖承志年幼的时候，聪颖出众，却也很调皮。何香凝特别疼爱她这个又壮实又憨厚的小儿子，亲昵地称呼他“肥仔”，她期望儿子将来会像他爸爸一样能干且有才气。一子一女是个好，这对幸福的夫妻此时儿女双全了。这一对可爱的儿女让献身于革命的父母劲头更足、责任感也更重了。儿子出生刚半年，何香凝求知心切便又入学读书了。1909年春，她进入了动静的女子美术学校，学科是日本画撰科高等科，专门学习绘画。在这所美术学校，她除了接受教师端管子川先生讲授的山水、花卉画外，还每周两次向当时的名画家、日本帝室画师田中赖章学画狮、虎动物及日本画。她之所以改攻绘画专业，是因为美术学校的课程不太紧张，身体可以承受得了；同时，由于“孙中山要在国内组织武装起义，需要起义的军旗和安民布告告示的花样、军用票的图案等等，因而需要人设计图案，把它画出来”，所以美术也就成为她所喜爱的革命武器之一。何香凝正是为着革命的需要，就如同后来她所说：“自此以后，在辛亥革命过程中，反清起义部队所用的旗帜符号，有一些就是我在孙先生指导下描绘和刺绣缝制的。”在辛亥革命以后的斗争岁月里，她也依然不停地拿起画笔，来表达自己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和对敌人的无情鞭挞。死后与你相随1909年夏，廖仲恺接受孙中山先生的委派前往天津筹设机关、发展革命力量。此时，正值清王朝覆灭前夕，也是斗争最为尖锐，也最为关键的时刻。此时的何香凝患上严重的胃病，不得不退学在家，廖仲恺看着病床上的妻子和嗷嗷待哺的孩子，怎么也开不了口。就在这个时候，病中的何香凝给了丈夫最大的支持，在廖仲恺离开的这段日子里，她一边照顾孩子，一边继续工作。廖仲恺暗中潜入吉林从事反清活动时，环境艰苦而险恶，在孤独的侵蚀下，他思念起远在日本的妻儿，便写下了一首《菩萨蛮》：“春归腊照惊孤凤。年来年去愁迎送。边冷雪如尘。随风狂扑人。 拥衾寻梦睡。梦也无寻处。便许到家乡，楼头少靓妆。”也许是有情人心有灵犀，远在日本的何香凝也写了一首词《谒金门》：“风已起，帘外柳花飞絮。月照危栏人独倚，忽闻双燕语，添我闲愁几许；回首故人何处？更那堪云山万里，谙天涯情味。”有人说革命者忠于理想，对情感往往过于压抑而淡漠了。可是革命者也是凡人，只不过他们少了那些许的风花雪月，缠绵悱恻；更多的是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奋斗的坚强，他们忍受着离别的相思苦，只为求那朝夕。1911年2月，阔别祖国9年之久的廖仲恺和何香凝带着孩子回到了祖国。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廖仲恺到广州担任财政司司长，何香凝也随后从香港到广州陪在廖仲恺身边做他的贤内助，操持家务、教育子女，让丈夫可以全身心的投入到工作。爱情回归到家庭，想必也不过是长此以往的彼此扶持，相濡以沫。然而好景不长，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夺取，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了，廖仲恺与何香凝不得不离开广州再次前往日本，开始了政治流亡的生活。即便生活窘迫，他们却始终坚信自己的信仰，政治的寒冬没有让他们失去信心。1916年在革命者多次起义的打压下，袁世凯不得不撤销帝制。不久，他们便重返上海扛起了护法的大旗。当廖仲恺与孙中山发动海军南下护法的时候，何香凝就去做北洋海军家属的工作，不管在哪里，无论任何时候，廖仲恺与何香凝始终是夫唱妇随。1917年7月，为反对北洋军阀独裁统治，手握重兵的西南军阀陈炯明，成为孙中山倚重的对象。然而，孙中山的理想是率军北伐，统一全国，建立民主共和国。而作为地方军阀的陈炯明，则力主“保境息民”、“联省自治”，只想把广东经营成自己的独立王国。掌握了广东军政大权的陈炯明，开始称王称霸。廖仲恺逐渐看清了他的真面目，对他多次劝阻，却没有任何结果。他们夫妻为了革命往返日本、上海，四处奔波。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而廖仲恺则任财政部长。为了帮助丈夫筹集慰劳军费，何香凝抽出时间，发挥自己的绘画专长，参加了字画义卖的活动。为了完成一幅画作，她常常工作到深夜，廖仲恺便陪在她身边，有时候廖仲恺提出的绘画意见她不同意，两人还斗斗嘴，或者何香凝把画笔一放假装生气道：“你这么会说，又不画。”廖仲恺便赶忙百般解释，让何香凝继续作画。1922年6月14日，陈炯明以“领款”和“有要事相商”为名，电邀廖仲恺到惠州。廖仲恺接到电报后，虽觉察到他居心不良，但仍希望能再做做他的工作，争取他悬崖勒马。于是，廖仲恺冒着危险前往惠州。但是一走到石龙，就被陈炯明给抓住了，囚禁起来。10天后，何香凝找到并说服陈炯明的部下，并借到一只电汽船，开到当时关押廖仲恺的兵工厂去看望丈夫。当时廖仲恺被关押在一个戒备森严的楼上，三道铁链锁在一张床上，身上还穿着脏污不堪的衣服，何香凝不禁潸然泪下，心中悲伤至极。何香凝病倒了，痢疾让她虚弱至极，心力交瘁，她甚至想到了死了算了，可是一想到狱中的丈夫和一双未长大的儿女，她又犹豫了。拿出一支香烟，临江暗许，看着滚滚江水，天色昏昏沉沉，抽完这支就纵身一跳。可是火柴因江水而受潮，再加上江风阵阵，十几根火柴都未将香烟点燃。看着最后一支火柴，何香凝暗自祈祷：如果这支火柴能燃起，就说明革命仍有希望，我就要勇敢的活下去。火柴竟然奇迹般地点燃了，何香凝站起身再次坚定起来，第二天她就为丈夫送去了换洗的衣物。因为极度焦虑和奔波，原本疾病缠身的何香凝病情加重了，她躺在床上几乎起不来，不得不住进医院。可是刚住进医院没多久她就听到消息说，陈炯明这几天就要杀廖仲恺，为自己的兄弟陈达生报暗杀之仇。何香凝顾不得自己的身体，再次出来四处奔波，当她第三次见到丈夫时，廖仲恺递给他两首诀别诗。一首是给妻子何香凝的：后事凭君独任劳，莫叫辜负女中豪。我身虽去灵明在，胜似屠门握杀刀。生无足羡死奚悲，宇宙循环活杀机。三十五年历劫苦，好从解脱悟前非。一首是给梦醒和承志的：女勿悲，儿勿啼，阿爹去矣不言归。欲要阿爹喜，阿女、阿儿惜身体。欲要阿爹乐，阿女、阿儿勤苦学。阿爹苦乐与前同，只欠以前一躯壳。躯体本是臭皮囊，百岁会当委沟壑。人生最重是精神，精神日新德日新。留有一言须记取，留汝哀思事母亲。此时的何香凝心都碎了，她孤立无援，只得背水一战。8月在得知陈炯明将在白云山召开会议时，会议当天，天降大雨，何香凝出现在会场上，与会者无不惊诧。惊呆了的陈炯明见何香凝浑身透湿，为她斟了杯白兰地，并请她换去湿衣。何香凝愤慨地说：“雨湿有什么要紧，我这次来还打算血湿呢！”接着她厉声斥责陈炯明。陈炯明满脸尴尬，推说扣押廖仲恺是部下所为，一面又写条子，说要将廖仲恺转移到白云山来。何香凝把条子掷还他说：“我今天来是没有打算回去的”，“我一定要你们今天给我一个决断的答复：放他或者杀他！”，“要放他就叫他和我一同回家……押上白云山就是明放暗杀！”。慑于何香凝的慷慨正义，和与会人员的众目睽睽，陈炯明不得不释放了廖仲恺。然而，陈炯明岂会就此罢休，第二天他便派人再抓廖仲恺，可惜廖仲恺夫妇在当晚已经连夜转移，避走香港。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北平，廖仲恺号召民众继承孙中山遗志，继续革命。廖仲恺的行动使国民党右派和帝国主义恨之入骨，一个暗杀阴谋正在形成。面对种种威胁，何香凝有钟不好的预感，她为丈夫的安全担忧，多次叮嘱丈夫出门时要多带卫士，一日在廖仲恺出门前，何香凝含泪要丈夫留一张合影，以防万一，留作纪念，她的不安越来越深了……1925年8月20日凌晨，距孙中山逝世仅5个月，何香凝的预感成真，民主革命的著名领袖廖仲恺在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口被暗杀，那几声枪响简直扎在了何香凝的心上，悲愤的何香凝跑过去将浑身是血的丈夫紧紧抱在怀里，悲痛欲绝。在紧急送往医院的路上，廖仲恺在妻子的怀里停止了心跳，时年48岁。亲眼目睹亲爱的伴侣浑身血迹斑斑，何香凝放声大哭，她脑中变换着这几十年来与丈夫的点点滴滴，颤抖着手为丈夫阖上眼睑。那一瞬间她再次想到了去死，失去爱侣让她痛不欲生。可是看看丈夫未完成的事业，她擦干眼泪，继丈夫的脚步继续前进。1972年9月1日凌晨，何香凝以93岁高龄魂归道山。弥留之际，她仍然牢记自己早年与廖仲恺发过的“生则同衾，死则同穴”的誓言和那副“夫妻恩，今世未全来世再；儿女债，两人共负一人完”的挽联。她对多年挚友周恩来提出的唯一要求是“我不要烧”，因为她不愿去世后被火化，一旦火化了，就无法陪伴地下长眠的夫君。周总理赶忙安慰：“不烧，不烧。”尽管是在文革期间，但因为中央的特别安排，何香凝的遗体在家人的护送下乘专车抵达南京，在紫金山廖仲恺墓地举行了隆重的合葬仪式，实现了他们生死相随的愿望。这一对革命夫妻分别了将近半个世纪，尽管天上人间早已不复旧观，但他们相知相爱的灵魂永远都不会变得陌生和疏离。伯兮羯兮，邦之桀兮。伯也执殳，为王前驱。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其雨其雨，杲杲出日。愿言思伯，甘心首疾！焉得谖草？言树之背。愿言思伯，使我心痗。——《卫风 伯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