呜——!火车汽笛一声长吼,从北京开往上海的旅客直达快车出发了,先是平稳的缓缓的,过后就奔驰起来。窗外的景物:树木啦、荷塘啦、插秧的庄户啦,都从眼中一掠而过。寝车的一角,几位军官正度假期,回乡探亲去。这间车厢,一档对位卧席,把他们集聚在这里。虽不同属一个军区、一个兵种,那份快活、亲热的劲儿,叫人联想起同村紧邻或是并肩浴血沙场、如今久别重逢的战友。下铺的一位中年妇女,时而微笑着插上几句话。看他们要打扑克,她放下手中的编织,让出座位给他们。 从北京到天津,几位军官的扑克战一直没有停止,变换着种种打法,又是桥牌,又是四十分带甩。车到德州,一位高个子军官捧上个碧绿滚圆的西瓜来,扑克就被推到一边去了。他们边吃,边聊。 他们从土造的火铳一直谈到洲际弹道导弹,各种现代化武器的设计、型式、威力,等等,无所不谈。闲聊是没有题目的,特别是在旅行中狂拉呱起来,有时甚至是怪诞的离奇的。不知从什么时候,什么话题,扯引到每个人第一次射击、放响第一枪的回忆上来。这回忆显然是有趣的,就连那在一旁默默观阵的中年妇女也跃跃欲试了。做个军人,必然要放枪的。如今追记自己第一次扳动扳机,耳边轰的一响,当时那种复杂的又是单纯的心情——渴望尝试又忐忑紧张——的确别有一番意义,令人神往的。不过,心情大略相同,射击的目标却因人而异,有的瞄准碉堡里的鬼子,有的伏击巡逻的敌人,有的射中场上的靶子,有的冲向溃败逃军,有的……此时,车又缓慢下来,前面就要进入济南站了。 “第一次射击,”那中年妇女兴致勃勃地插话了,“我也有过这种经历……” “噢!欢迎欢迎。”高个子军官说。他打量着她:“您是——” 中年妇女笑笑,自我介绍说: “跟你们一样:也是回家探亲。我是某部的少校军医……不过,我要探望的地方,也早就没有家了。究竟它是生我的家乡,哪怕到了晚年也忘不了它;何况它是我放第一枪的地方。” 她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良久,她又一字一板地补充了一句。 “第一枪……是我真正走入革命队伍的起点。” 这之后,她向几位军官追述了这个故事。 一九四一年,新四军从皖南到了我的家乡。那年,我刚从医学院毕业回家闲住不久,部队医院知道了,便派人来找我。我记得清清楚楚:当时的吴敏大姐剪的是短发,腰里扎条皮带,一身灰布军装,给人印象别是一番朴素、庄重、平易近人的姿态。她告诉我说,医院伤员多,医疗人员少,约我去帮几天忙。 “我是学儿科的,”我对她笑着说,的确不是托辞推却。“战伤外科可是生疏得很,动大手术,我怕做不来。” 她也笑了:“说来你或许不信;我们那里很多同志,就连医学院的大门也没进过呢!形势逼人,他们也一样动手术,实践教出来的。” 她露出期待的眼光看着我。我呢,心里忐忑、疑惑、胆怯,最后还是跟她去了。 医院就设在原来的教会医院里。我很奇怪:耳听、眼看着伤员的痛苦呻吟,甚至濒于死亡了,那些教会医院的大夫和嬷嬷们只当做不闻、不见、不知!我奇怪、气愤、恼火。我问吴敏。 她轻蔑地看着从身边走过的一个教会医院大夫,回答我说: “他们吗,他们是专门侍候大亨、老板和洋人的,我们这支劳动人民的抗日队伍,他们瞧都不瞧在眼里,兴许心里还在诅咒哩!话说回来,要交给他们治疗,还真不放心呢。” 有个我熟识的嬷嬷,背地里偷偷警告我。 “密斯陈,你怎么能帮他们?他们是***啊!”最后这句话,她说得那么神秘、轻蔑,还有点恶毒的意味。 我父亲守旧,妈妈怕事,回来也劝阻我不要去。 “别去了,你是一片好心,可别飞来横祸!你若拉不下情面来,莫如去蒋镇毅敏家避上几天。” 蒋镇,我未婚夫家在那儿。镇子里没有几家姓蒋的,倒有一多半佃户是租种我未婚夫蒋家的田地。我和蒋毅敏的婚姻,是一半介绍、一半熟识、一半自由、一半老式。 “人家也是抗日的,爱国的!我是学医的,”我性子拗,就顶撞我父母亲,“能见死见伤不救么?……抗日人人有责。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拿吴敏为例,“她是上海一家大医院里的主任大夫,亲自跑到这支队伍来做抗日工作。” 他俩认为:订了婚的女儿,嫁出去的人。照我这样做下去,惹出事来,怕不好向蒋家交待,就催我去那里成婚,甚至船只都雇好了。 他们逼,我反对。逼得越紧,我去部队医院越勤,有几次动手术,我索性不回家,住在院里。正在僵持不下的时候,蒋毅敏来了。 “岳父,不要拦她,”他从中解劝着说,“让舜英(我的名字)去吧!家父的意思是,职业和信仰是两回事。” 我心里明白:这是他的看法,不过借他父亲的名义罢了。他在我当时的心目中,是个正直有为的青年。大学毕业以后,他就回到家乡来了。在校时,他说他信仰陶行知,信仰晏阳初,一心想去农村中有所作为。仗着他家拥有的大片田产,众多的山头,自己办起一所小学,专门灌输他自己的理论。 因了他出面说、劝,我又照常到医院去了。日后我才知道,这都是吴敏在他身上做了工作的结果。难怪他跟我这样说: “你认识的那个吴敏,嘴巴厉害,讲得头头是道,使你反口不得。”他苦笑了一下,无限感慨地说:“人居矮檐下,怎敢不低头。病瘦的骆驼也比马大啊!” 那时我不懂事,琢磨不透,这些人干吗都这样看待新四军。虽说不懂事,可我长那么大,算是头一次碰到吴敏这样知心的人!有她在旁边,我做起什么来,都觉得轻松、稳定,有把握,有支撑似的。 就这样,当做帮忙,一晃几个月过去了。每月比照教会医院的标准,给我支付薪水。当我知 道吴敏她们是不领一文的时候,我诧异了。下一次的薪水我拒绝领受。 “为什么你们都不领钱,只有我例外?”我找到吴敏问。 “因为你……”吴敏怕直言说破,伤了我的自尊心吧,看着我追问的目光,又改变了说法。“因为我们都是自觉自愿追随革命的……必要时,为了抗日,为了革命,生命都可以牺牲……” 这是我上的第一堂革命的课程。也是从这天起,我不再是帮忙性质,正式作为医院的一员了。 过不久,日本飞机配合蒋匪军,向这里侵犯,一遇空袭,教会医院就升起星条旗,并且一再赶我们搬走。经请示上级,决定搬到离县城较远的蒋镇去。 搬到这里后,我同蒋毅敏接触的机会多了。他这时以开明绅士、知识界人士的身份出现。比起那些迂腐的、愚昧的,或是带有阶级成见的老地主来,他算是我们团结、争取的对象。 后来,我们议定结婚了。我把这事告诉给吴敏。她沉吟了很久,转而问起我来。 “为什么这么急着结呢?抗日时期,况且又处在兵荒马乱的日子里!” “迟迟早早,不同样要结么!我俩商议好了,一切从简,国难期间嘛。” “好。”吴敏大概想说什么,见我主意打定,她惋惜地点点头。“我去参加……该送你一件什么礼物呢?……” 虽说从简,我俩结婚的排场,在蒋镇也很少有过的。当吴敏打开她送来的礼品时,我简直激动得不能控制自己了——这是她最心爱的听诊器啊! “吴大姐,”我不敢收受这样珍贵的礼物,“这,这怎么行?” “小陈,”她意味深长地说:“给了你,也是为你用啊!我相信你会用它为抗日服务,为革命服务的!” 日本鬼子侵占了县城之后,我们医院从蒋镇又转移到罗庄。去罗庄需要渡过六七里宽的湖荡。蒋家为了笼络我、扣下我,拨出一些船只,供医院迁移使用。 “舜英,你不要跟着转移走了。”蒋毅敏对我说。“等稍许安定了,再去不迟。既尊重了长辈,顾全我的面子,又不脱离医院,不是一举两得么!” 事有凑巧,鬼子的扫荡队伍追逼得很紧,医院迅速地安全转移了,我呢,也没走成。等局势稍许好转了,从一个偶然机会,我接到吴敏写来的便条,看过之后,才知道这以前她写来过好几封信,都被蒋家扣下了。我后悔了,结婚给我套上了枷锁。尽管蒋毅敏爱我、体贴我,可是,几个月革命医院的新生活,那紧张、愉快、融洽的日子,永远吸引着我。在蒋家再也呆不下去了。于是,一天早上,我借口回家看望双亲,雇了只船到罗庄去了。临走,我留下个条子,这样写的: 敏: 我是个医生,不宜于做少奶。我到罗庄去了。你若爱我,切不要来找我看我。 我有空,就回来。 我见到吴敏,高兴得跟她拥抱起来。她连连握我的手,抚着我的头说: “小陈,我知道你会来的。” 一时间,到处嚷着,小陈大夫回来了!人们都跑来看我,问寒问暖……我感动得流出泪来。这是我第一次体会到革命组织的温暖呀!他呢,果真没有来。我偶尔也回去几次,也懒得过问他在干什么。倒是吴敏向我问起他。 “蒋毅敏最近怎么样?……他没跟你说?小陈,听说县里把他请去几回哩!” 我下次回家问他,他扬声大笑起来。 “他们的情报真快。不错,县里维持会找到门上来,不得不去。这一大摊子家财,哪一点照顾不周到就吃亏!舜英,你放心,我还不会堕落到当汉奸的地步。” 这些话,在当时我是深信不疑的。他也不敢。因为形势发展得很快,我们的武装力量渐渐壮大了,鬼子被紧紧压在城圈里,不能出来活动。我们的政权正式建立了,医院也扩充了。算上临时床位在内,有四百张病床!在蒋镇增设了分院,我被派回来了。 革命越闹越红,我公公、婆婆的脸色,反而越来越苍白、阴沉。一回到家里,他们简直把我看成异类,什么事情都瞒着我。我也曾用听来的道理试图劝解、说服蒋毅敏:“减租减息对两边都有好处,也有利于抗战……”他摇摇头,大不以为然。“这太过激了!” “几个钱是小事,”我改口再劝,“平心而论,咱们身不动、膀不摇,吃的、穿的,原也是佃户们流汗挣来的……” 他苦笑着:“你!”再没说下去。 一天深夜,他把我找了回去,一进门,灯火通明;捆好的行李包裹摊满一地。 “今天晚上我们俩就走。”蒋毅敏用冷冷的眼光盯着我说。“这里我待不下去了,欺侮到我头上来了。当然,我绝不勉强你,可是我希望你跟我一起走!” “到哪儿去?” “大后方去。从这里到溪湾,这段路不算难走。到了那儿就顺利了。那里有第二战区的接待站。”这时,家里人全退开了,有意要我们俩好好谈判。 我对他说:“你不走不成吗?毅敏。” “不,不提这个,”他重重叹口气,说,“时间不多,干脆是走,或是不走!” 故事讲到这里,少校军医停顿了。她接过高个子军官随手递过的一杯茶水,呷了一口。“你们听来不腻味么?……好,那我就接下去讲。”她又着重补充了一句:“人的思想变化,就是复杂、曲折。我是有亲身体会的。” 是这样么?且听她接下去说。 我在感情上是舍不得离开他的。不过,到底什么事欺侮到他头上呢,这在当时我不知道。他要去的地方我尤其不喜欢,找工作比登天还难。便是找得到,又怎能和这里相比——这里充满了革命的友谊、同志间的温暖、融洽的气氛!我为难,又不能不告诉他: “毅敏,这样做,不是故意刁难我么!” “那你不想走啦!”顿时在他脸上,生出一片阴沉的、冷淡的神情。 “不。你也该替我想想:这里一摊子,要我推给谁?再说,我也舍不得撂下。” 他失望了,竭力抑制着自己。过了好大一会儿工夫,他仿佛发现什么似的突 然问我:变不变心! 我生气了。 “若是你永不变心,我也永不变心。” 这句话,叫他高高兴兴地走了。开初几天,我心里委实不好受。吴敏为了这事还特地过湖来劝慰我: “他走是必然的。只要不同流合污,也一定会回来的。” 他走了,我再不愿去那阴森森的家,其实也不能去了。蓄谋已久的敌人——日本鬼子、伪乡团和蒋匪军一齐配合,对我们大举扫荡。刚刚发动起来的群众,好多人被他们抓走了。以蒋家为首的一些地主向减租减息农民倒算……我气愤极了,写了一封信,托人带给蒋家。他父亲捎回口信来说:“从你参加***的那天起,我就没把你当做蒋家的人……”很惭愧,那时候我还是个非党群众呢! 那些日子,真不知是怎样度过的。我和吴敏也分开来。几乎每天都在转移,刚刚架好手术台,一声枪声,只好抬起它撤退。有时手术进行中间,小股敌人袭来,警卫班不得不硬挡一阵,手术完了再转移。转移途中,地主组织的保安团也竟敢趁火打劫。有一回,一位高级指挥员中了敌人的流弹,把我找了去。他亲切、和蔼,问我是不是陈舜英。我想象不到,像我这么个毛丫头,连高级指挥员也知道!我一面给他敷药、包扎,他一面说: “你工作得很不错,小陈大夫。”他见我包扎完了,问我在工作上还有没有什么困难,有困难可以提出来。 “别的都没有,”我说,“最可恨的是保安团也来打路劫!” “都给他们缴了械!”高级指挥员朝身旁的参谋吩咐着,“另外,给医院配备必要数目的枪支。” 我刚要走。他止住我,说:“等等。我送你一支枪,作为对你工作的奖励!” 这是一支德国造的名牌手枪。他交给我,又教会了我拆装、使用,方才罢手。我问他可不可以打一枪试试?他连连摇头。 “子弹非常宝贵,留着去打你真正的敌人吧!” 指挥员的话,牢牢铭刻在我心里。我也非常喜欢这支枪,一直贴身收藏着。 一九四五年“八·一五”,日本鬼子无条件投降了。 我和吴敏一起参加了土地改革。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原来在农村里竟有如此残酷的剥削,无情的敲诈!听了这些血淋淋的事实,我的心都寒缩了!这天,我的婆婆突然跑进来,扑通跪在我面前求我救救她:老头子被解放翻身的农民抓起来要公审了!我被她纠缠得不能脱身。吴敏找了我去。 “小陈,我代表医院的党组织告诉你,”吴敏的神情是严肃的,“运动是考验每一个革命同志立场的时候!” 是呀,我没犯错误,运动把我教育了,思想感情锻炼得更坚强,更健康了! 这期间,我很少想到蒋毅敏,偶然记起,也是寄好希望于他的。后来一位老乡告诉我:他快回来了,回来报杀父之仇来了。我半疑半信,不放在心上;也再没去蒋镇。因为自从***撕毁了停战协定,这以后,我们又过起抗日战争时期的生活。 一九四七年夏天,因为驻地经常受到匪军的威胁、袭击,我们奉命转移。行动是秘密的,夜里十二点搭船离岸,不知是有人告密,还是敌人追踪发现的,天蒙蒙亮的时候,我们被敌人的汽艇追上了。除去先头渡船的人脱了险,吴敏,我,还有十来名轻重伤员全被押解到他们占领不久的蒋镇去。 匪徒残酷地折磨着吴敏和其他伤病员,独独对于我,倒比较优待,一指头也未碰我,这是为什么?一路上我都在苦苦地思索。 走着走着,我怔住了。这不是蒋家么?是,就是蒋家,蒋毅敏正端坐在客厅里。他没有变,还是那原来的身材、长相、穿戴。啊!他的心可是变了,是黑心、狼心!他见我们来,微微笑了。 “你没想到我会在这里见你的吧?” 我挣扎着想冲上去。吴敏一把拽住我,那制止的目光在说:“小陈,要镇定、冷静!”我按住心头怒火,冷冷地说:“没想到。” 蒋毅敏伸手给吴敏,悠悠得意地说: “吴大夫,一向不见,你好?” 吴敏掉头不理。他转而问我:“舜英,你说吧。对你,我还是那句老话;别的人,我也可以不念杀父之仇。不过,要写上几个字:自白、悔过、声明脱离关系……” 吴敏用力啐了他一口:“说别的都没用,你看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他勃然变色:“不识抬举!”又咬牙想了会子,问我:“你哪,随你决定吧!” 我蓦地生出个念头,决定迷惑敌人,营救同志们。哪怕因此牺牲自己呢!于是我说: “你把他们全部放走,我留下就是了!” “好!一言为定!” “小陈!你……”吴敏刚要说话,立刻就被推搡着带下去了。我和蒋毅敏面面相对,僵持了足有十分钟,谁也不讲一句话。最后他说:“你先休息休息吧!”就走了。 中午,有人给我送来一张便条,上面写着:“你到镇南的坟地去看看吧!”顿时,我险些晕倒,吴敏曾经讲过的话——“对敌人存的只能是戒心,警惕!不能有一忽粗疏、一丝的天真。”这时又在我耳边响起。镇南坟地不是农民处死蒋毅敏的父亲的地方么!我朝镇南疯狂地奔去……我眼前是一片血肉模糊的尸体,当看到吴敏那条经常束在腰间的皮带的时候,只觉得眼前一片黑,我倒下了……突然耳边响起了蒋毅敏的喊声: “舜英,你发疯了?干吗到这儿来……” 我站起来,迎着他走去,掏出了高级指挥员给我的手枪,瞄准蒋毅敏。他惊疑地站住了。 “舜英,你,你……这是干什么?……” 我从紧咬的牙缝中进出了三个字:“***!” 我扣动扳机,放了我的第一枪。 入夜了。数点灯火在窗外闪过,旅客们都进入了梦乡。列车载着不同的人们美好的梦幻、向往、回忆向前奔驰、奔驰。只有铁路公安警察,在车门口静静地伫立把守,在车厢里,轻轻地走动,保护列车上的人们的一切美好、宝贵的东西,也包括他们的甜梦和回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