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到端午节，人们就会想到屈原，想到伍子胥，以及其他附会于这个节日来源的诸多说法。从这些流传的故事中，可以看到中国老百姓最善良的心愿。总结起来，无非两端：一是同情弱者，二是反感强权。屈原很爱楚国，楚怀王却听信贵族子兰的谗言，将他流放；伍子胥为吴国立了大功，吴王夫差中了太宰嚭的离间计，赐剑勒令其自杀。老百姓拿这些暴虐的帝王，没有办法，但是，通过群众聚会的方式，就在五月五日这一天，划龙舟啊，包粽子啊，插艾蒲啊，纪念这些受冤被屈的人物，却是可以做到的。于聚会中，既表达他们对于邪恶的反抗，对于暴行的鞭挞，也表达他们对于正义的支持，对于美好的向往。这种属于老百姓的节日，自然受到老百姓的欢迎。

    其实，五月五日的端午节，确是早已有之的。据出土文物考证，早在史前，吴越一带就有类似的祭祀活动。后来，相沿成习，渐渐遍及全国各地。进入初夏的这个节日，能够盛行不衰，除了这个节日的传说故事外，某种程度上也是人们对于大自然的认识逐步深化所致，才出现这种以追求健康生活为主旨的群体活动。据徐珂《清稗类钞》的《时令》篇：“京师谚曰：‘善正月，恶五月。’”善和恶，说明京师的老百姓视季节的变化、气温的高低，对于人体所产生的作用，非同小可。因为大地回春、万物萌生的同时，传播疾病的蚊蝇、伤害人畜的虫虺、肆虐街坊的鼠鼬、横行草丛的蛇蝎，也在大量地繁殖孳生，势必影响到人类的正常生活。这大概便是京师人认为“善正月，恶五月”的原因所在了。

    北京的春节前后，是北京最冷的季节。大家等于生活在冰箱里，食物、饮水、起居、行止，在低温状态下，安全系数较高。而到了端午节，北京开始入夏，第一因多雨而潮湿，第二因高温而燠热。这是最适宜病毒、细菌、微生物、寄生虫的生存环境。于是，时疫之流行，瘟病之传染，便是可想而知的事情。这几年间，SARS也好，甲型H1N1也好，都发生在春夏之交，即是例证。因此，没有任何防范能力的古代社会里，进入炎夏之前，人们选一个日子，搞一下个人和环境卫生，并约定俗成，成为制度。古称五月为毒月，五日为恶日，那么就在这天，全民族大搞卫生，实在是大有必要的。

    据清人顾禄所著的《清嘉录》，这部记述苏州风土的杂著，以月为序，以节令为题，谈到“端五”这个节日时，也着墨于讲究个人卫生，提倡清洁环境，丝毫不涉及这个节日的古老传说。其实，苏州与伍员的因缘至大。一直到今天，系他建造，以他命名的胥门尚存，为市区繁华所在，可顾禄文中只字未提这个节日与伍子胥的关系。而是着重于“五日，俗称端五。瓶供蜀葵、石榴、蒲蓬等物，妇女簪艾叶、榴花，号为‘端五景’。药市、酒肆，馈遗主顾，则各以其所有雄黄、芷术、酒糟等品。”又引长、元、吴《志》：“端午，簪榴花、艾叶以辟邪。”江、震《志》：“医家亦以雄黄、衣香送于常所往来之家。家买葵榴、蒲艾，储之堂中。”菖蒲和艾草，都是芬芳类植物，具有驱虫杀菌的效能，所以古人都要在这一天储存这类草本植物，用来防病抗毒。在古籍《夏小正》这部书里，就有“此日蓄药，以蠲除毒气”的说法。

    《清嘉录》中的《雄黄酒》一节，更写出来端午节的要义，压根儿就是清洁卫生。“研雄黄末，屑蒲根，和酒以饮，谓之‘雄黄酒’。又以余酒染小儿额及手足心，随洒墙壁间，以祛毒虫。蔡云《吴歈》云：‘秤锤粽子满盘堆，好侑雄黄入酒杯。余沥尚堪祛五毒，乱涂儿额噀墙隈。’”虽然，雄黄，即硫化砷，可以做成砒霜，为有毒的矿石药，绝对不可饮用。但在科学不发达，医学不先进的古代社会里，人们为了避虫避瘟，消毒驱邪，敢于使用雄黄，也说明老百姓求洁净之意，讲卫生之心，是如何关切了。

    端午节又叫粽子节、龙舟节，还有叫女儿节、诗人节的，其实，说是卫生节，也许更合其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