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年轻人，几乎不知道“私塾”是怎么回事了。

    偶尔在古装片中，描写纨绔子弟不好好念书，背不出书时的吭吭哧哧，吃板子，打屁股；还有那么一位被作弄的冬烘老先生，以丑角出现，逗人发噱外，了解私塾和塾师者已不多了。

    “私塾”，其实就是私学，是旧时由家庭、家族办的一种学校。凡不收费者叫“义学”，属公益性质。凡集资或摊派延请塾师，或由塾师自行开馆者，则是私塾。无论前者或后者，差不多都是一位塾师，课以几个或十来个蒙童，主要是以识字为主的非官办学校。甚至到了民国年间，公立学校未普及的穷乡僻壤，这类私塾还是传播汉文化的主力。

    主要就是认字，加以背诵，幼年班课本有《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中级班课本则有《四书》、《古文观止》。还有一些辅助读物，如《增广贤文》、《幼学琼林》、《唐诗三百首》之类。根本不讲究教育方法，有一条准则：“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有状元徒弟，没有状元师傅”。认字，朗读，默记，背诵，摇头晃脑地“之乎者也”，甚至要求倒背如流。老实说，古汉语对于现代大学生来讲，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何况那些蒙童。所以，不那么注重讲解，是不是有的塾师自己也稀里糊涂？

    但这种填鸭式的，完全依靠死记硬背的教育方式，也不能一笔否定。对学生的作用，那就要靠读了多年以后的融会贯通了。中国古代那么众多的大学问家，谁不是从这种学塾里读出来的呢？他们读的许多古籍，都是小时一篇篇背出来，而终身不忘的。

    后来，我在写作《莎士比亚传》的时候，从收集的资料看，中世纪的英国对于儿童的启蒙教育，其方式似乎和中国的私塾大同小异。幼年的莎士比亚要在天不太亮的时候，就到学校坐在课桌前去，捧着“角书”（用磨薄的角质物保护住的课本）念拉丁文，背拉丁文。也是用强迫记忆这一套。

    若是不能滚瓜烂熟地背出课文，中国也好，英国也好，惩罚也差不多的。中国叫戒方，英国叫教鞭，不是打手心，就是打屁股。这种囫囵吞枣，不求甚解的教学方法，伴之以体罚，当然是不足取的。但是，我相信若干世纪以来，古人们能一成不变地采用这种手段，从儿童启蒙开始，就把一些基本的道理（无论中国或英国，教科书的内容总是要体现一个时代的主流精神和社会的道德规范以及做人的准则），用强迫灌输的办法，使其刻骨铭心地印在脑海里熟记不忘，这种谆谆教诲，不是没有道理的。

    现在几乎不大提倡背诵了，能够滚瓜烂熟地背出几篇古文、古诗词者，已不多见。最近唐宋诗词吟唱会，重又唤起人们学习和背诵古典文学的热潮，实在是件很好的事情。所以，背诵，还是读书的一项基本功。

    教育对于社会的精神建设作用，毋庸讳言。我不敢武断古人皆是礼义廉耻之辈，但相对于今天商品经济冲击下，拜金主义泛滥，那时的社会空气大概要净化一点。如今那些见利忘义，罔顾一些最基本的做人准则的人，大概和脑子里除了钱之外，什么东西都未留下的空洞状态，是有关系的。试想在“文革”期间，交白卷者成了勇士，连书都不念，还能死背硬记什么呢？

    所以，从儿童开始，熟读，不能说不是一种有效的教学方式。到现在已不是儿童的成人，也应该补上这一课。否则，连一些最起码的为人之道，都置之脑后，一个劲地往钱眼里钻，除了钞票以外，四六不懂，五谷不分，六亲不认，乌七八糟，这社会进步又从何谈起呢？

    用背诵的方法，多读一些好书，多记住一些精彩的诗文，使脑海里多一些我们五千年的中华文明。文化提高了，生活充实了，思想升华了，情感高尚了，那岂不是有益于个人，更大有益于社会的好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