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陆绩——直至临死仍把自己称作“有汉志士”一样。(《吴书》 陆绩传) 如果刘禅在诸葛亮的辅佐之下――就像张温所比拟的,高宗在傅说辅佐下完成殷的复兴、成王在周公辅佐下平定天下――真的完成汉室的复兴,那么,孙权置于何地?从孙权的立场看,张温使蜀的这一系列表现,确实有违政治正确。所以,陈寿说孙权“阴衔温称美蜀政”,虽属臆断之语,但若将张温使蜀的表现放在吴蜀政治关系中看,这个结论应该是无须臆断而一目了然。“恐终不为己用”,孙权可能据此而认为张温在政治上对自己并不认同,而他又“声名大盛,众庶炫惑”,那就可能影响到孙权在江东的基业了。 这应该是孙权废黜张温的主要原因。不过,这又是一个不能明说的理由。如果明确地以张温使蜀的那些表现作为罪证而废黜他,这又会影响吴蜀关系。孙权在废黜张温的令中,泛泛地列举了五六个方面的罪证,而对于使蜀的表现,却只提到殷礼一事。孙权所列的罪证,大多为意图的推断,而不是确凿的事实。孙权将张温与塈艳案扯在一起,按清人何焯的看法,是“欲移众之怨艳者,使之怨温”。(《义门读书记》卷二十八 吴志 中华书局1987年6月第1版)这样,废黜张温这样的江东大姓而不会引起其他人的疑惧。称美异国,在政治上是一件非常忌讳的事。在孙吴的历史上,还有一个类似的例子。吴元兴元年(264年),也就是蜀汉灭亡后的第二年,司马昭想趁灭蜀之势,令吴归顺,派前吴降将徐绍、孙彧使吴。次年三月,吴主孙晧遣使随徐绍、孙彧北上报聘。吴魏又开始通使。但徐绍行至濡须后,又被孙晧召回杀了,家属亦遭流徙。后有说法传出,徐绍被杀的原因是“称美中国者故也”。(《吴书》 三嗣主传 原文为“始有白绍称美中国者故也”) 张温使蜀是联盟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张温使蜀时,蜀人“甚贵其才”,而张温归去后不久即被废黜。这自然会引起蜀汉方面的关注。诸葛亮听说后,竟会“思之数日”!诸葛亮应该不会不从两国政治关系的角度来看此事吧。张温使蜀后被废一事,反映出吴蜀虽然恢复联盟,但两国的政治关系仍是一件复杂而微妙的事。 《蜀书》邓芝传在张温聘蜀一事后写道,“蜀复令芝重往”。诸葛亮派邓芝再赴江东,应该与张温被废一事有关。张温使蜀后被废,可能会让诸葛亮担心联盟出了什么问题。所以,他派邓芝再赴江东,以期巩固联盟。 邓芝传载: 权谓芝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乐乎!”芝对曰:“夫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如并魏之后,大王未深识天命者也,君各茂其德,臣各尽其忠,将提枹鼓,则战争方始耳。”权大笑曰:“君之诚款,乃当尔邪!” 邓芝再次使吴,双方开始触及政治关系。孙权希望,两国对等并立成为一种常态。即使是在灭魏之后,也是“二主分治”。对于蜀汉来说,在现实的政治军事斗争中,需要维持与孙权的联盟关系,但在政治立场和政治论述中,却不能接受两主对等并立。“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天命是帝业的最高依据。蜀汉把自己定位为汉室的继承者,汉室仍享有天命,这个政权才有合法性。天命不可能一分为二,大地就不可能“二主分治”。对蜀汉来说,消灭曹魏之日,便是汉室复兴之时。那时,如果孙权未能深识天命,顺应天意,双方再“提枹鼓”而战,以正天命(注:邓芝此话的语意,很像张仪对赵王说的,“愿以甲子合战,以正殷纣之事。”)。邓芝的答辞,在坚守本国政治立场与维持联盟关系二者之间,把握着一个恰当的分寸,话讲得理正而率直。孙权也当面表示欣赏他的坦率。所以,他在给诸葛亮的信中说,“丁厷掞张,阴化不尽,和合二国,惟有邓芝。”(《蜀书》邓芝传。 另,阴化为人名,见蒋琬传;“丁厷掞张,阴化不尽”,意谓丁厷言多浮艳,只是一味渲染联盟之间的友好而不触及实质性的问题,阴化则过于谨守本国政治立场,因而都不能坦诚地交流。) 吴蜀刚刚恢复的联盟关系,未受张温被废一事的影响,三国关系的大势却为之一变。曹丕因为孙权绝魏而和蜀,乃于魏黄初五年(蜀汉建兴二年,吴黄武三年,公元224年)大举兴师伐吴。次年三月,又大举伐吴。曹魏的主要军事压力指向了孙权。孙权受此压力,对于联盟的需要也就进一步增强。诸葛亮却得以腾出手来,解决南中叛乱的问题。 建兴三年(225年)三月,也就是曹丕第二次大举伐吴时,诸葛亮率军南征四郡。诸葛亮南征时,孙权将早先安置在交、益界首的刘璋之子刘阐召还江东。据《蜀书》陈震传,建兴三年,陈震“奉命使吴”。诸葛亮南征、陈震使吴与孙权召还刘阐,这三件事应该存在一种联系。吴蜀关系敌对时,孙权将刘阐置于交、益界首,与蜀汉南中的反叛相呼应。诸葛亮南征,必然会因刘阐而触及吴蜀关系。他派陈震使吴,应会交涉此事。召还刘阐,可以算是孙权履行联盟义务而表现出的一种善意。对于蜀汉来说,南中诸郡少了一个外部干扰因素。蜀汉已开始从联盟关系中受益。 该年十二月,南中平定,诸葛亮回到成都。从南中归来后,诸葛亮又派费祎为昭信校尉出使江东,董恢以宣信中郎将为副使。其时,诸葛亮主政已有两三年,蜀政渐渐理顺,南中已然平定。诸葛亮“乃治戎讲武,以俟大举。”(《蜀书》诸葛亮传)他已开始筹备北伐。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诸葛亮派费祎使吴。费祎原为黄门侍郎,诸葛亮派他使吴时的头衔是昭信校尉。昭信二字,意谓孙权履行同盟义务,信用已昭。费祎此行,应该会对孙权召还刘阐一事表示肯定,总的目的还是巩固联盟,以利蜀汉马上就要开始的北伐。 蜀汉建兴四年(魏黄初七年,公元226年),魏文帝曹丕病死。次年春,诸葛亮北屯汉中,开始着手北伐。联盟被纳入北伐的政治大势。蜀汉的北伐诏书中写道:“吴王孙权同恤灾患,潜军合谋,掎角其后。”(《蜀书》 后主传注引《诸葛亮集》)蜀汉建兴六年(吴黄武七年,公元228年),诸葛亮出兵攻祁山;该年冬,又出兵攻散关。这年五月,吴鄱阳太守周鲂试图以伪降诱击魏将曹休;八月,孙权亲至皖口,遣陆逊督诸将大破曹休于石亭。对蜀汉的北伐事业来说,作为同盟的孙权确实发挥出了“掎角其后”的作用。 但联盟间终究要面对一个棘手的政治难题。蜀汉建兴七年(吴黄龙元年,公元229年),孙权称帝。《汉晋春秋》载: 是岁,孙权称尊号,其群臣以并尊二帝来告。议者咸以为交之无益,而名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