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帝国在巴蜀

本书以三国时蜀汉政权的兴衰脉络为主线,以流畅的笔触激活那段历史,在一个生动的历史流程里,凸显出那些人与事的意义,在一部断代史的著述里照应“通古今之变”的史学追求。本书内在的骨架是一种回环式的梳理从蜀汉集团的政治论述中厘清其政治定位,以政治定位为参照...

作家 饶胜文 分類 军事 | 25萬字 | 100章
第 52 章
    的若干重要据点,以此提领起江南的形势,规复武陵、零陵,从而改变自身客军孤悬的处境,重新在荆州站稳足根,再图变化。孙桓被攻时,江东诸将有救援之议,被陆逊拒绝;陆逊的决定基于他认为孙桓应能守住夷道。但这则材料也显示孙桓所部兵力确实相对较弱。蜀军全力强攻是有可能攻下的。如果确实认为连夷道城都难以在短期内攻拔,刘备就应该向峡口方向收缩兵力,日后再作他图。但刘备北不强攻夷陵,南不强攻夷道,被吴军卡在崎岖的山岭间,形格势禁,却指望湘西形势的改观带来整个战局的改观,以至于让数万大军在盛夏时节暴晒于长江流域酷热的艳阳下,兵疲意沮,坐等随时可能降临的毁灭命运。这是刘备在猇亭惨败的战略方面的原因。

    陆逊察见刘备战略意图的变化,捕捉到了发动反攻的战略契机。“乘流断围”则是将这一契机的效果发挥至最大。蜀汉水军未敢越夷陵东下,则夷陵以下长江江面的侦谍与警戒势必付之缺如,所以陆逊能自由地运用其水上力量,将吴军投送到他选择的要点,发动进攻。这可以保证吴军针对蜀军不同营寨的进攻同时发起,将反攻的突然性发挥至最大,从而达成奇袭的效果。陆逊传中所言“通率诸军同时俱攻”,即显示出陆逊抓住了这一要点。这一点对于反攻的最终结果来说非常重要。吴军若不能保证反攻同时发起,蜀军在察觉吴军的反攻意图后,仍有可能从寄望于武陵蛮夷从南侧一掎的懈怠状态中恢复过来,那样的话,吴军势难获得令蜀军顷刻间全面崩溃的战果。“乘流断围”的另一个效果是切断蜀军战线的完整,各个击破。我们能看到的材料中,吴将朱然的反攻即为显著的一例。《吴书》朱然传载,“(朱)然督五千人与陆逊并力拒备。然别攻破备前锋,断其后道,备遂破走。”可知朱然所部投入的反攻点就起到了切断蜀军前锋张南所部与刘备猇亭大营之间联系的作用。至于火攻,一是用以破寨,二是加剧奇袭所引起的惊恐与混乱。蜀军前敌总指挥冯习、前锋都督张南当场被斩,刘备本人在怆惶之际登上马鞍山,“陈兵自绕”。蜀军“前后五十余营”,吴军反攻之日,即“破其四十余营”。可知蜀军在遭遇反攻时整体上处于一种非常混乱的状态,指挥系统完全失灵。这是蜀军在顷刻间崩溃的战术方面的原因。

    那么,陆逊所说“臣初嫌之,水陆俱进”,是在担心哪种情形呢?陆逊既然对蜀军初下时的锐气作充分的估计,那么,在他看来,蜀军若凭着这股锐气,从夷陵起即以水陆协同一路强攻,这至少是一种需要认真对付的局面。战事或有利钝,结果则未可知。日后西晋灭吴时,王濬下三峡,即以一路强攻,破竹而下。王濬于太康元年二月戊午日(二月初一,公元280年3月18日)破秭归、庚申日(3月20日)克西陵(孙权改夷陵为西陵)、壬戌日(3月22日)克荆门和夷道、甲戌日(二月十七,4月4日)即克江陵。其中以攻西陵时的战况为最激烈。但是,刘备却没有采取这种战略,他越过夷陵东下。这样,陆逊只要坚守夷陵,便犹如面向蜀军竖起一面板斧,蜀军愈是深入,军势之被割裂也便愈深。所以,陆逊看到刘备“今反舍船就步,处处结营”,便觉江东可以高枕无忧了。

    第十一章 永安托孤

    毫无疑问,永安托孤是蜀汉政治的一个转折点。刘备去世,诸葛亮主政,其间的衔接便是永安托孤。因此,理解永安托孤,可以说是理解蜀汉政治变迁的一把钥匙。

    举凡托孤之事,因为涉及宮廷秘辛,权力布局,往往透着一种诡异。因此,围绕托孤产生各种议论和猜度,原也不足为怪。然而,在历史上,没有哪一次的托孤像永安托孤这样引发如此之多的争议。论者大多从心术权谋的角度去揣度刘备的话意,反而忽视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永安托孤究竟托了什么?

    刘备在章武二年(222年)闰六月兵败于猇亭,收兵还鱼复,改名为永安。此后,直到章武三年四月病逝,有将近十个月的时间,刘备一直呆在永安。

    其间,蜀汉一度增强永安的兵力。据《云别传》载,赵云原本留督江州(今重庆),刘备兵败后,赵云“进兵至永安”。另据马忠传,“先主东征,败绩于猇亭,巴西太守阎芝发诸县兵五千人以补遗缺,遣忠送往。”可知刘备在兵败后曾征兵以增补永安。增兵的原因,开始可能是由于吴军尚在追击,为应付可能的后续战事,需要增强兵力。“秋八月,收兵还巫”。吴蜀之间的战事基本平静下来。九月,孙曹交恶,曹魏兴师南下。刘备屯兵白帝,可能是在观望局势变化。十一月,“吴王使太中大夫郑泉聘于汉,汉太中大夫宗玮报之,吴汉复通。”吴蜀关系开始缓和。

    不过,这时候,刘备的病情开始严重起来。日后他在给后主的遗诏中说,“朕初疾但下痢耳,后转杂他病,殆不自济。”军事上的惨败给他精神上的打击是可以想见的。最迟在这年十二月,刘备病重的消息已经不是永安宫里的秘密。先主传载,“冬十二月,汉嘉太守黄元闻先主疾不豫,举兵拒守。”这时候,刘备开始考虑后事,他将诸葛亮从成都召至永安。章武三年二月,诸葛亮到达永安。三月的时候,黄元的叛乱在成都方面一度引起危机。杨洪传载,“时亮东行省疾,成都单虚,是以元益无所惮。”杨洪辅佐太子刘禅处理了这场危机。

    章武三年(223年)四月二十四,在蛰居白帝城十个月之后,在诸葛亮到达永安两个月之后,刘备终于病重不起,殂于永安宫,时年六十三。临终遂有托孤一事。

    托孤一事,陈寿在先主传中只记了廖廖几笔:“先主病笃,托孤于丞相亮,尚书令李严为副。”李严传中的记述差不多同样简单:“三年,先主疾病,严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辅少主。”托孤的细节主要见之于诸葛亮传。

    章武三年春,先主于永安病笃,召亮于成都,属以后事,谓亮曰:“君才十倍于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先主又为诏敕后主曰:“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

    后世论史者多从诸葛亮传中的这段记述去琢磨刘备托孤的内容。最让后世费尽思量的,莫过于刘备对诸葛亮所说的“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这八个字。千古以来,正是这八个字,激起人们的种种猜测和解读。解读的结果是毁誉参半,誉之者往往盛赞其君臣无猜,贬之者则谓刘备至死都在算计诸葛亮。这些解读多为一叶遮目,不见泰山。遮住眼睛的,与其说是那八个字,不如说是思维中对心术权谋的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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