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的道理,鲁肃却“厉声呵之,辞色甚切”,关羽也使眼色让那人离开谈判现场。这一细节显示出当时谈判辩论的焦点是围绕功劳,而不是德行。 韦昭的《吴书》对益阳的谈判现场有更细致的描述。 肃欲与羽会语,诸将疑恐有变,议不可往。肃曰:“今日之事,宜相开譬。刘备负国,是非未决,羽亦何敢重欲干命!”乃趋就羽。羽曰:“乌林之役,左将军身在行间,寝不脱介,戮力破魏,岂得徒劳,无一块壤,而足下来欲收地邪?”肃曰:“不然。始与豫州观于长坂,豫州之众不当一校,计穷虑极,志势摧弱,图欲远窜,望不及此。主上矜愍豫州之身,无有处所,不爱土地士人之力,使有所庇荫以济其患,而豫州私独饰情,愆德隳好。今已藉手于西州矣,又欲剪并荆州之土,斯盖凡夫所不忍行,而况整领人物之主乎!肃闻贪而弃义,必为祸阶。吾子属当重任,曾不能明道处分,以义辅时,而负恃弱众以图力争,师曲为老,将何获济?”羽无以答。(《吴书》 鲁肃传注引《吴书》) 韦昭的《吴书》乃孙吴国史,它对那场危机的叙述必须与孙权袭荆州后对该事件的政治定性保持一致,也就是与借荆州的说法保持一致。它反映出的是江东的立场和认识。江东认为,它即使不是得到整个荆州,至少也应该得到较多一些的地盘,最主要的理由居然是强调江东为在荆州挫败曹操作出了最主要的贡献。就连关羽为刘备在乌林之役(赤壁之战)中的贡献所作的辩护,都被鲁肃驳斥得“无以答”。 按鲁肃的说法,“豫州(刘备)之众不当一校,计穷虑极,志势摧弱,图欲远窜”,那么,他对赤壁之战作出的贡献也就聊胜于无。虞溥的《江表传》还记述了一个江东流传的刘备欲远窜苍梧投吴巨的说法(注:详见第三章第三节 孙刘联合抗曹)。这无异于在说,赤壁之战后曹操退出荆州大部的局面,是江东单方面对曹操胜利的结果。这也就等于是在否定赤壁之战是联盟共同抗曹的一场战役。 随便说一下,赤壁之战是江东单独对曹操赢得胜利的一场战役,这在后来的孙吴成了一种定论。陆逊将“破操乌林,败备西陵,禽羽荆州”(《吴书》 陆逊传)列为孙权的三大武功,陆机在《辨亡论》中更是将此役当成江东历史辉煌的一页盛赞不已。而在蜀汉方面,尽管其政权的合法性建立在讨曹灭贼的基础上,但在其重要政治文献中,对于赤壁之战这样一场让曹操遭受最大挫折的战役,提都不曾提及。 于是,我们看到,从起初的交涉,到后来的谈判,江东方面为讨要荆州,表达出一种很奇怪的逻辑:最直接的理由是“借地”的说法;而最主要的理由却是江东在赤壁之战中的贡献。二者含糊地交混在一起。 孙权要从“借地”入手,因为他确曾借地给刘备。因为有当初的“借地”,所以“讨还”也就成立;但是,仅仅讨回他借给刘备的土地,并不能令他满意。因为只有南郡是他借给刘备的,若只讨回南郡,孙权在荆州所占的地盘仍比刘备少,而且,在刘备已经占领益州的情况下,南郡夹在益州与荆州的江南四郡之间,并不是一种安全的态势。鲁肃的谈判辞令中,只说到“但求三郡”,而不曾提到南郡。 强调江东在赤壁之战中的功劳,则置换了“借”的内容。当初刘备占领江南四郡,并未征求孙权的意见,也无须征求孙权的意见,因为那些地盘原本不是孙权的。在京口,孙权也承认了刘备对荆州四郡的占领。强调江东在赤壁之战中的功劳,暗示整个荆州都应是江东的胜利果实,因而刘备在荆州占领的所有地盘都可以算是孙权借给他的。按这个逻辑讲下来,孙权求取荆州三郡而不只是南郡,才站得住脚。 在谈判中,江东否定赤壁之战是联盟共同抗曹的行动,表明联盟关系已恶化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那么,当孙刘双方为荆州地盘而发生矛盾时,为什么江东会不惜将矛盾上升到否定整个联盟关系的程度呢? 建安十三年,孙刘结成联盟以共同抗曹,在赤壁之战中挫败曹操,刘备得以收江南四郡,他得到了比孙权更多的地盘;建安十五年,双方巩固联盟以期更好地讨曹,孙权将南郡让给了他,刘备的地盘又增一郡。随后,刘备拒绝了孙权共同取蜀的提议,自己却以武力单独占领了益州。双方结成联盟抗曹时,孙权作出了较大的贡献;为巩固联盟以讨曹,孙权又作出了较大的让步。几年过去了,刘备确实从联盟关系中得到了巨大的收益,孙权却发现自己一无所获。在孙权对荆州地盘现状不满意的背后,实质上是对联盟关系的不满意。 联盟原本就只有部分的共同利益,只有阶段性的共同利益。联盟的共同利益是抗曹。但是,在抗曹的背后,孙刘的最终目标是不一致的。刘备的最终目标是复兴汉室――不管是汉献帝还是他本人代表的汉室;孙权的最终目标是成就江东新的帝业。江东新的帝业以“汉室不可复兴”为前提;只是由于“曹操不可卒除”这一现实,他与刘备才走到一起。所以,联盟的共同利益注定是阶段性的。 但是,在一定阶段内,抗曹这一共同利益却是确定的,并且是对刘备有利的。巩固后的联盟旨在讨曹灭贼。曹操之为贼,是为汉贼,那么,从讨曹灭贼的行动中所能衍生出来的政治主题只能是“匡辅汉室”。这意味着,联盟的政治主题――讨曹灭贼、匡辅汉室――更符合刘备而不是孙权的政治目标;这也意味着,在一定阶段内,是刘备而不是孙权的事业更能从联盟关系中受益;事实上,从建安十三年孙刘结盟到建安二十年危机爆发前,也确实是刘备而不是孙权从联盟中获取了更多的利益。这还意味着,联盟对刘备具有更积极的意义,而对孙权则只是权宜之计。 自孙刘结盟伊始,刘备所面临的基本情势就是:在各自最终目标不一致的前提下,孙刘双方只有阶段性的共同利益,这个共同利益就是抗曹、讨曹。联盟及其政治主题对刘备更为有利。基于这一基本情势,刘备比孙权更有需要去维持联盟,巩固联盟,以延长这个存在共同利益的阶段。 既要发展自身,又要维持联盟,刘备惟有在发展自己的过程中,比谁都更高举讨曹灭贼、匡辅汉室的旗帜,而不是背离它;为巩固联盟计,则应让孙权感到他也能从联盟中获益。上策是刘备自己积极讨曹,置曹操于被动,让孙权感到他能在讨曹的事业中谋得江东的发展――这原本是孙刘在京口巩固联盟时展望的前景。其次是当孙权要求分享利益时――譬如他派诸葛瑾求荆州诸郡――作适当的让步。 可是,他一方面以“不失信于天下”为辞拒绝了孙权共同取蜀的提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