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给我这位老朋友，写篇歌颂他的文章，是存在心中很久很久的事情了。 他姓骆，个子高，背微驼，所以我们熟人之间，原来管他叫骆驼，叫了几十年。后来，大家都一把年纪，儿孙满堂，也就不大好意思这样喊了。于是，改叫老骆，倒感到别扭。 绰号，是个挺怪的一贴膏药，只要粘上了，就不大容易揭下来。因此，没有下辈人在场，我们仍旧喜欢叫他骆驼，好像更亲切些。他无所谓，他从来不懂得计较，叫什么，他是不在乎的。因为从他的外形到他的心理状态，除了骆驼二字，再找不到更传神的词语了。因为，他这一生，像一头骆驼踯躅在戈壁滩里一样，永远一步一步地，不声不响地，负着沉重的载荷，往前行进。 公事，私事，国事，家事，不论什么事，只要放在他的肩上，他都默默地担负着，从不说不。 解放前，他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高材生，英文特棒，本可以到外国去的，地下党对他讲，你留下来吧，他就把船票退了。由于我们国家很长一段日子里，英文不吃香，他当然也跟着不吃香，到了“文革”那阵子，会英文，很倒霉，他也跟着很倒霉。等到改革开放，英文又走红，他老了，译书，视力不行，口译，体力不行，所以，只好在外国语学校里教外国人学汉语，顺便还教外国人打太极拳。 这很尴尬，因为，他不会功夫，还得现学现卖。 他给我解释：“可学校希望我能这样！” “不合适你，骆驼——” “一辈子都这么过来了。”这话倒也不假，因为，他的英文无用武之地，图书馆，资料室，总务处，行政科，信访组，三产办，人口普查，计划生育，什么没干过呀，只要领导一找他，“老骆啊……”他就明白，又要换办公室了。 八十年代初，他总算归口，到了一个能用他一技之长的地方。我跟他开玩笑，“骆驼！你这朵花含苞待放了几十年，肯定要结一个了不起的果实！”他苦笑，不语。后来，听他说，才知道语言也是在不停地发展变化中的，即使在英语的故乡，莎士比亚的词汇，也多少有些陈腐了。正如我们今天，碰上一位用文言文讲话的老学究，不但滑稽，恐怕耳朵是受不了的。因此，学院干脆要他教外国人汉语和太极拳了。 “生是把你给糟蹋了！”我为他叹息。 他反过来安慰我：“算了，不想那些，再说，有什么法子呢，就那样吧！” 看他那一脸无怨无悔的神气，我感到心悸。 我那时，很想复习一下早已生疏的英语，老先生教青年学子，嫌他落伍于时代，但辅导我这个正想学习莎士比亚的老童生，还是可以的吧！他是个热心肠的人，从教材到录音带，都给准备好了。还亲自上门面授，用不着我到老师家去，而且学费免收。不但一分钱不要，连一支烟也不要，只要一杯茶润润嗓子就行。纯粹义务，无偿服务，于是这番盛情，倒弄得我学不成了。不是我不想学，而是我不好意思学了。那时，到我家教了《李耳王》，再去学院教留学生的“人手足刀尺”，正好是城东到城西，他得多蹬一个小时自行车。 “算了算了，还是晚上我去你家得了。” “不行，我们家小孩多，太乱，绝对不是学外语的环境。” 于是我想只有彻底算了吧！“干脆，骆驼，等你告老还乡时再向你求教吧？反正，我复习英语，本来就是有一搭无一搭的事。” 他很遗憾，一再说：“无所谓的，你想得太多，人活着，总是你为我，我为你这样互相帮助的嘛！”可骆驼，总是愿意为别人尽一份心力，如果找到他，他绝不拒绝，好像他是个不大懂得说“不”的好人。而别人不论怎么难为他，作践他，他也是能忍则忍，自我调节。那回，要他管计划生育，他为难了，机关里的女同志，还好说，遵章守纪，让不生，就不生，连人流都不用做，而附属的印刷厂里那些女工，任务不重，便性欲发达，性欲发达，便顾不上服药戴套，老是要突破指标，总是围着这位老知识分子纠缠。他终于找到领导，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说不，也是最初和最后的一次，向领导表示出宁肯辞职也不干的意愿，要求换一位女同志来管。 领导问他：“老骆，为什么做计划生育工作，就一定要女性呢？” 骆驼想想也对，是啊，为什么男人就不能管？他就没有再说话，转身走出来了。后来，领导再三在会上表扬骆驼，到底受党教育多年，指到哪，打到哪，让干啥，就干啥，小我服从大我，心中装着全局。我听说他这件事后，对他说：“骆驼，幸亏现在不烧窑了，否则，你还得做一回张思德呢！” 我以为他一定会笑，但他面部，毫无表情。 那时，他调到外语学校，还以为他是烦腻了他抽屉里的避孕器具，和对那些不肯结扎的女人无能为力，才离开单位的。其实，不完全是这样，那是表面原因。时光的流逝，使老骆意识到，再不一搏的话，也许上帝不会再给他机会了。于是，打心眼里是想振作一次，无论如何，他有那一肚子圣约翰的英文，就像他拥有莫邪干将，终其一生，未能出匣而一展青锋，不能不说是憾事。正好，他早先的圣约翰大学时代的同学，现在还在一个重要部门负责；一次校友聚会，知道他在管计划生育，以为他大概用他高深的外语知识，为我们国家引进什么有关人口发展方面的先进经验呢！等到了解他不过在给男人发避孕套，给女人们发避孕药，就说了一句：“老同学，你还是归队吧！” 很偶然的，他踏上新的工作岗位。骆驼一走，原单位的领导就别提那个懊悔了。这世界上还能找到这样模范的干部吗？他听话，他服从，他驯良，他安分，他老实，他随和，他规矩，他具有这方面所有形容词的好品格，好到让人觉得他有些呆，有些克己复礼。 因为有这么一个来头，新单位的领导，对他也另眼相看，可他不是那种会拉大旗作虎皮的人物，吹吹拍拍，就更是无能了。其实，语言的一时落后于时代，不是什么可怕的，无可挽救的事情，到那个国家去住上一年两年，在那种语言环境里，自然而然就会迎头赶上的。正好有这么一个伦敦大学的进修名额，恰巧系里也意识到他去进修一下的话，对教学方面无疑会是一把好手。 就在他作准备的时候，院里一位领导找他，并和他商量，请教他怎么办才好？他本来一句话就打发的事，“你是领导，我又不是你的领导，跟我什么相干？”可骆驼永远是引颈就戮的架势，他的思维定式，就是立正，接受命令，向后转，执行任务，没有二话。原来，别的系里，有一位女教师刚离了婚，情绪极不稳定，上阅读课时，读到《简爱》里那位女主人公暗恋的伯爵，他老婆出现时，应该不至于如何激动的，她在课堂上昏厥过去了。 “这怎么回事？” “受刺激太深。”老骆回答。 “应该怎么办才好？是不是改换一下环境？” “这是个主意！”老骆还未觉察到自己进了圈套。 然后，图穷而匕首现，要他把这个进修名额，让给那位刚离了婚而精神承受不住的女教师。 老骆当时可以问一声：“你考虑她的精神承受能力，就不怕我受不了吗？”但我知道，你借给他胆子，也不敢说出嘴的，而且，我还相信，像他这样的好人，连腹诽，也不会有的。 他太太，他儿女，还包括我，都力主他去找那位圣约翰的老校友，讨回一点公道。他说算了，既然领导这样安排，总有他们的考虑。是啊，《简爱》才读到三分之一，她就昏在课堂上，往后再读下去，不得自杀啊！ 他夫人说，你就自杀一回给他们看看！ “受党教育多年，咱们怎么能干那种事！”他说这话时，很正经八百的。 “二百五——”他太太说。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错过这次机会，他的英语，始终还停留在二战或二战以前那种时代氛围里，显然不合时宜了。再说他不可能总是五十多岁，终于离开学院，和粉笔、黑板，以及太极拳，拜拜再见了。 他特地跑来找我，“老李，你还想拣起你的英语吗？这回我可是全天候的有时间了。” 我望着他那张无邪的面孔，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像他这样为工作尽心，为领导尽心，为朋友尽心，为老婆孩子尽心，为所有需要他的人尽心者，大概已经不多了。不过我那时接手主编一份刊物，忙得臭要死。虽然有人以为我谋得这份差使，不知多么优哉游哉，羡慕得直掉哈喇子。其实天晓得，奔稿件，奔订户，奔员工福利，耽误写作出书不说，连这样一个学英语的天赐良机，也只好眼巴巴地放弃。但我仍旧非常感动，他居然一直把我这件事放在心上，可我连书本和录音带，都不知放到何处了。 不几年，刊物无疾而终，奉命关张，而不知为什么，一时间竟提笔踌躇，欲说还休，失去了任何写作兴致。于是我拿起电话找骆驼，还不如重圆旧梦吧！识得一点外文，免得被那些假洋鬼子，唬咱们一愣一愣的。铃响了半天，才有人来接。我半点也没夸张，从听筒里传来的声响，如果不是菜市场的喧闹，也是百货大楼的人声鼎沸，我还以为拨错了号码。接电话的是一个小女孩，“哈啰——”奶声奶气，想必是老骆的第三代传人了。 “找你爷爷接电话！”我说。 她用英语夹着汉语告诉我：“Mygrandpa上班去了。” “谁呀？”老骆的老伴接过电话。 “我呀，大嫂，”我通报了姓名，她自然认识的。我问她：“怎么回事？你们先生几年前不就退下来了吗？” “外语补习班又把他找去帮忙，他闲着在家没什么事，我就让他去了，正好在你们家附近不远。” 这我才想起，从电话里传来的嚣杂声响证明，今天是礼拜六无疑，补习班自然是在业余时间上课的了。“好吧！我这就去找他老人家去——”放下电话，就去找他。一路琢磨，老骆重作冯妇，其中必有隐情，想来想去，无非两端。想必是米珠薪桂，经济拮据，不得不去补差，找点外快，改善改善伙食了；继而一想，也不对，物价虽然上扬，通货虽然膨胀，谅他也不至于像那位卖馅饼的教授，非在乎那有限的收入。因为他太太是会计师，略一顾问，或者兼职，便有高薪拿的。那么此公一是在家赋闲久了，害了一种老年人的常见病，生怕失落，生怕被人遗忘，又粉墨登场，回到舞台脚灯前面来了？ 细一想，又并不像，老骆生性良善，默默耕耘，只知为人民服务，而不知其他。那么老了老了，还不在家颐养天年，出来瞎折腾什么呢？我一到补习班，打听骆老师，好多人甚至不知其人。后来，我把他的身体特征形容了一下，被问者恍然大悟，你是问菜篮子啊！据说，他来补习班，就为买菜，只要上完课，他就去我们家附近的一间大农贸市场闲逛，另外一位职员，好心告诉我的秘密，“你到后面市场上去看看，只要看到谁的菜篮子最大，就是他。每天，他拿着他太太开的单子，要去转好几趟的。如果要评最佳丈夫，或者最佳家长，他准得金牌！” 尽管自由市场熙熙攘攘，推推搡搡，但他是不难发现的，因为他目标明显，也许他太为别人尽心尽力的缘故，达到“摩顶放踵”的自我牺牲程度，头发所剩无几，背也越发地驼了。我一下子就找到了他。老先生正和一个鸡贩子讨价还价，在买柴鸡；我同他招呼以后，一看他筐里，已经有了两只鸡，现在谈判买第三只，我问他：“你要开饭馆啊？” 他朝我笑笑，说不出什么快乐或不快乐的表情：“其实也差不多的意思，不是饭馆，也等于食堂。” “你儿女并不多嘛，至于买三只老母鸡，有人坐月子？” “哪里呀，就是平常吃嘛，这未必能吃得尽兴呢，不瞒你说，我们家和我们国差不多，其他方面一般，就是人口比较众多。”他是一个好干部，绝不说出格的话，可能觉得自己语带讽刺，有背他的做人原则，连忙解释：“因为我管过计划生育，在这方面多少知道一些。” “骆驼，像我们这一辈六十上下年纪的人，有三个两个孩子，是常事。但绝不会像你所说，有这么多张吃饭的嘴——”听他一算，我服了。他三个子女，前几年，乘以二，是六口人，加上他们老两口，正好一桌。现在乘以三，三三进九，还有乘以四的，“人家是洋媳妇，不存在计划生育的问题，敞开生。作家，你给我算算吧？” 这样以几何级数增加，肯定是一桌大人，一桌小孩的局面了。但他既没有表现出天伦之乐的喜悦，也没有什么人多成灾的苦恼，还是那么一种沙漠之舟的神气，原来在机关里是这样默默行进，现在背着这一大家人，仍是任劳任怨地朝前走，大概一直走，走下去，走到倒下为止了。 望着这位老朋友，我不知说什么才好了。 我给他一个建议：“你干吗买柴鸡，多费事呀，又杀，又烫，又煺毛的。不如肉鸡，十分钟就烂了。” “我又何曾不想这样，但有什么办法，他们不爱吃。”他给我看他太太开的购物单子，注明是柴鸡，要不超过三斤重的。买完鸡后，我陪着他去买韭菜，买大葱，还要打甜面酱，他一边买东西，一边对我说：“那个洋媳妇，还专门好吃地道的中国饭食，要吃韭菜合子，要吃大葱蘸酱。今天不是礼拜六嘛，吃了一天。不过孩子们并没有全回来，明天才是正日子，礼拜天从来是风雨无阻，全都回来看望我们老两口的，你说说，不多准备能行嘛！” 我看着老骆，大概面部的表情不怎么好看，他停下脚步，问我：“作家，你怎么啦？” “骆驼，我在替你想，明天晚间，八九点钟以后，儿子儿媳，女儿女婿，孙子孙女，外孙子外孙女，恐怕还不止一个奶声奶气说英语的混血儿，吃饱喝足，一抹嘴，统统告辞，大概还有吻别的洋礼以后。那一桌子上堆满了盘子碟子，筷子调羹，残菜剩饭，以及空了的酒瓶，可乐瓶，冰糕空盒，估计就是你们老两口收拾了——” “我以前告诉过你，我老伴打了一辈子算盘，手指不能沾凉水。” “天，就你一个人！” “有什么法子呢，也就只能这样了！”还是那种淡淡一笑。这时，他才想起问我：“你找我该不是给你补习英语吧？” “老不学艺了，这把年纪，还学什么呀！”我撒了个谎，然后笑着逗这位英语老师：“老骆，英语里的星期六，不是叫Saturday嘛！音译倒有点像杀头的一天，这对你很合适，看你从市场上买的这些鸡，这些鱼，为了明天的饭桌，这大菜篮子，真累得你跟杀头也差不多。” 他也乐了，随后他也感叹地说：“那么星期天的Sunday，该是买菜做饭伤脑筋的伤，张罗忙活伤精神的伤，打扫收拾伤力气的伤，最后人走楼空，冷冷清清又伤感情的伤心的一天了。” 听他这样一说，我觉得他不是那个有一点显得麻木的骆驼了。这一辈子，他未必不明白，不过，也许不想明白，明白了又能怎么样？握别的时候，他说：“就这么一回事，人活着，谁不是这样一步步地朝终点站走过去，作家，你说是不是？” 我望着这位老朋友，不由得觉得我们中国人的伟大，大概就伟大在这种在沙漠中只要不倒就走下去的骆驼精神上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