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章仲锷老师认识，是在一九八八年，那天秋天中国作协组织一个采风团去四川，十多天时间，走了四川很多地方，当时的交通还不怎么方便，比如去九寨沟，路途艰辛，不像现在的快捷方便舒适，那次行程，几乎一路都在汽车上颠簸，也因此记忆尤其深刻，印象尤其鲜活，至今没有被流逝的时光所湮灭。
其实路途曲折也不尽是麻烦，也有会额外的收获，慢，有时候也是一种快，行程慢了，一路上大家的互相了解互相熟悉就会深一些快一些，我对章老师的认识，正是从那一次开始的，许多细节，还在眼前，二十年前的事情，就像是昨天刚刚发生的。
章老师当时已经是著名刊物的著名编辑了，而我们这些刚刚开始走向文坛的新兵，看到章老师，很是敬畏，想和章老师多交谈几句，还有些忐忐忑忑，所以，虽然一路同行十多天，但因为自己的胆怯，还是错过了许多请教和靠近的机会。采风活动结束，我们各自回家，一些天以后，收到了大家互相寄发的照片，有好些是合影，其中就有笑眯眯的章老师，这些照片现在还留在我的相册里，虽然相册已经发黄，照片也旧了，但那一种感受却永远是新鲜的。
和章老师的结识，从那一次开始以后，应该是起来越密切的，他当编辑，又当刊物的领导，我可以给他投稿，这样的关系可以延续很多年，但事实上我却一直没有给章老师投过稿，因为他们的刊物有专门的编辑和我联系，我有稿子，都寄给责任编辑，就少去了和章老师联系的机会，但是没有联系不等于没有了解，许多年里，章老师对于作家们的关心和培养，尤其对于年轻作者的关注和扶助，都通过种种渠道，让我知悉，让我钦佩，让我时时在印象中回想章老师当年的风采。
打那以后，我和章老师几乎没有再共同参加像四川之行那样的小范围活动，但这并不是说，这许多年里始终就没再见到过章老师，有许多次的大会，我们都在会上，但是那样的大会，是不太适合深入浅出交流和了解的，在会场里看到，走廊上碰见，在餐厅里撞上，或者在可能的每一个地方，都会不期而遇，就会立刻停下来，互相招呼。但是这样的招呼，似乎是有点例行公事般的，因为对话总不外是你几时到的，你几时走啊，你都好吧，看到你的小说等等，再想深谈，就没有机会了，因为会上人多，很快又有别的熟悉的人走上前来，问候，招呼，说差不多的例话。
虽然像是例话，但这样的例话却是充满感情，充满滋味，是文人间的一种难得的精神交流，是一种程式化的个性解读，更是承载着时光的重负的。因为从这一次的例话到下一次的例话，也许就是几年，甚至十年，甚至更长时间。
就这样，许多年里，我和章老师的关系，就这样不快不慢，不紧不松地维系着。我想，这可能正是两个人的性格所致，这也正是互相最愿意维系的一种关系，看起来平淡，甚至有点淡漠，其实在心底深处，章仲锷这个名字，在我心里，就是一个信仰，一种力量，一种希望，他的自始至终对文学的贡献，他的自始至终对作者的呵护和推举，就是我们心里的温暖。
没想到的是，在距四川之行整整二十年以后，我在我的家乡苏州近距离地接触了章老师。在这之前，章老师来过苏州，而且不止一次两次，但我们没有见面，或者是他没有想打扰我，或者是他找过我而我正好不在苏州，于是又擦肩而过了。但是2007年秋天的这一次，我们没有再错过。那一天，章老师和他的老伴高桦老师一起来到苏州，在陆文夫先生创办的老苏州茶酒楼，我一走进去，一眼就看到了章老师，过了二十年，眼前的章老师，仍然还是印象中的章老师，还是当年的模样，沉稳，和蔼，淡迫。
原来，这一次的见面却是有缘分的，章老师的孙女儿即将和苏州的一个小伙子结成秦晋之好，章老师是来会亲家的，而他们的亲家，正是我苏州的一位熟人。虽然两个孩子都在国外工作，但他们打算把婚礼放在祖国，放在苏州，双方家长都为这个即将到来的幸福时刻，做着充分的精神和物质的准备。我也和章老师高老师相约着在婚礼上再见。
很快，那个好日子越来越近了，我也早早地收到了请柬，没有想到的是，这其间，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那头说，我是高桦，下面就几乎没有声音了，高桦老师几乎说不出话来，我当时心里就一沉，最后得知章老师因心脏病突然辞世，我很长时间不敢相信，不想承认，不想接受文坛失去章仲锷这样一个事实。
在孩子们的婚礼上，我应邀做了他们的证婚人，我说，希望你们用一辈子的时间，用心学好婚姻这门课。就像你们的章仲锷爷爷，他用了一辈子的努力，来经营他所热爱的文学事业，完成了一篇最完满最优秀的文章永远地留给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