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6年到1966年，我母亲去世已经整整二十一年了。1986年4月8日，我生孩子后的第十七天，母亲离开了我们。母亲去世前，替我的孩子取了名字，这是她为我做的最后一件事情。我孩子很小的时候，就把这件事情永远地记在心上了。在他慢慢地长大的过程中，也会有人跟他开玩笑，说，你改个名字吧，叫什么什么吧。我的孩子会很认真地告诉他们，不行，我的名字是外婆取的，不能改。那时候他还很小，根本还不能理解人的名字到底算是什么，更不知道大丈夫行不改姓坐不改名一说，但他已经认定了这一个理。为什么外婆取的名字不能改，谁也没有告诉过他，谁也没有向他灌输过这样的想法，但这样的想法就天生地存在于他的心中。我想，这是解释不清楚，也不用解释的。有一点是肯定的，我的孩子对外婆替他取的名字有一种特别的感觉。他心中始终有这么一个单纯而坚定的信念，我想，这也许是他对外婆的一种特殊的感情！家里来了新的朋友，或者不知道他的名字来历的人，我常听儿子告诉他们，我的名字是我外婆取的，我生下来十七天，我外婆就去世了。有一位退了休的医生告诉我儿子，医生说，你外婆那时候，躺在病床上，你妈妈将生下才七天的你抱到医院给你外婆看，你外婆摸了摸你的脚，笑了。我生孩子时的病历记录，一直在我家放着，儿子从那上面看到了他自己的小小的脚印，儿子很惊讶，他反复地说，我的脚这么小？外婆就是摸的这只脚？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母亲和我儿子是见过而的，但足从另一种意义上说，他们没有见过面，因为我儿子没有印象，母亲是有印象的，但她的印象只维持了十天，在这十天中，我母亲曾经向守护在身边的人说起她的担心。母亲说，这个孩子，怎么这么黑？我们都还没有来得及告诉他，那是胎气的缘故，很快儿子就脱了胎气，一点也不黑，但是，母亲她竟没有等得及听一听，更没有等得及看一看。值得欣慰的是，儿子虽然对外婆没有印象，但外婆的一切，在他心中却是最神圣的。儿子自己的东西，如学习用具之类，总是丢三落四，乱七八糟，从来不知道整理，你替整理也是白搭，你前脚收拾好了，他后脚就给你搞乱了，没有办法。可是有一天，儿子忽然很紧张很严肃地跑到我身边，说，妈妈，床头柜里掉出一包东西。床头柜本来是我父亲用的，后来移到儿子床边，里边塞得满满的，都是旧报纸包的。儿子从来没有想到要看看是些什么，这一天突然从柜了里掉出一包东西，儿子打开来，他看到里面都是些信件啦，笔记啦。他看着那陌生的笔迹和陌生的语句，心里突然涌起一种说不清的感觉，慌慌张张来告诉我，并且问我，妈妈，那里边是什么？我知道那里边是什么。母亲的遗物。我说，是你外婆的东西。儿子默然，他郑重地将纸包重新包好，从来没有见过他如此的认真和细心，将纸包重新放人床头柜，并且放得很严实了，确信它不会再次掉出来。最后，我儿子对保姆老太说，这个柜子里装的，是我外婆从前写的东西，妈妈说，外婆的字，写得很好。现在我应该回到从前了。1966年的深夜，响起了惊心的敲门声，有人来抄家，他们是我父母亲的同事，我睡在隔壁的小房间，听到我母亲不断地说，这是我的东西，这是我的东西。母亲说的是家里一口书柜里的东西。母亲房间里有一只小小的木门书柜，对我来说，书柜的门永远是关闭着的，书柜因此显得神秘，有一天我在里边发现一本《欧阳海之歌》，欧阳海几乎是几代人的英雄偶像。我相信他也是我母亲心目中的偶像。母亲与人生小时候我去上学，走在路上摔了一跤，我从地上爬起来，一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茫茫然地想了一会，才知道是跌了跤。我有些狼狈，问站在一边的哥哥，“哥哥，阿有血？”何止有血，还有一个大窟窿。哥哥飞奔而去，叫来了母亲和一辆三轮车。母亲将我抱在怀里，坐上三轮车。在去医院的路上，母亲一路呻吟，三轮车工人忍不住回头看着我们，他说，你们到底是谁摔破了头？我那时候是无声无息地躺在母亲的怀里，一点也不疼。后来在医院的手术台上，医生拿一块纱布盖住了我的头，露出那个血肉模糊的窟窿。母亲后来说，那窟窿像一只眼睛。母亲一看就晕过去了。医生说，这怎么行，回去回去，换个人来。结果就换来了外婆。母亲脆弱而敏感。记得我小的时候，母亲患神经衰弱病休在家，她觉得因为生病使自己的外貌比实际年龄大，怕见人，怕人问年龄，生理和心理的双重痛苦折磨着她，母亲开始抽烟，她听说烟能镇定人的神经。时代发展到今天，女士抽烟，更多的人已经习以为常。女人抽烟，架势好的，让人看了真是很美，细细巧巧的摩尔烟，细细纤纤的手指，真是柔情万般，风情万种。听说还有比摩尔更精致的女士烟，没见过，想起来一定味道好极了，不仅是烟的味道，更是女士吸烟的味道。女士抽烟，似乎越来越成为一种时尚，一种风格，据说在西方的一些国家，男士抽烟的越来越少，而女士抽烟的人数日甚一日，或者就是时代的进步呢。我母亲抽烟。但是母亲的烟，抽得很痛苦。许多年后的今天，回想起来，深深为母亲的痛苦而心酸，身体的病痛，生活的贫困，感情的寂寞。也许，正是这许许多多的因素，积累成了母亲抽烟的结果。从我懂事的时候起，印象中的母亲，抽烟总是掩掩藏藏，若在抽烟的时候，听到有人敲门，母亲会慌张得将烟头到处乱藏，来不及掐灭就往床下一扔，或者随手往什么地方一塞，有几次差点酿成火灾。有一次邻居家的阿姨拉住我问，你妈妈抽烟的？阿姨的脸色和口吻，让我至今难忘，就像她抓住了我母亲的犯罪事实，这情形让年少的我不知所措，我惶然地摇摇头说，我妈妈不抽烟。阿姨怀疑地摇头，笑着走开了。我回家告诉了母亲，母亲大惊失色，整日坐卧不宁，惶惶不安。许多年下来，母亲的敏感，母亲怕人知道她抽烟的与生俱在的惊恐，随着时间的流逝，一点一滴地刻进了我的内心深处，永远也不会淡忘。母亲已经去世多年，我常常想，如果母亲活着，如果在某一次宴席上，母亲被人敬一根烟，母亲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呢，我不知道。每年扫墓，都不忘记在母亲的坟头，点上一根烟，在山脚下的小店里，我们寻找飞马牌或者南京牌，这是母亲生前最喜欢抽却抽不起的烟。更次一点的红金烟，现在已经看不见找不到了，飞马南京也很少，我们就点红塔山或者中华给母亲，母亲生前没有抽过这两种牌子的烟，日子过得好了，母亲却去了，让人说不出话来。在我两年级或者更小一点的时候，邻届阿姨问我，你妈妈几岁？我其实并不知道，但是随口说了三十岁。邻居阿姨敲开了我家的门，说，冯同志，我来问问你是不是三十岁，你女儿说你三十岁。母亲十分紧张不安，她责怪我，小孩子出去瞎说什么。我很害怕，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世俗的风霜雪雨无情地泼打着母亲柔弱的心，母亲越来越怕出门，怕见人，她心底里的善良和浪漫，被淹没着，但时不时也会渗出来一点，她会给我们讲林妹妹的故事，也许就是这一点点的无意中流露出来的小资情调，影响了她的一双儿女。母亲能说出许多关于我们兄妹小时候的故事，我后来对于自己童年时代的记忆，大部分来自我母亲的讲述。母亲说有一次我和哥哥抢一只藤椅脚架玩，争抢之中，我居然晕了过去，母亲一气之下，把藤椅的脚架当柴烧了。我们家的那只藤躺椅从此没有了脚架，躺着的时候，脚只能放在地上，或者蜷起来。母亲一辈子经历的苦难足以将母亲的心磨出很厚的茧子来，但是母亲一直到生命的最后，她的心始终是柔弱的，浪漫的，母亲的心里，有太多的爱。母亲与外公我没有见过我的外公。外公曾经在很长很长的时间里一直一个人住在老家南通。当我的外公和我的母亲都已不在人世的某一天，我回到了我母亲的老家。那是我第一次回故乡，走进了外公许多年一直一个人住的那个老屋。在过去的许多年里，我曾经一次次想象我外公坐在朝南的堂屋里。我们家朝南的堂屋应该是很宽敞很气派，屋中间有很粗的圆木柱子，母亲和我的舅舅们小时候围着柱子捉迷藏。这是母亲告诉我的。从前在南通大家都知道冯财徐势。我外公姓冯。我想象着我外公坐在堂屋中央高高的红木太师椅上，威风凛凛。在我外公去世很多年以后的这一天，我来到外公的家。我没有找到我母亲向我描述的关于老屋的那种感觉，外公的老屋破落成这样子，这是我没有想到的。我想外婆和母亲她们几十年不回老家，她们一定想象不出老家的画面已经完全改变。我茫然地站在小小的院子里，回头发现，从小院子里能够看到街口的一棵高高的香樟树。我想象外公在他的漫长的生命历程中，他每天坐在院子里，看着树上的鸟窝，老鸦在头顶飞来飞去，我不知道外公对此有什么想法，也许外公什么想法也没有，在漫长的生命历程中，外公的唯一想法就是一天一天过下去。我的一直住在老家的堂舅舅闻声出来迎接我们。堂舅舅告诉我们，外公后半辈子的生活的主题，就是老屋，或者说得更具体些，就是卖掉老屋。生活日渐艰难。这是外公活着的最强烈的几乎可以说是唯一的感觉。从前家里留下的一些东西，能当的都当了，能卖的都卖了，外公再也找不出一件值得让人看一眼的东西去换钱。外公向我母亲和我舅舅提了增加生活费的要求没有得到回答。于是，外公开始想办法。母亲接到外公的信，信上说，老屋是国家的，过去给我们家白住了，从现在开始要收房钱，外公说我付不起房钱。其实这样的理由也许经不起推敲，老屋的性质是早已经确定了的。母亲多少明白一些外公的把戏，她给外公回信，她说既然国家要收房钱，当然是要交的，她让外公把房租的收据寄过来。在下一封信里，外公说：随信寄上房租收据。可是母亲怎么也找不到收据，母亲哭笑不得。外婆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外婆对外公的本性看得很透吗？我不知道。许多年以后，当我回想母亲满地寻找房租收据的情形，我想那时候我们为什么不能挤一点钱下来给外公过日子？其实我的想法根本不可能实现，为了给我的外公寄生活费，我家，我大舅舅家和我小舅舅家已经挤了又挤，不能再挤，这是不用怀疑的。过年的时候妈妈总能在枕头边给我和哥哥每人放一个纸包，里边有柿饼、花生、糖，但是后来，这样的日子也没有了。外公后来得了肺病，孤独和贫困侵蛀了他的身体，在他身体的某个部位，蛀出一个洞，再蛀一个洞。母亲到医院配了链霉素给我外公寄去，我随母亲一起到邮局去，我看到母亲在药包里夹了小小的一包水果糖。我没有吃到糖。我想我母亲也已经尽力了。现在，我站在外公的老屋前，想着母亲，想着外公，我想象外公坐在朝北的小屋门前，他看着街头香樟树上的鸟窝在风中摇摆，外公那时候已经心如死灰。我忽然想，有一次外婆偷偷地告诉我，她说，你外公是个白面书生。我看着雨，渐渐地有些明白，在外公的小院里弥漫的那种气氛，一定是外公内心深处的某种情绪的流露。外公虽然已经去世多年，但是他的气场仍然回荡在小院子里，不肯离去。我感受到了。作为我母亲的孩子，作为外公的第三代，从来没有见过外公的我，现在确确实实感受到了外公的气息。这是一种带着永远的愧疚的感受。我在堂舅舅家里看到一块石碑。堂舅舅说，是在冯氏的祖坟上得到的。石碑上写着：冯氏西宗十八代哲庐燕京大学地理教授冯哲庐是我外公的父亲。我被这块埋在地下许多年的石碑搅动了心灵。我想象外公年轻时，白面书生，西装革履，学识渊博，感觉良好。我母亲是我外公唯一的女儿，也是我外公最喜欢的孩子。可是，从1949年我母亲离开老家后，她就再也没有见过她的父亲。我想，之所以我母亲活着的时候，常常跟人说起我的外公，外公是我母亲心头的一个结，一直到她去世，也没能解开来。母亲和父亲我外公曾经坐在堂屋中间高高的红木太师椅上，指桑骂槐地说我父亲。父亲那时候是一个十八九岁的毛头小伙子，他寄人篱下住在继母的一个远房亲戚家里，远房亲戚又恰恰租了我外公家朝北的小屋居住，父亲在南通城里读书，到这里来玩，便走进了我外公的家。以后才有了一切。父亲站在我外公家的门槛上，尽量地踮起脚跟，这是我母亲告诉我的，父亲大概觉得他的个子不够高，身材不够魁梧，母亲说这些话的时候，抿嘴笑了，我看到母亲的脸颊有一个浅浅的酒窝，在母亲后半辈子的人生中，苦难的阴影始终笼罩着她，笑容很少出现在她脸上，她长年身患重病。再往前回想，在母亲前半辈子的生命中，也没有多少快活，但是我记得母亲的笑是那么的纯真美好，尤其当母亲说起往事，母亲永远像个长不大的女孩。父亲那时候踮着脚跟朝里边张望不已，我外公很威严又很不屑地说，头顶的人家，脚踏的人家。这是对我父亲寄人篱下的形象描述。其实父亲大可不必为此感到屈辱，父亲可以想象他的家族的历史和气势远比我外公家族的历史和气势要大得多长得多也辉煌得多，只是到了我父亲那时候，家族败落了，这事情与我父亲无关。我爷爷死的时候，我父亲七岁，在以后长长的历史过程中，曾经有人说我父亲七岁就做了地主，向人收租，我想这也不是全无道理。老地主死了，小地主就是地主，顺理成章，就像老皇帝死了，小皇帝就是皇帝，与年龄全无关系。作为土财主家后代的我父亲，我的书香门第的外公是不屑一顾的，在我外公心里，我母亲像公主一样的高贵。母亲在年轻的时候，是高贵的，她是女师的高材生。母亲不费吹灰之力替我舅舅做的作文，得了三个星，母亲自己编印的文学小册子到处流传。好多年后我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母亲什么话也没有说，我一直不知道她对此有什么看法，现在我再也没有机会向我母亲问及此事。母亲走到哪里身后总有一串影子，他们在背后说：“手帕掉了。”母亲回头一笑。那时候母亲曾经跟着高年级的同学上街游行，喊着要民主要自由的口号，母亲年轻的脸庞激动得大放光彩，后来她曾经告诉我，谁谁谁是地下党，谁谁谁是三青团，其实我根本不知道谁谁谁是谁。母亲在大操场上唱“北风吹”，可以想象母亲那时候的骄傲，外公坐在朝南堂屋里高高的太师椅上，他听我母亲边做作业边唱歌，外公心里真是涨满幸福。其实父亲完全不必因为我外公的良好感觉而自惭形秽，事实上我外公家在我父亲出现的那个年头，也已经走过了他们的高峰期。外公将家里的房子租出去，换取些房钱以平衡开支，只是因为外公那时候仍然坐在高高的太师椅上，使我父亲暂时较难感受到这种衰败气息的日趋逼近。父亲躲躲闪闪和母亲接头，母亲也大有私奔的念头，其实到了那时候，我外公已经不可能一锤定音地包办我母亲的婚事了，父亲和母亲大可不必如临大敌，后来的事情也证实了这一点。后来我母亲义无反顾地跟定我的一无所有的父亲时，我外公什么话也没有说。我小时候经常听到母亲和外婆历数父亲的不是，于是父亲说，我回家就是冷言冷语冷粥冷饭。其实有时候是，有时候不是，家庭总是有温暖的。父亲没有自己的父亲和母亲，他们都早早地离开了人世。父亲从一开始就是独自一人，母亲和外婆在更多的时候是同一条战线。父亲在辩论不过的时候，他大声喊，毛主席万岁！然后冲出门去，是决不再回家的样子。过了一天，至多两天，父亲回来了，他带回来我母亲最喜欢吃的东西，母亲的心便融化了。艰辛生活中的母亲小时候家里的钱总是在半个月以后就用完了，不到月底父亲就要东借西挪将剩下的日子过完。在生活的另一个角度，母亲在家里翻箱倒柜，家里几乎没有什么东西是多余的。天气热起来，有一条回纺的粗布裤子，也许暂时用不着它了，母亲折叠起来，交到我的手上，母亲对我说，你拿到宫巷的当铺去，他给五毛钱你就卖。我是个小孩。我不知道为什么母亲自己不去，却叫一个小孩去。但我还是乐意去的，因为我知道，去了就可以带一点钱回来。后来我渐渐长大了，我当然知道了母亲为什么不去当铺。许多年后哥哥对我说，那是你的第一次出征。去当铺当家里的东西，对一个有小资情调的知识女性来说，无疑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是心灵的煎熬。对无知无畏的我却不一样。于是小小年纪的我，穿过一条街，又穿过一条街，来到宫巷。这里有一个旧式的当铺，踩着狭窄的旧木楼梯吱呀吱呀地上来，我把裤子搁上当铺高高的柜台。当铺的老先生简单地翻了翻，从眼镜下面向我看了一眼，说，不要。我走出来，茫然地站在街上。事实上我后来又到了另一家当铺，仍然是一个旧式的当铺，仍然是狭窄的旧木楼梯，我踩着楼梯吱呀吱呀地上楼，把裤子搁上高高的柜台，当铺的老先生简单地翻了翻，从眼镜底下向我看了一眼，说，八角。我紧紧捏着八角钱，心里一定掀起波澜，满是欢喜，回到家我把八角钱交给母亲，母亲接过钱，无言，然后就到食堂去买饭票了。1968年和1969年母亲在五七干校。许多事情是母亲后来告诉我的，干部们白天劳动，晚上开会学习，批斗一个新揪出来的同事，每一个人都担心自己明天会不会被揪出来。母亲说了一句梦话，我手无缚鸡之力。第二天早晨就有一个同事说，冯石麟昨天晚上说梦话，她说手无缚鸡之力，这是什么意思？另一个同事说，梦话是不足为据的。前一个同事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母亲每天都担心自己会说出什么被人抓住把柄的梦话来，母亲说，他们在我的床头墙上，贴着揪出隐藏的阶级敌人！母亲胆战心惊。有一天一个同事钻进自己的蚊帐，紧紧抓住帐门，再也不肯出来，他不断地说，我不是特务，我不是特务，我不是特务……神经高度紧张的母亲，我不知她是怎样度过那些日子的，父亲在另一个连队，他是属于已经被揪出来的，反正死猪不怕开水烫了，埋头劳动，老老实实改造。我和外婆哥哥待在城里的家里，没有钱用了，外婆让我去五七干校找妈妈要钱，我从家里出发，向一个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的地方走去，五七干校在哪里？我梦游般地走出了城门，向南，到了农村，再向南，遇到一条大河，后来我知道那是运河，我无法过河，我问一个农民，我怎么能够到河对面去？农民说，摆渡。我知道了摆渡是什么。摆渡船到了对岸，对岸是一个小镇，小镇上的妇女把我吓了一大跳，她们不穿上衣，在街上走来走去，后来我问母亲，母亲说这是风俗习惯。我走过小镇，走上了通往五七干校的道路，路边是许多许多的桑树，穿过桑树地，我终于看到了一些房子，但是我找错了一个连队。我继续往某个方向走，又走到一个连队，仍然不见母亲，再走一个连队。最后我一定是找到了母亲的那个连队，终于看到了母亲，也一定从母亲那儿带回一些钱去给外婆，但后来的一切，我都忘记了。我只是记住一个不完全的梦，记住了其中的不连贯的一些部分。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母亲内心所承受的压力，政治的、经济的、情感的，这些压力之大之重，母亲之无法承担，使得它们甚至从母亲那里传递到了我的身上，虽然我只是一个孩子。母亲从来没有跟我说过她爱我，但是母亲对我的爱，像一条永不断流的河，永远流淌，永远滋润。我有一个小学同学，我们分手的时候只有十来岁，上小学，遇上文革，就停课了，不再到学校，也不再和同学在一起。许多年以后谁也不知道谁到了哪里，过得好不好。大约在分手近二十年以后，我的这位同学，突然找到我家来了。那一阵我被车子撞了，轻度脑震荡，影响睡眠，她来的时候，我正在睡觉。母亲说，我是叫醒她呢，还是不叫醒她？叫醒她吧，又有些不忍心！不叫醒她吧，你们二十年没见面了，你能找来，真是不容易，也不忍心。我同学说，别叫了，我以后会常来的。母亲就没有叫醒我。母亲和我的同学聊了很长时间。在母亲的心的呵护下，我一直没有醒，睡得很香很香。有一段时间我的同学却没有常来。她到外地去学习或者是去干别的什么工作了。当她再次来到我们家，已经是几年以后，她一进门，就看到了我母亲的遗像。她很伤心，眼睛红了。母亲与文学我母亲在世的时候，读过我的短篇小说。我的第一个中篇小说发表于1985年年底，那时候，离我母亲去世只有几个月，生命即将离她而去，我告诉母亲我发表了第一个中篇小说，母亲笑了，但是，这时候，母亲已经没有力气去读我的第一个中篇小说了。于是，留在我母亲的已经带走了的印象中，只有我的短篇小说。1980年我发表了我的第一个文学作品，短篇小说《夜归》，我母亲正住在医院的病房里，我父亲从我母亲的病床边一直冲到很远的邮局，购买了十几本当期的《上海文学》，不停片刻急急赶回到我母亲的病房，我记得那一期的《上海文学》是淡绿色的封面。我父亲拿《上海文学》翻来覆去看了又看，并且向别人介绍了又介绍，他说，这是我女儿的小说，这是我女儿的小说。我母亲躺在病床上，身患重病，她满心欢喜笑眯眯地听我父亲朗读我的处女作。母亲将淡绿色封面的《上海文学》搁在她的床头，那一段时间，我每次去看望母亲，都能看到那个淡绿色的封面。在1980年到1986年的日子里，我母亲的生命里也曾经出现了一些奇迹，久病不愈的她，有一阵身体突然好起来，于是母亲将堆积了许多年的家务——做起来。当母亲感到疲劳的时候，她在一张旧的躺椅上躺一会，这时候，母亲的灵感突然而至。母亲从躺椅上起来，找出纸和笔，她写道：在到了快要做外婆的时候，我想起了我的外婆。母亲在这篇小说的开头写她小时候跟着母亲坐船到外婆家去，母亲抱着弟弟睡在船的那一头，她睡在船的这一头，听着河里的流水声，听着岸上的狗叫，母亲说：我既害怕又兴奋。不久以后，母亲再次病倒，她再也没有能够起来，做家务，写作。母亲终于没有能写成她的任何一篇小说。但是有一个声音始终在告诉我，母亲的灵魂是文学的灵魂。我总是觉得，我的小说，是母亲赠给我的生命礼物。我母亲生前只读过我的短篇小说，我现在已经记不很清母亲对我的短篇小说有过什么样的评价。我只是记得在那些岁月里，母亲与病魔进行着生死搏斗，但是最终母亲输了，我们都输了。记得在我母亲去世十周年的时候，我出版了一个短篇小说集，我写了一个序，将它献给我的母亲。遗憾的是，到小说集出来以后，我才发现，这个集子里收集的是我1988年以后的短篇小说，我没有能把我母亲读过的我的短篇小说中的某一篇收进这个集子里。遗憾是永远的，难以避免。母亲的去世，就是无情的上苍给我的一个永远的遗憾。我无法代替母亲去实现她也许曾经有过的作家梦，但是我做母亲希望我做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