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我开过豆浆店的笑话，就联想到日本人传说我死了！这也很有趣。事情是这样的，大概是民国三十年秋夏之间，乡居无事，又不免发点牢骚，作了若干首村居杂诗。其中有一首这样说：
茅草垂檐漾晚风，篷窗斜卧一衰翁。
弥留客里无多语，埋我青山墓向东。
这当然说的是另外一个衰翁（当时，我才四十几岁，既不衰，也非翁）。假如衰翁是我，我死了，怎么还能作出这么一首诗呢？除非是我死了又返魂，或者是有人扶乩，我降坛作诗。不然，这话是说不通的。然而，这些村居杂诗，香港的报纸转载了，沦陷区的各处报纸，再转载了。日本人就神经过敏的，在我诗的后面，加上按语，说我死了，这是我的绝笔。意思就说：中国的文人啦，你们别抗战，抗战就同张恨水一样，饿死于重庆。
当今之时，文人发牢骚，实在也当考虑。记得我在重庆作的一些打油诗或歪诗，凡是悲叹生活艰苦的，只要是登了报，不用多久，日本人报纸，就转载了。他绝不是捧场，而是反宣传。记得某老悲痛他大小姐之夭折，以新四军之被解散，也曾吃过一瓶“奎宁丸”，这很给当时重庆文艺界一个刺激。报纸上不免宣传一番，而这事辗转到了日本人报上，就是加倍地渲染，也做了很热闹的反宣传。所以在这些关节上，文人下笔，倒是不可不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