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人叶灵凤在其《读书随笔》中这样写道：“《浮士德》是歌德集中毕生精力所产生的一部作品。他活了八十三岁，但是这部《浮士德》的写作，在其八十多年的岁月中，却占了近六十年。文学史上很少有一部作品是要花费这样长久的时间才完成的。据歌德的传记所记载，歌德蓄意要写这部作品，开始于1773年，1775年完成了初稿大纲，直到1790年才写了若干断片。但又毁稿重写。我们今日所读的《浮士德》，第一部在1797年动笔写，写了九年，直到1806年才写成。第二部则继续写了二十多年，直到1831年才脱稿。这部开始于二十三岁的作品，直到八十二岁才正式完成。《浮士德》全书出版后一年，我们这位大作家便去世了。” 一位作家，倾其一生，孜孜不息，持之以恒地经营一部作品，值得我们肃然起敬。 更何况这位作家，一不东张西望，文坛流行什么风气？二不左顾右盼，同行鼓捣什么东西？三不上下打探，当局提倡什么精神？四不心急火燎，生怕错过最佳时机。他按部就班，不急不徐，用六十年时间写出这部史诗。这一份定力，这一份矜持，这一份自信，这一份雷打不动，就更值得我们由衷钦佩。 六十年写一部长篇，和一年写六部长篇，使我们懂得如何来识别一位文学大师，和一个文学工匠的不同之处。如果前者的创作精神以“呕心沥血”来形容的话，那么后者这种写作上的喷发状态，也许用“大便失禁”来描写，怕是最准确的了。 魏玛（Weimar），是德国东部一座淡雅憩静的小城，更是一座拥有歌德、席勒这样文化巨擘的古城。 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末，我曾经来到这座秋天的小城。时值那个叫做民主德国的政权，即将终结其历史的日子。大批东德人在柏林墙即将推倒之前，利用邻国匈牙利开放边境的机会，纷纷出走，驾车绕道前去西德。于是，这座小城，本来不大，如此兴师动众地，大张旗鼓地整家、整楼、整个街区的居民离去，益发显得空空荡荡。一个城市，忽然少掉一半人，少掉三分之二，那该是怎样一个景象？ 幸好，歌德还在，这棵文学常青树还在，朝谒者还在，崇拜者还在。 至少，那一天，还有不多的人，在向这位文学伟人走近。站在歌剧院广场上的他，呆呆地，面无表情，不太像诗人，有点像将军。不过，无论如何，魏玛有了他才成为魏玛，如果，这座城市要没有他的话，还会有游客，特意来到这座城市吗？ 我想回答是否定的。 看起来，这就是文学的力量了。尽管文学敌不过政治，文学家总会成为政治家的手下败将，但弱者未必就弱，强者未必就强。当时魏玛公国的执政者，何其赫赫扬扬，如今，也许只是在历史教科书里，有一席之地，而曾经视其脸色行事的我们这位诗人，从那时以后，一直到现在，到将来，都是这座小城的象征。 这一刻，几个中国人，包括我，瞻仰这位文学巨人。 正好，有几位西德来的游客，对我们说，我们那边也有。从这句话，倒使我感悟到，无论东德还是西德，在歌德这个交集点上，是一致的，不存在着柏林墙的分裂。看来文学的生命力，文学家的生命力，却是永远要比政治，比政治家坚强许多倍，长久许多倍。 经过那间施泊林咖啡馆，拐个弯，路过一座喷泉，在白天鹅饭店旁边，所谓肥皂弄的那座黄色的大房子，就是这次魏玛之行的目的地。然而踏进门槛，我真的很失望，作为魏玛公国枢密顾问，一位贵族，一位富豪，一位老爷的歌德，我是深切体会到了，而作为伟大作家的歌德，灵思如流的歌德，浪漫情人的歌德，纵横捭阖于文坛的歌德，却怎么也感觉不出来。 我心目中的歌德，还是早年读《少年维特之烦恼》时留下来的，是一个穿着绿色短呢外套，充满激情的年轻人。可当我走进他的大宅子后，看到到处挂着的他的绘画像，不禁茫然了。这样一张胖胖的，有着多余赘肉的脸，这样一副臃肿的，过于富态的沉重身躯，作为一位养尊处优的公爵大人，是绝对气派而且也够绝对的庄重非凡。但作为一位写过让天下年轻男女都不由情动于衷，不由爱涌胸臆，不由自主地要去寻觅心之归属的《少年维特之烦恼》，那部爱情宣言，那部爱情白皮书的作家，实在有着很大的视觉差距。 歌德故居，三层楼，几十个房间，豪华得令人咋舌。天井中的小花园，泉水淙淙，花草萋萋，精致得令人叹绝。可见歌德不仅写东西传世不朽，谈恋爱千古绝唱，享受生活也是臻于极致境界。然而，在他的寓所里，看到作为诗人的东西并不多，而看到作为枢密顾问、作为老爷那些养尊处优的东西，好像更多一些。 所以，楼上楼下，走来看去，惟有扫兴。 而且，那是再自然不过的，所有踏进这座纪念馆的人，都在寻找着那位夏洛蒂的芳踪，都在向往这位多情女子的余馨。可陪同的东道主，却不断向我们的耳朵灌输歌德、席勒、李斯特、巴赫与这座小城相关的响亮名字。那个“多情自古空余恨”的美丽女子，在这位已成圣人的歌德光环下，已经是一个作为点缀用的，可有可无的符号，属于不在话下，甚至有亵先贤的题目。 然而，没有夏洛蒂，会有歌德的这部不朽的成名作吗？ 在血气方刚的年纪，读这部名作时，谁不曾迸发出激情之火？因为，写书的歌德在燃烧，那么，读书的年轻人，自然也随之燃烧。可等到我走近这位枢密顾问的家，所见所闻，却是一位居高临下，肃然起敬的圣人。在圣人面前的我等凡人，自然存在着凡圣之隔，自然也就很难产生共鸣。我本希望看到那个作家的歌德，却处处可见必须脱帽致敬的圣人歌德，对不起，使我欣欣然来到魏玛的游兴，顿时减掉许多。 于是，辞了主人，在这个小城踱步。 也许因为居民出走得太多，商店也都处于半停业的状态。关着的门，比敞着的门多，紧闭的窗，比打开的窗多。便把注意力放在魏玛小城里那种中国少见，外国常有的橡树上。 为什么对这种阔叶树，感到兴趣？我觉得更接近于我心目中构想的那位文学伟人。合抱的树干，支撑着重重叠叠，向四面八方平展出去的枝杈，构成巨大的树冠，足可以覆盖半条街，与这位文学大师在文学史上的无与伦比的地位，有些相似。那宏大、硕伟、粗壮、敦实的气势，与我时常逛的北京太庙里，所见到的古老、苍劲、峭直、矍铄的针叶树不同，魏玛满街的橡树落叶，厚到甚至绊脚的程度，可太庙里的松、柏、桧，也许老到懒得落叶的年纪，树下顶多洒上薄薄一层松针，不过是意思意思而已。 于是，我迂想过，针叶树的拘谨，阔叶树的放纵，也是东、西方文学发展道路不同的象征。十九世纪的中国文学，未能产生汪洋恣肆的浪漫主义，很大程度上因为与歌德同时期的中国文人，几乎来不及地向大清国皇帝磕头膜拜，一口一声“臣罪当诛兮”地诚惶诚恐。在如此卑微的精神状态下讨生活，文章也就难得浪漫起来。 可在魏玛，秋风吹拂之中，枝叶摇摆之际，听那窸窸窣窣的响动，我似乎能倾听到，这些见证过小城历史的古橡树，在向远来的客人碎语，那位穿着绿色短呢外套的年轻人，那位穿着黄裙的风流女子，说不定就在这橡树荫下邂逅的。 于是，我坐在树下的长椅上，看透过树影的阳光在慢慢移动，树影也渐渐拖长，渐渐淡化，渐渐消失，这时候，物我两忘，相坐无语，只有树与人的心灵交流，这种“相看两不厌”的境界，确真是一种愉快的享受。 如果没有在路旁拉小提琴的行乞者，我也会在这个近似沉睡的静谧中，进入梦乡。 魏玛，是个小城，稍为抬起眼皮，城外通往国境的公路上，络绎不绝的是排着长队，恨不能马上就离开这座城市的车流，你不能不为这个城市伤感。而有的人走得了，有的人走不了，走不了的人看着走得了的同胞，那一张张五味杂陈的脸，你不能不为他们的失落同情。那行乞者的琴声，让我想起李后主的词，“最是仑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 人之死，我们叫做诀别，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再也见不到了。可城市之死，躯壳仍在，总在提醒你它的存在，没有想到我看到的是这样怅惘的魏玛，实在是令人黯然神伤的。有一条穿过魏玛的伊尔姆河，不宽，水流湍急，显然没人打理的缘故，河岸的草莽长得太高太乱，掩没住河边的小路。我曾经踱步于滨河的这条石子路上，河上已没有船在行驶，再往前走，本是游船的码头，也看不见船，连救生艇也没了踪影，大概凡是足以离城出走的一切交通工具，都杳然无存。 只有无声无息的河水，承载着这份凄凉，静静地流淌。于是，这座本来人口不多的隶属图林根州的老城，即使在商业区，也是格外的寂寥和萧条，那些没有走的居民，惶惑沮丧的表情，无助无奈的眼神，蹀躞在满街落叶之中沉重步伐，便是那次魏玛之行的最深刻印象。 这座处在风雨飘摇中的魏玛，马上就要变换新的政治色彩，也就是鲁迅先生的诗，到了“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时刻。旗会变，而站在广场上的歌德，是不会变的。哪怕再过几百年，还会有人像我这样向他走近，向他致敬。 附一：人生的阳光 人生何处不阳光？我们活着的一生，除了头顶上的阳光，给我们带来生命、光明、绿色、希望之外，其实，人与人之间，也是充满着灿烂阳光的。因为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轮能够发出热量和光明的太阳。正是这光和热，我们这才活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所以，在这个世界上，你和你周围的人，你周围的人和更多的人所构成的社会，彼此之间，都存在着这种阳光的亲密联系。别人的阳光，温暖了你，同样，你自己的阳光，也照亮了别人。只有这样，世界，才有生气，人类，才有精彩。 德国的文学大师歌德，活到他八十多岁的暮年。“他的伟大思想和伟大的性格特征，好像一个山峰，虽然在远处，但在白天里阳光的照耀下，轮廓仍是鲜明的。在风和景明的日子里，我陪他乘马车出游，他穿着棕色上衣，戴着蓝布帽，把浅灰大衣铺在膝盖上。他的面孔晒成棕色，显得健康，蔼如清风。他的隽妙语言的声音流播原野，比车轮滚滚声还更洪亮。”这就是说，歌德到了晚年，他那睿智，经过时光的砥砺而精粹，他那心境，经过人生的历练而彻悟，所以，那些贴近生活在他周围的人，感觉他像阳光照耀下的远山，明亮、清晰、鲜明、亲切。爱克曼动情地写到这位冬日阳光下的大师：“我们谈着一些伟大的和美好的事物，他向我展示出他性格中最高贵的品质，他的精神点燃了我的精神。”（爱克曼·《歌德谈话录》） 我们，或许并不能比拟杰出的文学大师，而且也不会在历史的流程中，留下难以磨灭的痕迹。但那却是每个老年人努力的方向。也许，热，有高有低，光，有强有弱，然而，有一分热，发一分光，我们做了应做的一切，尽到责任；我们像树木的年轮一样，承前启后。剩下来，我们也应该像歌德一样，将这冬日的阳光，更洒脱，更慷慨地付与这个世界，贡献给所有爱我们的人，让整个社会和谐安详，充满阳光。 无论如何，到了“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的桑榆之年，伏枥之际，有过美丽而又激情的春日阳光，有过热烈而又辉煌的夏日阳光，有过饱满而又丰足的秋日阳光，现在，到了热烈又明亮，温馨又亲切的冬日阳光之下，经历过春天的新绿，夏天的热烈，秋天的成熟，这些“早生华发”的一代，自然也会欣欣然与大家同乐于冬日的收获。虽然，冬日的阳光，离北半球比较远，但冬天也是北半球人对阳光倍感亲切和温暖的季节。因此，和大家在一起拥抱阳光的明亮，感受阳光的温馨，便是最佳的生活方式了。 附二：读《歌德谈话录》 树木如人，人是一本可读的书，树也是一本可读的书。尽管，人这本书，没有树这本书厚实，但是，树这本书，却没有人这本书复杂。年轮，便是历史在树木中的凝固物，可是，没有连根砍掉锯断之前，那一圈圈深深浅浅的岁月隐秘，都密藏不露。不为人知，也不想为人知，更不在乎人知或不知，这是树的性格。 也许在魏码“读树”时的感觉，使我想起埃克曼在《歌德谈话录》中，所写到的他与这位八十多岁的老人，那无言的交融场景。毫无疑义，歌德是值得后生心向往之的文学大师。与这样一棵根深叶茂的参天老树，对面而坐，哪怕只是“高山仰止”地瞻望，也会获得一种精神上的鼓舞。 “我又回想起他坐在书斋的书桌旁，在烛光下看到他穿着白法兰绒外衣，过了一天好日子，心情显得和蔼。我们谈着一些伟大的和美好的事物。他向我展示出他性格中最高贵的品质，他的精神点燃了我的精神。两人心心相印，他伸手到桌子这边给我握。我就举起放在身旁的满满一杯酒向他祝福，默默无语，只是我的眼光透过酒杯盯住他的眼睛。” 我以为，若是想与大师名家，保持最佳的和融状态，应该去寻找他所写过的，隔着烛光的，那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朦胧感觉。 对于老人，老夫子，老先生，是大师或还不够大师的老作家，自称的或他称的文坛前辈或泰斗之流，宜尊敬，宜礼貌，宜恭谨，宜谦逊，切切不宜靠近，尤不宜亲昵，更不宜登堂入室，深入其内心世界。最好，保持一点点距离，远远的欣赏，可以观察到笼罩在老人头上的真的或不那么真的五彩光环，可以感觉到他整体的真实的美或看上去的美，这就对了。 距离太近，便知道太多；知道太多，便难免毁誉；其实，对于作家最好的了解，还是要靠读者自己对其作品的破读。知道一，便是一，知道二，便是二，我只能领会出一和二，因我的天资不够，因我的悟性太低，可以待之来日再深入。别人说破嘴，不是我自己的体会，等于白搭。而现在，埃克曼想在书中告诉我他知道的三，那就麻烦。因为他这个三，有可能影响了我已经认知的那一和二。 太贴近，看到伟大，也就有可能看到难免要败兴的渺小；太细致，看到光辉，自然也会看到生出堵心之感的灰暗。虽然，瑕不掩瑜，但是，瑕疵摆在那里，总不能掉头不顾。因之，像植物学家，站在树干前，用显微镜看那皴裂斑驳的树皮细缝里的真菌、木蛆、寄生虫，具体入微到这种程度，即使不出现颠覆感和破灭感，也会感到恶心的。 年轮，便是时光在树木中的凝固物，可是，没有连根砍掉锯断之前，那一圈圈深深浅浅的岁月隐秘，都密藏不露。不为人知，也不想为人知，更不在乎人知或不知，这是树的性格。人，却不这样，除了遁世者，男女老少都惟恐别人漠视自己的存在，尤其有点名气的文人，大大小小成器或不成器的男的女的作家，最害怕的事情，莫过于不把他当回事，将他忽略或者忘却。这就是树与人的不同之处，也是我愿意多亲近古树，而宁肯疏远老年名流的缘故。 所以，对于名人大家，我习惯于敬而远之，对于具有侵略性的名人大家，我采取惹不起但可以躲得起的逃遁态度。 虔诚的爱克曼如此心仪于这位八十多岁的老人，那无言的交融，颇相类似于我在太庙里“读树”时“相看两不厌”的境地。毫无疑义，歌德是值得后生心向往之的文学大师。与这样一棵根深叶茂的参天老树，对面而坐，哪怕只是“高山仰止”地瞻望，也会获得一种精神上的鼓舞。 从1823年初次在魏玛会见歌德起，一直到1832年歌德去世为止的九年里，与这位大师保持了过多的密切接触，了解得太真、太实、太多、太细。因此，他觉得有义务，应该逐年逐月逐日，记下这位大师的只言片语，公之于世。 这就不是一件值得赞许的事情了。 大概，这也是一种必然，作家一旦成名，所有写他的书，也包括他写自己的书，都含有一点拟圣化的倾向。前者，如同树缝里的木蛆那样，靠树吃树，写作家者，也就靠作家吃作家。要想靠得牢，自然要拔高，拔得越高，这个饭碗也更有得捧。后者，作家写自己，也是因为别人不拔高，或拔得不够他想象的那高度，才亲自下厨操刀的。所有这类生前自己盖庙，死后别人为他盖庙的作家，基本信不得，你信了他，你不但是二百五，而且你原先的认知，也就要动摇了。 这就是树和人的不同，树怕拔高，人不怕拔高，树拔高一寸，会死，人拔得天高，也是不会死的；哪怕花钱雇了一桌吹鼓手，围坐在那里天花乱坠，赞不绝口，被谀颂的那一位，只能生出晕晕呼呼的醉酒感，绝无生命危险。这也是文坛各式各样的唱诗班，至今弦歌不绝于耳的原因。 古树与老人，相同之处，都有一份难得的沧桑感；不同之处，古树无言，老人要份；古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苦日无多的老人，却总爱跟世界较劲，不拔高不行，拔不高也不行。有的人，初老尚好，犹知收敛，更老以后，灵性消失，感觉迟钝，精力不逮，思想麻木，便要做出令人不敢恭维的尴尬事。 我们没有理由责怪爱克曼最善良的心愿，然而，我们有理由认为他只知道老了以后的歌德，并不是完全的或真正的歌德。正如瞎子摸象，他仅仅摸着了他能摸着的那一部分。何况，所有到了这年纪的大师，都是不拔高不行，拔不高也不行的老小孩。 于是，我们看到了他笔下的歌德的另一面。 1823年，七十四岁的歌德，爱克曼结识他的第一年，这位大师说：“产生伟大作品所必不可少的那种不受干扰的，天真无瑕的，梦游症式的创作活动，今天已不复可能了。在最近这两个破烂的世纪里，生活本身已变得多么孱弱呀！哪里还能碰到一个纯真的、有独创性的人呢！” 1824年，七十五岁的歌德，爱克曼结识他的第二年，一月份，这位大师开始向他抱怨：“人们对我根本不满意，老是要我把老天爷生我时给我的这副面目换成另一个样子。人们对我的创作也很少满意。我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地用全副精神创作一部新作品来献给世人，而人们却认为他们如果还能忍受这部作品，我为此就应向他们表示感谢。如果有人赞赏我，我也不应庆贺自己，把这种赞赏看做是理所应得的，人们还期待我说几句谦虚的话，表示我这个人和这部作品都毫无价值。” 到了4月份，这位大师告诉他，面临着“人数很多”的文学对手，并对他分析了敌情。第一类反对他的：“由于愚昧，他们不了解我，根本没有懂得我就进行指责。这批为数可观的人，在我生平经常惹人厌烦。”第二类反对他的：“由于妒忌，我通过才能所获得的幸运和尊荣地位引起他们吃醋。他们破坏我的声誉，想把我搞垮。”第三类反对他的：“很多人自己写作不成功，就变成了我的对头。这批人本来是些很有才能的人，因为被我压住，就不能宽容我。”第四类反对他的：“我既然是个人，也就有人的毛病和弱点，这在我的作品里，不免要流露出来。不过我认真促进自己的修养，孜孜不倦地努力提高自己的作品，不断地在前进，有些毛病我早已改正了，可是他们还在指责。” 1830年，八十一岁的歌德，爱克曼结识他的第八年，他索性毫无顾忌地说出来他的憎恨：“我知道得很清楚，我是许多人的眼中钉，他们很想把我拔掉，他们无法剥夺我的才能，于是就想把我的人格抹黑，时而说我骄傲，时而说我自私，时而说我妒忌有才能的青年作家……” 这位老人没完没了的埋怨，一直持续到1832年的3月22日逝世。 死前不久，他对爱克曼还爆发了一次：“你知道我从来不大关心旁人写了什么关于我的话，不过有些话毕竟传到我耳里来，使我清楚地认识到，尽管我辛辛苦苦工作了一生，某些人还是把我的全部劳动成果看得一文不值，就因为我不屑和政党纠缠在一起。如果我要讨好这批人，我就得参加一个雅各宾俱乐部，宣传屠杀和流血。且不谈这个讨厌的题目吧，免得在对无理性的东西作斗争中我自己也变成无理性的。” 这部书的中文译者朱光潜先生，对歌德的这段夫子自道加以注释：“歌德因政治上的保守而为当时进步人士冷落甚至抨击，他到临死前还耿耿于怀，这也体现了伟大诗人和德国庸俗市民这两重性格的矛盾。” 这还不仅仅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了，而是人老了以后，老一旦成为精神上的负担，比纯生理的老，更麻烦。无论对别人，还是对自己，弄不好，都会成为灾难。所以，人之老，不如树之老，树虽老，可贵在不失态，不胡涂，不张狂，更不老而作孽。文人之老，作家之老，好像又不如一般人之老。而文学大师之老，包括真正的大师和不那么够格的自以为的大师，因为像蜗牛背负了太重的包袱，老起来以后，更令人为他捏把汗。 不过，我们从爱克曼记录下歌德的谈话里，也还能读到他对于前辈、同辈和后辈的肯定。这种对别人成就的坦然，可以体会到真正大师的胸怀，其包容性，其多面性，其变化性，其丰富性，都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可以概括，也不是一两年，两三年可以结论。老作家和老树的一年四季一样，那是一个多彩的世界。 “每个重要的有才能的剧作家都不能不注意莎士比亚，都不能不研究他。一研究他，就会认识到莎士比亚已把全部人性的各种倾向，无论在高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描写得竭尽无余了，后来的人就无事可做了。” “莫里哀是很伟大的，我们每次重温他的作品，每次都重新感到惊讶。” “莱辛之所以伟大，全凭他的人格和坚定性，那样聪明博学的人到处都是，但是哪里找得出那样的人格呢！” “雨果确实有才能。” “弗勒明是一个颇有优秀才能的人。” “席勒特有的创作才能方面，可以说，在德国或外国文学界很少有人能比得上他。” “曼佐尼什么都不差，差的是他不知道自己是个很优秀的诗人。” “我对拜伦的作品读得愈多，也就愈惊赞他的伟大才能。除掉拜伦以外，我不知道任何其他人可以代表现代诗。” “梅里美确实是个人物。” 这都是歌德誉扬同行的话，当然还可举出很多，就从略了。 歌德，这位文学巨人，既不自我封王，也不粪土同行，尽管有时也偶尔开开玩笑：“听众对于席勒和我谁最伟大这个问题，争论了二十年。其实有这么两个家伙让他们争论，他们倒应该感到庆幸。”但就冲这一句话，可以看到歌德从未认为他是这个世界上横空出世的惟一，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惟一，是文学史上就他绝户老哥独自的惟一。 凡大师（真的，而不是假的），应该像太庙里那些古老的树，在属于自己的方圆世界里，巍然挺立，不倚不傍，但并不反对别人的存在，也不在意别人活得比自己更好。天地如此之大，阳光如此之足，空气如此之新，水分如此之多，让每个人拥有他自己成长发展的份额，岂不“万类霜天竞自由”地相得益彰？若是能够共襄盛举，乐助其成，相互联结成一片绿荫，岂不“环球同此凉热”，进入更美妙的文学世界？ 人之老，若能如树之老那样，共沐阳光，同受雨露，那该是多平和、多自如、多惬意、多自在的晚景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