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离娄下》：“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五世而斩。”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在朝圣贤的流风余韵，过了五代就衰竭了。在野圣贤的流风余韵，也是过了五代就衰竭了。通常认为三十年或五十年为一代，无论在朝的，还是在野的圣贤人物，其流风余韵，能够保持一百五十年以上，其子，其孙，其曾孙，其玄孙，还一经贯之，还继续发扬，还光大门庭，还风光永续，那是绝无可能的。这也是唐人刘禹锡的诗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令人感叹系之的缘故。 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胜似一代是必然趋势。630年（唐贞观四年）李世民与群臣讨论教化的问题。封德彝认为：“三代以还，人渐浇讹，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盖欲化而不能。”魏徵持进化论观点，“若谓古人淳朴，渐至浇讹，则至于今日，当悉化为鬼魅矣”，这就是人类发展史的新陈代谢规律。但具体到一位财主，也许“富不过三代”，他的儿子尚可能败家，他的孙子尚不至于饿饭，而具体到一位名人，一位文化名人，到他儿子这一代，孙子这一代，基本上就一蟹不如一蟹，振作不起来了。 名父之子，不一定是名人，因为名父之子，要比非名父之子，更难成为名人，这是一个定律，也是无数事例证明了的真理。 至少从文学领域看，只有法国的大仲马和小仲马这对父子，雏凤清于老凤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说得上是子承父业，后来居上的范例。舍此以外，还真是凤毛麟角，难得一见。 回顾我国新文学运动两位先驱人物，陈独秀、胡适，以及五四新文学的六位巅峰人物，鲁、郭、茅、巴、老、曹，他们的子辈孙辈，有能称得上为响当当的名人吗？我想，那答案为零。虽然，以上名父的直系亲属，有的仍在从事文学活动，有的转行不再笔耕纸耘，但是，截至目前为止，这班文学名父之子，或之女，其成就，其声望，其知名度，其影响力，尚未出现超出他们父辈者。 我想，不是他们不想超，而是规律的局限。历史的河流，被父与子两代人同样成功跨过，其机遇率比彩票中奖还难。对名父之子而言，一，先人的余泽，使他们容易满足；二，先人的光芒，使他们黯然失色；三，先人成名的时代背景，已经发生着改变，所谓“时不再来”，“机不我遇”，就是这些名父之子面临的窘境。若是从遗传的角度，从基因的角度，从耳濡目染的角度，从没吃过猪肉见过猪跑的角度，名父之子成为名人，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不过，话说回来，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从理论上讲，应该是这么一回事；然而，龙不生龙，凤不生凤，老鼠的儿子偏偏不会打洞，实际上也是可能的另一回事。 对名父之子期望值越高（他自己的期望，他周围人的期望），压迫力也就越大（他内心的压力，他外部的压力）。从他出生在这个名父之家的那天起，有形的、无形的压迫力，就随之出现。在这期望的包袱，要求的负担下，其进取心，其奋斗心，必定会被拖累，必定难有进展。更何况，名父犹如一座高山，壁立在他面前，要想达到那样的高度，已属奢望，还想超越这个高度，岂非痴人说梦？ “据说古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在东宫的时候，每听到他父王在外国打胜仗的消息，就要发愁，生怕全世界都给他老子征服了，自己这样一位英雄将来没有用武之地。”这是钱锺书先生在《宋诗选注》序文中的一段话，本意是在唐诗的高峰以后，宋诗如何别开生面的思考。而对一位有远大抱负、有豪情壮志的名父之子来说，确实是会产生出这种英雄之叹的。 好在这个世界上，亚历山大大帝只有这么一位。 名父之子很难超越，要从根子上寻找原因。于是我想起在《国语·鲁语下》中，读到过的这样一句发人深省的话：“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向义，劳也。”何谓“沃土”，就是指名父为其子所创造下来的优越环境、丰裕生活、良好氛围、安适条件。老百姓有句谚语：“大树底下好乘凉”，就是这个意思了。 名父之子在这棵大树底下，遮风雨，蔽烈日，摘果实，赏鲜花，热了有人打扇，冷了有人送暖，饿了饭碗端上，渴了饮料侍候。周围是艳羡的目光，逢人是恭维的笑脸，从小长大，格外呵护，快乐王子，无忧无虑。所以，名父之子，享现成者多，托荫庇者多，好依赖者多，等靠要者多。日久天长，快活自在，自然是坐着不如躺着，累着不如歇着，惰性大于进取，惰性高于勤奋了。如此这般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懒货，要想成为他父亲那样的名人，显然是很难很难的。 从遗传学的角度来看，父辈成功的某些具有进取精神的基因，未必悉数传给子辈，这也是帝王家系的退化程度，更甚于常人的原因。一是由于太过优渥的物质生活；二是由于太过消耗的性事活动；三是由于太过紧张的宫廷斗争；四是由于太过狭窄的精神世界。这四个“太过”，造成中国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的智商、体能、行为力、适应力的加速度消耗，而呈下降衰减沉沦颓废之势。所以中国出现那么众多的弱智、白痴、呆傻儿式的皇帝，是一点也不奇怪的。正如一块土地，肥力耗竭殆尽，还能指望种出什么好庄稼来吗？一般来说，每朝的开国之主，其聪昏周期率的间距，可能拉得时间长一点，因为那时的地力尚可，而随后的继承者，则是黄鼠狼下豆鼠子，一代不如一代，很快就会不成气候了。 如果无法超越，做一个守成的、本分的、规矩的、端多大的碗、吃多少的饭的名父之子，也是不错的选择。但实际上，犹如清人赵翼在其《廿二史劄记》卷二十中，有一篇《名父之子多败德》的读史心得，从历史的角度考察，有不少的名父之子，都走向了其父辈的反面。赵翼举了很多唐朝的例子：如房玄龄，如杜如晦，都是唐朝李世民视为股肱的宰相。“玄龄善谋，如晦善断，当世语良相，常称房、杜”。但他们两位的后裔，房玄龄的儿子房遗爱，杜如晦的儿子杜荷，都是在武则天当政期间，因为谋反而被诛杀。如果说这两位名父之子的死，有武则天的政治迫害因素。而高宗、武后时的名相狄仁杰，他的儿子狄景晖，则是咎由自取的败类了。“官魏州，以贪暴为民所恶，并毁仁杰生祠。”因他生性残忍，虐杀无辜，当地老百姓被欺压得无以为生，起而抗争，愤怒的群众将他父亲的生祠也给推倒了。 开元时期与姚崇同为名相的宋璟，“直声震天下，而其子（宋）浑等，流荡无行，为物议所薄。”同样，历事肃宗、代宗、德宗的名相李泌，“其子（李）繁乃党于裴延龄。”而这个裴延龄，是当时人所共识的坏蛋，这个名父之子，竟然与其沆瀣一气。“阳城劾延龄，属繁书疏稿，繁即默识以告延龄，使得先奏。”赵翼叹息道：“此皆名父之子，而败德坠其家声，不可解也。” 至于清朝龚自珍的儿子龚橙，那是最为突出的例子。 由于毛主席在其著作《农村合作化高潮》一书中，引用“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这首七绝，诗人龚自珍的名字便广为人知。他是一位了不起的诗人，以他词中的灵韵，诗中的精魂，文章中的器度，论者誉他为清文学史的压轴人物，“定盦之才，数百年所仅有也”（清人沈曾植语），这些评价，并非过甚之词。 龚自珍同时还是一位思想家，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魏源和林则徐是他最为志同道合的朋友，当林为钦差大臣到广州去查禁鸦片的时候，他曾经自告奋勇，要与他同行，为其效力。收在他《定盦文集补编》中的《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就是为林的禁烟此行出谋划策，贡献良多的一封长信。林在给他的复信中，说道：“惠赠鸿文，不及报谢。出都后，于舆中抽绎大作，责难陈义之高非谋识深远者不能言，而非关注深切者不肯言也。”对龚的见解，龚的韬略，龚的赤诚，龚的爱国之心，评价是非常高的。 爱国的父亲，卖国的儿子，在中国，当然不仅仅龚定盒、龚半伦这一对父子。遗传基因逆向性的异变，尤其于帝国宫廷中屡见不鲜。例如，秦嬴政夷平六国，雄视千古，胡亥却弱智低能，指鹿为马；汉刘邦马上得天下，威加四方，刘盈却为人仁弱，治国乏术；隋杨坚节俭成性，生活朴素，杨广却疯狂挥霍，败家亡国；唐李世民英武神勇，为天可汗，李治却阘懦怯畏成怕老婆汉；明朱元璋草莽出身，杀人如麻，其子朱标，其孙朱允炆，都宅心仁厚，待下宽容。刘邦就对吕后埋怨，我的这个儿子怎么一点也不像我。朱元璋恨他的儿子软弱，缺乏杀伐无情的狠绝，特地要他到刑场上去看行刑杀人，血流遍地的场面。 这些例证，都说明了父子之间的传承，既有同方向的顺变，也有反方向的异变，赵翼从全部二十二史得出的这个结论，“名父之子多败德，”有其相当普遍的现实意义。 应该说，再没有比龚自珍的这个十恶不赦的儿子，更为典型的了。这位名父之子，叫龚橙，一个地道的混账东西，一个地道的浪荡之人，而且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卖国贼。恐怕龚自珍自己万万更想不到，甚至很多中国读者，欣赏其瑰丽诗词，赞成其奇绝文章，敬佩其政治敏感，震撼其末世呐喊，也都想不到一个如此强烈爱国的名父，却生出这样一个极端卖国的“名”子。 看来，名父之子，一旦坏，必然坏得特别快，而且加倍的坏。因为越是优裕的外部环境，极可能成为名人之子变坏的最佳土壤。在森林里，越毒的蘑菇，在越是肥沃的泥土中，生长得也越鲜艳，毒性也越大。据野史《半伦传》载：“定盒好藏书，富甲江浙，多《四库》未收本。半伦幼好学，天资绝人，于藏书无所不窥，为学浩博无涯涘。既长，随定盦入都，兼识满洲、蒙古、唐古忒文字，日与色目人游，弯弓射马，居然一胡儿矣。”其实，他的资质，他的才华，他的聪明，他的根柢，可以看得出来，他并不弱于乃父的。清人孙静庵笔记《栖霞客野乘》，其中有一则《龚定盦轶事》，提到他的这个不肖之子龚孝祺，即龚橙。说他“喜改定盦文稿，每置定盦木主于案，凡改一句一字，则以竹杖击木主曰‘某句不通，某字不妥，尔为我父，故为改易，不敢欺饰后人也’。”从这一点看，无论是巧作聪明也罢，还是佯狂作秀也罢，说明他确实不愧为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龚定盒的儿子，然而，名父之子，太容易得到想得到的东西，而且也用不着费力气就得到比期想更多的东西，干吗还要上进，发奋，深造，图强呢？ 可想而知，“好作狎邪游”，“日挥千金”，“鬻其先人金石书画殆尽”的这个龚橙，声色犬马，过着花天酒地的日子，“恃才傲物”，“居恒好谩骂人，视时流无所许可，人亦畏而恶之，目为怪物，往往避道行”，“居海上十数年，与妻子未尝一见”，儿子去见他，“辄被斥逐”，“与胞弟念匏亦不睦”，“其家人亦无敢与往”。最后，他混到除了一个小妾外，成了六亲不认的孽子。于是，他给自己取了一个外号，叫作“龚半伦”。人家问他，“龚先生，何以自号‘半伦’？”他说：“半伦者，无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五伦俱丧。而尚有一爱妾，故曰‘半伦’也。” 龚自珍当然没想到自己的儿子，如此之不成器，而尤其没想到的，他竟成为火烧圆明园的帮凶。这就是龚自珍在九泉下永远为之不安的孽障了，因为他对于西方殖民主义者，有着最清醒的认识。据章炳麟《检论》称，龚自珍曾为文论述：“近惟英夷，实乃巨诈，拒之则叩关，狎之则蠹国。”可是，他的儿子偏偏当了英国殖民主义者头子巴夏礼的谋主，一个为其出尽坏主意的狗头军师。甚至，“投靠威妥玛，嫁女为洋人妾，诱引联军进圆明园”。 历史就是这样无情地戏弄着人类，革命的父亲，生出不革命甚至反革命的儿子；爱国的父亲，生出不爱国甚至卖国的儿子；有学问、有文化、有思想、有智慧的父亲，生出愚昧的、无知的，甚至白痴的呆傻儿。龚自珍的这个儿子，可倒并不呆，并不笨，他为英法联军的向导，直奔西直门外，扑向圆明园，却成了点起了第一把罪恶之火的败类。 《清朝野史大观》卷一，有更详细的记载：“定盦子孝拱，晚号半伦，半伦者，无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而尚劈一妾，故曰半伦云。半伦少好学，天资绝人，顾性冷僻而寡言语，好为狭邪游。中年益寥落，至以卖书为活。英人威妥玛方立招贤馆于上海，与之语，大悦之，旅沪西人均呼为龚先生而不名，月致百金以为修脯。庚申之役，英以师船入京，焚圆明园，半伦实与同往。橙单骑先入，取金玉重器而归。” 而据《圆明园残毁考》这篇史料，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后，“所以焚掠圆明园者，因有龚半伦为引导。半伦名橙，字珍子，为人好大言，放荡不羁，窘于京师，辗转至上海，为英领事纪室。及英兵北犯，龚为向导曰：‘清之精华在圆明园。’及京师陷，故英法兵直趋圆明园。” 最无耻者，这个龚橙竟大言不惭，倘非他不将洋人吸引到圆明园抢掠，若是由此进到北京城内，后果尤不堪设想。钱基博《中国近世文学史》说：“姚大荣曰，世皆以淀园之焚为仁和龚孝拱奇计，不者且欲屠城，此特孝拱妄言，不衷于事。” 在这个世界上，所有那些为虎作伥者，都会想尽方法，擦干净自己屁股上的屎迹，装得像个人似的。 对于这种引狼入室的汉奸行为，咸丰十年八月癸亥的谕旨里，奕□有过这样一段话，也足以佐证龚半伦为敌前驱的罪不可逭：“该夷去国万里，原为流通货物而来，全由刁恶汉奸，百端唆使，以致如此决裂。”逃到热河承德的这位皇帝，在诏谕里出现“汉奸唆使”之词，当有所指，绝不是普通老百姓，而是有头有脸之辈，自然是冲着龚自珍这样有名之人而言。若诗人地下有知，将何以堪？ 如今谈到这位大名人，自然不会马上联想到他的不肖子的。但只要谈到火烧圆明园，就不能不涉及到引导英法联军烧毁一代名园的龚半伦。而提到这个丧心病狂的汉奸，就难免要想起龚自珍。这个逆子，确确实实给这位晚清大诗人的一世声名抹了黑。想到这一点，不仅是名父，还是非名父，都是应该引以为鉴的。 尤其，作为名父之子者，能不以此类推，而慎乎其慎乎！ 附：杨士奇“泥爱”其子 去年的某一天，我听说一位老朋友“双规”了。 我吓了一跳，因为，这是绝不可能的。他早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了，至少十年前就退到二线，五年前连二线也不线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侍弄阳台上的花花草草，怡然自乐。一个不在职的离休干部，何从“双规”得起来。他和我，相识半个世纪，不在同一单位，却住同一城市。此公谨言慎行，遵纪守法，勤劳奉仕，积极工作，是出了名的。上下左右，保持着不亲不疏，不近不远的关系，好好好，大家都好。开会必到，发言有稿，逢人点头，满面含笑。出版社本是清水衙门，即便如此，社里的党、政、财、物等权力部门，都尽量不搅和进去，惟恐惹是生非。因为没有欲望，领导对他很放心，群众对他无戒心，说他明哲保身也好，说他胸无大志也好，总而言之一句话，全世界的人都“双规”了，也轮不到他头上。 于是，我给他打了通电话，接电话的是他老伴，才知道“双规”的是他们家的公子。由于有关部门怕转移藏匿财产，不免公事公办，到府上来查询过。说实在的，这五十年来，历次运动，我是生不逢时，在劫难逃，而他总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老头子一辈子也没见过这种阵仗。红卫兵算厉害的了，那时，经常光顾舍下，可对他，三过其门而不入，让我羡慕得要死。 说是查询，免不了搜检，所以，一惊一吓，中风了。 因为抢救及时，倒无大碍。于是，我到医院去看他，他拉着我的手，半天说不出话来。可能因为轻度卒中，语言困难。不过，他说出来的话，让我为之一怔：老兄啊老兄，你疼你的儿子，但你的儿子不一定疼你！接着又叮嘱，如果有可能，应当写进文章里去，提醒天下为人父母者。我从他断断续续的言谈里，才知道他和他老伴，真是“舐犊情深”，这些年来，几乎为这位在银行做事的儿子，创造了一切。 从插队知青，到保送大学，到入党提干，到出洋镀金，到越级提拔，到主管贷款，无一不是这老两口利用所有关系、使出浑身解数，动员全部可能借助的力量、不怕豁出老脸东求西托，以达到目的。爱是无止境的，爱是不需回报的，这位大少爷真是吃定了老头老太。至于物色对象，相亲定聘，结婚成家，大排宴席，二老的多年积蓄，也花得所剩无几。 尤其，把自己的房子腾出来，重新装修，作为新房，老两口搬进银行分给儿子的两居室，由于阳台变小，不得不精简掉多盆心爱之花木，那可让我的朋友痛苦了好些日子。而且没过多久，那小两口又在市郊高档小区里，买了新房，可又并无要将现住的房子退回给父母这一说，反正他们有车，城里城外两处住着…… 说到这里，我的这位老朋友，长长叹了一口气，又重复他的名言：你疼你的儿子，但你的儿子不一定疼你！ 于是，我想起明代李贤所著的《古穰杂录摘抄》，其中有一则笔记，起句为“（杨）士奇晚年泥爱其子”的“泥爱”来。这位被“双规”的银行信贷部主任的父亲，我的老邻居兼老同事，应该是属于无可救药的“泥爱”父母了。 在《现代汉语词典》里，找不到这个古老的汉语词汇。 关于明代大臣杨士奇“泥爱”其子这件事，在同时代焦竑所著的《玉堂丛语》一书里，也提到过。题目为《惹溺》，这个“惹溺”，同样也是一个稀见词。看来，任何民族的文字语言，都是处在不停变化发展的过程之中，一些新的词语在产生，一些旧的词语在消亡。“泥爱”和“惹溺”，便是埋葬在古籍中，属于尸骸性质的词语，很难在现代语言中复活了。 由于李贤和焦竑写的是同一件事，参照来看，“泥爱”的“泥”，与其“惹溺”的“溺”，大概同义。也就是与现代汉语中的“溺爱”一词，而古语中的“泥”和“溺”，更接近于时下口语中流行的“爱呆了”。一个人爱呆了，爱傻了，爱到不清醒，爱到不问是非的程度，便是“泥爱”和“惹溺”了。 语言虽然古老而且死亡，但这种为官之父，“泥爱”其不肖之子的社会现象，由明至清，由民国至现在，倒是一点没变，甚至还发扬光大呢。就看最近坐在被告席里的高级干部，与其子，与其妻，与其情人小蜜，与其三亲六故，作奸犯科，贪赃枉法，包庇纵容，共同为恶，便可证明。 我这位朋友的儿子被“双规”，某种程度上也是父母“泥爱”的结果。我看着躺在病床上的他，也在琢磨，这个一生谨慎做人，小心做事的他，难道会发觉不了他儿子的变化？心理变化看不出来，说得过去，感情变化不易察觉，也说得过去，些微的物质变化，年轻人好穿好戴，也许不会当回事。但是，老兄啊！忽然间冒出郊外一幢高档住宅，忽然间冒出一部不错的进口车，你眼睛再老花，你耳朵再重听，你会不感到诧异？车是人家借给他的，房子也是人家出国让他暂住的，如此慷慨大方的人，你我都活到古稀之年，怎么从来没福气碰到的。你怎么能相信这种赤口白牙撒出来的谎呢？ 这就得从“泥爱”其子的明代宰辅杨士奇剖析起来。 生于公元1365年，死于公元1444年，差几天就八十岁的杨士奇，是位名相，历事惠帝、成祖、仁宗、宣宗四朝，这位老先生亲身经历了辅臣地位逐步提高的过程。若不是他“泥爱”其子杨稷，弄得声名狼藉，最后搭上老命，这位元老政治家的一生，本可以画个更圆满些的句号。 因为，引车卖浆之流，贩夫走卒之辈，纵使“泥爱”他的子女，小小泥鳅，能翻多大风浪？但是，官做得越大的干部，“泥爱”其亲属，任其行凶作恶，听其胡作非为，那后果也越严重，对于社会的危害性也越可怕，最后付出的代价也越沉重。看来，这也是为官者，尤其为大官者，必须戒之慎之的事情了。 其实，正史对于杨士奇，以及杨荣、杨溥的“三杨”辅政，还是比较肯定的。《明史》赞曰：“是以明称贤相，必首三杨，均能原本儒术，通达事变，协力相资，靖共匪懈。”一方面，朱元璋和朱棣半个世纪的铁血统治，基本上是暴政，是镇压，是不停地杀戮，无论国家的元气，还是百姓的繁衍，都经不起再折腾，需要休养生息；一方面，朱高炽、朱瞻基，乃至朱祁镇，都是无甚才智，无甚作为的平庸之君，因而在敬谨恭勉，求稳慎行的“三杨”辅佐下，国家能够正常运转，大局能够保持安定。 明代郑晓所著《今言》中称：“惟西杨起布衣，历四朝四十一年”，杨士奇执政的这时期，明代虽无大发展，但也无大动乱，不能不说是三杨的贡献。在封建社会中，老百姓不处于风雨飘摇、朝不保夕的日子里，便是托天之福了。 杨士奇，江西泰和人，出身寒门，早年在乡间为塾师，很清苦，也很努力。惠帝时，以才学优异荐入翰林，为编纂官，尽管未经科举，以出类拔萃入仕，值得自豪，但并非正途出身，他也是相当抱愧，引为生平一恨。因此，永乐夺了他侄子惠帝的江山，没有什么资历的他，赶紧投靠新朝。由于他很表现，也很卖力，定都北京以后，先任编修，后入内阁，再进侍讲，一路青云，升任辅臣。永乐北巡，朱棣委任他扈从东宫，驻守南都。 当时，永乐不喜长子，属意次子，朱高炽差点被废，当不成太子。杨士奇极力美言，予以回护，才得以无事。后来，仁宗继位，升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加少保，颁“绳愆纠谬”勋匾，予以殊荣。随后进少傅，为兵部尚书，也算是对这位曾经保护过他，得以登上大位的老臣，一种恩渥和报答。 也许因为这种原因，仁宗当朝，作为宰辅的杨士奇，和以前侍候成祖，大不相同。能够秉公用人，持直主政，能够坦陈己见，建言无忌。中国知识分子之可爱处，有了一点发言权，还是能够为国为民，做点好事的，正史上对他予以相当肯定。譬如仁宗登基后，那些在他为太子时，得罪过他的官吏，他一心惩办，大搞报复，是被杨士奇劝止住了的；譬如那些上书歌功颂德的臣僚，因为马屁拍得顺当，仁宗很开心，便要加以提拔，是被杨士奇一一反对掉的。譬如后来成为栋梁之材的于谦、周忱、况钟这些才干突出之士，又都是他发现引荐而获得重用的。“雅善知人，好推毂寒士，所荐达有初未识面者，而之属，皆用士奇荐。”（《明史》） 有一位叫顾佐的御史，也是杨士奇起用的人才。有一次，“奸吏奏佐受隶金，私遣归。帝密示士奇曰：‘尔不尝举佐廉乎？’对曰：‘中朝官俸薄，仆马薪刍资之隶，遣隶半使出资免役，隶得归耕，官得资费，中朝官皆然，臣亦然。’帝叹曰：‘朝臣贫如此！’因怒诉者曰：‘朕方用佐，小人敢诬之，必下法司治。’士奇对曰：‘细事不足干上怒。’”（《明史》） 从这些地方看，杨士奇在尽责为官上，可谓兢兢业业，孜孜不懈。但是，这样一位极明白事理、极通晓大体的政治家，却因为“泥爱”其子，而成为一个被蒙蔽的糊涂父亲。 李贤这样写道：“士奇晚年泥爱其子，莫知其恶最为败德事。若藩臬郡邑、或出巡者，见其暴横，以实来告，士奇反疑之，必以子书曰，某人说汝如此，果然，即改之。子稷得书，反毁其人曰，某人在此如此行事，男以乡里故，挠其所行，以此诬之。士奇自后不信言子之恶者。有阿附誉子之善者，即以为实然而喜之。由是，子之恶不复闻矣。及被害者连奏其不善之状，朝廷犹不忍加之罪，付其状于士奇，乃曰左右之人非良，助之为不善也。而有奏其人命已数十，恶不可言，朝廷不得已，付之法司。时士奇老病，不能起，朝廷犹慰安之，恐致忧。后岁余，士奇终，始论其子于法，斩之。乡人预为祭文，数其恶流，天下传诵。” 焦竑对这个败类，又有进一步的描写：“杨文贞子稷恶状已盈，王文端为文贞言之，遂请省墓，实欲制其子也。稷知，每驿递中，先置所亲誉稷贤。后扬言曰：‘人忌公功名之盛，故谤稷耳。’稷复迎于数百里外，毡帽油靴，朴讷循理，家中图书萧然。文贞遂疑文端妒己，还京师，出之吏部。” 鲁迅先生写过一首《答客诮》的旧体诗：“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于菟。”为父亲者，爱自己的儿子，是一种很正常的人类天生的感情。但这种爱，超过一切，压倒一切，以致颠倒黑白，枉顾是非，那就害人害己，遗祸社会了。 因为这个父亲不是蹬三轮的，不是卖鸡蛋的，碌碌无闻，谁也不会关心，不会注意，而是大人物、大干部、大名人，众所周知，是白纸黑字出现在报章上的，无人不晓，是衣冠楚楚出现在荧屏上的。于是，有这样一个终被斩首的混账儿子，纵使相信是被蒙蔽，是糊涂虫，不曾同流合污，也不曾狼狈为奸，那不论是杨士奇，还是别的什么士奇，也不论是过去的杨士奇，还是当代的别的什么士奇，都会成为历史上的一个大笑柄，为人所不齿，被人所唾弃。 我那躺在病床上的老朋友，他疼儿子，可儿子一点也不疼他。最让他伤心的，那个在“双规”中的儿子，经他妈再三恳求，允许到医院里探视其父。你猜他说什么？这位“泥爱”其子的父亲告诉我，他儿子觉得他完全没有必要这样激动。至于吗？还不是没到杀头的程度嘛！听听…… 我怕他太难过，遂把话题扯远了。 明代的何良俊，在其所著的《四友斋丛语》中，也提到这位杨士奇，锋芒所指，话语就很不客气了。 “杨文贞公之子，居家横暴，乡民甚苦之，人不敢言。王抑庵为文贞同乡且相厚，遂极言之。后文贞以展墓还家，其子穿硬牛皮靴，青布直身，迎之数百里外。文贞一见，以为其子敦朴善人也。抑庵忌其功名，妄为此语，大不平之。后事败，乡民奏闻朝廷，逮其子至京，处以重典。文贞始知其子之诈，然文贞犹以旧憾，抑庵在吏部十余年终不得入阁者，人以为文贞沮之也。由此事观之，则三杨之中，文贞为最劣矣。”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载杨文贞士奇“初于建文朝为太祖实录纂修官，永乐间再修、三修太祖实录，至宣德间，修太宗、仁宗实录，正统间，修宣宗实录，又皆为总裁，以劳加进师保。凡握史权者六次，后来无与比者。又主乡试、会试各二次，真布衣之极宠也。”能够达到这样一个代代红的地步，在官场中非九段高手，绝不能稳操胜算的。尤其《太祖实录》，朱允炆的求实和本真，朱棣的造假和掩饰，显然尺度不同，口径不一，可他历经两朝，纂修三次，周旋于这对反目成仇的叔侄之间，竟然侍候得不留半点把柄，不露丝毫破绽，想来此公之风评不佳，恐怕在明代就难掩人耳目了。 俗话说，知其父者莫如其子，同样，知其子者也莫如其父，从遗传学的角度考量，父子之间，总是会有共同的基因。按照其子杨稷那一份作伪本领，造假功夫，高超的表演能力，呜呼，我不禁怀疑，这个老爹，果然是被蒙在鼓中么？ 于是，我忽然悟到，别人传言，我的老朋友被“双规”的消息，看似讹传，其实那是颇具贬义的说法。很大程度上也是对其“泥爱”之祸，多少带有一点指责之意吧？我不愿再多想下去，不过这个古老的词汇，倒还能使人清醒。“泥爱”，非爱也，这样的爱之，实则倒是害之。杨士奇“泥爱”其子的教训，天下为父母者，是要牢牢切记住的。
